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1897—2004），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社会活动家。陈翰笙一生历经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20世纪上半期，他坚定地以学术研究探寻社会发展规律，为国家摆脱困境寻求新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外交工作和学术研究积极贡献智慧。陈翰笙在治学中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始终关注和回应社会现实问题，他明确提出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未来。
陈翰笙的问题意识源自三个方面，一是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二是革命潮流发展的催动；三是学术争论的激励。尽管形势的转变促使他不断变换阵地，但他总能就地取材、顺势而为，将革命与治学相结合，将对革命理论的探索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怀都融入学术研究中。陈翰笙的论著，观点鲜明、逻辑严谨、说理直接、论证有力，所表达的观点，即使今日再读，仍具有启发意义。
从农村调查着手摸清中国社会性质
陈翰笙一生著述宏富，文章和著作数量逾400余篇（部），包括中、英、德、日各语种的论著或译本，其研究成果自成逻辑，瞄准的无不是中国社会重大问题。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引发激烈争论，他投入大量精力开展调查研究，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同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实质，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
陈翰笙这项研究的起步，要从李大钊讲起。李大钊是陈翰笙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他将陈翰笙介绍给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并介绍他为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供稿。陈翰笙还结识了北京政府外交部俄文专修馆教师格里涅维奇，并与之共同研读《资本论》。蔡和森也曾向陈翰笙介绍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1928年，陈翰笙夫妇到达苏联，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职。他在这里邂逅了该所东方部部长马季亚尔，这位出生于匈牙利的联共（布）党员1926年曾在中国工作。陈翰笙同马季亚尔就中国农村、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论争。
马季亚尔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代表人物，他于1928年发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认为中国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也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在他看来，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获得持续发展，到20世纪初，中国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农村随之成为资本主义的农村。陈翰笙反对将中国社会形态特殊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也不同意基于农产品的商品化就简单将中国农村认定为资本主义的观点。此外，他对马季亚尔使用的中国农村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也表示怀疑。但他深切感受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具体情况，加紧开展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是极为必要与迫切的。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申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中国共产党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寻求对“半封建”作出进一步阐释。蔡和森、李立三等均撰写文章，指出从理论上解释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重要性。以严谨的科学研究论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这个学术任务，由陈翰笙领导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们承担起来。陈翰笙深刻意识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乎中国革命任务、动力、前途的重大理论问题。
20世纪上半期，中国众多学术团体和机构先后开展了农村调查，对个别农村生产情况和农民生活状况进行了分析。但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生产关系为考察核心、以阶级分析方法为分类依据、以区域性调查为基础，最终形成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整体性认识的调查，尚属空白。而只有通过此类调查，才能彻底阐明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实质，从而认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村社会性质和农村革命的中心任务。从1929年开始，陈翰笙以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为平台，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农村复兴委员会、中山文化教育馆、岭南大学、太平洋国际学会等机构合作，带领团队深入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农村开展调查，并以贴近实际的工作方式保障了社会调查的有序进行。
与同期其他各类农村调查相比，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在区域选择、理论指导、资料搜集分析、调查报告出版等方面都独具特色。在区域选择方面，他针对不同地区的特点进行专题调查，首先选定河北保定、江苏无锡、广东番禺和梅县为地区代表，接着在这些地区选定若干村户逐户调查，兼及其他地区通信调查，从而形成对中国农村社会情况的系统认识。在理论指导方面，他以唯物史观为遵循，以生产关系为调查核心，以阶级分析法为农户调查的基本分类方法。同时，他还考察了西欧各国以及俄国、日本封建制度下的赋役制、强役制、工偿制等，并将之与中国农村生产方式进行对比。在资料分析方面，他将着眼点放在鲜活的个体身上，尽量广泛地搜集农村资料，并立足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展开分析。在成果发布方面，陈翰笙先后写出《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农村生产力》等著作，其中很多被译为英、日、俄文，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被国际学界所了解，产生广泛深远的学术影响。他的团队以《中国农村》为理论阵地，持续发表调研文章，推出多种版本的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数据翔实，明确指出中国广大农村存在着土地分配不均、耕地分散、地权集中、高利贷盛行等问题。报告认为，农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的占有与利用，由此产生不同的生产关系；为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必须进行彻底的变革。
陈翰笙领导开展的农村社会调查，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这一研究路径的生成，而且引发了广泛的学术争论，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的指导作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以钱俊瑞、薛暮桥等为一方，以王宜昌、张志澄等为另一方，就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争论。双方围绕小农、商品、资本、雇佣劳动、原始市场，以及农村社会调查方法的争论，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深入。
以国际视角思考中国问题
青年时期的陈翰笙，在美国和德国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史学训练，加之后期革命经历的积淀，使他能够以宽广的视角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历史性眼光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他早期文章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厘清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论研究英国、美国、日本、印度的农业问题还是经济问题，陈翰笙的着眼点都是中国的前途。陈翰笙研究历史、认识世界，其目的都是服务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陈翰笙通过农村社会调查发现，尽管中国各个区域农村经济的差异很大，但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渗透的加强，资本主义经济网络对农民命运的影响日渐加重。他以安徽凤阳、河南许昌、山东潍县烟草种植农户为调查对象，将中国农民的生产活动放到资本主义经济网络中进行考察。他记录分析田亩面积、粮价波动、田赋数额、兵役负担、各类征税、高利贷盘剥等影响农民命运的因素，进而发现英美烟草公司将生产网络渗透进中国农村，从而扶植起殖民地经济的路径。
1944年，陈翰笙到达印度，得以广泛走访印度各地农村，并研读英国出版的“皇家印度农业调查团证词”。陈翰笙发现，对印度农村经济的考察是理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关系实质的有效途径。这促使他进一步思考，印度和中国社会性质较为接近，又同是落后的农业国家，印度农村的生产关系有何特殊之处？经过比较研究，他认为，英国统治印度后，印度成为英国政治和经济的附属体，英国殖民者利用一切旧的封建势力，瓦解了印度的农村公社，造就了新的地主阶级。与中国社会发展特点不同的是，印度从封建社会向下一阶段转型过程中，由于大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独立性，使印度工业化的起步略早于中国。但是，英国殖民统治阻碍了印度各地区的平衡发展。国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并未有效引导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反倒加速了贫富分化。基于对印度的深入研究，陈翰笙不仅写出《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1857年印度大起义时期英国人的态度》《印度农村阶级》等著作，还在新中国成立后创办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南亚组，着手搜集南亚研究资料，培养研究人员。后期，陈翰笙由南亚研究扩展至中亚研究，倡导对中国周边国家进行系统研究，逐步将研究领域扩大至整个亚洲。
陈翰笙认为，既要以中国人的视角了解世界，也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他积极撰写文章，通过报刊、信件、宣传册等多种渠道，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真实情况。陈翰笙为《现代评论》《国际新闻通讯》《中国论坛》《太平洋事务》《远东观察》等刊物撰写大量时评文章。这些文章主题丰富多样，早期多集中于分析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后期重点转移到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淞沪抗战、日本经济侵略等事件上，为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持续发声。1936—1939年，陈翰笙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任职期间，就西方和苏联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发表多篇评论，批驳关于日本侵华、中国移民等问题的错误观点。1941年，陈翰笙夫妇到香港后，创办英文刊物《远东通讯》，这是第一份披露皖南事变真相的英文刊物。他还用英文写作出版《工合：中国合作社史话》，宣传工合运动，为该运动争取国际支援。
立足问题意识开展世界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翰笙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1951年，陈翰笙回到中国，担任外交部顾问，为英文杂志《中国建设》撰写多篇文章，涉及土地改革、工业化建设、合作社创办，以及西藏和云南等地区少数民族状况等主题，不断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发展成就。1955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他除了继续深化南亚历史研究外，还计划撰写非洲史，后因“文革”被迫中断。此外，他还留意美国局势走向，就美国的财团、军事、农业、社会等问题撰写出一批高水平文章。无论开展哪方面研究，他都注重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充分占有资料，将资料搜集整理与调查走访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严谨的分析论证。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陈翰笙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给予了更多关注，对世界史学科建设投入越来越多的心血。他从理论与现实结合的高度，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提出前瞻性的发展建议。他认为，世界的今天是从昨天演变而来的，而世界的明天又必须依靠今天的努力，只有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才能更好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好的世界史不能是国别史的拼凑，而是可以让人了解社会组织如何转变、人类如何进步，从而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广泛占有第一手资料和尽可能多地运用外文史料，是世界史研究者的必要工作。陈翰笙将史料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出土文物资料、各种档案、当事人的可靠记载；第二类包括较为可靠的历史著作和当时的通讯报道。他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世界史写作中不应回避中国历史，要努力促进二者的有机融合，做好中外关系方面史料的搜集整理，可以有效推进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共同成立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以陈翰笙、范文澜、千家驹为主要负责人，于1957—1964年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早在1932年，陈翰笙在广州沙面美国领事馆看到华工出国相关文件，便意识到出国华工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1934年对广东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以及为陈达校对《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英文稿过程中，他对于出国劳工和侨乡的经济状况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编辑华工出国史料成为他念念不忘的事。“文革”结束后，他同卢文迪、彭家礼、陈泽宪共同编辑了《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为华工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强固世界史研究基础，陈翰笙不仅发表文章提出发展建议、改革教学方法，还对青年学者予以指导和扶持。他在家中开设英语班，为提高青年人的外语能力贡献心力。到了晚年，他仍然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指引下思考史学研究，提出深刻洞见。1990年，他以94岁高龄参加“鸦片战争1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提出，世界历史是各国人民书写的，历史的道路不免有曲折，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时代潮流最终会将人类社会的渣滓都席卷而去。
在长期的革命和学术生涯中，陈翰笙既着力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阐明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变，也注重从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中阐明中国同其他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实质。他一生的追求与作为，鲜明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本色；他的治学历程，紧扣时代主题，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时代主题的追问与求索。周谷城盛赞陈翰笙在治学过程中重视资料的精神俨然成为第二天性。胡绳认为，“正因为他的著作有严谨的科学性，所以才有效地服务于革命事业”。时代更迭，问题常新，对新问题的追寻与探索是学者肩负的社会责任。勇担重任，学以经世，是对已经逝去的一代马克思主义学问家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