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前殖民宗主国家通过共同规则，彼此约束，不再征战，建立了它们之间的安全社群。相对于此，前殖民地国家则通过互不干预，彼此承认主权完整和独立，建立了它们之间的安全社群。后者由于不涉及共同规则，引发了前者的不安。两种安全社群成员国的属性不同，前殖民宗主国家依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建立，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世界大战，自觉需要约束才能建立秩序，因此重视共同规则。前殖民地国家则因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而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充其量是建立了不完整的政权，这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习以为常的国家迥异，因而追求国际社会对其独立地位的认可，但遭到前殖民宗主国家的指控。前殖民地国家被指控如同过去的殖民宗主国家一样不受约束，成为当代“安全威胁”的来源。可见，在殖民性不同的国家，有关安全社群的设想也有所不同。全球南方作为一种整合的身份范畴，为分析不同安全社群基于不同的殖民性所衍生的多样化安全需要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结合上海合作组织的实践，可以看到一些安全社群研究仅局限于前殖民宗主国家这一单一视角的不足。
关键词：安全化 去安全化 安全社群 殖民性 全球南方 上海合作组织
前殖民宗主国家（以下简称“前宗主国”）通过自愿接受的共同规则，建立了彼此去安全化（desecuritize）的安全社群。所谓去安全化，是指不再视对方的存在、发展、壮大为安全威胁，不会以战争或结盟为手段解决争端。与此同时，前宗主国认为，凡是没有接受共同规则的其他国家就成为集体安全的威胁及潜在的战争来源。相对而言，前殖民地国家之间对彼此去安全化的区域组织设想则不同，因为它们不以共同规则为基础，而是以不强制执行规则的承诺作为彼此安全的保障。由前宗主国构成的安全社群，其成员已拥有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彼此承诺拒绝战争，保障人权，凡事建立共同规则，因而不再是其他成员的安全问题；由前殖民地国家构成的安全社群，其成员则是彼此承诺不会根据自身的价值观或要求改造其他成员，因此它们无须顾虑超国家的规则引发干预或争执对象通过结盟来围堵。两者逻辑不同，但后者却成为前者眼中的“安全威胁”。
二战结束以来，前宗主国（如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德国等）及垦殖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不再为领土扩张而战斗，一种相对稳定的安全社群在它们之间逐渐形成。在这些国家建立的安全社群（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盟）中，成员国自愿接受规则的约束，以确保和平的国际秩序。由于不再一味强调不受干预的独立主权地位，它们拥有了可以称之为“后主权”（post-sovereign）或“后威斯特伐利亚”（post-Westphalian）的国家身份，使过去独立主权国家的那种相互排斥及恣意妄为得以去安全化。既然国家之间不会彼此征战，它们就可以宣称一个安全社群已然建立。过往主权国家之间那种残酷的战争在未来变得似乎“难以想象”。欧洲文明的“进步”令其安全社群的成员感到骄傲，但它们也认为不属于此类安全社群的其他国家会成为其“安全隐忧”，因此进一步向这些国家推广类似的规则，建立全球秩序，认为这不仅是去安全化的需要，而且也是它们基于文明自信的一种“道德责任”。
本文通过分析全球南方多边主义的多元化现象，指出当前安全社群研究的殖民主义偏差。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以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及东盟等组织的实践为例，说明研究上应区分“话语主权”与“实践政权”两个概念。话语主权规范了从主权到后主权的路径，包括如何遵循共同规则，如何自我约束，如何推广秩序；实践政权侧重于争取独立、完整、平等的主权身份，并发展经济，而这两方面都仍受制于前宗主国。话语与实践不一致带来的压力，激励了包括上合组织与东盟在内的区域组织，逆转了后威斯特伐利亚标准下的安全社群设想。这种不一致和逆转，反映了全球南方所实践的“多元普世主义”（pluriversalism）比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单一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与规范力。
本文将比较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与非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之间的殖民性，同时讨论去安全化与安全化的条件，通过对这两组差异的解释来回答为何殖民性处境不同的国家会构成彼此的安全问题。一是前宗主国在积极摆脱殖民征战的前提下寻求超越历史，将约束主权的共同规则作为安全基础，而将前殖民地国家的主权主张视为安全威胁；二是前殖民地国家在无法摆脱殖民历史影响的条件下，相互接受、承认、支持，以减少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一些国家对其内政的干预。本研究将全球南方作为整合安全社群之间“多元普世关系”的范畴，并将全球南方定义为“开展殖民关系的现场”，进而追踪现场（sites）得以发生、演化、断裂、转型的动态脉络（networking）。这些行为体必然既是“全球”，也是“南方”，每个国家在各自的殖民关系现场，都既有直接或间接的位置，也有各自卷入其中的轨迹。各国的殖民历史不同，对安全社群也有不同的期待，因而导致安全需要的多样化及多元的多边主义实践。
一、全球南方安全社群研究的殖民性
本文提供了一个理论批判视角，并在对前殖民地国家的分析中提出“话语主权”和“实践政权”两个概念。话语主权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主权国家，实践政权是指实践主权国家身份的执政者集团。这两者在前殖民地国家始终不一致，亦即在名义上是指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主权国家，而在实践中是指治理能力或模式不符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特点的政权集团。如果按照欧洲关于安全社群的标准来看，这些“政权集团”都不合格。
前宗主国从两方面审视世界其他地区，一是遵守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规则的能力，二是为了遵守规则而自愿让渡主权的实践。一言以蔽之，就是国家在规则下的自制（self-restraint）能力。然而，如果以北约或欧盟为标准，各地区多边主义的发展使那些前宗主国难以乐观，因为在它们看来，其他类似欧盟的区域组织似乎只是在形式上将地区国家聚集在一起， 除了套用一些平等、和平、独立之类的陈词滥调之外，没有在裁军、信息安全、环境、经贸投资、人权等各方面确立规则。这种区域组织中的国家不仅不会让渡主权，而且还刻意避免通过明确的规定去整合成员国的政策。在前宗主国看来，这些前殖民地国家建立的区域组织是对其的模仿，充其量是这些国家当权集团用于相互巩固权力的联盟。
进而言之，从前殖民宗主群体的国家中心主义视角来看， 前殖民地国家几乎不存在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它们的主权都是支离破碎的，遑论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的确，在这些殖民关系现场产生的国家，是源于宗主国的遗产，之后才人为转型为缺乏实践能力的话语主权。一些国家既没有经历威斯特伐利亚国家那样的战争，也没有建立帝国并进行殖民战争、引发人类灾难或经历世界大战，更没有进行人口灭绝的文明扩张，因此它们认为自己身为主权国家并不存在罪恶感，导致克服罪恶感的需要明显阙如。前殖民地国家或许面临政变、内战、难民等困扰，在进行国内治理和确立后威斯特伐利亚规范秩序方面能力欠缺，但也试图建立绝对独立的主权国家。对这些国家而言，与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相比，冷战后出现的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是边缘议题，它们因此在这个秩序下被污名化为所谓的“不自由”“流氓国家”“失败国家”。这使得它们似乎需要通过干预才能改变现状。这就是为什么前殖民地需要的政权安全，看上去是一种主权安全，然而究其根本，前殖民地政权首先需要确保的是内外各界都接受其是代表主权的统治者。这其实是殖民主义的后果，殖民主义是造成这些国家政权整合困难及受到干预的原因。前殖民地国家不能实现主权完整和独立，殖民主义是根源，因此，所谓“失败国家”带来安全威胁，完全是前宗主国置身事外的话术。
前宗主国认为，前殖民地国家之间建立多边平台，不是为了约束战争行为、限制扩张主义，而是为了无条件地相互承认、相互接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曾经给前殖民地国家在人口和领土方面制造了分裂，只有当它们能够相互承认、超越殖民主义桎梏的时候，才能开始规划发展蓝图。如此，各个国家才有机会建立某种稳定且不具威胁性的行动身份，而不是苟且于西方威斯特伐利亚框架下，承受前殖民宗主的怀疑和批评。可见，前殖民地国家需要的是免除限制主权的规则与秩序的多边主义，也需要免除基于规则与秩序对成员的干预。这种安全社群发展的动机，是让主权能力与“正当性不足”的前殖民地政权相互去安全化。
一旦建立了去安全化的安全社群，即使是面临如中美竞争这样的背景，也未必能使这些前殖民地国家选边站队，因为它们所属的安全社群已经认可成员的正当性，这种共同体使它们能够在大国之间免于选边站队。而当前宗主国在后威斯特伐利亚规则基础上进行干预时，前殖民地国家仍然能够得到自身所属的安全社群的认可，不必担心遭到全面惩罚。不论它们的意识形态和宗教有多大差异，如果这些前殖民地国家之间建立了无规则束缚的安全社群，那么其选边站队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被安全社群所吸收。这种安全社群下的多边主义，强调通过确认、保护和鼓励的方式，而不是约束或让渡主权的方式，来维护政权安全。对于前宗主国而言，这些都是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或后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下的“异端”，充其量只是一种不受规则约束的“联盟”；然而，对于许多前殖民地国家而言，这是一个“主权优先的联盟”，它们需要首先获得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并维护好政权，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全球南方多元形态的多边组织各有其意义，包括上合组织、东盟、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等，甚至也包括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这些组织和机制成员国的合作并不旨在建立某种约束性的规则或特定秩序。前宗主国之外的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在每个现场“因地制宜”（improvisation），灵活确立在当下能够相互接受、相互支持的共存方式，而且它们没有发动殖民战争的罪恶感，也不需要与其他国家相互监督的共同规范。这种灵活的安排可能会经常失效，但对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来说，这种方式是最务实的，因为这至少可以避免引入前宗主国确立的规则，而那些规则会限制全球南方国家对主权独立与平等的追求，其中的干预也会动摇其政权的正当性，对其造成更大威胁。
下文将重点分析前宗主国如何抛弃过去的历史，建立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的秩序框架，并通过安全化议程，将安全问题的焦点转移到前殖民地国家。由此可以发现，前宗主国也通过继续依靠殖民关系来确立身份意识，从而继续寄生于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安全社群。之后，本文以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组织为例，分析多元且灵活的由双边关系促成的安全社群。最后，在进入后殖民时代后，前宗主国虽然不再诉诸战争，但是其所推动建立的安全社群却始终在延续殖民征服与剥削模式，同时转移或推卸由它们造成的前殖民地国家主权能力欠缺的历史责任。因此，追踪、记录前宗主国在全球南方关系脉络中的位置，成为“多元普世主义”下研究国际关系的主要议程之一。
二、“殖民者联盟”的安全社群
由于曾经发动过殖民战争和残酷的屠杀，前宗主国需要超越这段历史以摆脱不光彩的形象。在超越的过程中，前宗主国通过一系列条约人为地建立了一种过去不曾有的秩序，这种秩序是一种重新构建的安全社群，而它们便因此逐渐培养出一种集体自豪感，甚至奇迹感。在这种安全社群中，前宗主国被赋予一种道德强权的身份意识，进而还认为它们有义务去帮助其他“落后”的国家。一些相关的研究文献没有注意到的是，这里所谓的“秩序”与“文明骄傲”，并不是欧洲内生的，而是依附在全球南方的殖民关系中。没有宗教战争，就没有主权国家，也就没有殖民主义及殖民征战，更没有世界大战或种族大屠杀。因此，对主权国家的自省以及后主权话语，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要忘记殖民主义历史的愿望。其结果是话语主权反而将前宗主国人为切割出来的前殖民地国家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这个话语主权切断了对殖民关系的追踪，犹如对全球南方实施了认识论灭绝（epistemicide）。
前宗主国为了防止再出现帝国主义扩张，建立了安全社群，但是，全球南方的多数成员不存在扩张问题。全球南方的安全关切是避免边界、宗教、种族等问题的蔓延，它们需要的是逐渐建立能够确保共存的安全社群，而非推动建立裁量对错、当即解决、执行转型正义的所谓“普世主义”价值标准。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社群通过在每个现场进行灵活调整，建立对维护自身政权稳定的信心，可以避免争端的升级、成员的选边站队和清算的恐惧。无论是上合组织，还是东盟，都没有制定约束主权的规则，组织会议是一种确认相互接受的常规仪式。各个成员在免于干预的情况下，避免采取极端措施使争端升级，在发生大规模非人道主义事件时，先推动局势降温。换言之，全球南方的安全问题在两方面同时演进，一方面是前宗主国对前殖民地国家进行干预的安全化议程，另一方面是前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去安全化问题。
（一）超越残酷的殖民征战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战争是合法合理的，而且对主权的主张至关重要。在对主权没有战争限制的设想下，权力平衡、征服、联盟、海盗、伐木、采矿、殖民、奴隶贸易、背叛、屠杀等活动，成为国家的权力和共识。在二战中，战争的残酷性及其危害对殖民宗主国家自身而言已经难以忍受。在冷战时代，多数前宗主国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却有一种超越历史的幸运感。欧洲现代史上那些不同规模的内战、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似乎不会再出现，而且新的核战争似乎也已因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体制的韧性而消散，这就是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前宗主国的主权得到自我驯化，形成了一种基于自由主义规则的共同体认同， 欧洲国家宣称它们之间不再进行战争，进入到一个新的安全社群阶段，克服了文明进步的最后障碍而到达终点。这套文明话语至关重要，它让我们了解了前宗主国如何划分不同程度的安全威胁，并对世界其他不同的区域进行分类。
二战结束时，欧洲国家通过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实现了整合，它们基于自由主义式的规则和秩序，建立所谓的安全社群。欧洲国家通过一系列条约如《布鲁塞尔条约》《欧洲人权公约》《巴黎条约》《罗马条约》等，建立了超国家机制，如欧洲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等。成员国对超国家机制的认可，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机制范围内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因为这些超国家机制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都强调成员国作为主权行为体的自我约束，一旦这种自我约束内化为身份的内涵，便彻底限制了其未来诉诸战争的可能。欧洲国家还支持“泛欧洲”（pan-European）的形成，之后欧盟的崛起也得益于这些主权行为体的自制， 它们构建起比苏联集团更为坚韧、更能适应挑战的集体。冷战后，这个“泛欧洲”的安全社群扩展到东欧、地中海地区，还延伸至西巴尔干地区。随着安全社群的不断扩展，这些国家的民族国家历史似乎不再重要，随着战争动机的消失，似乎原属于苏联集团的东欧国家也要到达永久和平的历史终点。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前宗主国自视为“道德超级大国”，认为其有义务去帮助结束战争或制止侵犯人权的行为，试图通过类似的民主体系、安全社群，对全球南方的主权国家进行改造。然而，一些应运而生的新兴区域组织，如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阿拉伯国家联盟、东盟和上合组织等，与采取自我约束的欧洲身份建构进程不同，它们明确基于主权完整和独立的原则成立。即使是效仿欧洲并采用干预主义话语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在面对2023年尼日尔以反对殖民主义为目的的政变时，仍然能够保持克制，并未采取行动实施干预。但是，在欧洲国家看来，主权完整、独立自主、不干预主义等原则，曾经在欧洲导致了残酷的战争，因此是过时、错误、危险的，应该抛弃。“在欧洲，经济整合的外溢推动了超国家防务整合，它们用共同体意识代替国家意识，并为此感到自豪”。既有研究固然有对欧洲国家的批评，认为殖民主义与安全社群息息相关， 但这些批评并未解释为何全球南方更多元的安全社群实践能满足不同于欧洲国家的前殖民地国家的需求。
例如，有学者指出，在遭受欧洲国家殖民之前，全球各地存在着各种社群， 欧洲殖民国家征服了这些社群，并将其人为地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以进行高效的剥削。欧洲殖民国家曾为自己辩护，认为殖民地并没有建立自主政权，因为自主政权只有建立在当地民众同意的基础上才具备正当性，并需要建立社会契约，所以欧洲国家进行殖民是帮助它们“开化”。在这种意义上，殖民者大言不惭地标榜自己对殖民地的行为带有“解放”性质。但殖民者通常残暴对待殖民地的原住民，有时把他们视为“人类动物”（human animals）或“天生的奴隶”（born slaves）。二战后，欧洲殖民国家逐渐结束了对殖民地的统治，接受殖民地变为主权国家，但这些国家因遭受过殖民剥削与瓜分，无法有效整合为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
一方面，殖民时期人为设定的领土边界将不同的社群整合在一起，如非洲的多种族国家以及中东的多宗教国家 都是如此。原本的异族或异教在被人为整合在同一政权后，直接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分裂；而跨界民族为了庇护同族，也与邻国发生冲突。由此可见，这种前殖民地国家的主权和主要基于同族、同宗教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另一方面，独立之后的所谓主权国家，仅仅是名义上摆脱了殖民体制，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其中的剥削关系，而政权的生存仍然高度受制于前宗主国。
自称达到文明巅峰的欧洲国家误以为所有行为体在参与安全社群之前都是个体化的主权行为体。然而，全球南方本是各种人口混居、重叠的社群，只是在19世纪后它们被殖民国家强行划为可分割、可占领的殖民地。在百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使这些殖民地获得了独立，成为名义上的主权国家，但是按照欧洲标准来看，它们大多数都不合格。与“主权国家”相比，“全球南方”更适合成为一个总称。因为全球南方的概念直指殖民网络，由于殖民地国家的完整性、自主性、民主性都很脆弱，这就造成了其按照欧洲标准存在“正当性”缺失的问题。在欧洲标准下，主权之所以仍有强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其不仅可以在名义上提升前殖民地的地位，使殖民地与宗主国在地位上实现名义上的平等，而且还可以体现前殖民地国家对殖民者入侵的抵抗、对内部分裂的压制、对机构权威的垄断、对自然资源的分配、对外国援助的争取和使用等，主权似乎给予了前殖民地尊严和利益。
实际上，新独立国家也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威斯特伐利亚的主权身份。它们并没有为了防止自身发动战争或进行屠杀而向往后威斯特伐利亚安全社群。当前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与过去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大为不同，当前的暴力冲突更多限于邻国之间，而不像一百多年前殖民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发动的争夺殖民地的各类战争。21世纪全球南方国家也战火不断，但几乎所有争端都源于殖民时期的政治设计，或者源于前宗主国彼此之间的竞逐。另外，当前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性质与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战争、现实主义的结盟战争、殖民地争夺战争截然不同。如果全球南方国家发生了大屠杀事件，就会引起其所属安全社群成员的羞耻感， 但在事件发生后，恢复的方式却未必是采取转型正义之类的报复，而可能是宽恕。反之，前宗主国往往对大屠杀与战争行径有罪恶感，但这种罪恶感却是地理上遥远的、战略上理性的、政治上可以报复的、有代理人共犯的，一旦进行反思、对自己进行约束，便可以实现超越。
前殖民地国家对通过规则自我约束的抵抗或疏离，引发了前宗主国的安全危机感。全球南方面临的是殖民主义的各种后遗症，而前宗主国所提供或构建的后威斯特伐利亚的安全社群并不是文明进化的结果，而是变相延续的殖民体制。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是比欧洲安全社群更大的诱惑，后者反而把前殖民地从概念上锁定在“落后”的文明阶段，反衬着前宗主国的“文明进步”。安全社群与全球南方是矛盾共生的概念，一些自以为是全球南方之外的安全社群成员，指控前殖民地国家追求不受西方规则约束的主权实践为“安全威胁”。这是前宗主国为了摆脱殖民时期造成战争和灾难带来的罪恶感，维护其“文明进步”的自我认同的借口。
前宗主国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以“连贯、进步、线性”的历史主义自我标榜，消除了在全球南方多元共存的认识论。同时，在21世纪，对全球南方的认识延续了地理、国别、现代性的视角。数十亿全球南方的民众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主权时代，领土疆域内的实践政权也被赋予了主权国家的性质。一旦成为主权国家，前殖民地的不同民族、宗教等群体就再也无法恢复共同居住的互助意识，而由于政权的分配不均，且与前宗主国的关系各异，这些国家就陷入了社会分裂。前宗主国则向它们推广规则与秩序，让它们学习自我约束，在国内保护人民权利、在国外和平解决争端。这样前殖民地国家似乎就可以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自然过渡到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放弃尚未实现的主权独立，向多边主义屈服，受到安全社群的规则束缚而难以实现整合。
（二）威斯特伐利亚国家、非威斯特伐利亚国家
全球南方的话语主权与实践政权之间存在鸿沟。前宗主国确定了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话语主权，但全球南方的实践政权（也包括一些前宗主国）达不到这一标准，前殖民地国家尚未达到威斯特伐利亚国家的标准，更遑论成为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前殖民地国家的实践政权无法实现主权自主，因为前宗主国曾经对前殖民地边界内外多个民族、宗教、部落群体的传统生活进行任意切割， 使得这些政权间的诸多主权争端难以化解。然而，基于自愿和内疚而形成的安全社群的目的是防止发生另一场战争或殖民，成员国让渡主权以遵守共同规则，因此强调主权完整性和自主性的前殖民地国家被前宗主国认为是危险的。
的确，与由前宗主国构建的安全社群相比，由前殖民地的实践政权组织的区域性安全社群 不是为了防止殖民与战争，而是为了防止干预或管理跨境群体。因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导致的领土争端、人道主义干预，加之分离主义运动的影响，都使得前殖民地实践政权的主权宣告难以落实，只能成为前宗主国眼中的“失败国家”。有能力抵制基于西方规则干预的前殖民地国家则被视为所谓的“流氓国家”。这些“失败国家”“流氓国家”又会引来其他国家的干预，进一步危及主权完整，形成恶性循环。通过将殖民关系在名义上变成主权国家间的平等关系，前宗主国对“失败国家”或“流氓国家”为何产生已失去反省意识。而“失败国家”或“流氓国家”需要干预，既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安全问题”，也是因为前宗主国的“道德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有助于转移罪恶感。
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仍然存在，如南苏丹及其邻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印度和中国、委内瑞拉和圭亚那等，不一而足。因此，一旦挑起领土争端，这些国家的实践政权的统治正当性也将受到影响。如何采用欧洲式的安全社群进行自我约束，对于渴求建立完整、平等主权的全球南方实践政权而言反而是威胁。解殖不完全所遗留的跨界民族和宗教问题，前宗主国的战略利益、经济利益，以及政权脆弱的生存能力，造成多数全球南方的实践政权危机频发， 其发展充满不可预测性。
不可预测性是指一种发展方向和强度不确定，同时又可能突然出现状况的特点。这里的不可预测性既是指前殖民地国家的不可预测性，也是指前宗主国的不可预测性。这种不可预测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欧洲国家的党派政治或安全战略不稳定或不一致，在前殖民地的利益也不一致，这使得前殖民地政权无法预测在哪些不符合话语主权的议程上（如自由贸易、控制通胀、开放选举、矿产开发）会被指控与欧洲标准相悖，失去统治的“正当性”，从而面临内部挑战。另一方面，前殖民地政权的“不具正当性”，导致其面临“不稳定性”。一旦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干预主义在实践中无法奏效，前殖民地国家就面临不可预测性。前宗主国可能利用前殖民地的脆弱，获取政治利益或战略利益，但也可能借助所谓反对派或改革派对其进行改造。
如此所反映的是威斯特伐利亚与后威斯特伐利亚两种体制，它们并存于前宗主国内部。前殖民地国家的主权与治理失效，暴露了前宗主国自身的寄生性与伪善。全球南方无法按照欧洲标准共同“进步”，同时前宗主国对前殖民地继续剥削、制造分裂、干预，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全球南方国家的长久不可预测性。
实际上，基于西方规则的秩序并不能改变全球南方的殖民性，该秩序带有的干预主义不但不能促使前宗主国反省其对前殖民地的寄生情况，反而会加剧其优越性及剥削性。各地区都有模仿前宗主国的区域安全社群，对前宗主国的干预也存在不抵抗、不支持、消极抵抗的情况。与拉丁美洲或非洲相比，亚洲的和谐文化尤其不能接受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干预主义。干预主义所依赖的秩序是以西方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这是殖民宗主国为提升自我而建立的秩序，这种秩序决定了谁会成为安全问题，区分了主权性质的优劣，合理化并掩盖了前宗主国继续维持对前殖民地的剥削关系，整体而言，这也加剧了全球南方的不可预测性。
按照前宗主国的安全社群所宣称的文明进步标准，前殖民地都被视为不知自制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当某些安全社群被认为是“落后”的，前宗主国的安全社群才能体现出自身的“先进性”，自诩为以规则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者，它们对所谓的“修正主义”保持警惕，并以道德强权的姿态对所谓的“落后国家”发出号召。一旦安全社群在叙事上采用了这种普遍性的安全话语，就形成了深入人心的自我治理压力，获得安全社群的认可是前殖民地实践政权的正当性基础，无法获得认可就会遭到政敌的挑战。既要获得认可，又要拒绝干预，前殖民地国家在主张主权独立、完整与接受规则约束之间艰难平衡。长期以来，前殖民地国家既不能明确指出或面对实践政权与话语主权之间的鸿沟，又不能示之于人，这就在认识论上排除了前宗主国对殖民主义进行检讨的路径，从而导致前殖民地国家内部的畸形发展、政治分裂。被前宗主国视为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的代价之一，就是不能基于自身的文化与历史确立面对前宗主国的自我认知，而只能聚焦在如何让自己越来越像一个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主权国家。
然而，前宗主国也可能会失去正当性，因为针对全球南方政权的认识论灭绝行为，可能最终会适得其反。多数前殖民地政权并不具备威斯特伐利亚的主权能力，因而它们很难加入后威斯特伐利亚的安全社群；相反，它们有时还可能退回到前威斯特伐利亚阶段的部落、神权、封建状态中。习惯于通过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来证明自身文明进步的前宗主国，就失去了参照对象，而且又会直接卷入到殖民主义关系中。除了卷入前殖民地国家的冲突之外，前宗主国也会卷入自己内部的移民政治中，一些激进保守派往往以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为借口来分化选民。
因此，认识论灭绝行为不仅针对前殖民地国家，也指向前宗主国。在认识论灭绝行为中，前宗主国无法反省自身在全球南方国家的行为。安全社群的自我复制，就是通过对全球南方殖民关系现场的切割、掩盖来维持以自我为中心的现实，阻断了前宗主国对殖民主义的“反身学习”（unlearn）。前宗主国总是习惯把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难民错认为是“外来物”，因而无法批判性地反思全球南方历史发展脉络下的伪安全社群，遑论对症下药。
（三）安全化、去安全化
当欧洲国家相互之间感到安全时，安全社群就实现了其目标。欧洲式的安全社群通过遵守共同规则，避免出现不受约束的扩张，确保成员国的安全。不同的是，西方国家需要防止帝国主义和殖民扩张，前殖民地国家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相反地，前殖民地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曾被分割和侵犯，其在当代卷入的争端与以剥削资源为目的的殖民统治大相径庭。仅仅依靠前宗主国的安全社群规则（如选举、产权、言论自由）并不能解决这些争端。然而，那些回避这些规则的全球南方实践政权却成为国际上的安全化目标。它们的主要关切是政权在面对领土或种族争端时，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主权的完整性和正当性。欧洲式的自我约束以及所谓的自由、人权并不能解决争端，反而会导致全球南方的实践政权进一步分裂。在功能、目的、方式等方面，全球南方显然存在多元安全社群的需要。
很多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存在领土争端，由于缺乏欧盟那样的共识形成程序，这些争端的解决可能会被拖延并伴随间歇性的武装冲突，此时的区域安全问题是避免争端升级或演变为多边问题，亦即防止其他国家卷入。全球南方已经出现这样的多边平台，为冲突中的国家或参加联合项目的国家提供沟通的平台。通过这些平台，争端的当事方有机会共处于同一场合，而其他成员国不会在它们之间选边站队，而且在多边场合有可能促成争端双方在不同议程上的合作，使领土争端不至于导致双方全面为敌。这种安全社群有利于争端各方控制冲突程度，部分重建互信，以避免争端升级和蔓延。
在前殖民地国家建立的这样一个无具体程序的安全社群中，争端中的各方没有拉帮结派的强烈意愿，对外部观察者以及内部成员国造成的威胁微乎其微。此外，成员国之间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双边关系也为它们拓展了在多边合作中的空间。然而，不受多边规则的约束，且不对非成员国的任何行动进行安全性的评估，反而可能会让欧盟或北约成员国认为前殖民地国家建立的安全社群故意忽视规则与价值观，目的是在特殊情况下使其成员国不必担心违反规则或其他成员国介入一国的内部事务。回避倡导确立规则似乎是对各国不受约束而能为所欲为情况的一种默认，这就唤醒了前宗主国对大屠杀的记忆，它们曾经拥有的也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因此认为全球南方国家在拥有这种权力后也会造成安全问题。
全球南方延续了解殖以来固有的领土、文化、宗教复杂性，争端各方必须根据事件的客观条件灵活调整，但前提是它们的主权独立不会受到质疑，因而可能会接受政治解决争端，这是推动彼此去安全化的基础。事实上，从这些国家的历史来看，其政权是建立在政府或领导人的正当性基础之上，因此它们强调确保主权边界并垄断管辖权。前宗主国则以所谓“民主”问题为由而倾向于对面临族群、宗教分裂的全球南方国家进行干预，这就迫使它们寻求前宗主国内部的其他势力、其他国际力量和邻国的支持，直到前殖民地国家之间建立自身的多边机制，它们相互之间才获得了承认。无规则、无任务的合作虽不是安全社群与安全化研究的关注焦点，但已经是全球南方安全社群的主要诉求。如此，不同的偏好、身份、规范、价值观也不影响这类安全社群成员之间的安全感，因为成员的主权平等与独立已得到确认，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区域组织不受双边领土争议的影响。它们之间即使有争议，也不妨碍在其他领域保持合作，在冲突得到解决之前，还能得到其他多边组织成员的谅解，不对其进行干预或施压。
（四）作为多元安全社群的全球南方
除了以自我约束、对非成员进行干预为特征的前宗主国的安全社群联盟之外，安全社群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有的安全社群需要借助外在力量，有的安全社群完全内向、保守，还有的安全社群则侧重于创造合作机会。全球南方的研究者必须追踪并分析这种多边主义的多元进程，促使所有在殖民主义现场的行为体抛弃欧洲文明优越论，从全球角度重新确定自身在殖民主义关系中的位置， 改变对安全社群的固有认知，进行反思，重新认识和理解欧盟、北约等组织。
以南美洲和大洋洲的安全治理机制为例，它们依靠外部力量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安全保障，这种双边权力平衡与多边安全措施的混合体 让南方国家免受外部干预，能够维护表面上的话语主权。这种以非规则导向建立的安全社群，同样可以保障成员国互不威胁彼此的主权独立、平等。相对而言，东盟是一个经常遭到质疑的由前殖民地国家建立的地区组织，其回避制定约束性的规则，属于全球南方安全社群的一种内向化模式。东盟的合作似乎不是以确立规则为目标，而是以相互承认为重点。即使成员国之间存在领土争端、历史恩怨、跨境民族问题，也不会影响它们的相互承认，因此就不会对政权产生致命威胁。
一旦获得了政权安全保障，东盟成员国就能坦然与大国接触，因为东盟成员国的身份可成为其与大国交往的缓冲，东盟是不折不扣的安全社群。根据欧盟标准质疑东盟的存在价值，事实上反映了一些前宗主国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东盟确保了其成员国间的争端都不涉及领土扩张，成员国定期的沟通交流可以营造合作的氛围，从而减少争端。东盟国家如果没有东盟这个相互承认的多边平台，可能在冷战后就会通过依赖美国来相互平衡。
实践中，东盟各国与美国的关系非常复杂。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积极地在中美之间协调，而中、美都没有给新加坡选边站队的压力；马来西亚经常质疑美国，又强调中国没有扩张的历史；越南不但擅长在两个大国之间进行平衡外交，而且还能从两组双边关系中获益；作为美国曾经的殖民地，菲律宾也能够周期性地灵活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并在选择与中国对抗的阶段获得美国的支持，而在不对抗的阶段获得中国的援助。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迫使东盟成员国选边站队，东盟国家有这样的特点是因为一旦它们失去独立性就会面临被其他成员国疏远的风险。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另一种特殊的新兴机制，代表着一种创造双边合作机会的多边主义模式。在这个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个崛起中经济大国发起的机制中，印度和中国这两个成员国之间始终存在金砖机制外的地位竞争，双方也存在边界冲突。金砖机制为成员国提供了多种双边合作的平台和机会。在中印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双方在金砖机制中的共同身份使其能够在该机制下保持活跃的双边互动。中印在话语权、市场、科技与国际地位等领域的竞争，几乎是在复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不受约束的主权对立。然而，全球南方的安全社群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安全社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也无法产生金砖机制这样的安全社群。
金砖机制为成员国提供了进行双边沟通与交流的平台和空间，这些双边沟通机制充实了金砖机制本身，也使双边与多边机制相互强化。对于中国与印度而言，金砖机制为其开展双边沟通与对话创造了条件，因此它们都积极推动金砖机制的持续发展。金砖机制作为一个安全社群的意义在于，其成员国可以在未来重新开启看似走向谷底的双边关系，因为金砖国家的共同身份使其成员国即使处于军事对峙状态，也不会像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那样进行领土扩张或殖民活动，而且金砖机制能够为成员国提供一个提升合作层次的条件和机会。
以上案例说明，全球南方国家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建制过程，包括一党制、强人政治、不同的宗教派别等，而且多数不是以一种固定模式而稳定存在，因此不可能根据差异性来判断各国对安全的威胁。如果不把差异当作安全问题来防范或改造，那么就可以对各国政权建设进行间接赋权。差异性及多样性意味着即使是多党选举与非多党选举之间的差异，也未必会成为全球南方的安全问题。通过能力建设、增强信心、协调、拖延、经验分享、危机管理、合作项目、冲突解决等方式，全球南方逐渐形成团结互助的状态，因为这些国家都有着被欧洲国家殖民的历史和记忆，这些共同记忆使它们更容易容忍彼此的差异。
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即使存在争端，也不会引发世界大战、大屠杀、种族隔离以及其他极端事件，这些国家也不会由此产生警觉感和罪恶感。在全球南方国家所属的安全社群中，争端双方之外的国家通常不会利用争端以规则为借口加以干预。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出现争端的原因往往同领土完整和主权平等有关，而不是与对权力不平衡的恐惧、对异族及异教徒的仇恨、对资源的觊觎有关。
三、全球南方安全社群与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中存在着各种历史、宗教、意识形态、生产关系、殖民关系迥异的成员。中亚国家共同拥有一段未完成的转型历史。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虽然获得了国家主权，但国家也存在裂痕。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虽然建立了主权国家，但游牧民族不信仰个人主义的自然权利，不熟悉所谓的自由、民主价值或制度。上合组织成员国由于公民个人参政意识不强，成为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被干预对象，而上合组织则为成员国提供了去安全化的安全社群。从前宗主国的安全社群角度来看，中亚国家已经沦为“失败国家”。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相似之处是通过多个双边协议来保障成员国不会受到大国的威胁。此外，它们遵循先实现政权安全，再谋求经济发展与政治整合的逻辑。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以双边做实多边的特征甚至早于金砖合作机制。
（一）未完成的历史
主权国家是一种被安全化或去安全化的身份，中亚地区的几个主权国家，它们共同拥有一段未完成且可能永远无法完成的转型历史。在世界历史上，中亚是一个独特的区域，其在19世纪以降的大殖民时期没有经历激烈的殖民竞争。中亚地区孕育了游牧文明，孕育了相互重叠的各个部族群体，这些群体并不需要为了生存而谋求互不相容的领土管辖权，但是在后冷战时代，中亚地区也同样进入了主权世界。作为新生代主权国家，中亚国家也同样进入了前宗主国的新自由主义网络，接受自由主义秩序的检视，接受资本主义世界为获取矿产而来的投资。
随着苏联的解体，中亚国家获得了主权国家地位。为适应当代国际关系，这些国家划定了边界，确立了主权范围，但这也造成了游牧文明中不同群体之间的裂痕。这些通过话语主权构建的、领土不断演变且存在族裔与政治争端的国家，仍有待新兴政权的治理，新政权同时也面临着发展经济的巨大压力。这些争端的影响持续不断， 欧洲的前宗主国对游牧文明的殖民经验有限，它们认为这些争端是由一些统治者及其腐败所导致。
从安全社群的角度来看，这些中亚国家政权在其建立之初，由于缺乏高效的官僚系统、知识产权制度、现代教育、基础设施等，被认为是“失败国家”，它们容易受到区域大国、恐怖主义、侵犯人权行为的影响。从后威斯特伐利亚安全化的视角来看，中亚国家的主权地位没有得到适当的规范或保护，势必衍生出国际安全问题。这种安全化叙述使前宗主国认为中亚国家是缺乏“正常”能力的主权行为者。
由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参与的安全社群，常常遭到西方的污蔑。由于中亚国家共同的（未被充分记录的）历史、游牧文化、非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矿产丰富的地理特征，使它们的话语论述具有相同性。事实上，“中亚”这一笼统的称呼反映了西方对这些国家主权自主和完整性的怀疑。然而，适合的安全社群能够促进实践政权的相互承认，进而建立互助合作的区域组织。虽然上合组织并不反对也不关心其他区域组织以自由主义为价值导向，但自由主义的干预倾向对中亚安全社群的稳定是有破坏性的。
（二）双边关系性
上合组织的成员是主权国家，该组织最初的意图也正是防止一些成员对其他成员的安全造成影响。因此，彼此去安全化是上合组织最初的目标，同时这种去安全化不包含干预主义。上合组织依据成员国继承的边界，将现存的争议仅视为争端各方之间的争议，并将争端各方视为相互承认、彼此平等、相互接受的成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成员国都有机会在这样一个类似伙伴关系的多边平台上学习和实践国家治理。简而言之，不论实践政权的控制、治理和保护其领土和人民的能力如何，上合组织都视它们为平等的主权国家（话语主权）。随着不断发展，上合组织对政权予以承认，实践政权在治理、发展和防务方面变得越来越具有主权性，无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相互承认已经成为显而易见的承诺。
即便如此，上合组织既不急于通过明确的规则和程序，也不可能通过建立集体道德身份的方式，对成员国进行欧盟式的整合，自然也就不存在干预主义。相反，上合组织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一样，依靠双边关系建构了多边平台。在上合组织正式成立之前，中亚国家还没有嵌入相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机制最初主要聚焦解决边界问题，此后随着不断发展，上合组织的讨论议题逐渐扩大，但始终是基于反对干预主义的共识，尤其是反对以保护人权为借口的干预主义。上合组织的存在为其成员国以双边形式进行互动和谈判提供了支持，从而达成战略合作、实现和平、完成反恐的目标。这些互动没有超出每个成员国的司法管辖权，不需要干预主义。这是一种类似于东盟的内向型安全社群。
然而，内向特质对于欧洲国家的安全社群来说是一个“异类”，因为它们认为自身已经是完全成熟的国家，不需要任何平台来对其主权进行接受和承认， 它们不需要内向这种特质。前宗主国担负着共同推广新自由主义规范的使命，使其多边主义具有外向的特点， 欧洲国家通过这种外向的多边主义将彼此整合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双边协议只会损害由多边共识规则构成的欧洲安全社群及其倡导的多边主义。简而言之，它们认为根据规则的自我约束，可以获得持久和平，这像一场新的启蒙运动，需要向非成员国传播，似乎这样它们就能切割殖民历史，使人们不会对其在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仍然对前殖民地进行剥削引起警觉。
相比之下，上合组织成员国也注重组织范围内的安全，并通过达成多项双边协议来实现安全。上合组织作为一个安全社群， 提供了一个灵活调整与互信的平台，以应对任何两个成员之间的问题；在寻求恢复关系时，使成员国之间感到安全。因此，成员国之间的边界冲突并不会影响其在上合组织内部作为平等的主权行为体的相互认可。此外，在上合组织中，实践政权都获得了话语主权的认可，如此一来，增加了各方在冲突中协商的耐心，拓宽了协商的余地。同时，即使冲突升级，也不会立刻危及当事方与其他成员的双边合作，因为大多数成员国不会在冲突中选边站队。这种安全感不是来源于欧盟式的规范、权力平衡、域外大国的保护、集体身份等，而是来源于多重双边安排，这些多层次的安排符合双方的能力和想法。上合组织成为一个可靠的平台，正是在于其能够维护成员国的主权地位。域外大国拉拢特定成员的做法以及推动恐怖主义的跨国传播等活动，都受到上合组织的多重双边合作的约束。
与此同时，上合组织也一直在拓展，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基地、印巴领土争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等问题并未阻碍上合组织在相关地区的发展。相关地区国家各自的优势或劣势是其他国家的资产或负担，但这都不影响上合组织的关系性，这种关系性既包括通过和平共处和合作项目实现相互保证、相互承认，也包括不会因某个（非）成员国主权能力不足而予以差别对待。上合组织的去安全化使其对成员国具有吸引力，因为成员国不需要满足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标准。正是由于这种去安全化，使得成员国不必急于在一场争端中选边站队，而争端当事方在共同体中的多边动员也没有意义。同时，尽管大国竞争的影响遍布全球，但是上合组织却能够使其成员国的安全不受大国威胁。甚至，每当美国和欧洲国家从阿富汗或中东国家如利比亚、叙利亚等退出，上合组织成员国就可立即参与当地的重建。例如，不附带条件的投资就不是干预主义，而是接受对象国的既有状态并与之共存。这种双边类型的全球南方安全社群在多边层次上专注于去安全化、反干预主义、相互确认、不受大国威胁、免于选边站队等内部共识，并拓展其影响力，在前宗主国的安全社群之外实践另一种安全社群。
（三）安全社群的建立与被污名化
中亚地区最初是俄罗斯帝国的附属地，后来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后，这些加盟共和国纷纷成为主权国家，但它们建立的制度与欧盟期待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相去甚远，而且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差距越来越大。西方政治学将所有不同于西方的制度称为“异类”，不追问每个现场的复杂性，不在意主权身份出现的时间与地点、起因与结果。
上合组织中的中亚成员国常常被西方污名化，西方国家将游牧文明、伊斯兰文明及其相关政党、宗派等政治团体，一概笼统地称为“异类”。上合组织中的这些实践政权，承诺不干预彼此在其管辖区域内的治理，不受共同规则或价值观的约束。前宗主国认为这对国际安全构成了“威胁”，当前的一些地区冲突，也被前宗主国认为是这些国家不受约束、“威胁”国际安全的铁证。它们将这些国家的政策一律从某种整合的、内生的、扩张征战的角度来解释，这相当于把这些国家当作文明进化前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而前宗主国则认为它们自己已经超越了这一阶段。
大多数上合组织成员国现行的国家治理制度并不是它们刻意设计的。后威斯特伐利亚标准忽略了游牧部族的生活方式，游牧部族通常不设边界，按季节移动或定居。然而，在自由主义的假定中，是个人而不是家族或部族在追求生存，个人通过相关的政治竞争在特定领域获得权利，凡是保障个人权利的文明国家都会和平共存。个体、边界、积极参与等这些西方自由主义假设与集体、移动、保守这些游牧部族特征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不倾向于建立类似西方的制度，即使经过激烈的文化和生态改造也未必可行。人为划定的主权疆域使中亚出现了很多飞地，而飞地容易引起地区争端，如何治理这些飞地、解决争端成为难题。
由此，上合组织中的中亚国家就面临着西方自由主义所定义的“正当性危机”。在内部难以整合、自由主义话语蔓延的情况下，上合组织中的实践政权便倾向于通过发展来建立安全社群。外部压力是“正当性危机”的另一个源头，例如，美国政府视中亚为重点反恐地区，反恐过程的政治化可能加剧当地的人权问题。中亚的矿产资源也成为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对其进行干预的诱因。另外，由于一些上合组织成员国受到美国不同程度的制裁，而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伙伴关系的升级对于后威斯特伐利亚国家而言是复杂的安全挑战。
上合组织中的中亚国家几乎都遇到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贫穷、种族分裂等问题，因此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最直接的考虑是控制跨境冲突升级，防止某一国的内部冲突或恐怖主义活动超出双边范围而影响整个地区，而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为灵活解决上述问题创造了条件。这种双边做实多边的模式不限于上合组织， 全球南方都有类似的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形成的多边互助氛围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互助相似。这种互助有利于使一方相信对方限制冲突升级的意愿，即使在冲突时双方仍可以在其他议题上合作，而其他成员国也不会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这有利于营造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从而使上合组织成员国专注于内部问题、防止争端蔓延。与此同时，上合组织成员国不必担心干预主义，甚至可以相互支持，抵制干预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上合组织具有为成员国去安全化的功能，但同时也不会将非成员变成安全问题。
然而，前宗主国认为上合组织的问题根源在内部，对它们而言，“民主化”和开发资源成为两个独立的议程，要求中亚各国采取对内“民主化”，对外（欧美）自由流通两种标准，据此对这些国家进行干预或合作。其实，中亚情境下的安全与发展是相结合的，政权的安全对反恐至关重要，由此带来的稳定性才会促进投资和发展，发展反过来又提高了政权安全，这一切如果依赖所谓的“民主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前宗主国不理解全球南方将安全与发展相结合的路径，不认同如果一个政权不摆脱威胁就无法实现文明发展的观念，而只认为“民主化”才是第一要义，如此它们就不必思考自己在延续殖民主义关系中的角色。然而，所谓的“民主化”或“颜色革命”不但不能解决落后、腐败、社会分裂、领土争端等问题，还会破坏政权安全和稳定。政权安全是稳定的基础，自由主义的干预反而造成地区局势不稳定，破坏区域内的双边默契。上合组织将成员国都视为主权完整的国家，而且它们都具有实践威斯特伐利亚标准的能力，亦即用话语主权掩护实践政权，以保障各个政权的安全。只有保障了政权的相对安全，这些国家才有能力进行投资谈判，从而带来发展，维护游牧文明的共存共荣。与东盟相比，前宗主国在中亚地区的殖民遗留问题较少，但中亚国家所在的上合组织更易受到俄罗斯与中国这两个主要成员国的影响，而俄、中又比较排斥自由主义，中国尤其反对干预主义，因此一些前宗主国理所当然就称这两国为“修正主义”国家。
上合组织中的中亚成员国以前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后获得了主权，它们与其他全球南方的前殖民地政权类似，也存在政权、主权的问题。这些历史遗留的社会和政治分裂问题无关独裁或民主，不能通过规则与价值观都很僵硬的西方式“民主化”来解决。上合组织成员国不完整的主权能力和地位需要耐心和创新思维来解决，所以去安全化是其安全社群的首要任务，这并不是抵制文明进化，充其量只是不相信自己会遵循前宗主国的路径。这种后威斯特伐利亚路径实际上阻碍了问题的解决，是一种错误的方法。
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向心力”不能简单以政权领导者的权力来解释，也不能以欧盟式的道德优越感来解释。上合组织成员国通过参与多重双边关系来应对话语主权与实践政权之间的不一致。平台让成员国彼此确认话语主权，而话语主权保护实践政权，从而维护政权安全，这样才能促进投资与发展。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达成了投资和战略合作，这些合作有利于解决地区冲突、实现地区发展，进而实现政权安全。因此，上合组织的安全社群不是以规则与价值观为导向，而是以政权安全与发展为导向。其与东盟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一样，不会反对欧洲采取自由主义，但是会警惕前宗主国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进行干预。
结 语
前宗主国已经进入后殖民时代，它们不再以赤裸裸的战争进行殖民征服和剥削。前宗主国为前殖民地在人为切割的疆界内划分主权和领土，提出新的后威斯特伐利亚标准，导致如今前殖民地国家既无法成为真正的主权国家，又要陷入失语的知识困境，无法摆脱对前宗主国的依赖，供养之、模仿之、容忍之。即使如此，上合组织、东盟、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组织和机制内的双边运作对前宗主国是极大的挑战，因为前殖民地国家在上合组织等平台上相互支持、相互承认，但没有对外宣布任何透明、共同的规则。在前宗主国看来，这种“规则的缺乏”令人焦虑，也将成为“安全威胁”的根源。
然而，西方的怀疑与批评、干预措施、规则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是火上浇油，因为它们并没有解决殖民主义遗留的问题，反而导致寄生在全球南方的前宗主国和殖民关系正以自由主义之名而延续、强化。欧盟式的安全社群不仅置身全球南方之外，掩盖了持续的剥削关系，而且还让全球南方成为“替罪羊”，这恰好反映出前宗主国是全球南方的原罪。看似不受约束的主权国家，不但反映了前宗主国过去的真实面貌，也是欧洲或西方安全社群继续寄生在前殖民地的“烟雾弹”。换言之，现有的安全社群研究文献中隐藏的“殖民者联盟”，表明该联盟对其成员也实施了认识论灭绝。
全球南方国家在遭受殖民战争和征服的背景下，既没有建立起也没有体验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话语主权。它们的主权既不预设现实主义，也不构想无政府状态，更没有经历过无政府状态下的殖民主义战争。如今，前殖民地的实践政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安全社群，它们揭露了西方文明“进步”的伪善，严重影响了前宗主国的安全意识。这是上合组织、东盟、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非盟以及其他看似松散却有潜能的区域组织，对安全社群研究提出的挑战，也是应对认识论的（自我）灭绝危机的新机遇。
注释略。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侯长坤，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国际展望》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