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当今时代，精英文化及其产品---文学---越来越受到大众文化的挑战和冲击，但一个令人难以解释的现象却凸现在我们的眼前：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最近20年里仍不断地在东西方语境下为学者和艺术家们讨论和研究，他的剧作仍不断地被东西方的戏剧艺术家改编在舞台上上演。往年，他的剧作在全世界的演出场次仅次于莎士比亚，在今年，为了纪念他逝世100周年，各国艺术家争相上演他的剧作，从而使其一跃而位居世界戏剧艺术家之榜首。我认为隐藏在这表面现象之背后的恰恰是审美旨趣的嬗变：从易卜生主义到易卜生化。
在中国和西方的现代性进程中，易卜生及其剧作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全盛时期和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时期。这时易卜生主要被当作一位思想家和有着创新意识和预见性的作家来接受的，他的剧作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和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英国-爱尔兰伟大的剧作家肖伯纳曾发表长篇论文《易卜生主义的精华》，对于易卜生主义在西方语境中的成型起过重要的奠基性作用。所谓“易卜生主义”就是一种对个性和个人主义的极度高扬，它不仅对致力于艺术探索和创新的艺术家有着极大的激励，而且对争取摆脱封建桎梏和压抑的普通人也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夕，由胡适主编并在《新青年》上推出的“易卜生主义”专号就曾对中国的五四运动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我始终认为，易卜生首先应被当作一位戏剧艺术大师来研究，把他当作一位思想家来研究实际上遮蔽了他那显赫的艺术成就。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首先正是为娜拉、海达·高布乐、斯多克芒医生和昂各斯特郎德这些主人公的刻画所打动的，因而他们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不可能不深受其影响。
我曾在一篇论文中指出，易卜生为什么如此受到观众青睐和学者们研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剧作中所蕴涵的多重代码。通过仔细的考察，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易剧中除了现实主义等文化代码外，现代主义或现代性也成为其最重要的代码之一。在他的后期剧作中，甚至还蕴藏着一些后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文化代码。这一点使得易剧至今仍与当前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讨论密切相关。当他的剧作《群鬼》最初上演时，易卜生曾受到同时代批评家的猛烈批评，但他毫不退让，反而自豪地宣称，“所有这些抨击我的剧作的小人和骗子们总有一天会在未来的文学史上受到毁灭性的审判….我的著作属于未来。”他的确是为未来而写作的，这已被今天的“易卜生热”所证实。也就是说，易卜生的艺术并不是短命的，而是向未来时代的不同解释开放的、并具有永恒魅力的艺术。
我们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讨论易卜生，首先就应当承认，易卜生应该被当作一位更带有艺术创新性而非意识形态批判性的现代主义文学先驱。易卜生在西方的现代性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在于文化知识启蒙，而且更在于其艺术创新：他对女性人物的生动刻画预示了20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崛起，而他与传统的戏剧成规的分道扬镳则大大地推进了现代话剧的成熟，使之对广大当代观众有着永久不衰的魅力。这也许正是为什么不少易卜生的同时代人早已被人们遗忘而易卜生却依然高踞于自己的时代之上的原因所在。
著名的易卜生研究学者艾纳·豪根(Einar Haugen)在谈到易剧作为一个同时具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特征的整体时十分中肯地指出，“....易卜生的每一部戏都是一个具有隐含意义的文本，这是作者或多或少有意识编织进密码的。读者只有对这些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阅读和研究才能‘打开密码’”。所以，易卜生不仅被当作一位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来考察，而且在更多的时候，特别是在现代主义运动处于高涨期时，被当作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源头之一。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和改编帮助中国读者创造性的理解之基础上建构出新的“易卜生”或“易卜生主义”。也即易卜生的剧作始终预示着未来中国的社会问题。
近十多年来，在西方的语境下，学者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共识：易卜生给当代人留下的遗产更在于其戏剧艺术和美学原则，而非那些哲学思想。而与西方学术界在易卜生研究领域内取得的成就相比，中国的易卜生研究长期以来一直依循着一个不同的取向：他长期以来在中国的语境下被当作一位现实主义者来接受，后来则当作现代主义的先驱来接受，而至于他剧中的象征主义成分和后现代文化代码则几乎被全然忽视了。这无疑是导致中国的易卜生研究长期以来被排斥在国际易学研究界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正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易卜生本人的巨大和持久性影响所致，易卜生才一度被当作一位预示了中国当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崛起的革命思想家的。同样，也正是由于鲁迅、胡适等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们的努力，一种带有鲜明本土特色的“易卜生主义”便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诞生了。如果我们并不否认翻译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承认，这种“易卜生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翻译过来的或人为建构的产物，主要是用来抨击中国的黑暗社会现实以及封建的社会和文化习俗。因此在我看来，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仅仅将他视为一位革命的思想家而忽视了他的艺术成就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首先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先锋意识的艺术家，他不仅为同时带的读者观众而写作，同时也为未来的读者观众而写作。这也许正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的中国文化语境下讨论易卜生的原因所在。他不仅与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大计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他还深刻地激发并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家和戏剧艺术家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技巧，促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
在易卜生及其戏剧艺术的影响和启迪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兼通中西文学艺术的戏剧艺术大师：曹禺、洪深、欧阳玉倩等，他们创作出一批具有易卜生精神特征的优秀戏剧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们精心刻画出一批令人难忘的易卜生式的人物。因此，易卜生的形象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实际上发生了某种形式的“变形”，它超越其了固有的“本真”特征，而是成了一个“建构”出来的形象。既然易卜生已经成为向所有当代理论建构和阐释开放的一个西方经典，既然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易卜生学者建构出了不同的“易卜生”，那么我们中国的易卜生研究者为什么就不能结合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创造性转化重新建构一个中国语境下的易卜生呢？
当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通过对莎士比亚剧作的仔细研究和考察，提出了莎士比亚化(Shakespeareanization)这一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受其启发，我结合易卜生的艺术成就以及其对现代戏剧艺术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产生的广泛影响，不妨提出我自己的美学建构：易卜生化(Ibsenization)。我认为，当今的国际易卜生研究界正经历着一个从意识形态批评到审美阐释的转折。具体地说，从思想层面来评价“易卜生主义”到从审美理论层面来阐发“易卜生化”的转折过程。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易卜生及其作品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东西方文学研究者和理论批评家的不断阐释和建构，其中从意识形态角度建构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易卜生主义。显然，我并不想否认他们这些有着重要意义的理论建构及其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现代性的巨大影响，但我在此却要呼吁在中国的易卜生研究界出现一种“美学的转向”。如果我们承认莎士比亚剧作的巨大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把握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之脉搏、并达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之境地的话，那么我将继续提出这一结论：易卜生的剧作，尤其是他的后期作品，同样准确地把握了19世纪后半叶的世纪末精神之脉搏，达到了现代主义和先锋主义完美结合的境地。如果并不否认，莎士比亚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其鲜明的、立体的人物刻画，尤其是起对男性的人物刻画，那么在一个男性中心意识解体的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易卜生化的精髓便体现在他对女性人物的鲜明个性特征的刻画。如果我们认为莎士比亚化作为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早期的美学原则的话，那么我们则可以进一步推论，易卜生化则完全有资格成为现代主义高涨时期和后现代社会的美学原则。它对后现代社会文学艺术的创作的指导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得到确认。我认为这也许是我们中国的易卜生研究者可赖以与西方乃至国际同行进行平等对话的一个新的平台。
刊载于《中华读书报》2006年5月24日号，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