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
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
这是易卜生的娜拉向社会发出的“人权宣言”。有人说是“独立宣言”，有人说是“解放宣言”。“独立”也好，“解放”也好，都是以“人”为其内容的，是人的独立和解放，一百年来，我们已见过了。但是，娜拉，娜拉是否已像“一个人”那样生活着？“奇迹的奇迹”是否来到了娜拉和海尔茂之间，或者说，来到了人与社会之间？
历史的回答是：“绝望。”西方现代荒诞派把娜拉对“人的解放和复元”的追求，简直变成了绝望的歇斯底里……
难道现代生产力比起娜拉在家的时候，不是像着了魔似地增长着和涌流着？难道今天的娜拉没有戴着电脑享受无可比拟的现代文明，那究竟是为什么，娜拉，你还要在你的生日里，在你无边的期待中，忍受着被物化的苦恼？
我是易卜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读者，我就从这儿回到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一
富有浪漫蒂克幻想和自我牺牲热情的娜拉，为了救病重的丈夫的命，为了不给垂危的父亲增添烦恼，为了对亲人做“一桩又得意又高兴的事情”而显示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让人们看看：“‘娜拉，娜拉’并不像你们所说的那么不懂事”，背着丈夫，找放债人柯洛克斯泰借了一千二百块钱，自己偷偷地在借据上填写了保证人即父亲的名字。
但是，天真的娜拉，的确太“不了解咱们的社会”了！当她怀着女性的喜悦和骄傲，把这个似乎只属于她的秘密埋藏在心底时，怎么也想不到，她为此已经触犯了法律。一个潜在的危险在窥探着她，随时可以置她于死地。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挪威，还是一个十足的小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刚刚在这里启步，这个生活脉搏缓慢但却正常的社会，也感受到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所带来的现代灾难。历史的进步唤醒了在隔离状态中沉睡的土地，同时也给“纯朴的自由农民之子”抹上了复杂的思想感情色彩。挪威所引为自豪的
社会道德和作为社会基础的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在金钱的金黄辉映下消溶了，剩下的只是无情的“现金交易”。可想而知，谁在金钱上失足，谁就会掉进苦海。
因此，所有沾染着昔日荣光的名誉，都和金钱的荣誉联系在了一起。这就使得这个小资产阶级社会的传统，即为荣誉鼓噪的社会舆论的小气和专横，更浸透着伪善、欺骗而亏损自己的良心，使人们的性格卑鄙，“成为不彻底的、两面性的人” 。[1]
这一切，集中地体现在娜拉的丈夫——“社会支柱”海尔茂的身上，透过海尔茂对待柯洛克斯泰的态度，我们可以窥见这个“堂堂男子汉”灵魂的一隅。
对柯洛克斯泰，一个曾经象娜拉这样私填借据而失足的不幸者，一个触犯了金钱荣誉的人，发了迹的海尔茂毫不犹豫地履行着他的“社会支柱”的职责，即象社会惯常做的那样开除柯洛克斯泰的银行职务——剥夺他生存的权利。这当然首先是立足于个人的金钱利益的。当娜拉请求海尔茂留下柯洛克斯泰时，海尔茂激动地说：“我们有过一段交情，……他随便乱叫我的小名儿，……要是他在银行呆下去，我这经理实在当不了了。”——这个绝妙的细节暴露了海尔茂断然断送一个人的更深一层的原因。
柯洛克斯泰的现在，预示着娜拉的未来。戏剧在矛盾的交织中显示着自己的力量。
用柯洛克斯泰的话说，他在被人一脚踢下水时，为了生存，要拼命地抓住一块救生的船板不放。这个船板就是娜拉。海尔茂，这个迟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这般的自私胆小，早已丧失了资产阶级兴起时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因此，柯洛克斯泰决定借娜拉的失足，逼海尔茂作一次交易：要么保全柯洛克斯泰在银行的职位，要么毁掉娜拉的名声，进而毁掉海尔茂的刚刚展现出玫瑰色的灿烂前程。
可怕的命运的阴影，一点点逼近了这个“幸福而美满”的家庭，一点点逼近了娜拉的善良、天真的心灵。从第二幕到第三幕，那封信，那封投进了信箱里的、柯洛克斯泰揭发娜拉“伪造签字”的信，使娜拉经历了一场复杂的内心活动。她一下陷入了盼望奇迹到来又害怕奇迹到来的矛盾之中。她已下决心用自己生命的代价去换取她的托伐（即海尔茂）的名誉，就象她曾经用自己名誉的代价换取了托伐的生命一样。她渴望用这种奇迹显示自己爱情的价值。那种临死前的疯狂的舞蹈，正是带着这种决心的印记而震摄人心。同时，她仍然小心地期望着，作为“应有的”人——她深爱着的托伐，能在这生死关头，显示出他爱情的奇迹般的力量。那时，海尔茂勇敢地挺身而出，大声说：“尽管宣布吧，事情都是我干的！”就象他刚刚在耳边甜言蜜语说的那样：“亲爱的宝贝！我总是觉得把你搂得不够紧。娜拉，你知道不知道，我常常盼望有桩危险的事情威胁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奇迹似乎真的就要降临到这个家庭。娜拉一下子变得这样自信，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托伐，现在你可以看信了。”
可怜的娜拉，她以为人作为人，“爱情就只能用爱情相交换”。女人既然为她所爱的男人牺牲了一切，男人也应该为他所爱的女人牺牲一切。双方只有在这种彼此为对方牺牲一切的“奇迹”中，才能得到摆脱金钱桎梏而直接肯定人自身的奇迹中的奇迹。
可惜，这个“应有的”人远远没有被历史带来。“现有的”人——海尔茂看完信后，立即露出了一副可怕的面目。那在柯洛克斯泰的问题上揭开了一角的灵魂的帷幕，整个地拉开了。他粗暴地训斥无辜的娜拉，卑怯地决定接受柯洛克斯泰作为交易的条件。他公然宣称“男人不能为他的心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那是，维系着他的金钱利益的名誉呵。娜拉的梦，在顷刻间幻灭了。和海尔茂一起生活了八年的娜拉，一个曾经像小松鼠一样活泼、象小鸟儿一样可爱的“玩偶”，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终于清醒地看清了存在于她和他之间的那种现存的“家庭——社会”关系的秘密。
梦醒了，不能再回到梦里去。娜拉勇敢地走出了家庭——走向了自己“性格的历史”的必然归宿。她要承担对自己的更神圣的责任，即“做一个人”的责任。她要到社会中去了解、学习：“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
二
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易卜生正确？1870年，即写作《玩偶之家》的前几年，易卜生写了下面的话：
“自由、平等、博爱——现在已不是在已故的断头台时代那个
样子了。
政治家们固执地不肯理解这一点。这就是我憎恶他们的原因。
他们想要局部的、完全表面的政治革命，这些都是空事。重要的只
有人的精神的反叛。”
这个“只有人的精神的反叛”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从易卜生早期作品开始一直探索、寻求着的“真正的人和完整的意志”这一主导思想来看，“人的精神的反叛”不仅有对社会虚伪的否定，还应有因此而返归真正人的本质这一更深刻的含义。只是，象法国大革命那样树起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和这旗帜所指引的道路，在易卜生的观念中，已经动摇得几乎破灭了，而新的返归真正人的本质，即追求“人的解放和复元”的途径，又茫然不知所在。
但这并非说易卜生没有过自己的设想。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家庭问题的否定性题材，就已经包含着他的积极肯定的意向。
家庭问题是这样一种社会问题：它一方面必然要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另一方面，构成它灵魂的男女关系，又总是人和人之间的最自然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时代从来都有着不同的解答。易卜生对社会结构的改革抱着悲观态度。在他看来，唯有家庭才可能成为那趋向人的本质的“反叛精神”稍稍休息一下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个人必须而且可能在他最亲密的关系中，寻找内心的自由与和平。因而，他想尽力把家庭从毁灭中挽救出来，重新恢复它应有的面貌。他认为这是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界限内获得自由的唯一道路。正如易卜生借布兰德之口说的：“在整个地球的范围内找一块完全可以恢复自我的地方，这是人的合法权利，我别的不再要求！” [2] 这是一个多么脆弱的“合法权利”！ 一切结果都破碎了，他却仍然要在这破碎的结果中，重建精神的和谐与安宁。
人们以为娜拉走后一切都很茫然，易卜生只是提出了社会问题，并没有解决它。或者具体地说，《玩偶之家》只是细致入微地刻划了娜拉走向自我认识的心理过程，而丝毫没有说明娜拉将如何“改变自己”。剧的最后一幕中，在娜拉突然停止多情的表演、八年来第一次同海尔茂进行了一番“正正经经”的谈话后，她便坚决地拒绝了丈夫的哀求和挽留，匆忙地出走了。舞台上最后的音响——楼下大门在娜拉身后关闭的声音，使人们无法看到，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娜拉走向冷漠的社会后将怎样生活。那最后的音响也许真的只是意味着茫然……
当然，要求根本的解决，对谁都未免是苛求。其实，认真地回味全剧，易卜生还是指出了娜拉走后的道路的。我们不应忽略林丹太太和柯洛克斯泰的关系在作品中的象征意义。在这里，易卜生成功地运用了人物对照的手法。林丹太太，并非如有人所理解的，“只是一个知心人，是专为娜拉回顾她婚后生活的经历而安排的一个借口” [3]。实际上，易卜生是力图借这样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女人来补充和进一步表现娜拉的形象。因此，如果说娜拉和海尔茂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问号”，那么林丹太太和柯洛克斯泰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答案”。
柯洛克斯泰不是法律和金钱所能制服或拯救的，因为他本身就是法律的产物，就是金钱职能的具体执行者——法律是他现在一切不幸的根源；而他为了挽救他从海尔茂手中失去的过去的一切，不得不以娜拉“伪造签字”的借据作为威胁的武器。与此相反，倒是林丹太太的尊重和信任，才使他恢复了人的价值以及做人的信心和勇气：“现在我要努力做好人，让人家看我也象你看我一样。”即使这里也有经济利益作中介，但这种经济利益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它是在对人的尊重和信任的前提下，为着人的尊重和信任而起作用的。正如林丹太太所说：“生活的充实就是要工作，就是要为别人承担责任。”尽管林丹太太自己的生活中也充满不幸，但她始终保持着做人的善良本性和信念。那就是，她自己人格的独立，不是靠损害别人来维持；恰恰相反，是靠帮助别人来完成的。真正的人，应该在别人生命的肯定中，得到自我肯定。这是真理。娜拉的本性不也是如此吗？
显然，这就是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对自己提的问题所做的答案。且不管这种答案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它毕竟是易卜生所希望所追求的，是易卜生为娜拉指出的出走以后的人生道路，也是他在海尔茂绝望的心里播下的希望的种子。在最后的一刻，海尔茂不也在幻想着“奇迹中的奇迹”么？
当金钱的潮水猛烈地冲击着安抚心灵的家庭之港时，易卜生力图挽狂澜于既倒。他要通过一个家庭的破裂和另一个家庭的重建这一象征结构，给娜拉踏入的那个社会的夜空，升起一颗指路的明星：社会要想安宁，必须重建家园。但不能是按海尔茂的意志，只能是按娜拉的意志，即她和海尔茂都改变到“在一块儿过日子真正象夫妻”，亦即恢复所有人的“人的权利”，首先恢复那些被“物化”了的人的“人的权利”。因为这种“物化”，是人与人的异化——人的“自我异化”——的不幸根源。
也许在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阮克的典型意义，确切地说，是象征意义：一切腐败的社会关系及其后果，都是遗传的、害人的。它给活人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因此，它应该死去，应该孤独地死去。
这种象征意义不管多么奥妙，好像暗示着思想的深度，但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却恰恰是社会思想贫困的表现。它是思想超越现实而又不能理解现实的意义、因此不能够确定它的发展方向和道路所导致的。于是，它便走进了象征主义的荒野。不管怎么说，易卜生的理性只是发现了人在社会关系中的“物化”，却不知道这种“物化”的条件是什么，那么或许真的如普列汉诺夫所描述：“易卜生的情形的最深的悲剧在于，这个性格上无比完整的人，比所有的人都更重视彻底性的人，却注定了永远在矛盾中迷惑。”[4]
三
人怎样才能不被社会关系所“物化”呢？或者说，人怎样才能真正成其为人呢？
这或许就是易卜生，这个世界文学史上“伟大的问号”，以其塑造的不朽的文学形象——娜拉，从“玩偶”走向自我认识，而提出的斯芬克斯之谜。
不管易卜生在企图解答这个问题时，怎样从社会逃避到家庭的贝壳中，怎样用象征意义来弥补自己思想的贫乏，但答案的虚妄，却不能成为断定问题本身也是虚妄的根据。
其实这个问题并非由易卜生首先提出。
一走出中世纪森严黑暗的教堂，文学就高举起了人学的旗帜。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首先向凌驾于人之上的“全能的上帝”索还人的权利。随后启蒙运动时期文学，又向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封建王权索还人的权利……不管各个时代有着怎样的阶级色彩——封建的，资本的等等，人道主义的传统，即对人的本质的追求和表现，或者说，对于丰富的个体，对于有感情、有思想、有行动的理想的人的追求和表现，使得各个时期的富有人民性的作品，都总有一种追求人类共性的思想倾向，尽管它们的艺术形象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因其时代和阶级的特点不同而千差万别。这种个性与共性的偏离，不是对共性的抛弃，而是否定，是包含肯定于自身的内容充实的否定。
至于易卜生的娜拉，她确实是在实现了的狄德罗对戏剧的梦想里，升华到了一个真正的高度。或许她还不够充实，不能在合乎现实规律地改变现状的行动中获得现实的生命，但她却不无自觉地表现了人们在资产阶级确立金钱统治后的一种可贵意识——应向人的自我异化即物化的社会关系索还人的权利。“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这是易卜生对《玩偶之家》主题所作的诗意的集中。它象一道强烈的光柱，照亮了全剧。
纵观几百年的历史，我们看到“神——王——人”这种发展所显示的历史与逻辑的同一。同时，我们还不应该忽略，除文学外，神学中的马丁?路德、经济学中的亚当?斯密、哲学中的康德等在各自领域中所表现出的人的觉醒和自我肯定。那么，我们不是已能看到，历史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也在创造解决问题的条件么？这里的斯芬克斯之谜其实并非无法猜破的难题。只是易卜生的娜拉，虽然是向物化的社会关系要求人自身的“解放和复元”的艺术表现或者说伦理表现，但却毕竟不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伦理关系而是生产关系。而这已是易卜生的意志所无法达到的了。这个方面作为隐蔽的人的社会本质，首先被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所揭示，其后的发展与演变，为我们这里的论题提供了一个深阔的背景。可惜，眼下我们还不能把这背景推到易卜生戏剧的前台来。其中有篇幅的原因，但主要的是，我们暂时只能沿着易卜生的方向走……
易卜生之后，从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提供了重要基石的卡夫卡，以及把对现实、对人的荒诞写照推到了顶点的以贝克特为代表的“荒诞派”，人道主义可以说在一种对自己过去的否定中获取了自己新的形式——用最直观的、使人触目惊心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手法，呼吁在物化社会的重压下把“非人”的人拯救出来的形式。当我们看到人变成甲虫的惊人现象，看到人在物的堆砌中丧失了活动天地的荒唐情景，我们怎能不在震惊于这些有着极其强烈而可怕的艺术效果的形象的同时，听到作者深沉的人道主义的悲叹，听到丧失了人的价值的人绝望的呼喊声……
是的，一百年过去了。现代生产力比起娜拉在家的时候是象着了魔似地增长着和涌流着。今天的娜拉正享受着不可比拟的现代文明。然而巨大的现代生产力及现代文明并非是在给人道主义理想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它甚至击碎了人道主义理想任何正面表现的可能。梦魇般的现实告诉人们：除非彻底消灭私有制，除非“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真正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目的，娜拉永远不可能摆脱“物化”的苦恼，“奇迹中的奇迹”永远只能是幻想。
看来和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相隔悬殊的荒诞派戏剧，在对于人与人即人与社会的异化所表达的厌恶与反抗，在迫使人们在压抑的心境中思考、追问这方面，与前者却是一脉相承、本质与共的。
远隔太平洋和喜马拉雅山的我们，何尝又不在思考、追问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人的问题。它是这样的人，即统一物于自身的人。当我们说物的时候，这物是为人的物；当我们说人的时候，这人是有物的人；二者不可分割。任何分割都是对人自身的分割，都必然导致人的异化和自我异化。从易卜生的娜拉到卡夫卡的格利高尔的历史，不是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真理吗？因此，那种离开人的本质的形式的“独立和解放”，那种分割人自身的纯粹经济革命或纯粹政治革命，怎么可能建立真正完整的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呢？
刻在马克思青铜头像下的是这样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分明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无非是人改变世界从而改变人自身的哲学。然而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诞生之前，改变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却只是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这个本应是唯物主义所有的武器，竟变成了反对唯物主义的武器。这种历史的嘲弄，同样落在了人道主义的身上。无产阶级既是改变世界从而解放全人类的主体，这就规定了无产阶级不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且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二者是统一的。结果也竟是这样，资产阶级却发展了人道主义，虽然也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这个本来是无产阶级的武器，竟变成了反对无产阶级的武器。
整个这种颠倒的历史现象，难道不应该重新颠倒过来吗？
1979年3月
（此文系与墨哲兰先生合作）
[1] 普列汉诺夫：《论西欧文学》第23页。
[2] 转引自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创作理论与技巧》，中国电影出版社1978年版，第87页。
[3] 威廉·亚却：《剧作法》，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学参考资料，第83页。
[4] 同注释1，第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