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钊译）

就在不久之前，还是另外一个题目引起观念的对峙，即：我们是否，或在怎样的程度上，允许基因技术的自我工具化，甚至将人类自我的优化作为追求的目标。围绕着这条道路的第一步，在科学组织与教会的代言人之间，爆发了不同信仰势力的相互斗争。斗争的一方担心愚民主义，担心对科学充满怀疑的、陈旧的情感孑遗所构成的藩篱；斗争的另一方则反对简陋的自然主义科学观对进步的迷信，反对这种迷信所造成的道德的削弱。但9月11日，世俗化社会与宗教之间的矛盾以另一种形式爆炸了。

那些决心自杀的凶手们将民用客机变成炮弹，射向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城堡。通过Attas的遗言、从OsamabinLaden的口中我们知道，他们受到了宗教信仰的鼓动。在他们眼中，那全球化、现代化的象征代表着撒旦。就连我们这些坐在电视机前的，"世纪末日"的平凡见证人；这些怀着自我折磨的乐趣，一遍又一遍地观看曼哈顿那两座巨塔倒塌的人们，头脑中也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圣经》中的场景。作为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的回答，美国总统那些报复性的语言，也明显地带着《旧约》的色彩。好像这个令人眩目的袭击在世俗社会的最深处拨动了宗教的琴弦，它的振颤充盈了犹太教堂、基督教堂和清真寺庙。

尽管他们使用宗教的语言，原教旨主义却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现象。在那些伊斯兰教凶手那里，其动机与手段之间的时代差距，恰恰反映了他们的祖国中，文化与社会之间的时代差距。这种文化与社会之间的时代差距是那个正在不断加速的、彻底剥夺文化根基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幸运的是，我们（欧洲）所经历的这个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在创造中毁灭的过程。但在他们那里，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所带来的痛苦，却不能获得补偿。物质生活的改善仅仅是其中之一。政教分离--这个观念上的转变才是决定性的。但是，这个观念的转变却被遭受了屈辱的情感所阻滞。在欧洲，历史给了我们几百年的时间，用来寻找一个细腻敏感的、对待现代门神的态度。尽管如此，有关基因技术的争论表明，世俗化进程依然充满着复杂、矛盾的心情。……

谁要防止文化之间的战争，他就必须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西方的世俗化进程中那个尚未结束的辩证过程。"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不是一个（军事）战争。在恐怖主义之中，也同样体现出不同的世界之间灾难性的沉默的碰撞。这些不同的世界必须超越恐怖主义者和导弹无言的暴力，而发展出一种共同的语言。面对着冲破一切国境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全球化，很多人期待着另一个政治的回归：不是霍普斯最初设想的那种全球化的治安国家--即在警察、情报机关和军队的层面上，而是一个全世界的、推动着文明化进程的建设性政治。此时此刻，我们除去对理性和一点点自我觉悟苍白无力的期望，别无选择。……

对世俗化进程的一种理解认为，宗教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应该被理性的、被更优越的东西所取代；另一种理解则将现代的思维与生活方式视为非法盗窃来的东西。那种以排斥为主的模型带着失去了神秘色彩的世界对进步的乐观情绪；而那种批判堕落的模型则试图揭示现代社会无家可归的惨状。这两种对世俗化的理解所犯的错误却是共同的。他们都将世俗化过程看作一种无增值性竞争。竞争的一方是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挣脱了约束的、知识与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竞争的另一方则是宗教与教会持续的势力。一方的利益必然以对方的损失为代价。这个竞争必须遵守自由的规则，而自由的规则却是偏向于现代化发展的。这种对世俗化进程的理解不符合后世俗化社会的实际情况。后世俗化社会需要在世俗化进程的同时，继续保持宗教组织的存在。……

在科学与信仰的争执中，具有中性世界观的国家所做出的决策并不偏袒一方。只有当世俗化的结果与强大的传统和世界观保持着均衡的距离，国家公民多元化的理性才会认可与赞同它。世俗化进程是善于学习的，但又不失其独立性，对于双方它都是开放的。……

……。的确，宗教自由的另一面是对世界观多元化的解放。但是，这个多元化并非对任何世界观都是平等的。迄今为止，自由主义国家要求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公民在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化一道界限。为了获得多数社会的认同，他们必须将其宗教信仰翻译成世俗化的语言表述。比如今天，天主教会与新教教会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赋予母体外未受精的卵子以人的基本权力。这就是一个--也许稍嫌轻率--将作为上帝的复制品的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翻译成宪法中的世俗语言表述的努力。只有当世俗社会也能明白宗教语言的表述方式时，那种寻求大家都能接受的解释的努力，才不会导致将宗教不公平地排挤出公共生活，世俗的社会也才不会与自己重要的思想源泉发生隔绝。世俗的解释与宗教的解释之间的分界本来就是模糊的。因此，划定这个有争议的界限这项工作应该被当作一种合作，呼吁双方也同时采用对方的视角观察世界。

自由政治不能把对世俗化理念旷日持久的争论外化，即：把它推卸给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人们。民主、开明的理念不是一个单纯的理念，而是对社会上多种声音的综合性描述。在没有认真听取那些感到其宗教感情受到伤害的反对派的质疑之前，世俗化的主流社会不能强行作出任何决定。他们必须将这些质疑看作一种具有推迟效应的否决权，从而去检验，能够从中学到什么。……。今天，市场的语言透过每一个毛孔，将一切人际关系压进自私自利的模式中。在契约中、在理性的选择中、在对最大盈利的追求中，那些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社会联接没有获得应得的位置。

如果世俗化的语言使用仅仅将一些传统的概念取消，就难免留下困惑。用罪行代替罪恶，用触犯人的法律代替违犯神的戒律，其中都有一些内涵被丢掉了。……

迄今为止，很多道义的情感只有在宗教语汇中才能获得有细腻区分的表述。一旦一个久已遗忘，却被暗中渴求的东西，在宗教的语汇中找到了拯救性的表述时，那些与之相应的道义情感就会立即获得广泛的共鸣。一个不具有毁灭性的世俗化进程是以翻译的模式完成的。这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世俗化进程的西方可以从自己的历史中所学到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把造物与被造物等同起来，上帝就依然是"自由的人的上帝"。……

科学主义相信有一种科学，它不仅可以通过客观化的自我描述来补充人格化的自我意识，甚至将完全取代它。这不是科学，而是低劣的哲学。我们的智慧可以非常具有科学性，尽管如此，依然没有一种科学可以替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作出判断。比如，分子生物学的描述使得对遗传性状的改造成为可能，但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那些尚未具有人格的人的生命呢？

……。假如上帝的创造所带来的区别都消失了；假如不是上帝，而是一个人，依照自己的好恶改变染色体的随机组合，却又不能为此与那个相关的对方达成一个共识，那么，我们不必相信神学的基本前提，也不难理解，其结果必将不同于我们所设想的、简单的因果逻辑过程。那第一个按照自己的好恶设计他人的性状的人，会不会同时毁灭了他人在同类中保持自己的独特的自由呢？

资料来源：

1，Hoechster Kreisblatt 2001年10月15日Kultur版第3页，2，Der Spiegel Online 2001年10月14日URL:http://www.spiegel.de/kultur/gesellschaft/01518,162376,00.html

【附录：译者按】

张钊

10月14日，伴随着第53届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德国书业界和平奖基金会在法兰克福的Paulskirche（保尔教堂）向72岁的德国著名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教授颁发了本年度和平奖。和平奖基金会评奖委员会认为，哈贝马斯是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德国哲学家。他以批评与积极参与的态度伴随了联邦德国的发展，他给几代人指出了时代精神的主题；他继续了批评的启蒙运动精神，将自由、公道这些约束国家权力的基本理念带回到了人们的记忆中。著名社会学家JanPhilippReemstma（严．飞利浦．雷姆斯特马）在颁奖的颂辞中称赞哈贝马斯是"联邦德国的哲学家"，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最大的理论家之一"。联邦外长、绿党政治家JoschkaFischer（尤士卡．费舍尔）称赞他是"彻底的反权威主义思想家"，并称自己一直在向他学习。

历届和平奖得主的答谢辞都受到普遍的重视，哈贝马斯当然也不例外。哈贝马斯在答谢辞中试图在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有关堕胎和基因技术的争论，与这次对纽约、华盛顿的恐怖袭击这两件看似毫无关联的事情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从而找到它们共同的原因。

在答谢辞中，哈贝马斯特别指出不同的世界--西方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基督教世界与世俗化世界--共同语言的缺乏。这种共同语言的缺乏导致了相互的不理解与不宽容，导致了以无言的暴力为形式的碰撞。因此，他呼吁全球性的，社会各层面的对话。

他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的宗教情绪看作一种典型的现代社会的产物，看作错误的世俗化进程的副产品。西方要想防止文化之间的战争，不能简单地使用武力，而必须从自己的世俗化过程中汲取经验、教训。在分析问题时，哈贝马斯非常敏锐、精致。他对社会的语言的使用与宗教情感在现代社会的困境的分析，可算是鞭辟入里，表现出一个德国哲学家特有的优势。但是，当需要提出解决方案时，就只剩下几个空泛的、对宽容的呼吁了。

引人注目的是，在过去的十几年，西方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对复兴运动以来一再宣扬的科学理性提出了质疑。他们敏感地意识到，启蒙运动的思想、科学理性乃至于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并不能回答人类与世界的一切问题。作为这些知识分子的先锋，哈贝马斯领导着这个反思运动。这在他的答谢辞中有很明显的体现。针对科学理性，他特别强调了宗教、宗教语言与相关的情感的重要性。但是，如同一切以经验主义和启蒙运动为传统的现代理念一样，哈贝马斯的解释给我们留下的疑问多于他所能回答的。仅仅强调宗教的好处与用途，而自己没有相应的宗教情感，就难免走回到Lange的实用主义老路上去：一方面揭露唯物主义论证中的漏洞，指出它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将宗教看作一种有益于人类的东西，而将其工具化。Lange的工具化是以当时所流行的、对理性的理解为基础的。但是，这个理性并非理性本身，而是依赖于人的好恶的。人的好恶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左右：今天令人沉醉的宗教情感，很可能明天就变成累赘。因此，没有一种对造物深切的敬畏，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宗教，也不可能在语言的层面上理解它们。

孔子屡屡强调要"知天命"，要"畏天命"，并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我因此想起另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