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们尊敬的赵俊臣老师从事经济学研究45年。在赵俊臣老师担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期间，他为经济研究所及云南发展研究做出的一系列具有开创性价值的成果贡献。我有幸自1988年至2003年作为赵老师下属的研究人员，在其领导下共事多年，聆听其教诲，参与其课题，于理论的引导中受益良多，于实践的机会中锻炼成长。我非常感谢赵老师给予我的学术指导、授业解惑。我从以下几方面谈谈自己对赵老师经济研究的真切体会。

一、赵老师的学术研究思想，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立足实际，注重对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

赵老师进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思想界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1978年10月18日，赵老师作为当时“云南省理论宣传队伍成员”，在云南日报发表《是革命指南，不是现成答案》的文章，这是云南学者在云南报刊上发表真理标准讨论第一篇文章。此后，赵老师相继在云南大学校刊《思想战线》、北京大学原经济系学术期刊《经济科学》、红旗杂志《内部文稿》等重要期刊杂志上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讨论发表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文章。因工作需要，赵老师1988年从云南省委宣传部调到云南省社科院农村经济所工作，至今，他从事经济研究已满45个年头。

赵老师研究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他发表在《思想战线》1987年第1期的《马克思主义股份资本理论与我国的企业股份化》，就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股份资本理论，并以此作为研究我国股份制的理论指导。

赵老师从事经济学研究是从阅读经济学文献资料、并从学写综述开始的。如他发表在北京大学原经济系《经济科学》：关于“包产到户” 的讨论情况简介（1981年第1期）、关于正确认识包干分配性质的几个问题（1984年第2期）；北京大学原经济系资料室《经济资料》：六十年代上期关于积累与消费问题讨论情况简介（1982年第2期）、关于解决国内就业途径的讨论简介（1982年第3期）。此外，云南省讨论经济主管机关内部如何贯彻按劳分配，经济学动态1983年 第8期；关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讨论情况，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1982年第28期。关于职工业余劳动的讨论简介，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840期；云南省经济学会讨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私人雇工问题，经济学动态1981年第1期；关于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性质的讨论综述，国内哲学动态1982年第7期，等。这些文献与讨论综述，既学习了理论，锻炼了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发现深入研究的突破点。

赵老师在学术研究中，善于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去把握住研究对象的变化规律，常以问题为导向，展开深入实际的调查和关键点的突破性研究，寻找并提出切中要害的针对性对策，为政府或研究委托方拟定出最优的破解研究难题的简明方案。这当中，研究的视野开阔和视角独特，来源于赵老师45年经济研究的实践积累；研究的内容创新和所获得的新发现，来源于赵老师45年经济研究持续思索的厚积薄发。

45年的经济研究，赵老师为我们展示出值得传承的最有益于研究的三个方面。一是善于博采众多经济研究方法精髓的优良学风；二是敢于面向纷繁经济发展动态做出有效关注与择优选择的学术选题，并以行动付诸研究；三是勤于研究案例归纳与调查数据汇聚的科学积累和学理思考。通过这三方面的组合运用，在研究工作中，赵老师带领经济所勇于把握住从问题研究转化而来的一个个课题，取得了省委省政府认可的一大批研究成果，迎来了提升研究者研究能力的一系列机会，最终，为经济学研究留下了“以探究理论发现和解决实践问题相互促进为目标主线的云南经济研究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二、赵老师的科研成果丰硕，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和较高的决策咨询价值，对云南经济发展做出过积极的作用。

纵观赵老师的研究成果，具有成果总量大、学术质量高和应用价值突出的特点。主要成果是：主编和联合主编著作36本（其中，主编和联合主编各18本），主持完成各类课题52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项，省部级课题21项、国际合作课题16项），获省部级级科研成果奖10项，研究报告被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题词、作序共92项，发表学术论文560多篇，研究成果总字数800多万字。赵老师的研究成果，总体种类结构合理，尤其是研究课题、专著、论文之间的比例结构优化，研究项目中获省部级奖和获省级领导批示的比重大、数量多，研究选题中理论探索与实践调研的关系良好，研究领域分布中对国内问题研究与国际组织合作研究的协作层次高。

一是在全国最早一批研究个体私营经济，提出了个体私营经济、摊贩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命题。1980年5月赵老师写作的《个体经济简论》（后收录入《云南经济发展探索》第一卷（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年9月版），1981年4月写作的《建国以来个体经济的基本情况》文（为中国第一部《中国现阶段个体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的第一章），1983年写作的《关于个体转手贩销的几个问题》（《经济问题探索》1983年第4期）、《关于长途贩运和投机倒把的界限问题》（《云南社科动态》1983年第5期）和《保护个体经济合法权利的几个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1983年第7期），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提出：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存在与发展是国家一种“无奈”的选择，但却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等独到见解，显示出以实事求是精神研究发展问题的一个党员学者的真正担当。1986年，赵老师用“平等发展论”代替并及时修正了“个体私营经济补充论”，以“谈谈小型国有企业租赁经营问题”“关于国有小型企业拍卖给个人经营的问题”为题，在《昆明日报》持续连载发表了7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个体私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次要组成部分或补充组成部分”的研究结论。随后几年，赵老师顺应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趋势，通过《云南私营经济发展研究》（《云南社会科学 》1988年第6期）、《流行私营经济理论辩析》（《农村经济研究》1988年第5期）、《云南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云南社会科学》1995 年第 1 期）等理论文章，前瞻性地提出：“雇工提供给雇主的剩余劳动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学费”、“诱发了他们的经营意识”、“个体经济必然会走向股份联合”等诸多具有独创性和预见性的理论观点，不断深化着作为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个私经济的发展理论。

二是在全国最早一批研究股份制，提出用马克思的社会所有代替公有制的理论观点，并在深化股份制研究中取得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良好研究绩效。1981年赵老师从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第一次有关建议采用股份制的讲话中受到启示，开始了对股份制经济的研究，围绕马克思股份资本理论和国有企业股份制全面改造，撰写了20篇文章陆续发表于《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思想战线》（1987年第1期）、《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经济日报》（1988年2月14日）、《经济问题探索》（1986年第9期）、《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中国劳动科学》（1987年第2期）等报刊，随后汇编成《股份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专著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依托于对股份制的研究积累，赵老师在多领域展开了股份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1992年，经批准，赵老师创办《云南证券报》并兼任社长和主编，通过撰写40余篇股评文章，带头分析股市变化，普及股市知识，切实研究股份经济运行的规律和趋势，为云南股份制经济的研究与实践开启了新平台；1994年，赵老师的股份制研究成果，在玉溪市北城进行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试点中发挥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在承担省委组织部“云南省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培训班”中又发挥了较强的支撑作用；1993年他主持完成《云南省五金矿产化工（集团）公司现代企业制度研究》，1994年主持完成《昆明重机厂现代企业制度研究》，1995年以后，在云南省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推进实施中，赵老师结合省情提出许多极具针对性的决策咨询建议。

三是勇于面向学术界当时的难题展开研究并获得科学成果。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中农副产品与工业品交换时不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进而制约农业再生产发展的理论问题，赵老师通过《剪刀差新论--云南省工农业品交换剪刀差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揭示现行比价剪刀差的缺陷，提出了比例剪刀差的新观点，并设计出相应计算方法，计算了全省的情况，探索了如何阻止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农民种田积极性受挫、农民收人增长缓慢的解决思路与模式，在理论层面诠释缩小“剪刀差”的有效方法，寻找了推动农业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丰富了云南农村经济研究的领域及其内涵。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的王天玺同志，对此研究出版时作序并给予高度评价（参见《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四是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研究中，不懈探索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破解扶贫、金融和土地流转等难题上做出了新探索。1990--2012年间，赵老师申报并完成了《云南多民族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研究》、《西部民族地区构建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新体系研究》、《西部民族地区农地林地流转中的问题与解决对策》等三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研究，用近20年时间持续瞄准西部民族地区，选定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难点问题做出聚焦研究，尤其是对云南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农村金融制度建设和农地流转等，展开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上揭示出了诸多新发现，提出了许多新命题和新观点，获得了一批具有国内学术影响力的优秀成果，贡献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决策咨询建议并得到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

（二）坚持以实践引领研究，推进经济创新成绩突出。

一是在农村发展领域突出了以国际通行研究方法和国际视野推进国内问题研究，创新模式引领云南农村扶贫与农村综合发展，在全国最早一批研究、设计并试点小额信贷扶贫和贫困村基金，其试点的贫困村基金模式曾被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财政部在全国推广，并以80年后期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云南多民族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研究》为标志，开始了从《云南省41个贫困县脱贫致富战略研究》到“贫困山区综合试验示范”国际合作扶贫项目，再到在省内率先运用从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模式展开25贫困县乡的小额信贷扶贫研究，在参与国家推进农村扶贫的各个阶段均产出过指导性、操作性和影响性突出的系统化研究成果。其中，赵老师主编的《小额信贷：扶贫攻坚成功之路》（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一版、1998年11月二版），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培训资料被列为全省小额信贷扶贫培训教材。

二是申报和主持全球环境基金（GE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资助中国的第一个中型行动与研究项目《中国云南省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市范项目（YUEP）》，在云南省2个贫困县、6个乡、48个村成立46个社区村民组织，探索由村民自己组织运作的48个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基金及其运作模式，得出了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往往具有相对较高的金融意识、金融行为和金融诚信度的理论研究结论。

三是与云南省林业厅联合展开“中国云南山地林业试验示范项目”，在全国最早一批引进国际社会林业理论及林业资源共管模式，并把社会林业的社区共管扩展到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国家公园的管理领域，通过实践总结出《集体林地所有权的虚拟性及其解决途径》、《论集体林地使用权的法人化》等论著，论证了必须将林地使用权“还”给农民的合理性，揭示了“当地农民最知道森林对人类的价值”、“相信农民懂得造林和善于造林，而不是只有地方政府能造林”、“相信农民能管好树木，而不是森林树木管护的敌人”等新论据，纠正了当时社会流行的错误理论观点，并转化为指导云南农村集体林地管理体制改革的行动依据。

四是在申请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西部民族地区构建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新体系研究》（2007年）时，构建出中国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即：以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为主体、以小额信贷为主要形式、以多种金融服务（尤其是上门服务）为主线、以贷款者互保互督为主要方式的多种担保机制代替传统的抵押担保、以当地供求为主引导利率调控的市场化运作机制、以“县级地方政府监督为主--国家监督为辅--民间监督为补”为主的风险防范监管体制、以政府扶持为主优化外部环境的基本保障体系。

五是编撰全国第一部县域发展战略学--《县域发展战略学》（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获得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原总编辑王天玺的高度评价，指出该书有两大特色，即对“县域发展战略学的研究对象、产生根源、战略依据，战略特征、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对策等主要构成部分”，“进行逐一地深入分析，从而形成严密的科学体系”，“在构筑理论框架体系的同时，总结县域发展战略研究与制定的经验，筛选出简便可行的方法，做到了理论与方法的有机统一，是本书的又一个显著特色。”

（三）从推动发展看，赵老师以科研行动的率先垂范和科研成果的支撑影响，在经济所发展进程中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赵老师作为知名学者和经济所所长的“双肩挑”复合型专家，在领导经济所发展的12年间，以科研行动的率先垂范和科研成果的支撑影响，不断推进着经济研究所的发展，完成了从农村经济研究向综合经济研究拓展的建设，强化了基础理论、应用研究和咨询研究的有机结合，突出了服务省委和政府的对策研究体系。这当中，赵老师对经济所发展进程中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初略归纳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推进经济所科研成果与科研实力整体跃上新台阶。赵老师通过身体力行的对外课题合作，围绕云南发展需要拓展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经济研究，使所内宏观经济、产业经济、资源与环境经济、扶持贫困、区域发展与规划等多个学科，推动全所科研实力和学术竞争力获得有效提升，在成果质量、数量和影响力方面均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根据云南省社科院建院40周年的统计，在经济所40年取得的650余项成果、25项省部级奖和众多省级领导批示中，赵老师担任所长期间成果数、获奖数和省领导批示数所占的比重最高。

二是培育和打造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把握国际方法的科研骨干。赵老师在主持国际合作研究项目过程中，借助国际合作为经济所培养了一批外向型研究学者，先后有10位学者从国外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当时全所科研人员仅18人）。例如在参与国际基金资助、中共云南省委农工部主持的“中国云南省贫困山区综合开发试验示范项目（YAM）”，赵老师作为主持人之一，选送了7位学者到国外攻读硕士学位，后成为省内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云南扶贫与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型专家。同时，为经济所引进并翻译了一系列国际上农村发展的先进理论与模式，推介了国际社会林业、参与性评估、农业可持续发展、社区综合发展等理论与技术，对推动云南农村发展研究做出较大贡献。针对我们院没有研究生布点的实际，在省教育厅的支持下，赵俊臣老师联络西南林业大学经管学院联合申报农林经济管理的硕士生点得到批准，使研究所的正高级职称学者都能指导研究生。如他指导的赵海兰现任国家林草局研究中心战略室副主任、张建平在国家审计署工作、乔召旗现任云南烟草农业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张体伟指导的刘子飞在国家农业农村部工作；左停和张体伟指导的杨俊伍现任云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所所长。后来西南林业大学经管学院获批组建林业经济智库，聘他为顾问，他把自己从事智库的经验无保留地传授给智库老师，使其成为全省高校智库成绩最多的智库，并由此成为申报成功全省唯一的农林经济管理博士点的重要条件之一。

三是搭建起直接为党委和政府服务的决策咨询平台。赵老师担任经济所所长期间，十分重视搭建平台以促动研究与咨询之间的转化。这当中，有三方面做得比较突出：首先是通过向省委省政府持续推出众多有学术影响和实践应用价值的研究报告，进一步巩固了农村经济研究所（后为经济研究所）作为云南省人民政府5个决策咨询机构之一的决策咨询研究地位，这样，每年都能承担着省政府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重大研究课题的任务分工，确保了经济所在省内享有较高的决策咨询地位。其次是以所办内刊刊物为平台，及时对外传送研究与调查成果，1991--2002年，全所自办《农村经济研究》《云南经济研究》等内刊，累计出版50多期，每期印1000册，免费发送省委省政府各部门、全省各地区和部分科研机构，所刊载经济研究的最新理论观点、研究新发现、调查报告、数据分析、热点追踪、对外交流等，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特别是最先于2000年以蓝皮书形式开启《云南经济发展报告》研究及其发布工作，在我院最早搭建了蓝皮书研究平台。

四是自筹经费举办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促进经济研究所的对外学术交流。赵老师担任经济所所长期间，十分重视通过举办学术会议推进对外交流，筹划和组织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会，较大程度地提升了经济研究所乃至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

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主要的有：1995年在贵州省农科院，举办由加拿大国际发展署（IDRC）援助中国农村发展项目的“社会科学方法培训与研讨会”，所内5位学者主讲；1995年在泰国清迈，与清迈大学社会科学院合作，举办“转变中的东南亚山区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内10位学者参会并作交流发言；1999年在昆明，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泰国清迈大学、美中环境协会等国际机构，合作举办“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论证研讨会”；1999年在昆明，协助举办“中国云南山区综合开发试验示范项目（YUM）国际推介研讨会”；1999年在昆明，组织召开全球环境基金资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执行的（YUEP）选点调研国际研讨会，美国驻华大使馆环境与科技参赞戴卫•布莱尼致词，时任云南省副省长梁公卿在省政府会见厅会见国际专家；2001年在昆明，组织召开YUEP启动仪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克思婷•莱特纳（Ms. kerstin leitner）女士和云南省政府施天俊副秘书长分别致词；2004年在北京新大都酒店，组织召开YUEP经验汇报与国际推介会。

举办国内学术会议主要的有：1997年在昆明，主持召开“全国扶贫攻坚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国务院经技术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石山、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王学仁等与会，8个国际组织派出代表参会；1999年在昆明，与中国社科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扶持中国极贫困农户国际研讨会”；1999年在昆明，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韩俊和李周共同主持“中国农村发展研讨暨全国社科院农经研究协作网会议”，中国社科院第一副院长王洛林与会指导等。

需要指出的是，赵老师考虑到我院有的基础学科较难申请到研究课题，也难以自筹到经费，他组织召开的上述研讨会，都没有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财政拨款。

以上是我在回顾赵老师从事经济研究45年时有感而发的感言，难免挂一漏万，并不能完整代表赵老师的全部研究成果及其学术观点。例如，他从自己行动研究项目中概括出的村民民主意识、信用意识，村民中干部和富人与穷人的诉求的差异，农村调研时区分信息真伪等等，都需要进一步梳理与总结。尤其是至今赵老师仍然关注经济研究，笔耕不已，近几年仍有研究报告被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进入决策。这种坚持不懈从事研究工作的意志、能力和职业研究精神，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