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关系之六：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关系

上一讲我们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毛泽东的矛盾论视角分析当前经济下行的主因，得出的结论是：当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的深层原因是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结构失衡，而结构失衡的主要矛盾是分配环节，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当处理好各环节关系尤其应当在分配环节发力。本讲拟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关系视角探索解决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这一主要矛盾。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习近平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14亿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世界扶贫史上的奇迹！

     总书记提到“绝对贫困”是什么含义？简单地说就是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缺衣少食，需要解决生存问题。国家乡村振兴局认为，2011年我国制定的贫困标准是指农村居民每人每年生活水平在2300 元以下（2010 年不变价），2020年按现价计约4000元，对应贫困人口是1.22亿人。总体来看，我国贫困标准高于世界银行的极端贫困标准，也高于2015年联合国确定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绝对贫困线标准。世界银行对不同收入等级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贫困标准来衡量。2022年世行将包括印度、越南、菲律宾在内的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贫困线标准上调至每人每天3.65美元；将包括中国、土耳其、巴西、马来西亚在内的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贫困线标准上调为每人每天6.85美元。

2011年《中国城市蓝皮书》指出，虽然中国绝对贫困发生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但相对贫困，特别是城市相对贫困发生率却逐年升高，随着城市贫富差距的拉大，城市贫困问题已备受关注。蓝皮书认为，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约5000万，是目前低保标准和受保人数的2倍左右。

什么是相对贫困？相对贫困一般情况下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依靠个人或家庭的劳动力所得或其他合法收入虽能维持其食物保障，但无法满足在当地条件下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其他生活需求的状态。衡量的标准是家庭收入和人均支出。缩小相对贫困差距是世界级难题，对于象中国这样的中等偏高收入国家（世行的划分）缩小相对贫困差距的目标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前，尚未查到比较各国相对贫困标准的数据资料，大都以收入和基尼系数来比照。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数据：极低收入层即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有5.6亿人；低收入层即月收入在1000-2000之间，有3.1亿人；月收入在2000-5000之间，有3.8亿人。又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基尼系数自2000年越过0.4的警戒线，2009年呈上升趋势，2009-2012年呈下降趋势，2013年至今稳定于0.47。根据收入分层和基尼系数两个指标，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处于中国相对贫困的数量至少是5．6亿（月入1000以下）或8．7亿（月入2000以下）或12．5亿（如以月入5000为相对贫困分界线）。中国共产党奋斗了100年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之后，下一个100年要解决相对贫困这一初心使命则更伟大而艰巨，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标志！

攻坚相对贫困的终极政治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攻坚相对贫困的经济技术目标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新一转财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落脚点应当是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这是推进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和引导资本良性流通的主要矛盾，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历史任命。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是处理好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关系：

首先，巩固解决绝对贫困贫困的成果，坚决防止返贫特别是规模性返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巩固脱贫成果难度很大，据各地初步摸底，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不能发生规模性返贫。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其次，抓住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这一关键，缩小相对贫困差距、加快推进共同富裕。总书记2021年第20期《求是》杂志刊发的《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出了完成这一任务的基本路径。一是制定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二是促进共同富裕总的思路总的思路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三是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主要包括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进城农民工、提高公务员特别是基层一线公务员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基层职工工资待遇。四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保障低收入群体。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有效减轻困难家庭教育负担，提高低收入群众子女受教育水平。要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逐步缩小职工与居民、城市与农村的筹资和保障待遇差距，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水平。要完善兜底救助体系，加快缩小社会救助的城乡标准差异，逐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兜住基本生活底线。要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重点解决好新市民住房问题。

最后，总书记2021年提出的本世界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日前遇到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即社会再生产正常循环遇阻的重大挑战。挑战的实质是分配环节的结构失衡（未能解决好相对贫困）引发消费环节的有效需要不足、从而最终反作用于生产环节使正常循环受到阻碍（产能相对过剩，生产与扩大再生产难以为继）。

因此，当前化解股市、房市、化债三大风险的目的应当是：化解分配环节结构失衡风险以推进提振国内有效需求，最终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大循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在化解分配环节结构失衡的过程中应当大有作为。

分配环节问题从国民收入分配视角可归结为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下一讲将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