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往我国评论界认为，《玩偶之家》从提倡“妇女解放”的角度讨论了“社会问题”，易卜生是反对“男权主义”，为妇女争取自由的戏剧之先驱。这种解读当然不无道理，该剧本确实也因此对欧洲，尤其是“五四”时期我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广泛影响。但这种理解只接纳了文本的表层含义，没有揭示“易卜生主义”之本质内涵，也不符合易卜生创作的初衷。实际上，该剧讨论的问题已由“妇女解放”等一般“社会问题”上升为超前性、革命性的“关于人类和人类命运”的问题，揭示的是西方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危机中“人”的觉醒与解放的问题，这才是《玩偶之家》和“易卜生主义”的深层内涵，也是易卜生戏剧之“现代性”特征在文化哲学内涵上的表现。由此而论，我国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对《玩偶之家》以及“易卜生主义”的理解与接受存在偏差，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探讨。
关 键 词：易卜生 《玩偶之家》 妇女解放 “人”的觉醒 易卜生主义
19世纪挪威戏剧家易卜生(Henrik J.Ibsen)是西方“社会问题剧”的创立者，也被称为“西方现代戏剧之父”。他的剧本《玩偶之家》是“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之一。以往评论界称该剧是妇女觉醒与解放的宣言书，易卜生则是描写妇女解放、为妇女争取自由的戏剧的先驱。这在我国学界几乎也是无可争议的。
应该说，这样的文本解读并没有偏离原作本身所演绎的基本内容，因为该剧确实通过对男女主人公娜拉与海尔茂的矛盾冲突的描写，撕下了男权社会中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的面纱，暴露了建立在男权统治基础上的夫妻关系的虚伪，提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剧本的描写中，表面上娜拉和海尔茂的家庭和谐美满，小两口日子过得十分温馨。海尔茂看上去似乎很爱娜拉，平日里对她满口的甜言蜜语。他说夫妻应当分挑重担，并且，他常常盼望有一件危险的事威胁娜拉，好让他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娜拉。但当他发现了娜拉曾假签名借债后，不但没有挺身而出，反而怒骂娜拉是“道德败坏”的“下贱女人”，因此不准娜拉有教育子女的权利。可见，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名誉和地位，他爱妻子不过是口是心非，骨子里只是把她当作好看的“纸娃娃”，是一个玩偶，没有自由的意志，一切要由他来支配。在他看来，妻子对丈夫只有责任，而没有任何权利，因此，在家庭生活中，娜拉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和附属品；男女是不能享受平等权利的，女人可以为男人做出牺牲，而男人则不行。他曾直接对娜拉说：“人不能为他爱的人牺牲自己的名誉。”相反，娜拉对丈夫的感情是真诚纯洁的。在父亲病重因而无法拿到他的签名的情况下，她不得已冒充父亲的签名借钱为丈夫治病；当伪造签名的事将败露时，她曾决定牺牲自己，甚至以自杀来保全丈夫的名誉。这些都表现出她的真诚与善良。娜拉和海尔茂的冲突展示了各自不同的思想境界和性格特征。如果说海尔茂代表了当时欧洲普遍的男权主义思想，那么，娜拉则代表了女性对独立人格与尊严的追求。随着剧情冲突的展开，温馨家庭的面纱被掀开了。当娜拉明白了自己在家庭中不过是个玩偶之后，就毅然出走了。
娜拉的出走，向男权主义提出了公开挑战，向社会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问题。因此，该剧上演后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所以，以往评论界说《玩偶之家》是妇女解放的宣言书，易卜生也被誉为描写妇女解放、为妇女争取自由的戏剧的先驱，是不无道理的。正因如此，这个经典剧本对当时和后来一个时期西方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激发和推动的作用，并且其影响是世界性的。
“五四”时期，《玩偶之家》传入我国之后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五四”的先驱者们对易卜生都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纷纷推介他的戏剧作品。《新青年》曾经很特殊地出过“易卜生专号”，《新潮》和《小说月报》等刊物也相继推介易卜生作品，一时间文化艺术界出现了“易卜生热”。阿英在《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中说，“就由于这些介绍和翻译，更主要的配合了‘五四’社会改革的需要，易卜生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就起了巨大的波澜，新的人没有一个不狂热地喜欢他，也几乎没有一种报刊不谈论他”(范伯群、朱栋霖190)。尤其是《玩偶之家》，它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女性解放的“教科书”，娜拉成了广大青年男女争取自由婚姻、个性解放的偶像。受此剧本启发，不少作家也创作了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胡适模仿《玩偶之家》创作了表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主题的《终身大事》。他还说，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社会家庭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鲁迅则以该剧主人公为题发表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更深一层地探讨中国式的“妇女解放”的社会基础问题。他还以此为题材创作了短篇小说《伤逝》，提出了“娜拉现象”背后的社会问题。总之，作为“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在我国主要被理解为表现了家庭婚姻、男女平等、妇女解放问题的经典戏剧，在中国的文化与文学语境中，该剧无疑具有很强的反封建意义。该剧所表达的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观念，几乎成为一种“母题”，深深融入了我国的文化价值系统。正如阿英在《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一文中所指出的，“易卜生的戏剧，在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范伯群、朱栋霖192)。
然而，易卜生自己对该剧的创作却别有一番心机。他在该剧发表20年后的一次演讲中说：“谢谢大家……但我的确不敢领受为妇女运动而自觉努力的盛誉。我甚至不明白什么是‘妇女运动’。我只关心人类本身的事……我不过是一个诗人，却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社会思想家……就像许多其他问题，妇女的社会问题应当给予解决，但是那不是我创作的原始动机。我的创作的目的是描写人类”(Letters and Speeches 232)。在此，易卜生起码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玩偶之家》的创作动机不是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第二，该剧讨论的根本问题是人类而不是男女平等之类的一般“社会问题”。研究一个作家及其作品时虽然不能被作家自己的“一家之言”牵着鼻子走，但也不能不作为参考，更为关键的是，要借此通过文本解读去证明其可靠性。
从《玩偶之家》深层意蕴看，该剧表达的是“人”的觉醒和人性解放的问题；换言之，娜拉不仅代表妇女，更代表生存于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整体的“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诉求的是男女人格尊严上的平等，指涉的主要是社会道德和制度问题，而“人”的觉醒和人性解放，不仅仅是社会道德和制度问题，更是其赖以存在的文化根基问题。
剧本的开场是圣诞节前夕，海尔茂马上要升任银行经理了，家里的气氛格外热烈。从象征意义的角度看，圣诞节意味着耶稣受难与复活；从剧情发展的角度看，主人公的精神与灵魂将迎来“受难”与“复活”——娜拉在痛感“玩偶”地位后的觉醒与反叛，这是剧本结局的深沉隐喻。剧中，海尔茂极力规劝准备离家出走的娜拉，而她说：“这些话现在我都不信了。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247)娜拉说的“我是一个人”，当然包含了“女人也是人”的意思，同时也是指人类的意义上的“人”。从后一层意义上说，娜拉提出的不仅仅是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问题，而且是指西方传统文化中人的自由与解放的问题。因为，剧本中海尔茂极力维护的不仅仅是传统的家庭婚姻的道德规范，而且是那个社会赖以存在的传统文化体系，娜拉则是它的叛逆者。
在娜拉提出要出走时，海尔茂就搬出宗教和法律来逼迫娜拉就范，在他眼里，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海尔茂认为，宗教能拯救人的灵魂，犯有过失的人就应当认罪，要“甘心受罪”，也就是说，娜拉就应该认罪并受罚。娜拉则提出反驳说：“不瞒你说，我真的不知道宗教是什么……牧师对我们说的那套话，我什么都不知道。牧师告诉过我，宗教是这个，宗教是那个。等我离开这儿一个人过日子的时候，我也要把宗教问题仔细想一想。我要仔细想一想，牧师告诉我的话究竟对不对，对我合用不合用”(248)。这是她对宗教合理性的大胆质疑，其间隐含了尼采式关于传统文化死亡——“上帝死了”的意味。海尔茂认为，现实社会的法律是神圣的、合理的，他还用法律来威胁娜拉。娜拉则公开对这种法律提出抗议，认为它是“笨法律”。她说：“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可是我不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父亲病得快死了，法律却不许他女儿给他省去烦恼。丈夫病得快要死了，法律不许他妻子想法子救他的性命!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易卜生戏剧选》191)。
显然，上述讨论的问题是这个社会赖以存在的文化对于人之合理性的问题，是人的自由与权利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婚姻与家庭问题。所以，娜拉反叛的不仅仅是家庭道德、婚姻规范和“男权主义”，而且是西方社会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她追求的不仅仅是女性的人身自由，而且是整体意义上的“人”的精神自由、人性的解放。在这种意义上，娜拉的觉醒不只是妇女的觉醒，更是“人”的觉醒，海尔茂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所谓的“男权社会”和“男权主义”，而是传统的文化体系，并且他本人也是一个不自觉地受制于这种文化的非自由的人。因此，该剧讨论的问题也由一般家庭婚姻的“社会问题”，上升为更具超前性、革命性的人性解放和“人”的觉醒的西方文化之普遍性问题。易卜生自己曾言，从早期开始，他创作的就是“关于人类和人类命运的作品”(Heiberg 242)，他认为基督教传统文化世界就像一艘行将沉没的船，拯救的唯一方法是文化自新，他的创作所揭示的就是西方传统文化所面临的这种危机。这是易卜生戏剧之“现代性”特征在文化哲学内涵上的表现。
在此，我们来看看这个剧本的结尾，请注意以下这段对话中多次出现的“奇迹”两个字：
海尔茂：娜拉，难道我永远只是个陌生人?
娜拉：(拿起手提包)托伐，那就要等奇迹中的奇迹发生了。
海尔茂：什么叫奇迹中的奇迹?
娜拉：那就是说，咱们俩都得改变到——喔，托伐，我现在不信世界上有奇迹了。
海尔茂：可是我信。你说下去!咱们俩都得改变到什么样子——?
娜拉：改变到咱们在一块儿过日子真正像夫妻。再见。(她从门厅走出去。)
海尔茂：(倒在靠门的一张椅子里，双手蒙着脸)娜拉!娜拉!(四面望望，站起身来)屋子空了。她走了。(心里闪出一个新希望)啊!奇迹中的奇迹——
[楼下砰的一响传来关大门的声音。](《易卜生戏剧选》195)
海尔茂希望娜拉回心转意回归家庭。但是，就娜拉来说，对应剧本开场的圣诞节灵魂复活的隐喻，“复活”了的娜拉是不可能回归的，除非发生“奇迹中的奇迹”，但是现在的她根本不相信什么“奇迹”。所以，结尾最后那“砰的一响”的关门声，意味着海尔茂期待的“奇迹”不过是一种幻想。剧本结尾的潜在文本是一种象征隐喻，它表达了人对传统文化信仰的动摇以及人的个性意识的觉醒与“复活”，而不仅仅是娜拉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这就是《玩偶之家》乃至易卜生的所有戏剧所表现的对传统话语体系的解构意义，以及对人与人关系重构的期待。此处那“砰的一响”的关门声，似乎回荡着另一个声音——“上帝死了”，预告了一种新的现代文化和现代人的诞生。娜拉出走所告别的不仅仅是传统婚姻道德束缚下的旧家庭，更是那个疾病缠身的传统文化社会，娜拉的觉醒表达了易卜生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反叛，揭示的是“人”的觉醒与解放的问题。这是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之“问题”的文化哲学内涵和现代意蕴所在，也是“易卜生主义”的精髓之所在。“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独的人。”这是易卜生《人民公敌》中主人公的名言，其实这何尝又不是作者本人内心的真实写照?剧作家的易卜生在文化哲学上的超越性、超前性，达到了哲学家尼采的反传统境界，在同时代人中，他们必然陷于精神和文化上的孤独之境。
因此，对《玩偶之家》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社会问题剧”的社会批判、“妇女解放”意义上，就无法真正理解“易卜生主义”的本质内涵，也无法深入理解其中关于“人”的问题所表达的现代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国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对《玩偶之家》以及易卜生的整体接受是存在浅层化阅读或误读的，由此而生的“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追求显得空泛和不着边际，既脱离社会环境，又远离了文化本体性批判与反思。当年戏剧理论家余上沅在“易卜生热”过后的反思时就说，当时的作家们只浮于人生问题的表层，“不知道探讨人性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范伯群、朱栋霖194)。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以及短篇小说《伤逝》也表达了对与妇女解放相关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深度反思，他提醒那些倡导娜拉式出走、追求“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的作家和妇女们，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人必须有衣食住行才能谈得上“爱”；妇女必须首先在经济上独立，才有真正解放的现实的基础，否则永远只能是“傀儡”。这些道理对“易卜生热”时期狂热而盲目追求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来说，无疑是一剂清醒剂。对于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对《玩偶之家》的理解与讨论，今天的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于时代的局限或者文化的误读。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原来普遍理解与接受的并不是“易卜生主义”的全部，更不是其本质内涵，其偏差和不足是明显存在的。
不过，尽管如此，对于五四时期乃至以后一个时期的中国来说，妇女解放的问题毕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从比较文学之影响研究的角度看，易卜生《玩偶之家》从批判男权主义、倡导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层面讨论社会问题，深深影响了中国“五四”及后来一个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同时也影响了表现妇女解放主题的小说、戏剧等文学创作，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史上的“易卜生现象”。因此，《玩偶之家》和易卜生主义在现代中国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与作用是不可否认、不可磨灭的。
只是，时至今日，站在深化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尤其是站在“经典重估”、探讨“易卜生主义”之深层的与本质的内涵的角度看，我们不能满足于以前对《玩偶之家》以及易卜生创作的理解上，而要揭示其创作更富于现代意义的内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娜拉出走后那“砰”的一下关门声，至今依旧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它敦促我们进一步体悟、理解和深度探讨该剧文本背后的深层意蕴和当代文化意义。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今天我们“重估”过往的文学经典，是有必要也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