【摘要】正是看到了启蒙理性的历史和逻辑后果，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都力图提出超越启蒙理性的方案。今天看来，这些方案虽然不够现实，即使是哈贝马斯式的交往理性，也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希望，但对于人类历史来说，乌托邦和希望是有助于人类走出困境、重新寻找更为理想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动力之一。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启蒙理性的意义所在。

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思想构图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从德国的思想史来看，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前，对启蒙的批判与反思，表现为以下四种模式：一是黑格尔从绝对观念出发的理论反省；二是马克思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显示出来的辩证批判；三是尼采式的价值重估；四是韦伯式的无奈和挣扎。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启蒙理性的批判，吸收了上述四种不同的思考，并将其整合进自己的理论逻辑中。

以卢卡奇、柯尔施为中介，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的思想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员的理论视域中。在以《启蒙辩证法》为代表的诸多著作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对启蒙理性展开了深入的反思。这些批判性的思考可以概略如下。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理性做了总体定位：力图从神话中实现思想解放的启蒙重新变成了神话。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看来，启蒙就是将思想从外在的恐惧和膜拜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自由理性，确立主体的地位，并由此出发，实现对世界的重新理解和建构。但是，将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的启蒙却重新变成了神话：（1）神话的特征在于将对象永恒化，从而成为人类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这点上，启蒙做了同样的工作。启蒙打碎了永恒的传统，但它建构了一个新的具有永恒性的外部世界，即人之外的永恒的自然和人生活于其中的现代社会。自然界的规律有其必然性、现代社会有其经济的必然性，这些是人只能服从的外部力量。当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被永恒化时，这只是神话式的改写。（2）启蒙的核心是理性，但理性从来就没有摆脱神话的束缚。在启蒙之后的世界中，正是理性建构出永恒的世界，理性恰恰成为编织新神话的力量。在这点上，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继承了尼采的传统，将对启蒙的批判延升到对西方文化之根的批判中，以揭示启蒙的神话构架。

其次，实现人的解放的理性变成了重新奴役人的工具，以技术为基础的工具理性的大行其道，使人成为技术的支配物，这正是启蒙的悖论。韦伯通过研究现代科层制，揭示了现代社会理性工具化的趋势，卢卡奇通过将韦伯、席美尔与黑格尔化的马克思相结合，进一步揭示了泰勒制之后的技术物化问题。正是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上，霍克海默明显提出了工具理性批判的命题，目的变成了工具，这正是启蒙理性的倒转。具体而言，工具理性对人的统治和支配体现为：以技术为内核的工具理性成为现代思维的准则；技术理性合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科学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随着文化工业的普及、文化与消费的结合，人们在文化消费中不仅释放了机械生产时代的工作压力，而且从中似乎找到了自己存在的证据。到这时，启蒙理性所导致的支配与统治，已经变成了人的日常生活的无意识成分，让人无法察觉。

最后，由启蒙理性开启的工具理性，导致了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从思想史的意义上来说，启蒙承袭了文艺复兴的追求，从而进一步将人从外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确立人的主体性存在。但随着工具理性统治地位的确立，主体再次变成了自我创造物的奴仆，在机器的总体结构面前，人再次感受到了无能为力，存在的焦虑感正是在此一历史情境中产生出来的。康德曾发问：我们可以希望什么？但在组织化的资本主义时代，希望似乎越来越远，韦伯的“铁笼”似乎成为人类生活的普遍场景。

正是看到了启蒙理性的历史和逻辑后果，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都力图提出超越启蒙理性的方案。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针对启蒙理性的主体—客体的哲学模式，提出主体与客体间、主体与主体间的“星丛”模式，这是一种非支配性的、非总体性的文明范式。马尔库塞在考察了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之后，认为先要拒绝现有的一切，然后在新感性的基础上，重新确立文明的样态。晚年的霍克海默则希望通过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在破釜沉舟之后重燃希望之火。今天看来，这些方案虽然不够现实，即使是哈贝马斯式的交往理性，也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希望，但对于人类历史来说，乌托邦和希望是有助于人类走出困境、重新寻找更为理想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动力之一。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启蒙理性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