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以思想史与社会历史分别为坐标的知识地图中，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可以得到较为合适的定位，其思想在当代的发展也可以在这一知识地图中得到描绘，马克思思想在当代的发展图景也可以从这一知识地图中去探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存在着不同历史时期，每一时期哲学家的思想都是对这一社会时期的展现与反思，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也随着哲学家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批判与反思而展开。描绘从马克思到当代发展的历史、逻辑与问题意识，以便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及其呈现方式，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内在问题，这是今天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应有内容。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的发展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是理论逻辑的维度，通过概念及理论逻辑的推演，体现理性在哲学上的发展，或是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引发的关于个体存在与生命的思考；一是历史性的维度，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社会历史存在的变迁中去看社会思想的变化，从而揭示思想与历史的内在关联与循环，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给予我们的重要维度。讨论从马克思走向当代，需要在上述的两个维度及其关系中来展开，在我看来，这是在一个由思想与时间为坐标而建构的知识地图中，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史意义及其时代意义，从而展现从马克思走向当代的思想线索与知识构架。鉴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主要立足于思想线索层面进行探讨，以展现从马克思走向当代时需要考虑的历史与思想变迁，从而明确我们的问题意识，探索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的理论路径。
一、历史性视野与马克思哲学的开放性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与思考保持着一种开放性。在第二国际时代，随着历史情境的变化和思想观念的变迁，列宁再次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同样强调了马克思哲学的开放性。面对变化了的世界，需要做的不只是解释马克思的思想，而且是要从马克思出发，走向当下的历史生活，从而发展马克思的哲学，甚至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探索马克思哲学中没有言说出来的内涵。对马克思哲学的这样一种态度，并不只是后人的便宜说法，而是源自马克思哲学的内在规定性，或者说，开放性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特性，这种开放性推动着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后人只有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发展了马克思的哲学，才真正领会了其思想的真谛。
近代以来的哲学，在其逻辑建构上，存在着两个特点：第一，以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自然社会。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斯密认为，分工使劳动表现出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原因。“未开化社会中一人独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任的工作。”在这里，分工成为未开化社会与进步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政治修明”的社会，是分工造成的普遍富裕的社会。斯密进一步指出：产生分工的原因缘自人类所共有的倾向，即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这样，一个分工普遍化的社会，正是合乎人性的社会。如果考虑到斯密这里所讨论的社会，正是他所处的以自由竞争为特点的资本主义社会，那可以说，这一社会是一个自然社会，这是一个合乎自然本性的社会，更是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
处于商品交换普遍化中的人，必然是自由而平等的人。分工是为了促进生产，但这种生产并不像斯密所指出的那样，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为了获得比投入时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一更多的价值，并不像重商主义所说的，可以通过贱买贵卖来实现，而必须经过劳动，即斯密所说的分工所规定的劳动——现代工业劳动。从重商主义到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既体现了理论逻辑的进展，又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进程，这也表明，真正的剩余价值只能来自生产领域。现代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条件就在于，所有人必须是自由而平等的。工人把自己出卖给工厂主，商品交换的普遍化，都只能在自由而平等的人之间才能真正实现，同样，也只有在自由而平等的个体之间，才能缔结近代以来哲学家和思想家所谓的契约，形成现代社会，即自然社会。当哲学家和思想家把这一社会看作自然社会，而把前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人为社会时，他们实现了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的自然本性之间的同构，人的自由平等同样被规定为人的自然本性。当然，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只是人的历史性规定。马克思在讨论价值时指出：亚里士多德分析了“5张床=1间屋”这一等价形式，并指出两者没有可通约性，因为两个不同的东西是不能等同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提不出“价值”概念，“亚里士多德没有能从价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上的劳动，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这意味着，人的自由平等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同样，与之相应的自然社会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
第二，确立理性原则。《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写道：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这意味着，维持传统社会的原则已经瓦解，新的、不断变动的社会，需要确立自身的原则。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情境和思想断裂中，理性确立了自身至高无上的地位。
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人同样是理性的，这意味着人是能够自我决断的，只有这样，人才能在上帝被放逐之后确立自身存在的原则，并由此确立社会存在的原则。理性成为自然法的基础。近代以来的自然法存在着两种思路：一是由人的自由而来的功利原则，这与斯密、洛克等相关；一是由人的平等而来的契约正义，这在启蒙与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体现。理性原则的确立，进一步确认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合理的、进步的自然社会。当一个社会获得自然社会这样的规定性时，这个社会就具有了永恒的特征，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所说的：“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些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这也表明，一些社会主义者虽然对近代以来的社会与思想提出了深刻的批判，但他们并没能真正地跳出现有社会及其思想观念，看似在改变世界的理论，实际上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解释了世界，这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黑格尔曾批评了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卢梭的契约论，但其哲学的结论仍然只是对资本世界做出修正，以期其在德国健康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哲学的反思精神，囿于其历史的视野并不能保证哲学的彻底开放性。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与《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的哲学方法论，集中展现了自己哲学中的历史性方法。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指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没有抽象的社会，只有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及其组织形式，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这意味着不能将资本主义社会看作自然社会，同样也不能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看作自然规律。自然社会的设定意味着：“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也正像封建形式的情况一样。其所以发生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这种人不再是资产者。”近代思想站在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他们无法想象非资产阶级社会，从而将这一社会永恒化、自然化，同时他们又以自然社会来确证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性化、合理化，这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论证。
其次，思想与观念同样具有历史性规定。当人们把资产阶级社会当作永恒的自然社会时，就会把这社会的运行方式以及产生于这一社会的思想、观念看作是永恒的，并将之作为社会存在与哲学思想的样板和终极样态，实际上，“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哲学思想和观念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但这一逻辑的内容和表现方式，实际上都受到特定社会存在的影响和规定，这才有了哲学思想与观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前面关于亚里士多德不能提出“价值”概念的讨论中，已经体现了这一点。劳动价值论的提出，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这样才能将不同的人之间的劳动化约为可以比较的数量，而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社会存在是以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奴隶制所支撑的。思想与观念的历史性规定，使我们在把握其思想发展的逻辑时，能看到这一逻辑的社会内容，这既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它所反映与建构的社会，同时又能使我们看清哲学的内涵，这是思想与历史之间的互为批判的循环，只有这种循环才能保证哲学思想的鲜活性、开放性与批判性。
再次，历史性与哲学的批判性。历史性意味着批判性，这种批判具有双重维度：一是将所处的社会及其思想当作历史性存在，从而对社会存在及其思想保持一种批判性。这将马克思的哲学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区别开来。相比于当时的思潮，马克思的这一批判并不以当下社会如何完美为指向，而是指向另一个社会，一个超越当下社会的社会，这种面向未来的维度，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指向。在这样的维度中，马克思哲学对自身保持一种反思性，不将自己的思考看作永恒真理的完成与实现，批判性与开放性在这里统一起来了，这也意味着，今天面对马克思，一方面需要不断地回到马克思，另一方面，更需要面对当代社会与思想的变迁，从马克思走向当代，从而形成新的理论思考与理论建构。这在当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仍然是重要的问题。
二、社会发展与哲学思想变迁：一种历史性的分析
从马克思的方法出发，讨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建构，一方面，我们需要分析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需要反思与这一进程相应的思想观念及其逻辑变化，从而透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建构，展现哲学建构的理论指向。
虽然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一直处于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但在不同历史时段，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其各自的特点。就生产方式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时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全球资本主义阶段，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本文试图描绘这四个不同阶段在生产方式上的变迁，一方面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变化所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思想变迁。
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指文艺复兴到1870年代，这是资本主义挣脱封建束缚，在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心态上处于上升的时期，到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这一时段的资本主义已经显示出其自身的内在发展与极限，面临着新的社会转型。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这一时段的有力分析。第一，从生产技术层面来看，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正经历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在《国富论》第一章，我们看到的是工场手工业意义上的分工，到《资本论》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章，大机器生产已经出现，煤、水力带动蒸汽机成为当时生产的动力。第二，在社会管理模式上，强调自由竞争与契约精神。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普遍化，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个体的自由与平等，以此为基础，近代以来的许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都非常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强调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国家应不干预市场，斯密就强调国家的“守夜人”身份，强调以自由竞争来实现经济发展。在政治管理模式上，由契约论建构的国家，同样强调自由、平等、民主，以与经济的运行相适应。虽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斯密、卢梭进行了批判，但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改变这一状态。第三，在精神与意识形态层面，自由、平等成为人的自然规定，这也是理性的根本内容。在宗教被批判之后，近代社会以理性作为自身存在的根基与人的本质规定。正如费尔巴哈所说的：“神学之秘密是人本学”，“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人的绝对本质，或者说类本质则在于理性、意志、心。将人看作上帝的原型，这体现了近代思想家对人与社会的信心，这种信心，即使是在批判自由市场与契约国家理论的黑格尔那里，同样得到了充分体现。当黑格尔强调世界历史从东方开始到西方完成、当他强调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时，这种对社会存在与理性的信心，达到了近代以来的高点。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在这一维度上可以说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必然结论。
19世纪30—40年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经明显，这种危机在社会结构层面通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表现出来，从早期工人打碎机器到工人罢工，显示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日益剧烈，《共产党宣言》对这一时期的矛盾进行了散文诗一般的描绘。到《资本论》时，马克思揭示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难题：一是随着机器大生产的形成，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利润率下降成为基本趋势，这与资本生产的目的不一致；二是机器大工业与私有占有的矛盾日益加剧，这无法解决生产与销售的矛盾、无法解决个人生产的计划性与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的矛盾；三是这些矛盾最后通过阶级矛盾表现出来。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无法继续按自由竞争的逻辑运行下去了，新技术的形成与运用，社会结构方式的改变，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第二阶段，即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阶段。
19世纪70年代开始，新技术的发展逐渐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从生产方式的视角来看，一是生产的动力发生了变化，即从自由竞争时代的煤与水力推动蒸汽机转向了电力，“电力应用促成了革命性的变革。变革触及工业的选址及其集中程度，触及工厂的结构细节以及相关的服务业和规章制度。它还改造了冶金工业，推动了诸如橡胶业之类的某些工业”。电力推动着机械化生产，推动着超大企业的产生，形成了垄断组织。二是管理模式发生变化。机械化与垄断的出现，一方面使得企业的内部分工和企业之间的分工日益细化，专业化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分工的专业化和企业的规模扩大，推动着科层制的发展和管理模式的改变。
生产模式的改变，推动着社会管理模式的变化。如果说在自由竞争的时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学者们更多强调市民社会的自治，那么在组织化资本主义时代，垄断组织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一方面推动着企业内部的管理更加有组织化，计划性明显增强，竞争与垄断相结合，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企业之间在生产上的无序状态，金融资本的出现，加强资本生产的组织性，同时管理中的知识化也日益增强；另一方面，随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相互渗透与日益结合，马克思指出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得到缓和，生产与社会管理的组织化程序日益提升。正是对此的洞察和理解，葛兰西提出了“国家=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看法，也正是在这样的视域中，他认为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改变策略，要从过去的运动战转向阵地战，因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融合，使得革命并不像过去那样，停留于政治层面，而是要充分考虑到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一体化，这正是阵地战发挥作用的地方。
社会结构的变迁，直接影响到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人们感知自身存在方式的变化。一是自信的理性哲学受到质疑与批判，形而上学被斥为玄学，实证主义开始兴起。在《二十世纪哲学》中，艾耶尔以黑格尔哲学的解体作为讨论20世纪哲学的起点，刘易斯、弗雷格尤其是罗素“对黑格尔主义的驳斥，不仅对英国而且对欧洲各地以及整个英语的世界以后的哲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二十世纪的哲学史最好是以阐释他们的哲学事业作为开端”。黑格尔哲学的解体，也就意味着传统理性形而上学遭到质疑，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推动了哲学实证主义的发展。对于实证主义，许多哲学家都提出了批评，胡塞尔曾强调，实证主义的发展意味着欧洲科学遭受危机，需要对此进行批判与重新规范。对实证主义进行批评，并由此强调技术思维对人的压抑，这一思路直接影响着后来者，并构成了哲学思想的第二个重要方向，不管是现象学的后续发展，还是受到这一思潮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都对实证主义所蕴含的理性操控展开批判。到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对理性操控的哲学逻辑及其后果进行了非常充分的展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哲学的社会批判与理性批判结合起来，并以之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与资本发展的重要维度。三是对人的存在与生命的关注与探索。理性对人的操控，生产的机械化，使个体日益成为机器的附庸，引发了对被理性压抑的心理与感性的关注，引发了对人的生命存在意义的关注。叔本华、尼采对人的情感、意志的强调，海德格尔对人的存在的讨论，通过重新审视传统理性哲学，把哲学的目光投向个体的存在。弗洛伊德对欲望与无意识的分析，表明理性意识只是心灵结构中很小的一部分，人的生命的欲望这一重要动力，被理性压抑并变成了无意识，这才是文明进步的本质。弗洛姆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的思考，将人的潜能的创造性实现、个人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指向。这些不同的思考表明，自由竞争时代那种理性的自信受到质疑，对个体的压抑与否定引发了对个体生存境域的重新思考，而技术的进步在另一层面又激发了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思想探索，可以说，这一时代的哲学图景与这一时代的社会存在构成了相互的镜像。
组织化资本主义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美国率先带来了产品的丰裕，进入消费社会。在欧洲，生产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导致了资本逻辑的重新布展，引发了对世界秩序的重新安排。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步入同样的社会发展阶段。可以说，消费社会是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开启。到20世纪70年代，组织化资本主义开始了向全球化资本主义阶段的转变，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则为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力量。
20世纪70年代之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带来了丰富的产品，另一方面标准化生产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领域的运用，为定制化的生产以及中小企业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大企业的扩张则需要根据扩张地的情况来规划生产格局，同时通过减少对特殊原材、市场、能源、熟练劳动力的依赖，使得资本对空间的限制越来越不关心，资本的全球布展日益可能，资本也就日益能够在不同的区域或空间流动，寻找更为适合自己生存的条件，外包式的生产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的企业呈现出“多中心”的状态，同时这种跨国公司在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束缚之后，其独立性不断增长。在组织化资本主义时代形成的职业管理人员，日益将技术与管理结合起来，其就业的灵活性日益明显，弹性生产成为这一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生产的全球化，虽然民族国家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跨国公司的运行有其相对独立性，过去曾在特定空间中对民族国家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关键行业、城市的中心结构发生了空间挪位，这在一定意义上进一步推动了全球的政治力量重组与较量。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资本主义获得了自身发展的动力，那么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全球化得以全面展开。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方式的变化，带来了思想的变迁，后现代思潮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登上舞台。日常生活与生产中对传统中心的偏离，与后现代思潮去中心的思路相一致，这使得传统社会中的理性重新受到审视，传统的主体理论受到质疑。就主体而言，电子媒介与消费社会的兴起，使得日常生活中看起来是个体“主体”消费的行为，只不过是电子媒介所编码的符号影像所建构出来的幻觉，就像德波批判景观社会、鲍德里亚批判消费社会时所指出的那样，消费社会中的主体只不过是在符号—物的系统中寻找一个对应的虚像，这是主体的消解，同样也是海德格尔所强调的存在的消解。从经验到理性，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理性，近代以来的哲学都希望从本体层面确立这个世界的根基，以便为上帝放逐之后的世界维持一种确定性。随着电子媒介与符号的主导性地位的确立，特别是网络社会的兴起，与传统本体相关的“真实”日益被“超真实”所取代，传统的世界及其理论日益失去了确定性。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只有不断地变革自身，才能存在，而在全球化时代，多中心的形成、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变革，这种确定性、世界的本质被打破，对理性与主体的批判，催生了后现代思潮，可以说，后现代思潮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时期的观念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当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时，可以说抓住了后现代思想与资本主义社会特定历史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科技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新的变化，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数字化转向。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克劳斯·施瓦布这样描述人类技术的变迁：
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760年延续到1840年。由铁路建设和蒸汽机的发明触发的这次革命，引领人类进入机械生产的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末，延续至20世纪初，随着电力和生产线的出现，规模化生产应运而生。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60年代。这一次革命通常被称为计算机革命、数字革命，因为催生这场革命的是半导体技术、大型计算机（60年代）、个人计算机（70、80年代）和互联网（90年代）的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始于这个世纪之交，是在数字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同过去相比，互联网变得无所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变得更小、性能更强大、成本也更低；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也开始崭露锋芒。
有学者将由蒸汽机引发的工业革命看作第一次机器革命，由人工智能、大数据、创新网络、高能机器人、3D打印机和基因技术等引起的革命称为第二次机器革命。新的技术将引起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人的存在方式的重大变化，虽然数字化在20世纪90年代就被提出，但其成为技术和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根本规制则在新一轮的技术变革中才得以全面实现开来，也正是这个意义上，本文将之概括为数字化资本主义。新一轮技术的变革对社会存在的影响还处于转变之中，其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同样也需要大家去理解、去建构，但不管怎么样，它已经到来。
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与思想观念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并不是说这四个阶段没有内在的关联。从社会存在视角来说，资本逻辑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特质，从观念变迁的视角来说，不同阶段思想之间的逻辑转换既合乎社会历史的发展，也体现出思想之间逻辑转变的内在规定性。这一区分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与思想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思想变迁中的内在逻辑，打破从某一特定资本主义时段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出发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总体进程的认识框架，从而保持一种开放性的视野，面向真实的历史进程及其观念变迁，从而厘清问题的框架。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与当代发展
与上述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与思想观念的发展相对应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与发展，这一历史逻辑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反思，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逻辑建构。理解这一问题意识的转换与历史逻辑走向，能够更好地为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参照。
马克思的哲学创立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后期，当哲学家对自由竞争还抱以极大的信心时，马克思看到了这个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危机，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能只解释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哲学所依赖的基础，即市民社会已经出现了自身无法解释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即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后期，已经转化为了人与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并通过阶级之间的斗争表现出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矛盾及其表现，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充分的描述，这一矛盾的产生根源则在《资本论》中得到了科学揭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主题是如何在充分吸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成果的基础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问题，共产主义社会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只有在这一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成为可能，这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矛盾尖锐化、激烈化状态下的理论指向。
进入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第二国际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出发，一是继续了资本逻辑批判的思路，一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在组织化阶段的特点及其问题。当时处于西欧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为关注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化带来的变化，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思路。比如伯恩施坦，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与《共产党宣言》的时代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如果说在《共产党宣言》时代，阶级对立是主要矛盾的话，那么在他所处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间阶级兴起，阶级结构由过去的沙漏型转变为纺锤型，政治生活中民主的发展，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考虑到伦理与政治因素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以阶级斗争的框架来面对现代问题。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并不是要以无产阶级社会来取代市民社会，而是以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构想，这正是他的思想所具有的调和性的地方。在考茨基看来，当前的社会是一个走向超帝国主义的社会，其矛盾在于工业与农业发展的不平衡，工业对农业的侵蚀，这种侵蚀不限于本国，从而形成了资本的向外扩张，这是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下的扩张。在他的语境中，帝国主义是一种政治策略，无产阶级应在超民族国家的国家联盟下实现自己的使命。对于帝国主义的这种扩张特性，同样是卢森堡、希法亭讨论的重要议题。希法亭看到了资本主义在这一阶段生产的特点，特别是金融资本的产生，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化与垄断化，并从根本上规制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金融资本推动着垄断资本的产生，并推动着资本输出，“为了使自己的金融利益延伸到国外，并运用自己的政治力量把于己有利的供给合同和贸易协定强加给小国。……金融资本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以便能够推行扩张政策并吞并新殖民地”。卢森堡从扩大再生产与资本积累出发，提出了帝国主义扩张中的内/外的辩证法，即当帝国主义在扩张中将一切非资本主义社会都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消解的时候。体现组织化作用的信用、卡特尔等垄断组织，只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的矛盾，这是她提出革命的基本语境。这些讨论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组织化时段对西欧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影响。与这些学者不同，列宁从相对落后的俄国出发，将俄国置于帝国主义的链条之中，得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成立了苏维埃政权。上述各位思想家的思路虽然存在着差异，但对组织化资本主义（即列宁的帝国主义）的社会存在特征、发展趋势的讨论，构成了他们共同的主题。
到20世纪2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为基础形成了社会批判理论，这是自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逻辑。在这一思路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更关注资本统治的技术形态，或者说以技术支配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从卢卡奇的物化批判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他们自觉意识到现代技术的发展对个体与社会的组织化功能，关注在技术的结构化过程中个体与社会被工具理性所支配的命运，并将之上溯为西方文明的根本特征，即从古希腊开始，西方文明就处于工具理性的支配之下，在现代达到顶峰，形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与单向度的人，理性已经失去了批判作用和否定功能。如果说第二国际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关注资本的支配作用，那么此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将资本支配看作工具理性的表现形式，他们把现代社会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归结为西方文明建构中的问题。这一批判打开了技术批判的维度，技术不再是一种中性的存在，正如马尔库塞所揭示的，科学与技术在今天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中，哈贝马斯指出，科学与技术是意识形态，但看起来似乎并不是意识形态，“技术统治的意识不太可能受到反思攻击的，因为它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因为它所表达的不再是‘美好生活’的设想”，当科学与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已经完全融入了人们的日常意识中，具有了天然的合法性。
对组织化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批判以及技术批判，展示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形态。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技术日益渗透到日常生活，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了对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反思。在列斐伏尔的《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德波的《景观社会》中，对电子媒介与日常生活异化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与批判，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超真实”世界的批判，“真实”“主体”等传统哲学的概念受到重新审视，从符号编码出发，对拟真、超真实、病毒等的思考，体现了对计算机技术的哲学审视。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问题受到理论关注，从计算机技术引发的弹性生产出发来审视全球化的建构过程与发展趋势，批判资本逻辑的新形态及其思想观念，激活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力，这构成了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议题。
从上面的简要描述中可以看出，社会存在的变化影响着思想观念的发展和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一方面坚持马克思的精神和方法，一方面面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提出新的理论思考。面对正在展开的数字化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展开，需要面对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理解现代社会发展史和科技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虽然对这一命题不能做机械的理解，但思想观念总是受到现实生活的制约。哲学的进展和问题意识虽然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问题本身的提出及其回答，却受到日常生活的制约和影响，特别是科技引导的日常生活对于人的思想与观念建构的影响。随着对意识哲学批判的展开，哲学家越来越意识到生活世界对于意识建构的基始性意义。现代生活一个重要的特征就在于科学技术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关联，现代社会的发展史在这一层面就表现为人们日益受科学技术所影响的历史，技术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讯息”，其意义就在如此。“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机器磨产生的是工业家为首的社会。”随着数字化社会的展开，对这一新的社会存在的结构及其运行特征的分析与思考，是理解当代思想发展的前提，也是新的哲学理念建构的基础。
第二，理解现代哲学与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理论的新探索需要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马克思思想的变革就是建立在对当时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思潮的整体性超越基础上的，今天的哲学建构同样需要这样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维度，研究现代哲学与思潮的发展历程，对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思想展开深度研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进程、重要流派与人物的深度分析，对理论思潮的最新形态展开探讨，这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理论本身的逻辑进程，而且要关注理论产生的社会基础，在历史发展和逻辑展开的坐标中，形成知识地图。只有在这样的知识地图中，才能更为准确地定位问题，展开理论构架，形成对数字化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批判与逻辑建构。
第三，坚持马克思哲学当代建构中规范性与批判性的统一。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批判性，这也是后来者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着力发挥的理论精神，从异化批判到物化批判、工具理性批判、消费社会批判、全球资本主义批判，再到今天的数字化资本主义批判，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理论链条，这对于加强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是非常有意义的。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建构，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探索规范性内容已经是非常紧要的问题。在当前的政治哲学研究中，学者们已经开始了规范性内容的探索，但从总体来看，由于受罗尔斯正义论影响太深，规范性研究更多是在意识哲学层面展开。从马克思哲学的语境来看，更需要关注的是社会存在场域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建构以及主体性的生成，在这样的场域中去探讨规范理论的生成空间。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构成了人们生活的场域，由于市民社会已经被资本逻辑所规制，并通过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支配着人们的日常意识与思想观念，要想穿透上述意识形态帷幕，就需要进行资本逻辑批判，这正是《资本论》的当代意义所在。如何在资本批判中探索马克思哲学的规范性内容，这是当前研究中需要展开的问题。
第四，回到中国语境，在反思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程的基础上，建构合乎中国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自己的逻辑与构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吸纳了当代思潮的许多合理内容，但其问题意识和逻辑探索与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有着相关性，不管是实践标准问题大讨论，还是后来的实践唯物主义问题，到今天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形成了内在的线索。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关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哲学思潮的同时，需要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前瞻性地从哲学基础理论问题、概念与理论构架等层面展开理论探索，形成中国当代实践的精神成果。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16JZD003）的阶段性成果〕
仰海峰，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