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本文所论及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指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末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辐射成果，如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以及70年代后产生的后马克思主义）已经走过了30多年。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态度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即从早期的简单否定到对主要流派与重要人物思想的重视，再到今天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反思与相关研究的重新规划，表明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在逐渐走向成熟。为了进一步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重新描绘这一研究的理论构图显得非常必要。我认为，这一学术构图主要包括如下问题：第一，重新规划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参照系；第二，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内在逻辑；第三，加强重要人物、重要流派的研究；第四，确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本土学术话语建构的关系。在我看来，这是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参照系

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似乎是一项较为简单的事情。比如对一个流派的思想进行全面考察，或者对某一人物的思想进行解释，做到这些似乎就达到目的了。这种观念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深究下去，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并不像上述所说的那样简单。要深入这一研究，首先需要建构一些基本的坐标，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参照系。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首先离不开对马克思思想的探讨，而这一课题的研究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青年马克思先是从哲学和法权视角批判当时的德国现实，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这种哲学的批判并不能真正深入到现代社会的基础——市民社会中去，从而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但马克思一开始就没有陷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而是结合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想，力图在一开始就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这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也意味着，要想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至少需要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及社会主义思潮这三个方面同时着力，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同时也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超越。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常从单一线索出发，如在讨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发展时，认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变革，后来完成如何将这种新的哲学观念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去的任务就可以了。实际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其经济学研究的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虽然实现了哲学观念的重要转变，但如果认为将这种观念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就可以得出《资本论》，那是错误的。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但这种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逻辑并不能直接用来解剖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批判才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主题。[1]因此，如何进入到资本逻辑批判中，才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的核心主题。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要想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并不是简单地接受现成的结论就可以了，而是需要我们具有超越哲学或单纯的经济学的理论视野，特别是要清晰地揭示这些学科间的复杂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深入到马克思思想的深处。或许有的学者会说，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未必需要花这样大的工夫去研究马克思，只要我们能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与思想搞清楚就可以了。实际上，这种想法恰恰是需要反思的。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许多学者都是从马克思思想出发的。比如卢卡奇，他在批判第二国际时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时，通过结合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等著作，重新讨论了马克思的哲学。如果当代的研究者没有对马克思思想的深入把握，就无法与卢卡奇对话，更无法按照自己的思想去评断卢卡奇。对其他人物的研究也同样会遇到类似的问题。第二，还有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批判马克思出发的，如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生产之镜》中，就对马克思提出了诸多批评。鲍德里亚的批判虽然一方面是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的，但另一方面也是针对马克思思想本身的。不管你赞同还是反对他的解释，都需要对马克思思想进行深入的探讨。只有在理解了马克思的基础上，才能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何种意义上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在何种意义上与马克思存在着区别，在何种意义上背弃了马克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深入下去。

除了马克思思想这一重要基础外，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常常将马克思的思想与西方重要思潮整合为一个整体，作为自己的学理基础，这意味着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时，需要深入把握相应的西方思潮。比如卢卡奇，在他的名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将黑格尔、席美尔、韦伯等人的重要思想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整合为一个整体，提出了以“物化”批判为主题、以“总体性”为理论旨归的历史辩证法理论。要读慬卢卡奇，就需要研究支撑卢卡奇的这些思想，否则就只能简单地就卢卡奇讨论卢卡奇。又如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早年的许多人物都将精神分析理论融入哲学讨论中，以批判法西斯主义的威权人格，要研究这些思想，精神分析学就是无法绕过的对象。在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讨论中，结构主义成了后来的研究者无法绕过的课题，等等。从这些例证中可以看出，现在国内倡导的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实际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早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不只是简单的对话，而且已经是理论思维上的整合。这就引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二个理论坐标，即对当代西方思潮的理解与研究。

比如，在卢卡奇关于“物化”问题的讨论中，虽然“物化”概念所表达的经济学哲学批判意蕴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论》等著作中可以发现其理论的源泉，但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批判的意义，则是在直接影响青年卢卡奇思想发展的席美尔的《货币哲学》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论述。席美尔从商品交换出发，通过揭示价值的抽象化过程及其物化结果——货币，结合现代劳动分工体系，论述这种物化过程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在席美尔看来，货币的物化导致了生活风格的物化和碎片化，这是从日常生活到政治结构再到思想意识的全面物化。这种分析正是卢卡奇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这篇长文的第一部分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一部分，卢卡奇在讨论政治与社会组织形式的物化时，又通过对韦伯的科层制思想的批判性阅读，从而将马克思、韦伯和席美尔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在讨论“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时，卢卡奇将经济学研究与哲学思想史的批判结合起来，从社会经济生活及其历史结构的视角揭示德国古典哲学的悖论。虽然他对古典哲学的研讨有些简略，但这种研究方法决定了我们在讨论卢卡奇时，必须进入到多学科的内在沟通的脉络中。对其他人物的研究也是如此。正是对现代西方思潮的熟悉与把握，使得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不是简单地发挥马克思的思想，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力图实现一定的理论重构。不管这种重构是否存在问题，要真正辨析他们的理论成果，就需要建立这第二个理论坐标。

仅停留在这里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第三个坐标，即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联系起来，以便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当他面对当时的哲学与思想时，一方面他要从逻辑层面来揭示这些哲学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实现哲学变革后的马克思总是将这种思想与历史勾连起来，从历史中对思想进行定位。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是今天思想研究中较为薄弱的内容。按照我的看法，这正是我们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时需要着力的问题。

我们还以“物化”理论为例。虽然“物化”批判在马克思与卢卡奇那里都可以找到，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卢卡奇与马克思所面对的社会历史情境的差异。在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正处于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之中，劳动分工虽然也受到反思，但它主要是被看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方法，技术被看成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所以在马克思那里，还谈不到对技术的根本性批判。但在卢卡奇时代却不一样。卢卡奇在讨论生产过程时，是以泰勒制影响下的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在这种逐渐成为流水线的生产过程中，卢卡奇看到了技术对人的意识、特别是对人的心理结构的物化作用，导致了人作为精神整体存在的碎片化。他以“物化”来批判资本主义生活过程时，就深入到了技术的批判中，这正是后来哈贝马斯将科学技术看做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源头。如果我们不能揭示这种差异，我们就无法真正地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激活一种思想，更无法将这些思想作为今天面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理论资源。这正是我们确立第三个坐标的意义。

上述的三个坐标形成一个参照系，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从思想逻辑与历史情境的互动中揭示其发展进程，以便从总体上把握其逻辑脉络。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上述参照系是从静态的视角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外部描述，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进入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进程中，揭示其思想发展的总体进程。这种宏观的逻辑把握，是我们进行流派与人物研究的前提。只有在这种总体逻辑进程中，结合上述参照系，我们才能真正地从历史与思想史的互动中，对流派与人物进行较为准确的定位。为了论述的方便，这里主要就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与人物的思想进行一个逻辑的勾勒。

按照我的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进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以卢卡奇、柯尔施与葛兰西为主的第一阶段，强调从主体与阶级意识出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先河。（2）从主体与意识出发，形成了两条重要的解释思路：一是将主体、技术批判与心理批判结合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一是从主体出发，结合马克思早期著作形成的人学思路以及批判主体—人的结构主义思路。（3）对上述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思路的批判，形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这构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演进的主要图景。

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从主体出发的解释思路，直接针对的是第二国际时代以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当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注重马克思思想解释中的唯物主义维度，甚至否定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思想的意义，如伯恩施坦就认为：“黑格尔主义的逻辑筋斗五光十色，显得激进和才气横溢。它像鬼火一样给我们指出彼岸的前景的模糊轮廓。但是只要我们一旦本着对它的信任来选择我们的道路，我们就一定会陷入泥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不是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作出的，而是由于不管它才作出的。”[2]许多学者以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为解释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从而导致了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构架，使人变成了历史运动的旁观者。卢卡奇等人正是在反对这一传统中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柯尔施通过批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思路，强调要回到黑格尔的哲学中。卢卡奇通过主体—客体的历史辩证法，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及其在历史中生成的可能性，以此作为重新解释马克思的主导思路。葛兰西从以克罗齐为中介的黑格尔哲学出发，强调要从主体创造性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在葛兰西看来，人首先是精神、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在这种新的解释中，葛兰西对十月革命非常推崇，认为十月革命反对的正是从经济决定论来解释的《资本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框架，在当时是不被正统解释所认可的。为了论证自己解释的合法性，他们对何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呢？卢卡奇说：“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3]这就是卢卡奇从马克思著作中解读出来的“总体性”方法。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形成总体性的意识，并超越物化意识。因此，真正的正统就是按照马克思的方法来分析问题，而不是固守一种僵化的理论体系。葛兰西也指出：“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否定了《资本论》的某些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否定了其内在的、生机勃勃的思想。总之，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并没有把导师的著作变成不变的教条和不许讨论的宣言。他们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德国和意大利唯心主义思想的继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自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他们创造着社会，他们彼此联系、相互理解。在这种相互联系（文明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集体的社会意志。他们了解经济事实，对经济事实做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事实，这种客观现实存在着、运动着，像火山熔岩一样，能够按照人的意志，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开拓道路。”[4]主体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辩解中进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建构中。

从主体出发，第一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注重阐发马克思思想中的批判精神，这在卢卡奇与柯尔施那里更为明显。这一思路直接影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建构。1923年夏，支持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韦尔举办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作周”，讨论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卢卡奇与柯尔施都参加了会议。在霍克海默接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之后，他随之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研究纲领，将之概括为“批判理论”。霍克海默特别强调：“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在唯心主义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而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批判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这是辩证的社会理论的本质规定。”[5]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总体规划来看，其早期研究的主要批判对象是法西斯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社会研究所聚集了像霍克海默、阿多诺、波洛克、本雅明、洛文塔尔、纽曼、弗洛姆等来自不同学科的成员，以批判理论为总纲，将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文学等融为一体，批判法西斯主义威权性格结构、法西斯主义政治经济结构、文化意识形态（特别是反犹主义）等。随着法西斯主义的上台，社会研究所被迫移到美国，形成了批判理论的新阶段。面对美国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在直接意义上批判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特性，在理论深层上通过反思启蒙，形成了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并将之延伸到西方文明的根基。

在工具理性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学者的主要理论逻辑开始受到审视。在卢卡奇那里，他强调以主体—客体为理论逻辑、以总体性为特征的历史辩证法，但从工具理性批判的视角来看，这种主体理性恰恰是成问题的。通过将这一逻辑置于西方理性传统之中，法兰克福学派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第一，以理性为本质的主体变成了具有强烈征服欲并具有狡诈特性的主体，这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体现在奥德修斯身上，并在当代社会全面地体现出来。第二，启蒙本来是想将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但启蒙本身变成了神话，即变成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控制。第三，在这种控制中，自然首先成为被征服的对象，随之对自然的征服也就演变成对人的征服。法西斯主义就是这种征服的极端形式。第四，新的理性同一性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相一致，在征服自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也随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第五，总体性本身就是一种控制。在这个过程中，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起到了重要的理论中介作用。而对控制自然的反思，又是生态主义的重要生长点。这些反思导致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的终结，推动着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关于这一主题，下面我们再来讨论。

随着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开发表，从主体出发来解释马克思的思路又得到了新的张扬，即将主体与个人联系起来，形成了广为传播的人本主义思路。如弗洛姆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文本所写的导言——《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他通过张扬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强调马克思的哲学及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对人的本质的异化的扬弃，以求实现人自由自觉的发展。“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它允许人复归到人自身，允许存在与本质之间的同一，允许克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裂和对抗，允许对自然的人性化；它意味着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人不再是许多陌生人中的一个陌生人，而是在他自己的世界上；在那里，他是自由自在的，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6]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波及前苏联与东欧地区，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显学。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只有以人的本质为主题的青年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从而提出了“两个马克思”的论断。一时间，“人”成为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主题。比如萨特就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造成了“人学”的空场，需要以他的存在主义来补偿。当然，一旦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与存在主义的结合，他的存在主义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因此，如何从个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一种辩证理性，构成了他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的主题。[7]但这种人学的马克思主义真的就是马克思所要表述的思想吗？阿尔都塞的反驳正是围绕着作为“主体”的“人”而展开的。

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主体与人是西方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主题，也是青年马克思的理论主题。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认识论断裂”，实现了哲学革命，即以一种结构性的历史科学扬弃了早年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性的哲学。[8]在阿尔都塞看来：“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了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这意味着，没有不为了这些具体的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这个目标又只有借助于主体——即借助于主体的范畴和它所发挥的功能——才能达到。”任何意识形态都不离开主体，但主体并不是先验的存在，主体恰恰是意识形态建构出来的。“主体之所以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只是因为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种功能定义了意识形态本身）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为主体。”[9]阿尔都塞的这一论断关注的是主体性哲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而揭示出主体的意识形态规定。意识形态的重要策略就是将“你”建构为一个主体，就像在大街上有人喊我们时，我们会转身回应一样，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也是通过传唤的方式实现的，“所有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的功能，把具体的个人呼唤或传唤为具体的主体。”[10]在现代社会，这个过程是通过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完成的。

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阿尔都塞认为“主体”是一种幻觉。当我们认为自己是作为一个主体而行动时，我们已经被纳入到了社会所需要的理想与规范之中，这是社会的“大他者”对个体的规范与要求。将个体建构为主体，就是要个体臣服于社会意识形态。这也意味着，以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路来解释马克思，不但没有真正地体现马克思思想的高度，反而将马克思拉回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中。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历史理论，这是以多元决定论为框架的科学，只有这种科学才真正扬弃了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的这些分析，对于批判马克思思想人本化的倾向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将主体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更为深入地考察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但在阿尔都塞的解释中，他虽然确认《资本论》是马克思历史科学创立的标志，但对于这一文献本身，他并没有深入地解读。即使是从结构优先的视角来说，这虽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合乎《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无产阶级、资本家在资本逻辑中所处地位的思考，但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结构。一旦马克思确认这一点，他就又重新堕入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逻辑中，将资本主义社会当成一个自然的存在。这正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从哲学的视角来看，如果阿尔都塞将“总体”看做是最为根本的形而上学控制，那么“结构”同样如此。实际上，结构与主体一样，都是形而上学建构的重要条件，都是资本统治的合法性证明，这正是后结构主义所要论证的问题。与法兰克福学派在后期实现了逻辑转向一样，结构主义同样开始了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它们共同推动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我们统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际上是由不同逻辑的思潮构成的。从对主体与结构的批判与反思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一是通过解构主体、结构、总体性，并以此反思现有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重建。按照我的理解，阿多诺对总体性的解构，对传统主体、客体的批判，对“星丛”的论述，其意图都在于重新思考过去的理论逻辑，以实现新的理论建构。以“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闻名于学术界的拉克劳与墨菲，在他们的代表作《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以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为中介，重新解读葛兰西并剔除他们所认为的本质主义痕迹，在结合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后结构主义解读，强调一种无本质、非经济决定论的多元要素相链接的马克思主义。为了显示是对传统研究的解构并区别于过去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为“后马克思主义”。这既是一种解构，同时也是在解构之后的重新建构。在这方面，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具有相同的效果。德里达所要解构是传统的解释框架，从而将马克思的思想改造为一种不在场的在场性理论，这是对批判理论的新思考。在这些重构中，他们坚持的主要是马克思思想中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并将这种批判精神变形为合乎后现代语境中的非主体、非总体的新样式。可以说，这是从后现代语境出发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后马克思主义。

与此相对应的，是对马克思基本逻辑进行否定，但又受到马克思哲学批判精神影响的激进思潮，如鲍德里亚的思想。鲍德里亚从消费社会的批判出发，在列菲伏尔、巴特、拉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从符号—消费出发进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批判。一开始，他还认为自己是在发展马克思的理论，但随着对自己的理论主题的日益了解，鲍德里亚意识到自己是与马克思是根本对立的。为此，他对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展开了尖锐的批评，甚至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归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走向了反对马克思的“后”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前期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后期却批判马克思的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与这种思潮相似的还有当代的激进女性理论。这些理论在批判父权制时，将马克思的《资本论》也看做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因为其中，根本没有考虑到女性在家务劳动中所受的剥削问题。鉴于这一思想群的特征，有学者认为应该用“后马克思思潮”来概括更为妥当。基于名称统一的考虑，我还是用“后马克思主义”来概括这一思潮以及下面将要论及的思潮，只是在讨论“后马克思主义”时，我们需要进行内在的逻辑区分，以便使讨论能更加深入。

后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形式，以下几个方面是一些学者在后现代语境中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又根据历史情境与理论话语的转变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言说方式。比如，美国学者詹姆逊想以生产方式为理论基础，并力求对之进行改造，使之能够容纳当代理论话语，成为一种能够面对后现代主义的解释符码。以此为理论基础，他根据波洛克的“晚期资本主义”理念，提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哈维以《资本论》为基础，以列菲伏尔空间理论为维度，形成了对空间与乌托邦理论的深层分析，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帝国》的作者们则将马克思的资本生产理论与德鲁兹的欲望理论相结合，再次讨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格局，以便形成新的批判理论。这些讨论，没有直接否定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理论，但力求在新的情境下整合新的理论话语，体现了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西方学者在面对马克思思想时的一种探索。这是与前述两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不同的学术思路。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学术流变，不仅是理论话语与内在逻辑的改变，而且也体现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变迁的理论自觉。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首先需要对这一整体逻辑进程有自觉的宏观把握。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从总体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更好地从细节上把握具体人物与流派的思想。

三、流派与重要人物的深度研究

流派与重要人物的思想研究，一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主题，也是这些年进展较大的领域。从学术构图的视角来看，在总体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之后，最为重要的就是通过流派与人物研究将这一逻辑细致地呈现出来。

从国内现有的研究来看，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研究。对卢卡奇的研究起步最早、研究成果最多。近年来，葛兰西、布洛赫等人的思想开始受到高度的关注，一改过去只是单篇论文的研究状态，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专著。

第二，法兰克福学派及其重要人物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一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焦点。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这一学派的批判理论继续受到关注，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标志性人物、著作的解读日益深入；另一方面，一些过去研究较少但又重要的人物，被提到研究的前台。如洛文塔尔、本雅明、纽曼等。这对于全面把握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个人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过去，人们关注得较多的可能就是萨特、阿尔都塞和列菲伏尔，而且对这些人物也缺少专题性探讨。但在近几年，不仅出现了研究萨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阿尔都塞、列菲伏尔的专著，而且影响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术群体正全面地被呈现在读者面前，如德波、巴塔耶、科耶夫、巴特、拉康、福柯、德鲁兹等。虽然其中有些人不一定能划入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但作为法国激进思想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思想都对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在论文第一部分我已经说过，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必须了解和熟悉相关的西方当代思潮，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人物的引入不仅有助于扩大学术视野，而且有助于对重要人物与流派作出深度阐释。

第四，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体可分为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的关注意识形态与国家理论的流派。这方面的研究在过去都不够，但近年来，出现了专攻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出版了学术专著，使得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为完整。

第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正在展开的课题。卢卡奇在回到布达佩斯后，向一些颇有才华的学者做了传授，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布达佩斯学派，加上法兰克福学派回到欧洲后的影响，在东欧形成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学术思路，特别是在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捷克等国家，出现了一些较有国际影响的学者。对这些思想进行研究，能更充实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图景。

第六，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一研究中，学界不仅关注后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逻辑差异，从而对重要人物思想进行深度解释，而且对一些重要主题，如消费社会、生态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空间等主题展开了专题性的探讨。

虽然上面的勾画难免以偏概全，但这些研究构成了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领域。

为了进一步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水平，我认为在流派与人物研究方面还可进一步地深入。

第一，一些重要流派与人物的思想，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讨论。按照我的想法，对重要流派与重要人物，应该有专人进行研究与思考，以便深入到人物思想的细微处，揭示其思想中的根本逻辑。在这方面，很多人物思想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展开。就学派研究来说，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哲学上影响较大的人物及代表作，而对从其他学科出发的人研究得不够，从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把握上还不够完整。就一些重要人物而言，我们可能关注其某一时期的作品，对其思想全貌可能关注不够。比如，在对阿尔都塞的讨论中，人们关注较多的是《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而对其早期与晚期思想研究得不多；对霍克海默，人们关注较多的是他与阿多诺合写的《启蒙辩证法》，而对霍克海默个人的研究，至今国内学界还没有一部专著。这种情况还有很多。

第二，由于上述原因，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收集和译介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首先，重要人物的重要著作还需要做更为全面的译介。在这方面，除了国外关注较多的卢卡奇、阿多诺、萨特、阿尔都塞、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外，许多人物的重要著作都还存在着译介不全的问题。其次，一些重要人物的重要著作还没有译介，如体现列菲伏尔思想的三卷本《日常生活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和政治学著作、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等，都有待于开掘。当然，这并不是说全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要译为中文，但对于体现重要人物、重要流派思想的著作，还是需要做更为全面的引进，从而积累研究资料，以便真正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本土学术话语的建构提供思想资源。

第三，需要加强专题性的研讨。这些年，国内学界对流派与人物的思想研究较为关注，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些重要专题的研究还有需要更为深入。比如，早年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中关于威权人格的讨论，后期关于工具理性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思潮；关于消费社会的批判分析；自然的控制与生态主义问题；意识形态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等等。这些专题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某一方面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第四，需要加强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以揭示思想史与历史之间的内在关系。从思想史的视角来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及人物的思想，这在学界易被大家接受，也易为研究者所奉行。但只停留于这一层面还是不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固然有其思想史的契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些人士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时的理论态度。比如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实际上是对福特制的理论反思。正是在福特制时代，才真正产生了市民社会国家化、国家市民社会化，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才日益明显。如果不了解福特制的社会历史意义以及葛兰西对福特制的态度，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的霸权理论。鲍德里亚的早期思想针对的是消费社会，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阶段。正是在消费社会中，通过电子媒介的作用，符号消费才成为主题。其后期的思考针对的则是现代电子媒介时代，因为只有在这个时代，才真正出现了以“超真实”取代真实、信息的内爆等问题。因此，只有深入到历史的深处，才可能真正理解和透视国外马克思主义。这无疑加大了研究的难度。

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本土学术话语建构

最后，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展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意义，我们可以说很多。比如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现代思潮；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这有助于我们把握西方社会的变迁。除了上述观念之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本土学术话语的建构中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

学术研究固然具有普遍的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必须按照同一个方式展开。实际上，从一个国家的学术发展来看，其学术的水准往往取决于学者们能否将普遍性的学术规范与本土的思想建构联系起来，从而形成本土学术话语。这种本土学术话语既是对世界思想的深刻把握，又是对本土问题的深层透视。这种透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联系实际，而是在更高的理论层面反思当下的问题，展现社会生活的更高理想。在一定的意义上，后者更为重要。比如德国古典哲学，一方面继承了当时哲学讨论中的最新成果，同时又根据本土的思想与历史进行了新的理论建构。这才使得德国古典哲学既显示出德国人的精神追求，同时又显示出思想发展的新高度。这种新思想的建构，实际上又体现出德国学术对当下历史的反思与超越，这在黑格尔那里表现得为尤为明显。对历史的这种超越性把握，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学术话语建构。

今天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首先要理清其思想逻辑及根本内容，然后还需要从更高的视角反思其发展过程，通过揭示其思想逻辑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内在关系，为我们的学术发展提供一种参照，使之成为本土学术建构的真正资源。在我看来，这一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建构的理论资源。按照我的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离不开三个维度，即中国问题的历史与思想审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西方思想的发展，我们需要在这三重语境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西方思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当代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国外马克思主义不仅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而且力图将这一历史过程与其思想表现结合起来，批判资本主义的矛盾，彰显马克思思想的批判力。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批判地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建构提供了参照性的视野。

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助于促进不同学科间的对话，这也是建构本土学术话语中需要解决的难题。这些年国内学界开始关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与沟通，以促进本土学术话语的建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与整合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开了先河。卢卡奇、萨特、阿多诺，包括后来的哈贝马斯等，无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自己的研究的。也正是在这种学术对话与整合中，他们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路。可以说，对国外马克思主义重要人物的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思想进行对话与整合的一个案例。只要我们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有助于本土学术话语的建构。

第三，按照我的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每一个阶段的发展上都有其特定的历史问题意识。他们并不是简单地论证和分析一个现实，而是在哲学的反思中批判性地超越现实，指向一个新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马克思所批判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卢卡奇、葛兰西所面对的组织化资本主义时期（即列宁所批判的帝国主义阶段），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历史阶段；后马克思主义所审视的后组织化资本主义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正是在面对这些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展开的，每一个阶段的学者都想抓住特定阶段的根本问题来展开哲学思考。卢卡奇的“物化”批判、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等，都是在这样的历史意识中展开的。正是在面对特定的历史问题的过程中，他们才能整合各种思潮，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思想。这种对历史问题的意识，才是本土学术话语建构的根基。中国本土学术话语的建构，也只有在真正抓住了中国当下问题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展开。但要真正地抓住中国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又不能无视世界历史的进程。只有在这样的维度上，我们也才能真正批判和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中的合理成分和错误之处，使之成为本土学术话语建构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

注释：

[1]参阅仰海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

[2]〔德〕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87页。

[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7～48页。

[4]Antonio Gramsci，Pre-prison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40．

[5]Max Horkheimer，Critical Theory，NewYork:Seabury Press，1972，p．206．

[6]〔美〕埃里希·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载《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78页。

[7]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六章)。

[8]〔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

[9]〔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1页。

[10]同上，第364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