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较为全面地在回顾了当代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的学术道路的同时，着重论述了他对文学批评的贡献。作者认为，德里达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的遗产主要有这几个方面：写作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意义的差异与延缓，意义的播撒和中心的分解。正是通过斯皮瓦克、卡勒和米勒三位美国批评家的阐释和推广，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才得以发展为70、80年代北美批评理论的主要力量。此外，本文还从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了德里达的批评理论留给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遗产。作者认为，德里达留给后人的文学理论遗产主要体现在他对文学本文之封闭结构的质疑乃至拆解，对结构主义批评之后的文化转向的推波助澜和对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之终极意义的怀疑，从而为后人对既定的理论进行重新建构、对前人已有定论的解释以及传统的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和建构铺平了道路。在新的世纪，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时代”，在这一时代，虽然解构的大潮早已衰落，但解构的原则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人文学科的各个相关领域，成为一种经典意义的批评原则和研究方法。
关键词：德里达，结构，解构，文学批评，后德里达时代，后理论时代
2004年10月8日，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对20世纪的人文科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因患有胰腺癌在巴黎的一家医院与世长辞。消息传来，整个欧洲和北美的思想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学者们和人文知识分子都不为这位对当代人类思想和学术研究发生了深远影响的理论大师的逝世而感到悲痛。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声明高度评价了德里达毕生对法国思想文化和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正是有了他，法国才给了整个世界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和对当代知识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毫无疑问，不管人们对他的理论和思想持何种看法，德里达的英名终将和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思想巨人的名字永载史册。我们今天在中国纪念这位世纪伟人尤其有着重要意义，因为他的理论思想不仅对中国当代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也产生了难以替代的影响。他生前十分关注中国文化和语言，对中国近二十多年内发生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作为一位学者，他也始终关注着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热情支持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和不少中国学者建立了个人友谊和学术交流关系。可以说，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大批仍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先锋派批评家正是在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的启迪下成长起来并逐步走向世界的。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境中的德里达
德里达所生活和著述的时代一般被称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时代，也就是说，这两种思潮曾在那时交替占据着当代思想的主导地位，而他本人则是从结构主义过渡到后结构主义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无庸讳言，在当今后结构主义及其衰落后的各种理论思潮中，仍占有突出地位并且影响最大的理论家当首推德里达。这位思想巨人于1930年7月15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是一位典型的“流散”(diaspora) 知识分子。作为一位出生在非洲－阿拉伯地区的犹太人后裔，德里达的学术道路实际上堪称当代众多理论家从边缘走向中心并最终占据中心地位的一个典范。德里达的学术生涯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他早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60－1964年在巴黎第四大学（索邦）教授哲学，自1965年起任高等师范学校哲学教授。他曾经创立了巴黎国际哲学院并首任院长，逝世前长期担任法国高级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从文学理论批评的角度来看，德里达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理论批评界的崇高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美国的学术活动以及美国的文学理论家对他的解构理论的推广和普及，因此他在美国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在法国的影响。德里达曾于1975－1985年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被认为是美国的解构批评“耶鲁学派”(Yale School)的主将和领袖人物。解构理论在北美失势后他随即被聘为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批评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并曾先后兼任康乃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杜克大学、纽约大学等多所著名学府的客座教授，每年继续频繁地往返欧美两大陆，不断地传播自己的批评理论思想。
毫无疑问，德里达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解构主义哲学密切相连，解构主义哲学又称“后哲学”，对传统的理性哲学有着强有力的挑战和消解作用。由于德里达的后哲学的理论穿透力，它实际上消解了哲学与文学的界线，也即加速了“哲学的终结”和“文学的解放”，为一种新兴的人文学(human science) 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尽管德里达多次辩解说解构并不是一种理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理论的策略，它的意义决不在于“摧毁”或“破坏”任何东西，而是起到对结构的消解作用，但结果这种尝试仍充当了曾在美国一度风行的解构批评的重要理论基础。甚至可以这么说，德里达就是解构理论乃至整个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鼻祖和领衔人物。尽管德里达从来不滥用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这些批评术语，但利奥塔、鲍德里亚、哈桑、赛义德、斯皮瓦克、巴巴这些公认的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大师却无不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甚至连哈贝马斯、詹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未能幸免他的影响。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曾是最激烈地批评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的西方学者之一，但对德里达去世后所遭遇到的“冷漠”之礼遇，也是最先拍案而起为其辩护者之一。[1] 当然，后期的德里达也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兴趣，并受到后者的深刻启迪和影响，试图从中发现可与之进行对话的东西。对此本文将在后面加以评述。
不可否认，德里达的理论建树体现在诸多学科领域中，我们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考察德里达的贡献，就必须从构成文学文本的重要因素语言入手。德里达的理论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他始终关注语言问题，早年曾对胡塞尔的现象学进行挑战和质疑，并曾一度迷恋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批评。但他的解构尝试也正是由此而开始的。他反对结构主义的那种诉诸单一结构的片面语言观，认为语词有着诸多的层面和多重意义，因而对由语言词汇组成的文学文本的解释就应当是多重的。显然，这一观点对认为言语是交流的直接形式的看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同时也反拨了文本的作者就是意义的掌握者的观点。因而在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和探索下，书面语言摆脱了语言结构的束缚，从而为意义的多重解释铺平了道路。
虽然解构主义被认为是反历史的，但我们仍可将德里达及其理论思想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德里达崛起的时代正是法国思想界经历着从存在主义向结构主义过渡的时代，而曾经是结构主义中坚分子的德里达等人则迅速地摆脱了结构主义思维定势的束缚，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坚定的后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顾名思义，自然与结构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它实际上就是结构主义内部的反叛力量。德里达生前曾对把他列为后结构主义者表示不满，但实际上，这旨在说明他与结构主义的割舍不断的渊源关系。应该说，他对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过渡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在1966年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行的一次讨论结构主义的研讨会上，德里达作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的报告，后收入大会论文集时，人们显然已看出会议的结果与组织者的初衷有了较大的差距，结构主义的一些教义已受到德里达的批判和质疑乃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结构主义的中心被全然消解了，结构主义的大厦也发生了动摇，探讨文学的另一种方法已出现，这就是所谓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由于他的这种挑战是在结构主义阵营内部发起的，故被人称为“后结构主义”的反叛力量。尽管德里达本人并不承认解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相同，他甚至认为，后结构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结构主义的衰落而出现的，在时间上后于结构主义，而解构的尝试则早在结构主义运动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解构主义作为对结构主义的反动，与作为现代主义的反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的出现有着某种不言而喻的契合。因为从时间上来看，后结构主义出现于结构主义之后，它冲破了结构主义的牢笼，有着反结构主义的宽泛的文化哲学含义，因而后结构主义运动一旦崛起，便将同样有着反结构主义倾向的解构主义当作其中坚力量。而解构主义，则如同德里达本人所描述的，其踪迹确实早已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就存在，只是在结构主义发展到全盛时期便作为其对立面而崭露了头角。由此看来，考察解构主义，就不能不加分析地将其斥责为“虚无主义”而一概否定，而应当透过其含糊不清的现象，究其本质特征和历史渊源。
重访解构理论与文学批评
作为一位极其多产的创造性理论批评家，德里达一反经院哲学的传统，而是将他的著述定位在哲学和文学之间，或者说是一种文学化了的哲学著作，这与尼采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德里达倾毕业之精力致力于解构的工作，出版了大量著述，而且几乎所有的著作一经问世，就迅速进入了英语世界，并在北美的批评理论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值得在此提及的是他自1967年以来出版的重要著述：《论文字学》 (De la Grammatologie, 1967）、《写作与差异》(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1967)、《言语与现象》(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1967）、《播撒》(La Dissémination, 1972)、《哲学的边缘》（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1972）、《丧钟》（Glas, 1974）、《明信片》（La Carte postale, 1980）、《他者的耳朵》（L’oreille de l’autre, 1982）、《哲学的法则》（Du Droit a la philosophie, 1990）和《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de Marx, 1993）《他者的单语主义》（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ou la prothèse d’origine, 1996) 等。这些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解构理论。但由于德里达的哲学思想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哲学范畴，溶入了人类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成分，形成了一种范围更广的批评理论，因而他在经院哲学界的地位始终受到质疑。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他的去世所受到的“礼遇”中见出。[2]
一般认为，德里达的著述十分艰深难读，即使是阅读斯皮瓦克的英译本或卡勒的阐释性著述也常常令人不知所云。这里我应当指出的是，和他的许多同时代法国学人相比，德里达应该算是十分幸运的，他在英语学术界的影响主要得助于三位美国批评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和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在这三位美国学者中，斯皮瓦克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将德里达早期的代表性著作《论文字学》准确地译成英文，并在长达80多页的译者前言中系统地阐释了德里达的艰深解构思想，为其在美国批评界的普及奠定了基础；卡勒的《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一书则是全面阐释德里达的早期理论的最为清晰的一部著作；米勒的贡献则主要体现在及时地跟踪德里达的学术道路，及时地将其在各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具体化在文学批评和阅读上。有人认为正是由于美国批评界的翻译和阐释使得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变了形，但若仔细考察始终受到德里达本人鼓励和支持的“耶鲁学派”批评家们的实践，我们就不难看出，这种“变形”恰恰是德里达本人所认可并希望的。当解构主义完成了对结构主义的中心意识的拆解时，解构的宗师所关心的恐怕主要是如何将其广为应用的其他的相关学科领域内。既然经院哲学的领地封闭得难以使人驻足，那么涉足文学的领地还是比较容易如愿以偿的。也正是由于德里达对文学批评的涉足和他那一篇篇闪烁着哲学家睿智火花的批评文章，他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但最终仍未能如愿以偿。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上述三位美国学者的批评阐释，德里达早期的那些高深理论和艰涩著述恐怕至今也只能置放在哲学学者们的书架上赋闲。
对于德里达早期的解构主义学说的意义和源头，斯皮瓦克把握得比较准确。在她看来，德里达及其解构学术思想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这个源头至少可以追溯至康德。通过对德里达与其先驱者康德、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的比较，斯皮瓦克总结道，自康德以来，哲学已经意识到必须为自己的话语负责，“如果为自己的话语负责这一假想可导致这一结论的话，也即所有的结论都实实在在地是临时凑成的并且具有包容性，那么所有的原文也同样缺乏独创性，责任必定与轻佻浮躁相共存，它没有必要成为阴郁的原因。”[3] 这就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为其合法性予以了解释和辩护。作为一位有着自己独特行文风格的哲学家，德里达一反经院哲学的学究式文风，以一种介于哲学和文学之间的“诗化”的文风来阐释他的解构思想。对德里达的这种批评方式和行文风格，斯皮瓦克尤其有着自己的见解，并大受其益，但她同时也对解构主义中隐藏着的问题有所洞察。通过对解构主义的特征的仔细考察，她总结道，“我们应当注意道，德里达的批评是放在两个问题的框架内来表达的，而不是一系列宣言。然而，即使我们打算在我们的文段中提取单单属于宣言性的句子，也会很明显地标明，德里达之所以批评尼采，准确地说来是因为尼采仅仅解释他认为可解释的东西，同时也因为大大扩展了意义的隐喻（象征）只能成为表义过程的名称，而非对那一过程的批判。”[4] 毫无疑问，在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先驱者中，最重要的是尼采和海德格尔：前者的诗化哲学风格为德里达消解哲学与文学界线的尝试铺平了道路，而后者则直接对解构主义的所隐含的破坏性和批判性有所启示。而德里达则是这两位解构先驱者们在当代的传人。但正如斯皮瓦克所洞察到的，同时也是德里达本人所认同的，这三位思想家的解构策略各有自己的特色：海德格尔“介于德里达和尼采之间。几乎在每一场合，德里达都要写到尼采，而这时，海德格尔的阅读总要被引发出来。似乎德里达通过反对海德格尔而发现了尼采。”[5] 对于德里达与弗洛伊德和拉康这两位精神分析学家的关系，国内学者很少有所论及，而斯皮瓦克也早就有所窥见，并尤其强调了德里达所受到的弗洛伊德理论的启迪：“德里达同时也从弗洛伊德那里接受了一种侠义的解释方法”，海德格尔的“破坏性”（destruction）方法与德里达的“解构性”（deconstruction）方法的“一个明显区别就在于，后者的注意力放在文本的细节上，并不是放在句法上，而是放在句法中的词的形状上。德里达对弗洛伊德的梦可以把‘词’看成是‘物’这一观念颇为着迷”。[6]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论文字学》第二部分对分析方法的运用上，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解构式阅读，德里达发展了自己的以解构为特征的元批评风格。
当然，即使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理解德里达的学术思想，仍需更多的篇幅来展开论述。我这里仅基于自己过去对德里达及其解构理论的研究，[7] 再次对德里达早期的批评理论思想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于借助于英语的中介或从英文的语境中来理解德里达及其早期理论的学者来说，斯皮瓦克的研究无疑是打开德里达的幽闭解构理论王国的一把钥匙。如果我们将德里达对人类思想的贡献放到整个西方文化思想和哲学背景下来考察，或者从他对文学批评的直接影响着眼，便可看出他在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内的主要创新。这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写作与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德里达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颠倒写作与口语的等级序列从而实现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也即反对所谓的词语中心主义。在他看来，西方语言学理论以及所有西方的哲学思想和文化，都贯穿着一个中心，即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或曰词语中心，而这个中心实际上又以语音中心为其核心和基础。按照德里达的看法，言语优先于写作（即语音中心主义）的一个特权就是词语中心主义的经典性特征。词语中心主义曾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那里被奉为至宝，因此，作为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的德里达就存心要消除这个中心。因为，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对语言的解读是永无止境的，是由无数个替换意义的差异所构成。德里达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往往抓住一部作品中某个次要的东西，例如注解或引喻，加以仔细的琢磨，试图透过词语表层的现象，发现隐于其中的东西，最终把这个由一系列词语构成的文本分解。至于（诉诸书写的）写作与（诉诸声音的）言语的关系，德里达不是将写作视为口头表达的一种“寄生性”派生物，而是故意将这二者的位置颠倒过来，将言语视为写作的派生物。他评述道，“如果‘写作’意味着记入并且尤其是符号的持久性设立（这是写作这个概念的唯一不可还原的概念之核心），那么，写作从总体上说来就涵盖了语言符号的整个领地……设立这个观念，也就是符号的任意性这一观念，就不可能被认为是优先于或外在于写作的地平线的。”[8] 因此，在德里达看来，写作从总体上说来，是一种“首要的写作”（arch-écriture), 或者说是一种原初的写作，而从狭义来说，它则是言语和写作的条件。这种观点和方法对阅读历史文本和从事文学批评显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今天从文本中获得的意义并非是首先通过声音实现的，而是首先从前人写下的文本的书面语中获得意义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语音中心主义的大厦。
（二）差异与延缓。德里达虽然是一位思辩性极强的哲学家，但他也没有忘记语言本身的作用。他在《写作与差异》等文集和专著中，反复在一些文字上做游戏，其中一个颇为令人玩味的例子就是différance这个词。这个词本身在法语和英语中都不存在，但根据这两种语言的构词法（即有时两个词各取一部分相互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合成词”），德里达自创了这个蕴含丰富的新词。但关键的问题是，德里达的目的并不在于单单创造一个新词，而是借这个多重含义的词来表达自己的不确定的玄学假想。有的批评家认为，différance这个词含义太多，难以充分加以解释，因此在英译本《写作与差异》中，这个词就故意未译成英文，意在让读者知道在英文中尚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9] 我们若是也使用德里达本人的惯用阅读方法，将这个词的结构拆散，并分解，便可看出，这个词实际上既非主动、又非被动地将动词différer的含义的暗合性结合了起来：第一个意思是差异（différence), 主要是诉诸空间；第二个意思是延缓（différé)，主要是诉诸时间。德里达认为，语言不过是“差异与延缓”的无止境的游戏，最后的结论是永远得不出的。文本与文本之间始终是一种互文的关系，因而对文本的阐释就形成一种“阐释的循环”。那么différance这个词究竟有何内在含义呢？德里达对之的解释是：
（différance)是一个结构，一种运动，它不能基于对立显在/未在来设想。différance 是各种差异及其踪迹的系统游戏，是各种元素据以相互关联的空间（espacement)游戏。这一空间是既主动又被动的间隔的产物（différance 一词中的 a表明了这种不确定性与主动和被动都有关，它至今仍不可能受到对立的制约和组织），而没有那些间隔，“含义充分的”词语就不能指义，不能产生功能。[10]
由此可见，正是这些差异和延缓导致了解构式阅读的多元性和意义的不可终极性。之后德里达又将这一文本阅读的策略用于翻译，从而开启了一种解构主义的翻译观。[11] 而这一思想用于文学批评，实际上也为批评家寻求不同以往既定解释的新的意义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文学经典作品的重新翻译确立了合法性。
（三）播撒和分解。继《写作与差异》之后，德里达于1972年又出版了《播撒》，在这本书中，他将différance这个词的含义又扩大了，即由原来的差异—延缓，发展到播撒（dissémination)。由于文本间有着差异和间隔，因而造成了延缓，对于信息的传达就不能是直接的，而应当像撒种子一样，将信息“这里播撒一点，那里播撒一点”，[12] 不形成任何中心地带。这实际上是他一贯反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继续和“去中心化”尝试的另一种方法。所谓“播撒”就是要“颠倒所有这些恢复了的主宰姿态。它试图挫败这样一种企图：以一种颇有秩序的方式走向意义或知识，它也想通过某种无法控制的过度或失落来打破意图或希望的巡回。”[13] 显而易见，有了“差异—延缓—播撒”作为武器，德里达就可以无忧无虑地进行自己的“解构式阅读”了。毫无疑问，这种“去中心化”的解构思想始终是其后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消解中心、批判现代主义等级秩序和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有力武器。德里达在定义自己的阅读策略时曾这样写道：
阅读必须始终针对某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作者未察觉到的，居于他驾驭和没有驾驭所作用的语言形式之间。这种关系并不是阴影和光亮、虚弱和力量的某种数量上的分布，而是批评性阅读所应当产生的一种指义结构。[14]
也就是说，解构式阅读的目的是发现一种关系（结构），在将其推向极端或突出地位时将其中心消解，同时也将其具有整体性的意义播撒和分化。在德里达看来，这种阅读没有一个出发点，也没有终极点；它不想指出作品的力量和缺陷所在，也无意作出任何价值判断。它与其说是一种目的，倒不如说是一种“破坏性的”和“去中心的”手段，因此，难怪有人抱怨解构主义的特征时“自我放纵”和“虚无主义”。对此德里达曾在多种场合进行过辩解。当然，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并不难理解：人类社会的任何思维模式和观察方法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一种思想方法持续到一定的时候，如不在其内部进行自我发展和自我扬弃，就会导向僵化，就会导向危机（也有人认为解构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危机的理论”）。但是我们对“危机”(crisis)这个概念也应当有新的认识，按照德里达的解构思维方法，这个词可蕴含着crisscross（十字形）的意思，也即我们走到危机之境地时，常常就仿佛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下一步就是要找到自己的转折点（turning point)。诚然，结构主义有着“严谨的”、“科学的”、“理性的”、“整体的”甚至“刻板的”一套思维模式和方法论，但结构主义往往会束缚人们的想象力，阻碍个人主体意识的发挥，使人的思想方法拘泥于某种既定模式的桎梏，在文学批评上容易误入难以摆脱的死胡同，因此德里达从另一个角度对其进行反拨、批判、分解，无疑是有着进步意义的。但是他的怀疑一切、甚至怀疑自己的思想方法曾不免会使人感到，他在拆散了结构主义的“框架”之后，自己想作何建树？对此，德里达虽未作过解释，但人们完全可以从“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个词所同时隐含的“分解”和“建构”之悖论性意义中看出其双重含义。德里达始终认为，解构“并不是破坏性的，它并无意消散分解或减少任何成分来达到揭示一种内在本质之目的。它倒是提出了关于本质、关于出场的问题，确实，这也与内在/外在现象/本质之图式相关。”
如前所述，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美国的文学批评界之中介才得以普及的，因此解构理论一经在北美学术界登场，便对曾经为新批评的教义一统天下的北美批评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同时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弗兰克·伦特里奇亚（Frank Lentricchia)在其专著《新批评之后》中曾概括道：
大约在70年代的某个时候，我们从我们的现象学教条式沉眠状态中觉醒时，不禁发现，一种崭新的存在已绝对地控制了我们的先锋派批评的想象力：雅克·德里达。我们似乎十分惊异地获悉，尽管有不少不严谨的与之相反的特征，但他带进来的却不是结构主义，而是所谓被称作“后结构主义”的东西。随即便在保尔·德曼、J.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爱德华·赛义德以及约瑟夫·里德尔的知识生涯中，出现了向后结构主义方向和论争方面的转变。所有这几位批评家都曾在60年代为现象学的潮流所倾倒，他们的这些转变本身就说明了进入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全部过程。[15]
从他的上述概括中，我们不难看出，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标志着结构主义在发展到极致时的一种内部的必然反拨。究其所受到的影响渊源而言，德里达首先从弗洛伊德那里获得了阅读的策略和批评的灵感，而他的怀疑主义哲学则可追溯至蒙田和笛卡尔，政治学和语言学教义则来自卢梭和索绪尔，他对现象学的反拨和发展则可追溯至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以及20世纪的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此外，对他的批评理论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还有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和马克思等。通过对上述思想家的文本以及一些作家的文学文本的阅读，德里达提出了自己基于解构思维模式的批评思想。德里达的读者可以轻易地识别出，他所讨论的主题都有着对一系列文本的仔细阅读作为支撑，这些文本既出自古典作者，同时也包括近现代作者，包括卢梭、列维－斯特劳斯、安托宁·阿托、弗洛伊德和保尔·瓦雷里。
作为一种批评理论，解构主义自60年代后期进入美国并在70年代迅速占领美国批评主流后，自然也遭到了传统学派的严厉批评，在这方面，阿布拉姆斯和米勒的著名论战最为引人瞩目。但在他主编的《文学术语词典》种，阿布拉姆斯仍然对解构理论作用了较为客观的评述：
（解构）是在一种文本阅读方式中使用的概念。它旨在破坏这样的主张：认为文本在其语言系统中有适当的基础，并试图建立自己的结构、统一性及确定的意义。解构理论有时也称为后结构主义，因为它采用费迪南·索绪尔提出的概念以及以其理论为主要基础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因果关系，旨在削弱索绪尔体系和结构主义本身的基础。[16]
诚然，作为一种批评理论思潮，解构主义早在80年代后期就受到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挑战而退居了次要地位，它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现象，但正如德里达以及米勒等解构批评的代表人物所一贯坚持的，解构作为一种分解文本中心的阅读策略和批评性尝试却仍在进行，解构主义的原则不仅广泛地渗透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而且对建筑学和艺术学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从当今北美批评界的现状看出新历史主义教义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成分的并重，同时也可从仍活跃在批评论坛的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和巴巴的著述中见到德里达解构思想的明显踪迹。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德里达在一种新的历史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关注以及他试图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的尝试。
马克思主义与解构理论
诚然，讨论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关系并非本文的任务，它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才能从这两种既在某些方面有着共通之处同时又在更多方面截然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中抽象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一般人也许仅仅认为，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的鼻祖，其被人认定为“虚无主义”的解构理论天然就与马克思主义的有着崇高理想和远大革命目标的理论格格不入。确实，解构主义一经问世，就遭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等强调历史观念的当代理论家的激烈批评，其中伊格尔顿的批评最为激烈。在《文学理论导论》中，伊格尔顿将包括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在内的所有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思潮统统纳入“后结构主义”的保护伞下来考察，并将其与1968年5月风暴的夭折相关联：“后结构主义是兴奋与幻灭、解放与挥霍、狂欢与灾难，也即1968年，的混合一体的产物。后结构主义既然不能打碎国家权力的结构，因此便发现有可能颠覆语言的结构。”[17] 这不禁使人想起当年浪漫主义诗人华玆华斯的情形：当法国大革命处于高涨期时，这位充满浪漫激情的青年使人不远千里远涉英吉利海峡来到革命的中心，给予法国大革命以由衷的支持。但曾几何时，当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杀戮无辜、血腥场面以及受挫等情景时，华玆华斯不禁倍感失望。他来到孩提时代的崇山峻岭，试图通过与大自然的认同和沟通来达到心灵的解脱。毫无疑问，华玆华斯等“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这一行为遭到了左翼文学史家和研究者的激烈批评。显然，在这里伊格尔顿将德里达等人对语言结构的消解也比作一种政治上的逃脱，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对的：就在五月风暴受挫之际，一些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崇尚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也纷纷退出了共产主义和左派阵营，其中一部分就摇身一变成了后结构主义者。应该承认，在德里达崛起的年月里，他确实沉溺于无端的“能指”与“所指”的文字游戏，尽管这种最后的结论永远别想得出。因此什么人类的关怀、真理的追求和终极价值标准等，统统不为解构主义者所关心。因此将解构主义在当时的话语实践描绘为“虚无主义”也不为过分。但只是反映了早期的德里达及其理论的幼稚和不成熟，并不能全面地映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批评者们往往只看到了他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一面，并没有看到这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实际上，这种相通之处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且随着德里达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的愈益频繁，这种相通之处就越是明显地流露出来。
应该指出的是，1989年东欧的巨变以及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对德里达等有着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产生了较大的触动。这种巨变并没有向当年的五月风暴一样使他的思想向“右”转，倒是促使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向“左”转了。他和詹姆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而是其在当代的实践出了问题。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包括詹姆逊在内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着不少接触，并通过阅读马克思的原著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受到这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的同时，德里达也试图继续解构的尝试，并将其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从不认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者们所认定的只有一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也反对那种“总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有着不同的形式，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也可以有不同的阐释。在这一点上，他不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持相同的观点，甚至与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比较接近。尤其是面对全球化时代理论的不断更新和第三世界批评的崛起，德里达越来越远离以文本为中心的结构主义以及其后的后结构主义思维模式，而是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当代文化批评的理论论争中。
1993年，德里达出版了新著《马克思的幽灵》，从而开启了他的新的研究方向。他在这部新著中讨论了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衰落之后马克思主义依然有如一个幽灵四处飘荡，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一些“幽灵”。他中肯地指出，“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是个错误。而且这将越来越显示出是一个错误，一个理论上、哲学上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当教条机器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机构（国家、政党、支部、工会和作为理论教义之产物的其他方面）全都处在消失的过程中时，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理由，其实只是借口，来为逃脱这种责任去辩解。没有这种责任感，也就不会有将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他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未来：无论如何都应该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天才，至少得有他的精神。因为这将是我们的假设或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偏见：有诸多种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诸多种马克思的精神。”[18] 在这里，英文种的“精神“(spirit)一词也具有幽灵的意思，显然，德里达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包括解构在内的各种当代理论思潮都无法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在这一点上和詹姆逊一样，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东欧巨变中的暂时失利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消亡。在詹姆逊看来，诉诸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成了一种可以赖以进行理论建构的乌托邦，而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的幽灵则已经转化一种精神力量深入到当今各个知识领域。对于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德里达后期的理论思想，我将另文专论，此处不再赘言。但我这里仅想指出，德里达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确实花了很大的精力去阅读马克思的原著，并从解构的视角对之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解释的新的理论阐释。这对于我们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反思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践不无启发意义。
德里达直到去世前都一直活跃在欧美两大陆的思想界和高校课堂，不断地宣传他那以解构思维为定势的文化批评理论。显然，他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和在批评实践中的独到洞见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遗产，而且即使他去世后，也仍将对当代东西方文学的文化批评以及批评理论本身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此我将在最后两节略加概述。
“后德里达时代”或“后理论时代”的来临
德里达的去世毫无疑问是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在经历了福柯、拉康、德勒兹、利奥塔等大师的辞世以来西方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又一次最重大的损失。如果说，上世纪80、90年代上述各位大师级人物的相继去世标志着后结构主义盛极至衰的话，那么此时德里达的去世则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终结，也就是说，当代哲学和人文思想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时代”(Post-Derridian Era)，或者说一个“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 Era）在这样一个“后德里达时代”或“后理论时代”，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命运及其在未来的前途将如何呢？正如特里·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After Theory, 2003)中所哀叹的：“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雅克·拉康、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杜塞、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开拓性著述已经远离我们几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丝·伊瑞格里、皮埃尔·布尔迪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爱莱娜·西克苏、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早期的那些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也远离我们多年了。”[19] 确实，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在近十多年内，随着上述大师的先后离去或逐渐年迈，当代文化理论再没有出现什么震撼人心的巨著，理论的衰落和虚弱无力已经成为无人可以挽回的事实。照他看来，由于文化理论提不出什么新的思想观点，因此在9.11之后以及其后的伊拉克战争之后，“一种新的即将来临的全球政治阶段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对于这一点甚至最为与世隔绝的学者也不能不注意。”[20] 在列举了一系列令人沮丧的例子之后，伊格尔顿总结道，“文化理论简直无法使对阶级、种族和性别所做的同样叙述作出详细的说明….它需要不惜代价去冒险，摆脱一种十分令人窒息的正统性并且探索新的话题。”[21] 当然，伊格尔顿这本书出版时赛义德已病入膏肓，德里达的癌症也已进入晚期，因而他的预言确实有着一定的超前性，但同时也在西方学术界和理论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这位当年曾借助于编写文学理论教科书而蜚声世界文学理论界的理论家来宣布理论的衰落甚至“终结”倒是难以令人理解，因此在理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赛义德和德里达的相继去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伊格尔顿的预言。今天，作为后结构主义大潮之中坚力量的解构主义已经不可改变地成为了一个历史现象，但解构的批评原则却已经渗透到包括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在内的人文学科的各个相关领域。也就是说，曾被人认为“铁板一块”的所谓解构早已自身分化为碎片，渗透在研究者和批评家的批评意识和研究方法中。在今后的历史长河中，解构也只能通过其散发在各个时代的“踪迹”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梳理和总结出一部解构主义的历史。我们今天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纪念德里达和研究德里达，首先要搞清楚，德里达及其解构理论将留给我们何种遗产？在新的世纪里，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将向何处发展？这也正是本文在对德里达的批评遗产进行简略回顾之后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无庸讳言，对于德里达的去世，西方和中国的学术界已经响应地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曾经在德里达生前激烈批评过他的伊格尔顿对英国学术界的反常性“沉默”感到愤愤不平，认为他们根本没有“读懂德里达”。德里达的去世在中国也有着不同的反应：一些关注当代理论思潮媒体争相报道这一消息并发表了一些悼念文章，而学术界的反应则比较迟钝。这恐怕是由于德里达的理论艰深晦涩乃至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读懂”他吧。诚然，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们理应作出自己的反应。德里达虽然主要是一位哲学家，但他的去世却在哲学界产生了远非人们所预料的那种反响，这与他长期以来在正统的经院哲学界的“边缘”地位不无关系。据英国《卫报》公布的统计数据，在回答“你了解德里达吗”这个问题时，人们的迟钝反应着实令人吃惊：“解构主义什么的――我说不上来….我觉得他很重要，可弄不清楚为什么”（小说家保罗·贝利）；“像我这样在英国受过训练的哲学家，竟对德里达所知不多，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中的某些人拒绝他。我并不拒绝他，但我对他了解得也不够，无法对他进行总结”（《哲学家杂志》主编朱利安·巴吉尼）；“谁？我不知道你在说谁。我正在和伦敦城内得一帮大学者们开会，可谁也没听说过他。如果你有问题，我可以到Google上查查他”（当代艺术学院前院长伊万·马索）。[22] 尽管对他大加赞誉和推崇的人更占多数，但上述三位颇有身份的大知识分子的近乎“冷漠”的“评论”却不禁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德里达一生都处于一种“颇有争议”的境地。但令人不得不承认的是，无论他发表什么样的批评文字，无论关于他举行什么样的活动，都会在当代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极大的反响。作为一位人文学者和思想家的德里达应该对自己的这种巨大的影响力之无所不在感到满足了。1992年，为了表彰德里达对当代思想和文化的卓越贡献，英国剑桥大学校方试图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但这一动议一经传出就在校园内外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之后校方不得不将这一动议付诸全体教授投票表决。虽然最后投票的结果是336：204，德里达最终获得了荣誉学位，但将一个本来完全可以由校方独立作出的决定提交教授会议投票表决，这在剑桥大学近三十年的校史上仍是首次。[23] 由于德里达的思想对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想象力的巨大影响，他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最终却未能在去世前得到这一崇高的文学荣誉。
毫无疑问，德里达的争议性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的经院哲学的反叛和解构。作为一位极其多产的创造性理论批评家，德里达将自己的著述定位在哲学和文学之间，或者说是一种文学化了的哲学著作，这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他在正统哲学界所遭到的非议就是在所难免的，而在文学理论批评界所受到的空前礼遇也是不足为奇的。几乎他的所有重要著作一经出版很快就有了英译本，几乎所有的美国一流大学都邀请他去作了演讲或授课。在他那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德里达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解构理论。由于他的哲学思想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哲学范畴，溶入了人类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成分，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范围更广的批评理论，因而毫不奇怪，他在正统哲学界的地位甚至还不如在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界的地位那样显赫。
德里达之于当代学术的意义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大概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德里达留给我们的文学理论遗产是巨大和丰富的，其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得重要。这一理论遗产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他对（结构主义者眼中的）文学本文之封闭性的质疑乃至拆解，对结构主义批评走向末路之后所出现的“文化转向”的推波助澜，以及对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之终极意义的怀疑，所有这些洞见均为后人对既定的理论进行重新建构、对前人已有定论的解释以及既定的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和建构铺平了道路。我认为这就是德里达留给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遗产，也是他至今仍对这个“后德里达时代”或“后理论时代”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的重要意义。
早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刚刚开始介绍到中国，我本人就曾为之推波助澜，并对他的批评思想以及对“耶鲁学派”(Yale School)的启迪和影响作过评述，在这里我只想补充说明，“耶鲁学派”批评家对德里达的接受决不是完全的和毫无保留的，而是在更多的层面上加上了自己的各取所需以及主体性阐释和创造性发挥； 而且“耶鲁学派”本身在批评观念上也并非一个整体，它的成员对德里达理论的接受和批评实际上大相径庭。这里不妨引用对解构批判得最为激烈的“耶鲁学派”成员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他和德里达等人的论文合集的序中的一段描述：“德里达、德曼(Paul de Man)和米勒无疑是蛇一般德解构者（boadeconstructors），毫不留情，影响重大，尽管他们每人都对自己那反复冲破词语德‘深渊’方式颇为欣赏。但是布鲁姆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则仅仅是解构主义者(deconstructionists)。他们有时甚至写东西反对解构主义本身。”[24]也就是说，他本人和哈特曼只是曾一度信奉过德里达的某些教义，而实际上并非真正的解构者。而且确实，在这四位学者中，布鲁姆从一开始就与德里达在很多方面有着分歧，并且对解构主义的教义批评得最为激烈。但尽管如此，布鲁姆仍然在实践上难以摆脱德里达影响的阴影。他从解构理论中获得许多启示，并将其用于对既定的文学经典的“解构”和新的文学经典的“建构”上。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的这两本著作中,《西方的经典：作品和历代的学园》(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1994)和《莎士比亚：人性的创造》(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1998):前者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厚今博古”的“误读”思想，试图对既定的文学经典进行解构，以便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超出文学边界的“经典”，后者则对以往一直延续下来的莎学传统进行解构，试图通过对莎剧原作的重新阅读来再现莎士比亚的富于人性的天才。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和杰弗里·哈特曼三人虽然对德里达的理论推崇备至，而且与他本人私交也甚好，但他们对德里达理论的接受也不是毫无保留的：德曼主要从德里达的“悖论”概念中吸取灵感用于对浪漫主义修辞的解构，和对意义的终极性的怀疑，他的着重点是由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不确定意义来重新发现其中的修辞之张力；哈特曼则更加看重解构主义与现象学之间的承传关系，并认为这是超越新批评的“文本中心”意识走向文化批评的一个重要策略。米勒虽然自始至终捍卫解构的原则，但他更乐意将解构当作一种文本阅读的策略和阐释的方法，有时他也写文章对德里达的思想进行解构， 而在更多的时候，他则注重对文学文本其固有的内在意义进行重新阐释。近几年来，随着他对中国的频繁访问以及和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诸多中国学者的频繁接触，他已经自觉地利用解构的原则对比较文学研究中实际上存在的“（英语）语言中心主义”观念进行解构。他认为，学习世界文学课程，如果不把中国的《红楼梦》等优秀作品当作必读书是不全面的，在没有能力直接阅读原文的情况下，至少可以通过英文译本来阅读。为了表明他本人对学习中国文学的重视程度，他甚至公开宣称，“如果我再年轻20岁，我一定要从学习中国语言开始。”[25] 因此我们今天在讨论“耶鲁学派”时对其不同的批评取向不能一概而论，尤其应对他们在解构大潮衰落之后的不同态度作出批评性的鉴别。
今天，随着80年代德曼的去世和米勒的离开耶鲁，以及90年代哈特曼的退休和布鲁姆的批评观念的转向，“耶鲁学派”早已成为历史，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却不同程度地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之后的各种批评理论产生了影响。“后理论时代”是一个群芳争艳但没有主潮的时代，各种话语力量和批评流派都试图同时从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思想库里攫取自己需要的资源，而原先被压抑在边缘地带的话语力量不断地尝试着从边缘到中心进而消解中心的运动，而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更是进一步消解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为东方和第三世界的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走向世界进而达到与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的平等对话的境地铺平了道路。在这方面，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并且有着犹太血统的德里达和出生于巴勒斯坦的赛义德等人的“解构”尝试就尤为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在当今仍活跃的一些理论争鸣和批评话语中见到“解构”的踪迹。
在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教义中，对“历史事件”和“历史叙述”的区分实际上就消解了所谓历史的“客观性”的神话，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我们今天所阅读的“历史”只是一种“文本化了的”(textualized)历史，而真正的历史事件则是不可能完整地准确地再现的，它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撰史者根据历史的必然逻辑来想象、推测以及文字上的组合和叙述来完成。在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尤其是在斯皮瓦克和巴巴的批评文字中，对殖民主义霸权的解构和对民族与叙述的重新阐释都可从德里达的理论中见出“踪迹”。而崛起于近十多年的文学生态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和对自然生态的“文本性”恢复。甚至对“全球化与文化”这个问题的讨论，德里达也发挥了自己的解构才能：他于2001年9月期间来中国访问，并在一些大学发表了演讲。在这些演讲和座谈中，他多次被问及对全球化的看法。他认为，若用于文化领域，“全球”(globe)这个术语并不准确，因为地球上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地方是人所不能生活的，因此用法文词“世界”（monde）一词来表达更为准确，而文化领域内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一种“世界化”(mondelisation)。在最近十多年内崛起的文化翻译领域，德里达及其解构的影响就更是明显。从解构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的不可终极性这一既定的思维定势出发，德里达还在一篇讨论翻译的论文中对翻译的标准问题作了描述。在他看来，“没有一种翻译策略能够一成不变地紧紧依附于文本效果、主题、文化话语、意识形态或惯例。这种关连对于文化和政治情境而言是偶然性的，在这种情境下便产生出了翻译者。逐字逐句的翻译策略实际上已经在翻译史上被人们反其意而用之了”。[26] 因此，他认为，“简而言之，一种确当的翻译就是‘好的’翻译，也即一种人们所期待的那种翻译，总之，一种履行了其职责、为自己的受益而增光、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或义务的译文，同时也在接受者的语言中为原文铭刻上了比较准确的对应词，所使用的语言是最正确的，最贴切的，最中肯的，最恰到好处的，最适宜的，最直截了当的，最无歧义的，最地道的，等等”。[27] 应该说明的是，德里达并不反对标准，他所规定的上述标准显然是一种很高的甚至是一种理想化的标准，因为按照解构理论的原则，真理是不可穷尽的，你尽可以说你已经接近了真理，但你却无法声称你已经掌握了绝对的真理。毫无疑问，这种真理的相对性原则也为译文的不断修改更新铺平了道路，为文学名著的不断重译也提供了理论的依据。由此可见，解构的碎片仍然在发挥余热，解构的力量仍然存在。即使在今天这个“后德里达时代”，作为本体论的解构理论思潮也许早已衰落，但作为方法论的解构却依然在发挥其批评性功能，我想这就是德里达及其解构理论留给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遗产。
Abstract: The present essay, in recollecting in a comprehensive way the academic path of the late French thinker and deconstructive theorist Jacques Derrida, emphasizes hi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To the author, Derrida’s critical legacy in contemporary critical circles chiefly li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writing and logocentric critique, (2) the différance of meaning, (3)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meaning 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center. It is due 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three American critics, Spivak, Culler and Miller, that Derrida’s critical theory could have developed into a full-fledged critical school in the 1970s and 1980s North American critical circles. The essay also ref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on the legacy he has left behind him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The author holds that Derrida’s critical legacy chiefly lies in his suspic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the enclosed structure of text, his promotion of the cultural turn after structuralism and his suspicion of the finality of truth inherent in literary and translated text, thereby paving the way for scholars of the later generation to reconstruct the established theory, to reinterpret the establishe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o retranslate the translated literary canon. In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have entered a “post-Derridian era” or a “post-theoretic era”. In such an era, deconstruction has long been on the decline, but its major principles have already permeated in all the relevant fields of the humanities becoming a sort of canonical critical principle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Keywords: Derrida, structure, deconstruction, literary criticism, post-Derridian era, post-theoretic era
注释：
[1] 关于伊格尔顿为德里达辩护的文章，参阅《中华读书报》2004年10月20日号第4版刊登的康慨文，“谁在作践德里达？”。
[2] 关于德里达去世后西方哲学界和文学艺术界的种种反应，参阅《中华读书报》2004年10月20日号第4版上的综述。
[3] 参见德里达著、斯皮瓦克译《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译者前言”(Translator’s Preface)，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3.
[4]同上，第24页。
[5]同上，第33页。
[6]同上，第45页。
[7] 在这方面，主要参阅拙作，“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载《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应该承认，我当时对德里达以及耶鲁学派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卡勒的著作《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之中介。
[8]德里达，《论文字学》，巴黎，1967年版，第65页。
[9]参阅《写作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英译本“译者前言”，第16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
[10]德里达《位置》(Positions)，巴黎，1972年版，第38—39页。
[11]关于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及研究，尤其应当参阅德里达本人的论文：“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27, No. 2(Winter 2001), 174-200；以及他在翻译领域里的主要代言人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评介性文章：“Introduction” to Derrida’s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27, No. 2 (Winter 2001), 169-173.
[12]参见《播撒》(Dissemination)英译本“译者前言”，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32.
[13]同上。
[14]同上书，“译者前言”，第15页。
[15]弗兰克·伦特里奇亚，《新批评之后》(After the New Critic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159.
[16]关于阿布拉姆斯的更详尽的解释，参阅他的《文学术语汇编》(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第7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2004年版，第55－61页。
[17]参阅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123.
[18]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of Marx)，trans. Peggy Kamuf,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13. 同时也可参照合一中译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19]参阅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p.1.
[20]同上书，p. 7.
[21]同上书，p.222.
[22]有关更详细的评论和反应，参阅《中华读书报》2004年10月20日号第4版。引文略有所校改。
[23]这方面可参阅“Obituary: Jacques Derrida”, in The Economist, October 23rd, 2004, p.101.
[24] Harold Bloom, ed.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New York: Seabury Press,1979, p. xi.
[25]参见米勒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全球化与文学研究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比较文学的（语言危机）”(The (Languag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北京，2003年9月6日。
[26] 参见Lawrence Venuti. “Introduction” to Derrida’s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27, No. 2 (Winter 2001), 172.
[27] Jacques Derrida.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27, No. 2(Winter 2001), 177.
*本文是作者在德里达与中国：解构批评与思考国际研讨会（2004年10月23日，北京）上的主题发言全文。其中两部分分别先行发表于《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和《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