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前，雅克·德里达离开了我们，留下巨大的悲痛、无名的轰响与无限的寂静。他走了，留下那篇充满痛苦与热爱的遗言，留下了一系列的专号、书籍，留下了许多来年的计划和允诺，还留下了《纽约时报》上那种公开与暗地里的怨恨与诋毁。他走了，像凡人一样走完了他有限的七十四年生命，那些照片，那些录音，那些纪念文字，所有他留下的印迹都在告诉我们，那双不安的眼睛，那个不停思考的大脑，那双不断写作的手，那个有时沙哑却不知疲倦的声音永远不再，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的七楼不会再亮起他办公室的灯光，Raspail 105号阶梯教室外不再能停泊他那辆白色的小雷诺，Balzar咖啡馆不再弥漫他留下的烟灰遗香。他走了，走得匆忙，可是他留下了远远超越他肉身的巨大财产，一笔无价的精神遗产，面对它，赞成和反对他的人都将无法简化也无法回避。
德里达辞世的当天是星期六，法国周末没有报纸，所有电视台都在周六的晚间新闻中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法国文化”电台在周末的两天中不断地重播着他的讲话录音，他作品的片段。周一《解放报》头版全版照片上写着“解构者德里达：以解构概念闻名于世，国外最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周六逝世，享年七十四岁”，纪念文章占用了七个版面。《费加罗报》用了两版，标题为《德里达：让美国人爱上哲学的人》，显然有点天真的自大。中午出版的《世界报》出了十个版面的专号，头版左上方的介绍标题比较中性：《德里达之死》。十月十四日出版的《新观察家》周刊在“事件”栏中发表了三篇文字：《德里达传递的信息》、《一种激进思想的五个关键词》、《最后的马翰(即新异教犹太人，中世纪西班牙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
正在中国为法国文化年揭幕的希拉克总统发出唁电说：“由于德里达，法国为世界贡献了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是我们时代知识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总理拉法兰说：“他是一个深入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人。”社会党书记布飞说：“这个不知疲倦的思想者，以他拒绝让步的写作不断带给我们观看这个世界，观照哲学的崭新视角。他对政治生活的介入，对价值的承担，使他成为这一代哲学家的最后代表，他们不断质疑这个世界的进程，揭下它的种种面具”(《世界报》，二○○四年十月十二日)。
怀疑者，解构者：独立思想的坚定捍卫者
德里达一九三○年七月十五日生于阿尔及利亚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一九四二年，十二岁的德里达由于法国维希政府突然宣布取消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法国公民资格，而被迫辍学两年。这段被剥夺公民权与受教育权的经历，在他心灵深处所留下的创伤可以说伴随了他的一生，也构成了他思想工作的原动力。在《世界报》所做的最后专访中他这么说：“那些使我变成‘独立战争’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犹太人的偶然经验也具有很多特殊性，即便在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当中也很特殊”(《我在与自己作战》，《世界报》，二○○四年八月十九日)。他思想中那种怀疑精神，那种捍卫差异性与独特性的坚持都与这段经历相关。在《平行侧道》中他写道：“我问自己我如此经常的旅行难道不是因为我总是被学校开除的缘故。我从别处来，别处。”他高师预备班时期的友人说：“雅克永远带着一种超前的伤痕”(《德里达传递的信息》，《新观察家》，二○○四年十月十四——十八)。
一九四九年，他来到法国，开始了他精神成长与发展的历程。然而“高师人”的牌子并没有减轻这种“外来者”与“边缘者”的内心感受。由于他发表了关于戏剧家阿尔托的文字而失去了索邦大学的教职。这位在世界各地荣获名誉教授与博士荣誉的教授在法国本土却没有获得这样的礼遇。直到一九八四年，他才开始了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导师的生涯。他没有进入法兰西学院。这些在法国本土的遭际并没有挫败他的怀疑精神和不懈的解构思想工作。一九六七年他三部著作《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不仅奠定了解构思想家的地位，而且使他的解构思想引起了大西洋彼岸美国学界的关注，从此开始了他在美国的思想历险。如果说战后法国思想史可以定位为德国思想的法国阶段的话，那么，福柯、利奥塔、德勒兹、布迪厄与德里达这一代人在美国的遭遇可以说是美国思想界的法国阶段。
三十七年来，他出版了近六十多种专著和数不清的文本、讲演、访谈。“解构”也成了体现与总结这笔遗产的关键词。一九六七年，这个词首次出现在《论文字学》中，“很快它就成了德里达所进行的哥白尼革命的令人费解的旗帜”(奥德·兰瑟林：《一种激进思想的五个关键词》、《新观察家》周刊)。德里达认为面对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既不应采取尼采式的摧毁态度，也不应采用天真遗忘的方式，而应以解构的方式，寻回那些被这种传统遗忘了的东西。他认为解构既不是一种可以武断进行的随意工程，也非一种悬置的立场，解构是一种总是已经在行动中的持续过程。西方哲学是奠基于能够把握意义的可能性预设之上的，自认能全面揭示意义从而获得“绝对知识”的幻像在他眼中正是西方知识传统的盲点。他的解构工作就是不断地去发现这种盲点所造成基础的缺失及其具有的矛盾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从语言学开始的解构思想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关涉政治伦理的思想实践。它要求人们在面对既定“知识”、传统、遗产、制度、观念时不应盲从，应当通过批判性的转化重新继承，并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做出每个人应有的伦理承担。
解构的这种基本精神是了解德里达几十年工作中发明的其他一些相应观念的基础：比如延异(diff巖ance)，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一九六五年德里达关于阿尔托的一篇文章中。德里达针对尼采“语言源头论”将书写当作“危险的替代品”的说法，指出延异过程禁止了将符号指定地还原成一种单一意义的可能，从而向西方哲学中声音高于书写那种至高无上的传统提出了质疑。
德里达最后十几年的工作更突出地表现为政治伦理方面的转向。他在高等社会科学院的系列讲座议题“见证(t巑oignage)”，“敌视与接待(hostilit?hospitalit?”，“背信与宽恕(le parjure et le pardon)”，“死刑”，“兽类与主权(la b恡e et le souverain)”，就是这种思想重心转变的明证。此外，作为一个自许的“世界公民”，他还经常直接参与一些政治事件，做出他的伦理与道义承担：一九八一年他支持拉丁美洲精神分析界反抗独裁政府的野蛮压制，次年在布拉格由于支持捷克知识分子的反抗运动而被捷克当局诬陷入狱。他不仅支持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还热情支持南非民族和解进程。他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权捍卫者，还是“人权”概念的严格解构者，他指出:“人权不仅是抵抗集权主义的工具，它还与主宰着政治性的世界概念的那个欧洲传统密不可分。而后者正是解构的首要质疑对象。所以他的解构工作依次围绕着主体与自由、民主与公民性、边界与民族国家这些观念展开”(让·比恩宝：《“另一种政治”的迂回》、《世界报》，二○○四年十月十二日)。他不仅严格地解构着西方哲学遗产，他还在法国坚持不懈地捍卫着哲学的基础教育的地位；他不仅在课堂上分析死刑的政治神学基础，而且为营救死牢中的美国黑人记者穆米亚·阿布亚玛而积极奔走；他不仅仅谴责恐怖主义，更重要的是分析恐怖主义的形态、条件以及对世界未来的影响(《“九一一”概念》);他不仅分析美国布什政府划分“流氓国家”与“邪恶轴心国”(《流氓》，加利利，二○○三)背后的原教旨主义情结，也指责“没有启蒙没有政治远见的阿拉伯伊斯兰神权政治主义”(《我在与自己作战》，《世界报》，二○○四年八月十九日);他不仅不回避自己的“犹太性”，同时不顾压力勇敢地批评以色列“那种代表某种犹太复国主义的灾难性自杀政策”“既不代表犹太文化，也不代表散居世界的犹太人，更不能代表多种多样相互矛盾的世界犹太复国运动或原始犹太复国主义”(同上);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还毫不犹豫地签名支持马梅尔市长为同性恋举行婚礼的举动，他说：“同性恋结婚是美国上个世纪以‘不服从市民’名义开启的美好传统中的一个例子：它不是在挑战法律，而是以将来的或已经载入宪法精神或写成文字的更好的法律名义，不服从一种立法条款。在目前的立法语境中我签名支持这个举动，因为否定同性恋者的结合权是不公正的，而且从精神和字面上都显得虚伪与自相矛盾。假如我是立法者，我会提出干脆从非宗教的民法中剔除‘婚姻’这个词或概念。‘结婚’是个宗教性的、神圣的、异性间的价值，具有繁衍后代，相互永远忠诚等的誓言，乃是非宗教政府向基督教会的一种让步。特别是它的一夫一妻制，那既非犹太人的(上个世纪欧洲人强加给犹太人的而且对很多代北非犹太人来讲，它都并非是一种义务)，也不是穆斯林的传统。取消‘婚姻’这个宗教性的神圣化的歧义词或虚伪概念，它在政教分离的宪法中没有位置，可以代之以契约式的‘世俗结合(union civile)’，一种普世的、完善的、精细的、灵活的，可在性伴侣或不强行限量的伴侣之间进行调节的协约……一些人采用两种模式进行，而另一些人的结合既不根据一般民法也不依据宗教惯例。这是乌托邦，但我今天提前预示。”
影响广泛却备受争议的人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如此广泛地影响了美国的知识生活。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可能有萨特和加缪。但我们不能说美国有一个萨特学派。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不仅深刻触及了美国的哲学领域，而且影响了这个国家整个的知识生活，它的社会、政治与批判思想。所以，人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有一个‘美国的德里达’，他的存在比在法国更坚实也更持久。这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美国知识分子都是‘德里达式的’。美国哲学家们像蔑视欧陆哲学这个被他们视作分析哲学之对手那样倾向于蔑视解构。但是所有的美国知识分子和哲学家都不能避免通过与德里达思想的关系来界定自己。”(纽约大学法国文明与文化中心主任托马斯·比肖，《世界报》二○○四年十月十二日)
“二十世纪末，‘解构’如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这两个也是来自战后法国的哲学时尚成了知识话语的一种密码。德里达和他的同道不想——有的说不能明确地界定‘解构’，以致它不可理解或者说以一种无限的矛盾性被解释。这种晦涩难懂的典型例子是他一九九三年的一篇文章中说的‘不需说，我再说一次：解构如果存在的话，他表现的就是那种不可能的经验’……但无论怎样，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德里达先生的著作和讲座还是给他带来了美国最重要学府中数目可观的弟子……对于那些年轻教师来说，他的学说甚至成了他们进入那些古老衰退的哲学系的敲门砖。对很多学生来说，‘解构’是进入反叛精神之美妙世界的通行证。”(《费加罗报》，二○○四年十月十一日转载的《纽约时报》约翰逊·康得厄的讣告)。这篇文章于十月十三日引发美国著名学者斯皮瓦格等的激烈反应，一场遍及美国校园并波及世界的签名运动目前已得到近千人的响应。严格地说这与德里达本人关系不大，但与德里达的美国影响及其美国的校园政治密不可分。
德里达在英语世界，尤其在美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本人预想的范围，并且常常引起误解以及误解带来的连锁反应。误解一：由于不对占英美哲学主流的分析哲学的胃口，德里达的思想从来不被美国大学的哲学系所重视，主导美国分析哲学学派半个世纪的奎因(W.V.Quine)曾经在没有读过德里达的情况下对他恶言相向。一九九一年，英国剑桥大学建议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是一种解冻之举，却引来一场签名反对风波，结果德里达以三百零二票对二百零四票赢得了剑桥的荣誉。拒绝阅读而向他发起攻击的情形不少，但往往有点无的放矢。也许可以当作学科史中的流派政治之争吧！由于这种拒绝，德里达就主要在美国大学的文学系，特别是以跨学科自许的比较文学领域获得了热情的接待，悖论的是，德里达的思想也因此赢得了更多的受众。
误解二：由于德里达是比列维·施特劳斯较为年轻的一代，加上他的早期工作提出对逻各斯，即一般结构主义和结构语言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进行反思，而在美国学界被冠以“后结构主义”之称，对这一点，德里达本人并不拒绝承认。可是之后，它却被用以制造一种对抗结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新意识形态。并且，这股思潮不加辨别地，没有内在连贯性地将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利奥塔、布迪厄，还有其他一些结构主义的批评思想混合在一起。
误解三：这也是德里达世界性影响中最为戏剧性的情形。半个世纪以来，借用德里达思想来进行的各种“社群”运动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展开：因为它对西方文化中的男权主宰的批评，使它成了女权主义运动的理论武器，后来又被用于其他相类似的，如同性恋抗争、黑人运动、少数族群权利保护等运动之中。“女性研究”，“男女同性恋研究”，“美国的非裔研究”都成了大学里的时髦课程。
德里达思想的这种美国影响在欧洲与法国本土全然两样。由于他写作风格的“晦涩难懂”，属于过分“精英化的写作”，德里达的读者群可能远不能与萨特相比;由于保守的学院派认为他的思想是对西方文明的破坏而拒绝他的解构，他的思想影响力可以通过他下面这句话体会出来：“不可想像，一些印度的出租车司机比绝大多数法国大学里的哲学教授更了解解构思想”(帕特里斯·布庸：《德里达，解构的使者》，《费加罗报》，二○○四年十月十一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一本名叫《六八年思想》(La pens巈 68)的小册子的问世比较能代表新生代哲学家们对上一代人的抵制, 其中也包括对德里达思想的抵制。这本书是前任教育部长、新生代哲学家吕科·斐里(Luc Ferry) 和康德专家阿兰·雷诺(Alain Renaut) 合作写的，它激烈指责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全面清算七十年代的“反人道主义”(anti humaniste)思潮，目标直指福柯、德勒兹、利奥塔、德里达等一代思想者，认为他们过分赞美反叛精神，热心语言的形式主义，疯狂追求修辞主义，倾向可疑的唯美主义，及对人权政治的过迟且不自然的回归。尽管这本书被不少人看成是对一代思想重镇的一个“真正原罪”性否定，但它也标志着那一代人的影响力在法国有所回退(奥德·兰瑟林:《一种激进思想的五个关键词》，《新观察家》周刊)。
德里达在临终前的那篇访谈中第一次正面回应了这种指责:“那个不久前的‘辉煌’时代诚然也并不是歌舞升平的。差异与分歧如狂风暴雨，它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那种人们用以整合它的同质性，比如，那个虚弱无力的说法‘68思想体’(genre“pens巈 68”), 这个称呼或者说这个罪名，如今常常主宰着媒体和大学讲台。即便对那种精神的忠实有时以不忠或保持距离的方式出现，也应当对这些差异性保有忠诚，也就是说继续那种有差异性的争论。……我保持着这种争论的鲜活，使它不致销声匿迹，不致贬值成一些廉价的诋毁。”“我们这一代人无愧于过去，从《圣经》到柏拉图、康德、马克思、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等。我不想抛弃什么，而且我也做不到。您知道，学习生活，总是自恋式的：我们总想尽可能地去生活，想自我保存，想延续和培育一切比我们自身更大更有力，虽属于这个小‘我’却从四面八方溢出这个小我的东西。要我抛弃培养过我的东西，要我放弃我曾如此热爱的东西，就是要我去死。对于这种忠诚，我有某种保守的本能。”(《我在与自己作战》)
德里达思想的丰富性也正在于那些可争议的地方，如他与现象学分道扬镳的那个环节，他与交往理论的不同预设等等，严肃而有建设性的批评工作还有待展开。恐怕这也是他留给我们的真正的思想遗产吧。
二○○四年十月十七日于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