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诸多方向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从理论的内在逻辑来看，自实践标准讨论、人道主义问题论争、实践与主体性问题，到后来带有“学派”特征的不同解释构架，逐渐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独特思路。在这一思路中，既有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也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积极成果的汲取，更有对西方哲学相关思潮的批判与吸纳，可以说这也是中国学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学术建构的一次自觉努力。如果从理论域的界划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展，更多体现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与探索上。相比传统的解释构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不论在理论来源上，还是在理论内容与理论指向上，都已面貌一新。在这个过程中，一代代学人群体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俞吾金先生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俞吾金先生的研究视域极为宽广，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加之先生对西方哲学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厚的研究，这使得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常能提出富有创造性的命题，对经典著作给出创造性的解读，形成了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推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探索，为理解中国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也为后来者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本文一方面想对俞吾金先生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展开粗浅的讨论；另一方面也想以此为基础，展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探索。
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哲学的再定位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学界开始重新思考苏联教科书体系时，已有前辈学者想打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试图从人的实践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20世纪80年代，随着实践标准讨论的展开，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思想的解放推动人们再一次思考传统教科书体系，并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思考与探索。在这个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再次进入讨论的视野，并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性问题。有学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革命性变革的枢纽和焦点，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这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在后来的讨论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两种主要看法。一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推广与运用，这是传统教科书的重要论断，把这一结论极端化，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这在布哈林那里就已经存在。列宁在1894年写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时，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也有着一定的关联。二是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只有历史观领域的唯物主义，才能坚持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就像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所指出的：“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与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在俞吾金先生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推广论”认为，马克思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结果。“基础和核心论”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这一见解实际是逆向地强调了推广论，即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础理论应用到自然界，从而推广出辩证唯物主义。在他看来，这两种见解都是有问题的，并具有共同的特点，即都把哲学的整体图景抽象为自然、社会与思维这三大块，辩证唯物主义对应于“自然”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对应于“社会”部分，从而破坏了马克思哲学的整体性，并将马克思哲学实证化了。俞吾金先生认为，上述两种见解都属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对应的是“狭义”的社会。针对这一解释，他提出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以对应广义的社会与社会生活，即人在生存实践活动中展现出来的整体世界，唯此才能恢复马克思哲学的整体性与根本精神。在此基础上，俞吾金先生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创造之所在，马克思并没有创立过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的其他哲学，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哲学。
俞吾金先生的这一概括，一方面承续了国内外学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地位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自己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随着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进程研究的深度展开，国内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也日益精进，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关系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界开始摆脱从原理来肢解原著的研究方式，日益强调从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逻辑与文本展现中，去理解其哲学发展与变革，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呈现出来的。这一问题并不只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而是如何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只是对历史的客观描述，更是人的实践与生存过程的科学阐释，人的存在与地位这个传统教科书体系中并不特别关注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被提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等当代哲学家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人的存在的讨论，日益进入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视野中，这也是从知识性的描述向人的存在的自我理解的转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广义理解，一方面是为了回应传统解释框架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面对当代社会发展与观念变迁。在笔者看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理解，看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规定性，即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社会生活的总体分析，是对人的存在与生活的自我理解，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历史性的规定。正如俞吾金先生已经强调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展现的是“人、人的思维和活动、人所面对的感性世界得以展示的境域”。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只是要分析日常生活的各要素，它还要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性理解。这正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张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命题的根本意义。
将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理解为人的社会生活与实践为基础的哲学，这还不足以表达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性。在对社会生活的总体分析中，虽然要摆脱将历史唯物主义实证化的理解，但哲学的分析本身也可能成为对社会生活的肯定性证明，这肯定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指向。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谈到自己对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批判性继承时指出：他是黑格尔的学生，但他要将黑格尔辩证法倒立过来，恢复辩证法的本性。“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这个意义上，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科学的描述，更是哲学的批判，今天讨论历史唯物主义，无法忽视其批判的本性。张一兵教授关于广义与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区分的，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历史现象学为表征的哲学批判。俞吾金先生同样非常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在《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一文中，俞先生力图从异化理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地位与视角转换，来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批判性。
在俞吾金先生看来，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早期以抽象的人为基础的道德评价阶段，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与国民经济学构成了这一思考的基础，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是以抽象的道德人来论证共产主义社会的合理性。自《神圣家族》开始，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道德化的批评与批评化的道德》《共产党宣言》等诸多文本中，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即实现了从道德评价优先向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转换，马克思通过清算“浪漫派”“人道学派”“博爱学派”“真正的社会主义”等流派的抽象的道德说教，阐明了道德优先评价视角的空幻性与无效性，从而彻底抛弃了青年时期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并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作出了新的诠释。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发展到第三个阶段，这也是过去研究中相对较弱的部分。马克思从历史评价优先出发，对异化现象的历史性与积极意义，异化的扬弃等进行了重新讨论，特别是通过批判商品拜物教，充分展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性与批判性。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奢谈世界统一于物质这样的描述性命题，而是要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改造。马克思后来并没有抛弃异化概念，而是通过重新确立这一概念，展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与革命性。
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与内核，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人的存在及其社会生活的总体分析，并强调马克思思想从道德评价优先向历史评价优先的转变，展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精神，这是俞吾金先生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定位，也是他讨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构架与重要概念的前提。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构架与重要范畴
在重新定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俞吾金先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范畴进行了新的探讨，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构架。这些范畴主要包括：社会存在、劳动、生产、时间、空间、主体、自由、意识形态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开始实质性地突破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壁垒，开始以一种理论逻辑来贯穿马克思的思想，以达到对过去分割在不同领域的马克思思想的整体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构架也实现了突破，学者们力图以新的构架来整合新的内容，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哲学与不同学科的关系，特别是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突破历史唯物主义传统解释构架的重要方向。俞吾金先生对上述一些范畴的研究，体现了这一探索的成果。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探索中，首先会遇到如何理解生产概念的问题。在传统解释构架中，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但对此的理解更多是从经济生产出发，传统构架关于生产力的解释主要就是从经济生产这方面来界定，与之相应还有建立在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形态等。这一逻辑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层面，但也易导致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正是针对这一理解，俞吾金先生提出了“全面生产”的理论，“即把人类的全部活动，乃至整个社会的延伸都理解为生产的过程和结果”。从这个界定中可以看出，这里的生产类似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的“实践”概念，是对人的活动的一种概括与理解。全面生产包括四个方面：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的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在这一新界定中，一方面摆脱传统经济决定论与推广论的理解，另一方面将社会关系的生产凸显出来，并以之作为理解物质生产、人的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线索，以便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唯物主义。
与生产概念相关的就是劳动概念。这里的劳动，“指创造新价值的‘生产’或‘生产劳动’”，与劳动相关的范畴有对象化、外化、异化与物化等。劳动的对象化指劳动的实现，这种实现体现在劳动产品上，这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外部世界中的实现，从而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世界，体现了劳动主体与劳动对象、人与自然界、人的生活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劳动的外化指劳动者内在观念、本质力量、智慧和体力的外化，但这种外化一方面表现为劳动者不得不从事的活动，对工人来说，劳动成为外在于自己的活动；另一方面表现为产品的外化，即人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反过来成为压抑人的生命的巨大力量。因此，外化一方面体现为从内向外的过程，另一方面表现为外在反塑劳动者的过程。劳动的异化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讨论的内容，体现为劳动过程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建构的异化世界。异化一方面创造出丰富的世界，特别是资本家所拥有的世界，另一方面使得工人一无所有，扬弃异化是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劳动的物化指劳动者的生命与体力物化为外在产品，一方面体现为劳动的产品，一方面体现为否定性意义上外在于人的物质性产品，商品拜物教正是这个意义上的外化。对劳动展开形式的分析，不仅体现了全面生产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始性意义，同样展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批判性内涵。
从全面生产理论出发，马克思哲学关注的是社会存在，而不像传统解释框架所说的那样，即关注自然世界。马克思对社会存在的讨论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从经济哲学与法哲学的视角出发的。从经济哲学出发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从法哲学出发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法的关系，通过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性的领悟，形成对人的异化生存状态的批判。在这一基础上，俞吾金先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物质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马克思从不抽象地谈论存在问题，他关注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后果，因此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强调的是社会存在意义上的本体论，即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它是对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古尔德的社会关系本体论的推进，也是全面生产理论在本体论层面的反映。相比传统解释中将社会存在看作自然环境、人口因素和生产方式，一种关系论的思维更能呈现马克思哲学的本性。
与这种本体论的重新理解相一致，马克思的物质概念也需要重新解释。在俞吾金先生看来，马克思谈论物质概念时有三种视角。第一，马克思不是从抽象的或直观的角度来谈论物质概念的，而是从人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即生产劳动出发来谈论物质概念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劳动过程理解为物质条件的变换过程，自然物质在他那里表现为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产品以及劳动过程的排泄物。第二，从生产劳动所蕴含的对象化出发考察物质的具体形态，即物与商品。虽然物不一定是商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却普遍地以商品表现出来。通过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物或商品的本质规定在于抽象劳动，其量的规定在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现代物所具有的社会历史内涵。第三，马克思的物质观导致拜物教批判。商品拜物教源于商品作为“社会物”的特征，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拜物教批判就是要穿透这种物的关系，洞察人与人的真实关系。这种批判性正是马克思物质概念所要表达的内涵。对物质观的重新解释，一方面批判了传统物质观的不足，另一方面再次强调了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是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
如果在马克思哲学中“物”指的是一种具体物，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或者说是商品，那么价值范畴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商品具有二重性，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是一种有用性，它们之间具有质的差别；而交换价值指的是物的社会属性，它们之间只有量的差别。马克思特别强调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不能从使用价值出发来理解价值，后者涉及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关系到人权、生命、情感、信念、民主、自由、公正等一系列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观念，这也是马克思价值理论所应关涉的领域。
谈到交换价值，就必然关联到时间。在传统解释框架中，时间与空间都是先验的、与人无关的，是一种无差别的自然时间。从社会存在出发，从劳动与物质生产出发，时间就必然与人的社会生活与物质生产过程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社会时间，是人的生产活动得以展开的时间，一种活的时间。马克思的时间概念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社会时间源于人们的生产劳动，正是劳动创造了时间并将之引入社会中；第二，社会时间与均匀流逝的自然时间不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着质的差别，在共产主义社会，自由时间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第三，社会时间在社会经济领域中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时间的入口。与时间相关的空间观念，同样建立在劳动与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现代社会的空间正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建构的空间，时间构成了空间的本质，时间是社会发展的空间。马克思的时空观正是在这样的视线中展开的。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向自由时间的转变，也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
在传统解释中，马克思的自由观念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对自由的理解偏重于认识论；第二，这种自由与必然性，即自然界的规律，联系在一起；第三，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俞吾金先生认为，对自由的理解需要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即自由从根本上来说关涉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首先是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行动者去面对外部世界的，马克思强调自由劳动时间，正是在人的社会活动这个层面来思考的，自由时间构成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境域。
与之相应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性问题。与自由问题一样，在传统的解释中，主体更多局限于认识论领域。对此俞吾金先生提出，在马克思那里，主体性同样具有双重维度：一是认识论维度，这是传统研究中讨论得较多的问题；二是本体论维度，即主体性的人的内涵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其中最基本的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这与俞吾金先生强调的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主体性的人的历史作用是在社会实践中展开的，其根本的历史作用是实现对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最为根本的维度，通过实践活动将两个维度的主体性统一起来。强调本体论维度的主体性，在其现实的指向上，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相应性。在笔者看来，实践标准讨论、主体性与人的问题的兴起，体现的正是中国学者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的理论思考。在此基础上，俞吾金先生进一步区分了马克思哲学中的四种主体，即作为个体的主体、作为集体的主体、作为类的主体、作为社会的主体，在这四种主体中，作为社会的主体是过去主体讨论中关注不够的问题。社会主体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这种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就体现为资本主体，在这个意义上，从社会主体出发，是理解和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的入口。
在现代社会，与主体概念直接关联的就是意识形态概念，这也是俞吾金先生讨论得非常多的范畴。他的《意识形态论》对意识形态范畴的内涵，意识形态范畴的产生、发展与作用，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变化，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传播与演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指出意识形态是对哲学之谜的解答。这是国内第一本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专著，不论从内容还是从理论视野来说，都打破了传统的解释构架，对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探索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这些范畴的讨论，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构架。这一构架一方面考虑到了社会历史生活的变迁，另一方面吸纳了马克思之后的理论成果，推动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俞吾金先生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重要特点。一是理论视野的开阔性。视野的广度体现了学者的阅读空间、思考空间和生活空间，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所论议题的融通性把握的能力，这对马克思哲学研究来说尤为重要。笔者一直认为，马克思哲学研究是一项极难的工作，需要多方面的准备。这至少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史及其思想的理解与把握，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理解与把握，对中国当下社会及其思潮的把握。只有这样，才能在宽广的视域中重新理解马克思与历史唯物主义。二是思想的创造性。俞吾金先生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体现出创造性的探索。他对诸多范畴的研究、对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哲学关系的重新定位，都体现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既具有个性，又与学界的讨论融为一体，并成为他考察其他相关问题，如文化、现代化、社会心理等问题的理论基础。这种学术的创造性，体现了学者的思想力。三是学科对话与融通。俞吾金先生的研究，体现出他对马克思哲学、外国哲学等不同学科间的融通，更体现出他对马克思哲学内部不同资源间关系的透彻理解，这也是他能提出诸多独特理解的重要原因。他的很多讨论都是在诸方面融通后得出的，这样一种在学科整合中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方式，正是今天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所需要的。其实，重要的不是哲学家得出的结论，而是其思考问题的方式。
历史唯物主义的再探索
冯友兰先生曾指出，学术研究既需要“照着说”，更需要“接着说”。最好的纪念是沿着前人的足迹走下去，在前人基础上拓展新的空间。俞吾金先生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打开了新的理论空间，形成了新的解释框架，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今天重新理解俞吾金先生的这一研究，并不是为了重复他的结论或简单地坚守他的结论，而是要在此基础上，重新阅读马克思，重新理解社会历史进程，在“重做一遍”中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理论主题，以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在我看来，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有些基础性的问题仍需进一步审视。
第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在俞吾金先生及其同时代学者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成为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范畴，如商品、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已经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对传统哲学范畴，如物质、自由等的解释，也是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展开的。在这一思路中，一方面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与框架进行一种跨学科的探讨，不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包括社会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都可以在新的理论层面展开。另一方面则是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具体文本，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从新的视角来讨论其哲学内容，进一步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与此相关联，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探索，对其关于政治运动分析的相关文本，也成为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资源。应该说，这些思想内容的拓展与文本的重新讨论，是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础。
上文结合俞吾金先生的研究，曾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三种不同理解。虽然思路不同，但总体上来说，强调从物质生产出发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共同特征，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俞吾金先生的全面生产理论，总体上也是按照这一思路展开的，正是在全面生产理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进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理解之中。
按照我的理解，通过重新讨论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和理论内在逻辑，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仍然发生着重要变化，即实现了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逻辑向《资本论》中的资本逻辑的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说在《资本论》中生产逻辑不再存在，而是说生产逻辑成为资本逻辑的载体，就像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载体一样。这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逻辑，即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从生产逻辑出发并不一定能得出《资本论》的相关结论，有可能得出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结论。这种逻辑转变，是马克思思想的第三次逻辑转变（马克思思想的三次逻辑转变，即从自我理性的逻辑转向异化逻辑，从异化逻辑转向生产逻辑，从生产逻辑转向资本逻辑）。在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变过程中，不仅马克思的思想进程及其相关文本需要重新定位，而且一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具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如商品、使用价值、价值、劳动力、市民社会、资本等，这些范畴需要在新的层面展开讨论。与此同时，文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的关系，需要在新的逻辑下重新讨论，进一步打开《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空间。
第二，关于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在当前的解释中，一般都从劳动出发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或者将之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我曾经论证过，劳动本体论从根本上来说是黑格尔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哲学解读，也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立论基础，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再次出现。但在《资本论》中，劳动本体论或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是从属于资本逻辑的，特别是在劳动力成为商品之后，劳动本体论实际上遮蔽了劳动力的存在方式，即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本体论不再成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劳动本体论与资本增殖逻辑同体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在这一文本中并置。到了《资本论》，正如前面已经讨论的，生产逻辑从属于资本逻辑时，劳动本体论已不再成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坚持劳动本体论已经不再能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区分开来。从古典经济学而来的劳动价值论，构成理性的社会存在基础，劳动本体论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体论承诺，同时也是流动的现代性的承诺。资本主义社会的流动性，使得这一承诺变得非常重要。
第三，上述两点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面对当代西方哲学及其对马克思哲学的批评。在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中，从劳动本体论出发，结合《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来重新理解马克思，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课题。卢卡奇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在这方面具有标识性。《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体性思路，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证，劳动本体论就是这一确证的基础。但在这本书中，卢卡奇对《资本论》的研究，实际就是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劳动本体论来重读《资本论》的，这既是一种思想上的错位，也是文本上的错位。在卢卡奇之后，古尔德、奈格里等，都没有从总体上逃出这一逻辑。
普舒同在《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一书中，虽然看到了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劳动本体论的错误，但他的解释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想从价值退回到使用价值，从人类学意义上使用价值的生产来讨论人的自由时间境域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这种使用价值的承诺，实际上又重新回到了劳动本体论。在《国富论》中，斯密从分工出发，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分工的发展，分工合乎人的自然本性，只有在分工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生产出更多满足人的需要的产品。在这里，他把满足人的需要，即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看作资本生产的根本目的，这种使用价值的承诺实际上构成了近代以来整个古典经济学的前提。与之相应的就是在讨论古典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时，一般都强调消费的重要性。穆勒指出：“构成政治经济学主题的四组活动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前三者都是手段……这个目的就是消费。生产物品是为了消费；分配和交换仅仅是中间活动，是为了把生产出来的物品送到要消费它们的那些人手中。”同样，麦克库洛赫也强调：“消费与使用是同义词。我们生产商品只是为了我们能够使用或消费它们。消费是全人类劳动的巨大宗旨和目的，生产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普舒同并没有走出使用价值的意识形态。从文本讨论来看，普舒同对马克思思想的讨论，主要是依据《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展开的，这一文本与《资本论》存在着重要的逻辑差异。这是普舒同没能看到的。
区分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不同地位，同样有助于我们面对西方学者批判马克思时所依据的立场。生产逻辑在马克思那里具有人类学的意义，即只要人类存在，就需要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也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此的强调，使许多西方学者将之看作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特征并对之进行批判。在晚年的讨论班中，海德格尔将马克思哲学归结为两个基本命题：一是认为马克思哲学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规定，这特别体现在马克思的下述命题中，即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情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他认为这是马克思全部命题的依据；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生产出发来理解人的，并把“生产设想为社会之社会性生产－社会生产其自身－与人作为社会存在体的自身生产。既然马克思主义这么想，它就正是当今之思想，在当今进行统治的就是人的自身生产与社会的自身再生产”。从生产出发，他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摆脱近代以来的哲学传统，即将自身置于技术的座架中。在这里，海德格尔就是从生产逻辑出发来批评马克思的。当然，比起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的批评，海德格尔的批评已经缓和了很多。鲍德里亚正是从生产的人类学意义出发，并借助现代人类学研究的成果，特别是科林斯的《旧石器时代的经济学》的成果，指出马克思并没能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从生产出发的逻辑更无法面对以符号编码为机制的现代消费社会。在这里，鲍德里亚同样没有看到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资本逻辑，抓住的是恰恰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生产逻辑。
第四，在世界历史展开中，展现从马克思到当代的历史、逻辑与问题意识。讨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建构，一方面我们需要分析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需要反思与这一进程相应的思想观念及其逻辑变化，从而透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建构，形成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知识地图，从而把握展现于其中的历史、逻辑与问题意识，揭示不同历史时段马克思哲学当代发展所呈现的特点及其问题意识，展现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段的逻辑转向，真正呈现马克思哲学的开放性、批判性与实践性，为我们面对当代社会发展与当代思潮变迁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展开讨论，特别是需要通过研究资本的存在与展开过程，以及资本在展开过程中的相关问题，提炼出哲学范畴，从而达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透视，并以此为基础来剖析当代思潮，这是今天回到马克思时依然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