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个人的传记时，我们常常会把与这个人的出身、职业、性格、信仰、政治立场与姿态等等相似的其他人给联系起来。一个多病的作家，会让我们联系到另一个多病的作家；一个左翼学者，诱导我们将他与另一个左翼学者加以对比，而后者往往比前者更有名、更通俗。读《德里达传》的人，想必很难不联系到加缪，因为按读者的一般惯例，一定是先接触到加缪，而后才认识德里达。这两人的相似之处一目了然：都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白人，少年时都爱踢球，长大以后都曾带着自由主义的心态介入阿尔及利亚危机，并且为和解之不成而伤心，此外，就连年轻时患上肺结核，居然都不谋而合。

但是在性情上，德里达远没有加缪那么阳光。伯努瓦·皮特斯的这本书，写了五六十万字，呈交给我们的是一个“负能量”较重的哲学家的肖像。德里达的学术起步并不顺利，在法国最有名的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关于胡塞尔的硕士论文被打了回来，虽然后来福柯等人给予他的胡塞尔研究以很高的评价，但考试在他的心里落下了不小的阴影，与他自抑、不自信的秉性结合了起来；对于外界的肯定，他的反射弧总是很长，似乎一直在确认这些肯定是否完全出于真心。疾病早早地在德里达心里植入了对生命的凝重心态，更何况，他又不像加缪那样，能轻松地凭借个人魅力招徕女性而恢复活力。

即使读得并不十分专心，我们都会从书里的记述中感到，死亡事件，以及对死亡的预感，对德里达的一生影响有多大。朋友之死，虽然都有前兆，总像是不期而至似的，给他的研究、写作、演讲、辩论都染上了忧郁的色彩。1980 年开始的那五六年，法国知识界进入一个痛失大师的时期：萨特、罗兰·巴尔特、雅克·拉康、保罗·德·曼、雷蒙·阿隆、米歇尔·福柯、西蒙娜·德·波伏瓦这些人中，福柯同他关系密切，但一场论战拉远了他们的距离；巴尔特的逝世促使他写下了《罗兰·巴尔特之死》（The Deaths of Roland Barthes）；德·曼则是他的好友。密集的死亡，让德里达在那段时间着手“开启一个常常的悼亡系列”，他在连续的长篇演讲中，一边向亡友致敬，一边回顾自身历程并作总结。

皮特斯写德里达，笔调始终是同情的，显然认定传记作者有义务把他从大量令普通人感到乏味无聊的抽象概念里拯救出来。德里达的书信里，充满了让人忧心的描述，皮特斯还常常在引用了他如何描述自己的操劳之后，转而用第三人称提及他堪忧的身体状况。困扰着德里达的负能量取之不竭，他在 20 多岁时就曾因“被冷落和被迫沉默而痛苦”；尽管他最早的作品质量甚高，“但他仍感脆弱”，需要友人的不断鼓励；拉康在 1967 年 12 月的演讲中滥用了德里达私下里对他讲的一则故事，从而“深深伤害”了他，导致二人断交；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德里达屡屡为乡愁所困扰；1972 年起，德里达有了一个相好，这段感情给他带来了“危机和忧郁感”，他在写给朋友拉波尔特的信里说，一张大网让他感到窒息和瘫痪，“生活对我来说也越来越沉重、艰难，几乎变得不可能。我甚至没有说起的勇气。”

由于引用了宏富的书信资料，《德里达传》很接近一部心理传记。它的传主，与其恩师阿尔都塞一样，都显露出明显的神经质症状。德·曼死后，德里达为了替他辩护而卷入了漫长的辩论之中，而学术界的论战，可想而知，既消磨人的精力和心情，又很难有让人宽慰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德里达是受了德·曼的亡魂的连累。他本就是一个脆弱、敏感、容易忧伤的人，他对文字的高度敏锐，叠加在对亡友的责任感上，几乎让他疑神疑鬼。从传记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德里达还曾染上过恐飞症，一度还有自杀倾向。

皮特斯说，之后的一段时间，德里达进入“平和”期，可事实上并非如此。病痛、丧亡接二连三找上门来：亲密朋友让-吕克·南希接受了心脏移植；阿尔都塞逝世。皮特斯紧接着告诉我们，德里达始终处于超负荷运转之中。假如一个读传记的人，本想从作者的笔下对德里达的著作和理论有更多的了解，至此他可能会怀疑，德里达的文句，他的辞藻，他那种过于奇特的诗学，是否也是他折磨自己的一种方法？

“延异”是德里达最有名的独创概念，“解构”则是他头顶的标签。爱德华·萨义德曾经称赞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超越：“法国结构主义景观的独有的问题，在雅克·德里达的写作中被有目的地、理所当然地暴露了出来。德里达这个哲学家有自己的一套，不管怎样讨论结构主义，他都值得重视，因为他的工作的一个方面（诚然，是一个特别的方面）是以一种特异的直言不讳对结构主义者展开批判。”他的著作，从《论文字学》到《书写与差异》，均有浓重的结构主义风格，简而言之，结构主义识别出了一个没有中心的语言空间，在那之中，无穷无尽的能指，用德里达的话讲，在进行彼此“替代”；由于中心意味着在场，而无中心便指向了缺席，“能指泛滥无度，所指青黄不接”。

结构主义者们指出这一点便止步了，而德里达则不，他认为结构主义者沉溺在一种怀旧的、乡愁的态度中无法自拔，而这种本质上属于保守的态度，这种思想方法，仍然没有走出决定论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说，结构主义者的困境就在于，他们是在用一种工具批判它自己。虽然，语言的结构秩序正在受到冲击，可是，除了语言，我们并无任何手段，可以以一种不依赖那一结构的方式来描述那个冲击、破坏行为。

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一系学术流派，以术语多、晦涩、阅读门槛畸高著称。德里达和罗兰·巴尔特等人一样，都给人以几乎一生都活在文字和抽象概念之中的印象。据传，德里达曾数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在我看来，他的一大“文学贡献”，是确立了一种自我反思式的文风，对一个概念作向内的分梳，作向前、向上的追捣，并无集中的、鲜明的观点，看不见明确的意义揭示；他自己的作品，暴露了书写和书面语言自身的局限，就像保罗·克利、杰克逊·波洛克之类现代画家，促使人们去反思自己观察外部世界的视觉和审美习惯。

不过，皮特斯的这本传记有点特别，他似乎完全没有因为精研传主的作品而沾染他的文风，他主要从书信和演讲里挖取内容，但他的写作形式，或许德里达本人不会喜欢，没准还会嘲笑。早在求学期间，德里达的老师就说他有种把要说的事情导向复杂，以及过于文字主义的倾向，要他设法节制一点，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成功地将自己的缺点发展成了优势，一个让他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位哲学家的标志。

21 世纪初，莫里斯·布朗肖的死，被皮特斯述说成了一个对德里达构成致命打击的事件，因为他自己刚刚在一次讨论课上谈论过土葬和火化的问题：他有预感了，而现实如过去多次所表现的那样，呼应了他内心的焦虑和悲哀。与德·曼不同，布朗肖与德里达的物理距离始终很遥远，只是在文本中彼此欣赏。现在，他的死，同之前的“9·11”事件一起，复苏了刻蚀在德里达生命底板上的“久远的忧伤”，随之而来的，则是青年时代因孤僻、学业受挫、疾病等而来的虚弱意识。

“他一生的研究究竟在追求点什么？”读鲍德里亚、布尔迪厄、利奥塔之类后现代主义法国知识分子的著作时，我们会这样自问。他们对抽象的体制和具体现象作不懈的批判，他们不懈地表现自己对未来的焦灼与悲观，争做卡珊德拉式的人物，和他们相比，德里达的理想似乎通往一片更大的虚无：如果说罗兰·巴尔特之类的结构主义者是在一片废墟上低吟，如同一些孤魂野鬼在怀思一个回不去的过去，那么德里达，他想做的便是在废墟里找一条无人问津、无人追随的出路；如他自己所说，他揭示意义的过程就是“迟疑”，一种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因而也排斥理解的姿态。

晚年对政治的参与，在媒体上曝光频率的增高，使得德里达的形象更易于接近了，但我还记得，2001 年他来上海访问时，我从他眼里看到的那种谨慎、内向和不信任感。他不信任媒体，更深层的原因，如皮特斯的大作所印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名誉与成功，直到末年，都未能更改、消除任何一条咬啮他内心的记忆——曾被正规大学系统所排挤，曾被乡恋所牵缠，曾与长辈学人闹翻，曾遭到舆论疏远，曾被错误安排的观众哄下台，还有，曾经送走的那些能理解他或能同他对话的人：德·曼、阿尔都塞、列维纳斯、布朗肖他们本就为数寥寥，每个人都像一个寂寞的游魂；德里达，他的寂寞随着每一次离别而增长，带着他向圆满的境界又迈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