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曾谈过中国人的信仰问题。这些年，中国人的信仰问题被讨论得比较多。有一种说法叫：“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不讲信仰”，因此觉得中国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有很大的悬疑。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当然不是指一般的群众，而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意识和普遍行为没有信仰。那么，这样是否准确公正呢？中国人究竟有没有自己的信仰呢？
一、中国自古以来信仰的是“天地”，“顺天应人”的核心理念构建了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
什么叫信仰？信仰是人们对于极高的或者最高的、普遍的价值的信任、信赖和追求。信仰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存在和精神生活方式，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一种精神权利。人不能没有信仰。人的精神生活、精神生命一定要有自己的信仰作为支撑和归宿。信仰使人的活动以最高信念为核心形成了完整的精神导向，用信仰调动各种因素为它服务。当然，人们以什么为信仰对象，是有所不同的。你信上帝，他信佛祖，有人信仰金钱，或者信仰道德，信仰科学……宗教是什么？宗教一定是某种信仰的体系，但是信仰不一定都成为宗教，并不是什么信仰都一定成为宗教或者必须成为宗教。尤其是对科学、知识、真理，对人的理性的信仰，并不需要成为宗教，而这样的信仰却是更合理、更大量、更经常的信仰。
既然把信仰和宗教区别开来，按照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说中国没有西方那种传统宗教化的信仰方式，是成立的；但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则是说不通的。
那么，中国人到底信什么呢？从中华文化本身几千年发展历史看，从中国最早历史文献和后来的整个生活过程一直到现在民间文化表现来看，我觉得已经很明确了：中国自古以来信仰的是“天地”，特别是“天”。在中华文化当中，不管是哪个学派、哪个时期，都把天道看作是宇宙自然力量和社会人伦秩序的化身，人世的一切都要问究于天、听命于天。所以，跟天有关的一些基本概念，像“天意”、“天命”、“天理”，甚至“天兆”、“天谴”等等，都是中国从上到下最为敬畏的对象。总之天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最高主宰。但比较吊诡的而且最有中国特色的，就是中国的天从来没有被具体化、人格化成一个神，从来没有造就一个唯一的神、上帝或者绝对意识的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所谓至高无上、无比神圣的天，从一开始并且始终都是与世俗的人、与现实社会人伦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早在《易经》中就已经奠定了“天人合一”这样一种信仰理念和思维方式。《易经》讲“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是从天地道理讲人事吉凶祸福。从《周易》那里开始形成一种中国的说理方式：先是“以人观天”。当然不是一般人，而是大人，是君子，是用他们的言行、业绩去证明天。然后又用天来立人，用天的道理、天的意志、天的判断立人，解决人世生活、人世发展的问题。从圣人、大人那里知道天的伟大，再用天的道理来说明人世的吉凶，确立了“顺天应人”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个核心理念实际上构建了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
从对待神的态度看中国信仰的特点，孔子最有代表性。对于形成以人为本的信仰方式，孔子起了很大作用。孔子按照《周易》的传统，虽然支持祭天、拜天，但他不怎么说神，对鬼神一向不以为然。“子不语怪力乱神”。人家问他鬼神的事，他说“未能事人，安能事鬼”！祭祀神灵时候，孔子发明的办法叫“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即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这不像古代欧洲，为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曾费了很多心思。中国式存而不论的态度，是一种特有的大度和智慧，孔子的伟大，就是他带头并教会了中国人在神的面前保持人的主体地位，这是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是骨子里的中国方式和中国风格。
二、辩证分析中国传统的“有信仰、无宗教”的特征
说“有信仰、无宗教”，主要是指中国的传统信仰是人本主义、以人为本的。这种信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天”之下包容和理解了多样的信仰。中国在信仰方面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强势的话语，给人们的自主体验和自由选择留出了一些空间。在潜意识中天是最高的，其他各种各样的神，都可以看作是天的代言和使者。所以中国历史上基本保持了对宗教的宽容，没有像欧洲那样发生大规模长期的流血的宗教冲突。第二，实用主义的宗教态度。这恐怕是使很多西方人觉得中国没有宗教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人先把宗教的内容人本化、世俗化，然后以为我所用的态度进行选择。鲁迅当年说过，中国人敬神其实是走形式。想要控制神、利用神才是主要的。比如：想要抱孙子就拜菩萨；想发财就拜财神；想读书做官就拜孔子。三个教的神随便用，并不考虑教义体系和理论逻辑。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一方面表达了以人为本、人以自己为主的信仰权利，另一方面也包含了急功近利、文化浮躁、弄虚作假、轻浮潦草的种子。第三，形成了以皇权为体、以宗教为用的政治传统。中国皇权始终高于教权。历代统治者都以天子自居，自己代表天，把最高的神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通过各种方式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要使臣民绝对服从自己。而一些宗教，特别是外来的宗教，比如最早是佛教，后来的基督教还有其他宗教，要以是否能够为当下的皇权服务为标准，才能获得统治者的支持。否则，像早期佛教和基督教进来的时候，都希望能在中国享受一点类似于治外法权的待遇，都没有成功。事实证明，只有为中国统治权服务或至少不与它冲突的宗教，才能得到允许，保持下来。
从上面这三点看，如果按照宗教本身的含义，宗教在中国确实处于“似有实无”的状态。这种状态的背后，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合理的一面，就是借多维宗教的外壳保持了以人为本的内核。这比机械的偶像崇拜更能彻底地揭示宗教的本质。中国式的宗教态度，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主体性色彩，实际上表现了对神的信仰一定程度向人自身信仰的回归，所以有深刻的现实基础和重大的文化价值。它与整个中华文化的特殊风格是一致的。中华文化有什么特殊风格呢？我说是“大象无形”、“海纳百川”。中华文化传统中，对什么东西都并不追求唯一不变的终极的样式和形态。老子讲“大象无形、大智若愚、大音希声”，最大气概、最高层次的东西，都没有特定的狭隘的形象和界限，它特别能包容，像大地一样厚德载物，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多元化的文化因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因为这样才能成中华民族的形体之大、中华文化的气概之大和历史之悠久。这种信仰方式也是造就中华文化大气概、大氛围的一个特点。不合理的一面与中国在历史上对待科学的态度有相似性。中国人很聪明，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就是因为这种方式中，包含了某种消极因素：对很多重大严肃的问题，往往不够严肃、不够认真、不够彻底，而是“见好就收、够用就行”，缺少彻底的追究和一贯的把握，任其含糊不清、随便改变。对天的信仰也很少有正面的开诚布公的追问、反思和交代，只是当成心照不宣的约定停留于自发选择和盲目运用的水平。“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这句话，很形象地代表了我们对待宗教、对待信仰的态度；“够用就行，见好就收”，从而养成了民族文化心理上的一种弱点、惰性，或者叫浅薄和浮躁的状态，这是应该反思的。由于对信仰、信念缺乏足够的自我论证，必然埋下自我矛盾、自我冲突的种子。
三、在新的时代，以新的形式，将中国式信仰的理念和方法发扬光大，使它具有现代化的理论形态
当前，很多人都在谈“信仰危机”问题。我们在走向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候，中国传统的信仰方式和信仰理念是不是能够依然保持中国人内心的精神支撑、精神家园的作用？这一点遇到了挑战，所以很多人说“信仰危机”。大家承认有迫切的信仰需求，但怎么样理解和解决这个问题，还存在着很多的分歧。比如我们要重振信仰，是不是要走宗教化道路？现在走宗教化道路这种主张的声音也很响亮。
我的看法还是回到前面那个问题：到底应不应该区分宗教和信仰？如果应该区分的话，我们的回答就是：中国不必追随西方文化重走宗教化道路，21世纪也不宜再以宗教式的精神灌输来解决我们社会的信仰问题，还是应该选择适合我们中华文化的国情和传统方式，在新的高度上理解和对待信仰，继续走我们以人为本、面向未来的信仰发展的道路。所以，我主张要弘扬中华文化中好的传统，克服传统文化里不良的因素，在新的时代，以新的形式，将中国式信仰的理念和方法发扬光大，给它一个更加科学化、系统化深入的阐释，使它具有现代化的理论形态，从根本上确立中华文化信仰方式的理性方式，以此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和根基。
我跟一些人谈信仰时，感觉急功近利的毛病很厉害。在信仰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急于摘果子，不关心种树”，真正需要解决的是种好这棵树的问题，即培植好中华文化，让这棵树生长出各种果子来，解决目前多元化信仰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