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南亚研究奠基人、开拓者：陈翰笙”。

我是地地道道的南亚研究的圈外人、门外汉，但作为经济研究学者，在阅读近现代经济学说史中的陈翰笙时，发现陈翰笙被公认为是中国南亚研究奠基人、开拓者，觉得有必要向在座的各位南亚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作一次情况汇报。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只是情况汇报，应为我没有能力对他的学术成果价值进行评价，学术价值的评价应该由南亚研究专家去做。

一、陈翰笙是个什么样的人？

青年时代的陈翰笙

中年时代的陈翰笙

老年时代的陈翰笙

陈翰笙是我国第一代革命家，学术界的宗师，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国际政治学等多种学术领域均有重大建树，被誉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之父”、“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先驱”。

陈翰笙在国外求学和工作多年，建国后回国先后担任外交部顾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暨外国历史卷编委会主任和商务印书馆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主任，一生贡献甚多甚伟，对此，党、政府和国内外社会对他已有高度定论。

（一）陈翰笙逝世后的报道规格很高

陈翰笙1897年2月5日生于江苏无锡。2004年3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8岁。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4月1日报道，陈翰笙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政协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卸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陈翰笙逝世表示哀悼。

2004年3月23日，陈翰笙告别仪式在协和医院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及其他社科院领导，及前来送别的各界人士、亲朋好友、外国友人等，向这位饱经沧桑、功绩卓著的学界泰斗肃立默哀、鞠躬告别，并向翰老的亲属表示慰问。

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外交协会、欧美同学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单位分别派代表到陈翰笙同志家里进行吊唁与慰问。

（二）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陈翰笙的高评价

据《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程瑛、胡奎报道，胡耀邦曾评价说：“陈翰笙是一个好老头”①。

2004年1月25日上午，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等陪同下，前往协和医院，向适逢生日的陈翰笙祝贺108岁寿辰，称赞他是“中国经济学的开拓者”，“有对人民、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号召学界认真总结其治学精神和学术经验、传承其理论精神②。

（三）陈翰笙是写进了邓小平为宋庆龄所致悼词这篇历史文献的人物

据龚育之回忆，陈翰笙是写进了邓小平为宋庆龄所致悼词这篇历史文献的人物。1981年6月3日。邓小平在悼词中，历数宋庆龄一生的革命业绩时，提到孙中山、毛泽东等党内外国内外历史人物20多人，陈翰笙是唯一活着的、在座的人物。指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曾通过外国势力向宋庆龄同志施加压力，遭到宋庆龄同志和当时在座的陈翰笙的驳斥”③。

（四）陈翰笙组织的农村调查与领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写入中国共产党史册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国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都写到陈翰笙组织的农村调查，高度评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九十年》第150页）。如龚育之所说：陈翰笙是“载入了党的史册”的人物。这当然是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殊荣。

二、开辟中国南亚研究的奠基人

（一）从事南亚研究的开端于1924年后

1924年陈翰笙从柏林大学博士毕业时受蔡元培邀请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开设欧洲史和史学史课程。期间，陈翰笙还在《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和《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等一系列世界史和国际政治相关的论述文章。其中《印度给我们的教训》，是他从事南亚研究的开端。

（二）1944年的印度农村调查影响世界

1944年，陈翰笙被迫出走到印度，任职于同盟国设于印度的研究机构“远东局研究处”，同时在德里大学远东研究部工作。期间，他对南亚次大陆复杂的农业经济区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实地调查与研究。1948年，陈翰笙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南亚学者丹尼尔·桑纳尔的聘请，根据20世纪40年代在英属印度所作的一项调查研究和文献收集的基础上，用英文写成《南亚次大陆农业区域》，后来经过他的好友丹尼尔· 桑纳尔夫婦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在1996年交付巴基斯坦卡拉奇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得到国际南亚学界的高度评价。丹尼尔·桑纳尔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它提供了“对南亚区域差别最全面最深刻的资料”。后又在另一篇书评中把陈翰笙的研究成果称之为“他迄今所知有关南亚区域划分资料最为透彻的分析”。该书对南亚21个农业区域所作的详图只有哈比布著名的《莫卧尔王朝地图》才可以与之媲美。

1948年，丹尼尔·桑纳尔也回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助理教授。索纳向该校的南亚区域研究项目负责人推荐聘请陈翰笙为高级研究员，编写《南亚的生态和农业区域》一书。1951年，陈翰笙在离美回国前把两本已完成的书稿交给丹尼尔·桑纳尔，丹尼尔·桑纳尔及其夫人为编辑出版书稿经历了种种艰辛，该书最终于1996年由巴基斯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后，陈翰笙又于1950年完成《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南亚农业区域》(1950)、《五十年来的印度史学界》(1952)、1949年完成的《印巴经济区域》,是陈翰笙的又一扛鼎之作。这部用英文写成的著作，首次对印度、巴基斯坦进行了宏观的研究。英文本1980年在印度出版，影响巨大。后又写作与出版《印度莫卧尔王朝》（北京商务印书馆）。

（三）创立南亚问题研究机构历经曲折，组织南亚研究屡遭干扰

新中国成立后，陈翰笙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回国，谢绝了外交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农业部副部长的职务，仅答应出任外交部顾问。经陈翰笙提议，1951年酝酿、1952年正式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室成立南亚问题研究小组，这是新中国成立第一个专门研究南亚问题的机构。新成立的南亚组分南亚和东南亚两个小组，均由陈翰笙的助手陈洪进具体负责。其研究人员定为研究专员(行政副司级以上),列为外交部专门委员会委员。工作至1956年冬并入外交部新建国际关系研究所之前，五年多的时间里，虽不断遭受政治运动干扰，然其工作成果仍十分突出。尽管有的调研报告据说并未受到重视或认可，被认为“太客观”、“摆资料太多”、“学究式”等等，然而从图书资料的积累和建设上看，无疑硕果累累、成绩卓著。当时收藏的专业性新、旧图书已有三千多册，订阅报刊五六十种，剪报资料分编、装订上千本，摘录资料、索引卡片几万张。尤其是在陈洪进先生设计、指导所创建的一套比较科学实用的报刊资料之分类、选编及管理体系，为同业人士所借鉴，得到很高评价 。

1956年11月，陈翰笙参加筹建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出任副所长。他将南亚组并入该所，并扩大其研究领域至东南亚地区。新成立的南亚组分南亚和东南亚两个小组，仍由陈洪进先生具体负责。南亚方面显然具备一定基础，立即制订计划，落实研究任务；东南亚方面着重积累资料、培训干部，几位资深学者则尊重其个人所长，自定研究项目。从1956年到1961年南亚组存续期间，积累了有关南亚各国的大量图书资料，对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形势、印度大资产阶级、五年计划、土地问题、以及国大党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当时的设想是，以印度为重点，用两三年时间作国情研究，系统搜集资料，建立相关数据库。从编写印度政治、经济月报或季报入手，一面跟踪形势，一面积累资料和锻炼干部。尔后在这基础上再设置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南亚组的扩大和加强，确使陈翰笙多年的心愿得以初步实现。

南亚组的工作，本可按既定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却被迫因1957年的政治运动而中断。运动中，南亚组被加上“独立王国” 的罪名。陈翰笙首当其冲，幸得周总理干预，保护过关，而陈洪进先生则被划为“极右派分子”,降级发配安徽。还有人或被打成“右派”、“同情右派”,或被视为“异己”、“有问题的人”,不适合于留在外交部如此重要部门工作，均于运动后期遭到处理。陈翰笙成了“白旗”旗手，不再主管研究。南亚组的工作也被全盘否定。全组二十五人，有十八人被调离或调换岗位。

1959年，南亚组进行了改组，重新配备了领导并调进来新的成员。这一年，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全组同志“鼓足干劲”、齐心协力、以“大跃进”的姿态，写出了一批专题论文和参考资料。有的同志则为报刊杂志撰写了普及文章。不幸又一场“反右倾”接踵而至。随后又是整改。研究所把面向“国际”改变成了专门研究“帝国主义”,从而各个地区或国别研究组室均被撤销。南亚组当在其列，组里所剩研究人员被调往他处或改变研究方向。所留图书资料一部分被调走，大部分暂时留下的报刊资料却在后来的“文革”中，随着研究所的整个撤销而被送往造纸厂化作纸浆。

1963年，陈翰笙受命创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并任所长，使他得以再次重建南亚研究。他从安徽将陈洪进先生调回世史所，以研究印度历史的名义，企求再建南亚研究。与此同时，新一轮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也在重新整合。以地区为主的新研究单位如东南亚、亚非、拉美等研究所先后成立。原在国际关系的老南亚组人员，如孙培钧、杨瑞琳、谷旭阳、李玉昭等同志在一度脱岗后又纷纷归队，在新建的东南亚研究所中，另辟一个南亚研究阵地，为南亚研究再创辉煌。陈翰笙亲自设计印度史的研究方向与计划，为南亚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奠定了基础。

“文革”中，南亚研究遭遇更大的严霜摧残，所被否定，陈翰笙被打成 “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推行“封资修研究路线”的“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的代理人”,自然难逃被批斗、禁闭、审查、迫害的厄运。

十年浩劫后，中华大地迎来了文化、学术复兴的年代。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陈翰笙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南亚研究重新列入规划。1978年6月，以北大教授、当代南亚学者季羡林先生为首的南亚研究所筹建组，诚请陈翰笙参加建所工作。季羡林任所长，陈翰笙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并兼任研究生导师。时年已逾八旬的陈翰笙仍担任世界历史所的名誉所长，且肩负众多社会工作，不辞辛劳，与当年的同行故友如陈洪进、林华轩、孙培钧等同志一道商议、筹划，制订了和当代南亚问题相关的研究课题与目标，南亚研究从而又有了拓展的土地和传人。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所和北京大学南亚所分设；后两个所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被撤销和兼并。

此后，陈翰笙仍尽其力所能及，对南亚所的工作和南亚学的建设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关怀。他积极参加南亚所学术委员会工作，协助培养研究生，联系国外学者，推动并参加中国南亚学会的活动。1978年夏，季羡林、陈翰笙发起成立“北京地区南亚问题座谈会”，会址设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会议室，每年召开3—4次会。1979年冬，中国南亚问题研究会成立，季羡林任会长、陈翰笙任名誉会长，被称为办实事的南亚学会名誉会长。后由各主要会员单位轮流主持召开座谈会。

三、陈翰笙的研究特点

我初读陈翰笙的回忆文献的感觉，是他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特点：

一是着重实地调查。

着重实地调查，是陈翰笙一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例如，他调查选择的样本户较多，如无锡调查1204户、保定调查1770户、广东调查1209户；每一个调查农户的问卷表上所列项目便达30几个大类、好几百项，令人叹为观止。他研究南亚也不例外。如他在1944年在印度农村调查时，东至加尔各答，南到印度洋海岸，西到孟买，北到阿富汗边境附近的信德，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调查，使他对印度经济地理、社会状况、种姓制度、宗教等有了比较透彻的认识。国际学术界公认，陈翰笙的统计数据更为精确。他用批判的态度看待官方数据，并用实地调查来修正官方统计的偏差。

二是综合采用国际上通行的社会科学特别是问卷调查等方法，从而使他成为国际上推崇的南亚研究权威之一。

据他的学生潘维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回忆，“翰老在印度的研究工作卓有成效。他那时写的英文书，今天还在美国不少大学南亚课程的必读书单上。”潘维还说，他把陈翰笙指导他的硕士论文译成英文，连带陈翰笙笙的推荐信，一起寄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改变了他们因他没有GRE成绩而不录取的决定，挣来了当那个系博士生的资格。潘维又说：“翰老是现代中国农村调查的创始人，在农村研究上的成绩闻名海内外。提到陈翰笙的中国农村研究，我在美国的博士导师也钦羡不已。”

三是广泛收集并阅读相关资料。

1944年陈翰笙在调查印度各地农村时，在大约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系统研读了有关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的档案文献，结交了印度农民运动的领袖人物。查阅1927—1928年出版的《英国皇家印度农村调查团证词》14巨册，补充在印度调查所得的资料，用英文写成《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成为社会学调查、历史文献研究和经济学分析相结合的产物，而陈翰笙确定的划分印巴经济区域的标准，既包括地形、水利、耕作方法和农作制度，也包括土地制度，认为“这是区域化的一个关键”。这部书同时还关注该区域的一般经济发展，特别是近代工业的发展情况。陈著的观察视点和分析方法，无疑是著者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渊博的多学科知识、丰富的国际区域研究经验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经验的综合结晶，与同时代多数南亚研究学者仅仅根据地形、气候和人口分布情况划分经济区域的做法明显不同。此书中译本195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版则直到1996年才由巴基斯坦卡拉奇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是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为国家的对外关系决策提供服务。

陈翰笙早期文章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厘清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论研究英国、美国、日本、印度的农业问题还是经济问题，陈翰笙的着眼点都是中国的前途。陈翰笙研究历史、认识世界，其目的都是服务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陈翰笙发现，对印度农村经济的考察是理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关系实质的有效途径。这促使他进一步思考，印度和中国社会性质较为接近，又同是落后的农业国家，印度农村的生产关系有何特殊之处？经过比较研究，他认为，英国统治印度后，印度成为英国政治和经济的附属体，英国殖民者利用一切旧的封建势力，瓦解了印度的农村公社，造就了新的地主阶级。与中国社会发展特点不同的是，印度从封建社会向下一阶段转型过程中，由于大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独立性，使印度工业化的起步略早于中国。但是，英国殖民统治阻碍了印度各地区的平衡发展。国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并未有效引导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反倒加速了贫富分化。基于对印度的深入研究，陈翰笙不仅写出《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1857年印度大起义时期英国人的态度》、《印度农村阶级》等著作。

四、现在，中国南亚研究的制高点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所

综观陈翰笙一生研究南亚，历经坎坷。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南亚研究逐渐恢复，从冷门到热门，进入了繁荣。其中制高点当属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所。据我的观察，2000年，时任院长何耀华根据国家大局需要出发，经报批准，将院综合经济所成建制地改为南亚研究所。经任佳研究员等带领全所专家学者大胆开拓、勤奋努力，又经陈利君研究员带领全所再接再厉，使南亚所逐步成为中国南亚研究的领军者和一面大旗；新组建印度所和孟加拉所，南亚研究更加深入。。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成果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一批建议进入了国家决策层。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所关于南亚研究的成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法律、外交、外贸，可以说百科全书式研究，这样系统化、规模化，取得了大丰收，在全国实属罕见。第一类是专著。如任佳出版的《印度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中国与印度经贸合作新战略》、《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战略研究》、《中国云南与印度：历史、现状和未来》、《穿越时空的商道——滇印民间贸易研究》、《环印度洋地区经济发展研究》、《孟中印缅毗邻地区互联互通研究》等多部专著。第二类是创立《中国——南亚书系》，包括组织翻译并陆续出版了20多卷的《新编剑桥印度史》，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书系，特别是南亚蓝皮书系列，从2002年开始编纂，至今已经20多年了，连年不断的当年原始资料非常宝贵。第三类是专题研究。又如任佳带头申报成功并完成第一个云南社科院与高校合作项目《中国云南与印度经贸和科教合作研究》、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云南与南亚经贸合作战略研究》、第一个省政府委托重大项目《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研究》、云南省社科院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社会文化调查研究》，等，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出版了专著。第四类是《南亚东南亚研究》期刊，为南亚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发表成果的平台。

（二）创立并推动中国与南亚国际合作研究的机制已经成熟，运作顺畅，。

南亚所发起成立了云南省南亚学会，把云南省的南亚研究推向全国，推向周边国家。

在任佳的努力下，云南省社科院积极促成中国社科院与云南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达成在云南省社科院建立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基地等多项合作协议。

1999年，在与印度等周边国家交流的基础上，南亚所发起的孟中印缅地区合作论坛启动，至今已在四个国家轮流举办13届论坛会议。任佳作为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见证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从“二轨”上升到“一轨”的全过程。2013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正式写入《中印联合声明》，此后，由四国政府牵头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研究工作会议启动。2015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写进了中国政府发布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倡议，这是十多年来孟中印缅地区合作论坛的成果，是学术研究成果上升为政府决策、智库“二轨”对话上升为政府“一轨”行动的成功案例。

2000年正值中印建交50周年，印度总统纳拉亚南专门接见了任佳等15位云南社科院学者并进行了交流，云南的南亚研究吸引了更多来自南亚国家的学者和官员。几乎历任印度驻华大使和广州总领事，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外交官、部级领导、政党组织都曾到云南省社科院交流访问。

2013年南亚所具体承办的中国—南亚博览会落地云南昆明，中国社科院和云南省政府主办的中国—南亚智库论坛同期举办，成为中国—南亚博览会的固定活动之一，每年吸引来自南亚、东南亚等国家的代表参会，成为国内最大面向周边国家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

（三）一批专家学者逐步成长起来，名家辈出。

南亚所刚成立时，是综合经济所成建制转来，如任佳研究员、陈利君研究员等很快适应了南亚研究，在南亚经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对外开放问题研究方面成果突出。如任佳研究员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在《南亚研究》《中国金融》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两次、二等奖四次；后担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院长，被评聘为二级研究员、云南省政府参事、中国南亚学会副会长、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2008年获云南省政府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人才称号；201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

此后，南亚所陆续招聘进一批年轻的硕士博士，成为南亚研究的朝气蓬勃的后生力量。

五、期望与建议

作为社科院一名退休老人，我有两点衷心的期望与建议：

（一）锦上添花，瞄准世界一流研究机构而努力。

世界公认陈翰笙是研究南亚特别是印度的大家、权威。在此有个约定俗成的标准，那就是他关于印度研究的书目已经列入美国常青藤大学南亚学生的必读书目。期望着云南社科院南亚所学者的著作争取有若干进入世界一流名校的必读书目库。

鉴于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新的学科目录征求意见稿上，把原为世界历史二级学科的“地区国别研究”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祝愿南亚所在南亚研究中再接再厉，锦上添花，瞄准世界一流研究机构而努力。

（二）填补研究空白

作为经济史、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陈翰笙一生需要研究的空白事实非常多。例如1940年陈翰笙到印度后曾在远东情报部工作，但是他做了什么工作，他没有说，就需要研究。现在估计远东情报部的秘密档案应该早已解密，可以想办法查到。

再如，陈翰笙关于印度研究的书目已经列入美国常青藤大学南亚学生的必读书目，到底有那些书目？美国高校为什么要列入？美国学生对他的书籍有什么评价？我们中国学者有什么借鉴？

又如，1950年代后陈翰笙组织的外交部南亚组对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形势、印度大资产阶级、五年计划、土地问题、以及国大党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都是些什么样的研究，也需要弄清楚，对这些研究还需要进行客观评价。

还有，陈翰笙用英文写作并出版的不少著作，其中他的有些著作和单篇文章尚未有翻译成中文出版，也需要有人去做。

此外，在陈翰笙的研究之前，我国国内学者已经对南亚特别是印度曾有过不少研究，包括云南学者的研究，当然需要发掘。

参考文献

孙培钩：陈翰笙先生对中国南亚研究事业的巨大贡献，载于沛主编《革命前辈 学术宗师陈翰笙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刘创源：翰老的南亚研究情结，载于沛主编《革命前辈 学术宗师陈翰笙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王中忱：怎样建立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谱系？学海2022年第2期。

薛克翘：中印文化交流史话，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何宛昱：陈翰笙：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在和未来，历史评论2021年第4期。

汪效驷：在多学科领域均有建树的陈翰笙，光明日报2008年05月23日11 版。

张幸：南亚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01-12 14:12

刘婷：[名家风采]全国地方社科院名家：任佳——南亚研究的领军者和面向周边国家开放的推动者，原载《山东社会科学报道》125期；转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2021/4/21 17:07:28。

党组成员、副院长：陈利君，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2017/9/25 16:5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