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有多部戏剧包含宗教主题或题材，从这些戏剧可知其宗教观发生了由信仰路德派新教到倾向无神论的重大转折。其路德派新教信仰前后也有较大差异，由最初对基督教的颂扬很快转为批评，后来还表达了自己的基督教理想。易卜生宗教观的这些变化与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其中德国文化是影响易卜生宗教观的重要因素，既成为其宗教观的主要内容，也是其宗教观发生转变的重要诱因。易卜生的宗教观也影响到他的戏剧创作，并赋予其戏剧以深刻的思想性。
关 键 词：易卜生 戏剧 基督教 宗教观 德国文化
挪威著名剧作家亨利克·J·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的戏剧既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他的某些思想如女权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以及宗教观等，在当时极具革命性，对传统社会构成极大的冲击力。因此易卜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称为思想家。
在易卜生一生所著的26个剧本中，以基督教为主题或题材的戏剧有4部，即《武士冢》(1850)、《布朗德》(1866)、《培尔·金特》(1867)、《皇帝与加利利人》(1873)。另外还有一些戏剧包含教会角色，涉及基督教因素，比较明显的有《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1851)、《爱情喜剧》(1862)、《觊觎王位的人》(1863)、《罗斯莫庄》(1886)等。由此可以看出，宗教成分在易卜生戏剧内容中占重要比重。作者对基督教会的态度与看法以及作者所持的宗教信仰无疑会体现于这些剧作中。我们通过考察发现易卜生的宗教观并不是前后一致的，而是存在较大的波动，甚至还出现了重要转折，而且其宗教观的嬗变与他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他于1868年到德国侨居的经历是他的宗教观发生转变的重要动因。本文拟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剖析易卜生戏剧创作中所体现的宗教观及其嬗变的根源。本文将以1868年易卜生侨居德国为界，分两部分来进行论述。
一、易卜生的基督教信仰与其戏剧创作
地处北欧的挪威在公元10世纪左右开始放弃其原来的日耳曼原始宗教而皈依基督教，即罗马天主教。1517年马丁·路德于德国萨克森邦发动了宗教改革，于是在德国出现了不同于罗马天主教的路德派新教。此后宗教改革运动席卷欧洲各国，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新教流派。整个北欧地区也都改信路德派新教，挪威是于1539年宣布脱离罗马天主教、改信路德派新教的。①路德派新教的主要特点是：主张“因信称义”；坚持以《圣经》为信仰的最高权威；只行洗礼和圣餐礼，教徒不必拘于宗教仪礼形式，也不必履行过多的宗教功德；牧师等神职人员可以结婚，等等。②
戏剧家易卜生于1828年3月20日出生在挪威小城斯基恩市，在路德派新教环境中长大并形成了该教派的信仰和习惯，因此他的宗教观可谓从他出生起就受到德国文化的影响。他于1868年侨居德国前基本上是保持路德派新教的信仰和习惯，他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无疑会体现他的宗教观。通过考察他戏剧中所宣扬和歌颂的宗教理念或行为，或所揭露或讽刺的教会现象，我们发现这一时期易卜生对基督教的看法有很大的波动，即他对基督教由颂扬转向批评，最终又走向弘扬基督教。
1.格里姆斯塔特时期：对基督教的颂扬(1850年以前)
1848年的欧洲革命唤醒了一位北欧巨人，身为格里姆斯塔特小镇一家药店学徒的易卜生以满怀激情开始了其文学创作。他于1849年写了历史剧《凯蒂琳》后，又于1850年写了宗教剧《武士冢》。
《武士冢》是易卜生的第一个涉及基督教信仰的戏剧。该剧剧情发生在约公元9世纪基督教(即罗马天主教)刚传入挪威之时，剧中挪威海盗大王罗德里克和他儿子甘达尔夫大王先后到地中海西西里岛上残酷掠夺，结果父子俩都被该岛居民唯一的幸存者布兰卡这个柔弱女子的基督教信仰和精神征服，最后还将布兰卡及其基督教信仰带回挪威。罗德里克大王说，布兰卡“象一个友好的精灵，包扎好我的伤口，对我精心照应……直到我这粗暴的心最后也受到感动……我在这里埋下了我的盔甲和我的长刀，在我看来，这等于说那野蛮残暴的老海盗从此被埋葬在这里”。(易卜生，《易卜生文集(1)》：177)该剧虽以挪威海盗传说为题材，但主旨是宣扬基督教伟大的博爱，甚至爱自己的仇敌，这种爱比刀剑更有力量，能令英雄屈服，能让海盗大王归顺，能化血战为和平，让基督这位“和平之神”战胜古日耳曼原始宗教中的“雷神”。该剧没有出现教会和教会人士，仅仅通过一位基督教普通信徒布兰卡的善良行动来体现基督的博爱精神。该剧对布兰卡的颂扬无疑体现了易卜生的宗教观，即基督教的博爱与救世理念。
为什么易卜生在他刚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就写了这部宗教主题的戏剧?这无疑说明宗教在他心目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他于1881年写的一篇关于他童年的回忆文章，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谈记忆中他家对面的那座教堂及宗教节日。他在出生8天后在该教堂受洗成为路德派新教基督徒，③还收到了很多受洗礼物。他清晰地记得该教堂大厅的一个白色天使，并对该教堂塔楼上发生的故事终身难忘。④宗教不仅深入易卜生的日常生活，也是他所受教育的重要内容。易卜生8岁进入乡间的一所小型私立学校读书，其学习的内容包括一些神学课程，一位教堂司事还兼任该校教师并给他上过课。易卜生在1843年中学毕业前还接受了学校为他们举行的坚信礼。⑤坚信礼表明他已经形成并确立了路德派基督教的信仰和规范。
由于易卜生在青少年时接受的是教堂和学校给予的路德派新教信仰及礼仪规范方面的正统教育，印象如此深刻，因此他当时对基督教的信仰是虔诚的，看法也是正面的。他也形成路德派新教的宗教观和宗教热情，其结晶就是1850的《武士冢》。该剧表现的虽然是早期罗马天主教在挪威的传播，但路德派新教与罗马天主教在信仰基督及其博爱与救世精神方面却是一致的。
2.克里斯蒂阿尼亚时期：对基督教会的批评(1851-1864)
易卜生于1850年4月来到挪威首都克里斯蒂阿尼亚准备大学入学考试，期间写了一部涉及宗教的戏剧《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1851)。1851年底他受聘于卑尔根民族剧院任编剧，后于1857年夏返回首都担任克里斯蒂阿尼亚剧院的经理，期间他又写了两部涉及宗教的戏剧：《爱情喜剧》(1862)和《觊觎王位的人》(1863)。但这3部戏剧对基督教会的态度都转向了批评。
政治讽刺剧《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中大部分角色都是宗教人士，包括老祭司阿里奥维斯特(诺尔玛的父亲)及一群男女祭司，但他们都只是配角。该剧的人物简介中写道：“祭司是教会的鹰犬”。(易卜生，《易卜生文集(1)》：186)这些祭司们都自私而虚伪，不仅是教会的鹰犬，也是政府的鹰犬，其形象是非常丑陋的。《爱情喜剧》以恋爱婚姻为主题，以幽默夸张的喜剧手法展示了各类人士的爱情观：原来他们的爱情都是如此虚伪、势利、现实。剧中有一位乡村牧师斯屈斯曼，他认为“一个牧师的首要问题是报酬”。(易卜生，《易卜生文集(2)》：323)对他来说，家庭比教堂重要，钱比理想重要，牧师职位只是挣钱的渠道，为了维护自己的职位和地位，必须与政客结盟。在该剧中，教会人士的嘴脸也是十分丑陋的。
以上两部戏剧都是反映易卜生所处时代的挪威现实，剧中的教会都是路德派新教。而《觊觎王位的人》反映的则是挪威的历史，它取材于挪威13世纪的王位争夺战，以正义战胜邪恶为主题，剧中的教会则是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会。该剧的一位核心角色尼古拉斯主教异常阴险狡诈，他一再煽动斯古利伯爵篡夺王位取代霍古恩国王，还唆使斯古利伯爵异地称王发动叛乱，导致国家陷入分裂和战争。他坦言道：“我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易卜生，《易卜生文集(3)》：37)该剧表面上是斯古利伯爵在觊觎王位，其实则是尼古拉斯主教在觊觎着王位，且用心险恶、手段毒辣。他说，“我自己弄不到手的东西也不准别人弄到手”，他想让“城市被焚毁，村庄被破坏，他们两败俱伤。”(56)尼古拉斯主教完全违背基督教博爱、宽恕、救世的精神，是披着主教外衣的魔鬼，是邪恶的象征。
易卜生在挪威首都写的这3部戏剧中，宗教都不是戏剧的主题和重要题材，教会人士只在剧中处于配角地位。但很明显这3部戏剧对基督教会都持批评态度，它们批评和揭露主教、牧师、祭司、神学院学生等教会人士的种种丑恶行径。那么，是不是易卜生已经开始怀疑甚至否定基督教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作者不是否定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而主要是反对教会的黑暗之处。易卜生所嫉恨、批判的是基督教会不以救世和拯救灵魂为务、不以博爱和宽容为怀，热衷于追逐钱权色，甚至为非作歹、干伤天害理的勾当。
为什么易卜生到挪威首都克里斯蒂阿尼亚后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变化，由开始的颂扬转为批判和揭露呢?一方面，挪威当时的教会的确存在易卜生剧中所描写的那些丑恶现象。而克里斯蒂阿尼亚作为全国的政治和宗教中心，矛盾无疑暴露得更充分、更突出，特别是教会参与对政府权力的争夺并与政府相勾结。另一方面，易卜生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也逐步接触并认识到了挪威教会的丑恶行径，并予以关注和思考。易卜生于1850年4月来到挪威首都克里斯蒂阿尼亚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前后，积极参加了当时首都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当时他经常到国家议会旁听，发现各党派之间、政府与教会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既相互争斗又相互勾结，那些祭司只不过是教会和政府的鹰犬。为此，他写了《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这部涉及宗教的政治讽刺剧。易卜生于1857年夏回到首都任克里斯蒂阿尼亚剧院经理，也回到了挪威的政治与宗教斗争的中心，使他对挪威教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些个人经历及认识也自然体现在他于首都写的两部戏剧《爱情喜剧》(1862)和《觊觎王位的人》(1863)之中。
3.罗马时期：对基督教理想的表达与弘扬(1864-1868)
既然易卜生对基督教会产生了不满，那么他的基督教理想是什么?模范的神职人员与合格的基督教民究竟是怎样的?易卜生在批判挪威教会时，自然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易卜生于1864年离开挪威来到天主教教皇所在地罗马侨居，在参观庄严的圣彼得大教堂后，其基督教理想变得清晰起来，其宗教热情也异常高涨。他在罗马仅住了4年，却创作了两部宗教主题的戏剧《布朗德》(1866)和《培尔·金特》(1867)。这两部戏剧可谓表达了易卜生的宗教理想。
《布朗德》一剧的主人公布朗德牧师仿佛基督再世。他在第一幕开头说：“我听从一位伟大的主人的差遣”，“他的名字叫上帝”。(易卜生，《易卜生文集(3)》：149)布朗德具有殉道精神，为拯救一个因饥饿而杀死自己儿子的罪人的灵魂而在风暴中勇敢驾船横渡峡湾；为了引领教区的民众改信新的上帝，却选择放弃抢救自己两岁的儿子而坚持住在阴湿的房子里。他认为灵魂得救必须绝对坚持“全有或全无”的原则，要求每一个信徒都必须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最需要它的人，甚至达到铁石心肠的地步。⑥例如，他在自己的母亲死前拒绝与她见面并给她临终的安慰，因为她拒绝将自己的全部遗产捐献出来。(205)布朗德疯狂地追寻绝对真理，摧毁代表奴性的旧教堂，用母亲的全部遗产建了一座代表自由的新教堂。然而他并不满足，毅然抛弃了刚落成的新教堂，带领信徒奔向雪峰上的冰教堂，结果因雪崩而死。(266)他不仅牺牲了自己孩子和妻子的生命，最后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该剧中布朗德明显地失去人性而带有神性。该形象宣扬了作为基督教神职人员应具有的信念、品质和行为准则，他们信仰虔诚坚定，以救世和拯救灵魂为己任，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具有殉道精神。该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此时易卜生本人对基督教会的理想。由于《布朗德》宣扬了基督教精神，易卜生为此获得罗马教皇的一大笔奖金。
《培尔·金特》则从反面来表达了易卜生的宗教理想，宣扬了作为基督教徒应防范的罪过及其惩罚。该剧实际上也是以宗教信仰为主题的，宣扬基督教的罪过理念。它取材于挪威中世纪的民间故事，剧中浪子培尔·金特从小没有信仰，不务正业，懒惰欺骗，胡作非为。长大后热衷于冒险，放纵欲望，几乎丧失人性。摩西十诫他基本上都违反了，天主教所明确禁止的七宗罪他也基本上都犯过。例如，他在前女友英格丽德的婚礼上将她拐走、奸污后又将她抛弃。(易卜生，《易卜生文集(3)》：318)十年后他经商成为巨富，但他经营的是非法生意，即“把黑奴从非洲运到卡罗莱纳，然后再把偶像运到中国”。(360)他老后乘船返回挪威时遇风暴沉船，他为争夺救生艇逃生而将一名船员推入水中淹死。当他一无所有地回到家乡时，等待他的是一个铸纽扣的人要将他铸成纽扣。(428)他认识到自己一生犯了大罪，向一名牧师进行了忏悔后死去。该剧在宣扬基督教理念方面可以说是与《布朗德》殊途同归。
易卜生到罗马后为何写这两部戏剧来体现其基督教理想呢?我们目前不能确定易卜生是否受罗马教廷的鼓励或资助而进行宗教主题的戏剧创作，或在他创作这两部戏剧前与罗马教廷有任何其它联系。但从他的《布朗德》获得罗马教皇的奖金来看，似乎他与罗马教廷有一定联系。即使没有这种联系，罗马作为全世界基督教的中心和天主教教皇所在地，这里更容易形成关于基督都的正统观念和理想，其浓厚的宗教氛围也更能激发一位对基督教怀有特殊感情的人爆发出宗教激情，从而产生创作灵感。因此，易卜生侨居罗马时期，是他的宗教内容的戏剧创作达到巅峰的时期，也是他的基督教理想形成和充分表达的时期。
二、易卜生的无神论倾向及其戏剧创作
易卜生于1868年自意大利罗马来到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侨居，在德国侨居达17年⑦，所著的26个剧本中有6个是在德国写成的⑧。因此他的许多戏剧受到德国文化的影响，这也体现在其戏剧所表达的宗教观上。易卜生于1872年3月6日在给德国友人P·F·希博尔德的信中说：“我在德国呆了这么久，大体上对很多事情我都改变了我的看法”。(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115)
易卜生来到德国后，其思想上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其宗教热情顿然消失，连宗教信仰也发生动摇，甚至出现无神论倾向。此后，除了《皇帝与加利利人》(1873)外，他再也没有写关于宗教主题的戏剧了，连宗教题材也很少涉及，戏剧中也极少出现教会角色。
《皇帝与加利利人》以宗教信仰为主题，取材于公元4世纪古罗马帝国皇帝朱利安叛教的历史。剧中朱利安少时虽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却暗中爱好异教的希腊哲学。然而来到雅典学习希腊哲学后，他开始觉得异教的美不再美，而基督教的真也不真。(易卜生，《易卜生文集(4)》：202)于是他来到以弗所，拜神秘学家马克西莫斯为师。马克西莫斯给他讲述了“三个帝国”的理论：“第一个是建立在认识之树上的帝国；第二个是建立在十字架上的帝国”；“第三个是奥秘的大帝国，它建立在认识之树和十字架之上”。(221)朱利安怀着建立第三帝国的理想当上了皇帝，最初他实行信仰自由，但很快走上了镇压基督教的道路，他要证明“基督是个骗子”，要证明皇帝比基督更有力量。(371)但他最后以失败告终。该剧借朱利安之口对基督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而对希腊哲学和人文精神大加颂扬。该剧表面上似乎是要从反面说明基督教的不可战胜性，但该剧实际上反映的是作者自己在思想上的斗争，表明他自己的信仰此时发生了转变，他不仅对基督教本身产生了怀疑或疏离，而且出现了无神论倾向。易卜生说，“我把自己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放到了这本书里，我所描写的内容都是我在不同条件下亲身经历过的”。(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131)
易卜生的无神论倾向，还体现在他此后的戏剧中。在政治兼爱情剧《罗斯莫庄》(1886)中，主角退职牧师罗斯莫也是一位叛教者。罗斯莫为了“解放他们(即全国人民)的头脑，净化他们的意志”，为了“在咱们国家里创造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不仅脱离了教会，而且还抛弃了原来的宗教信仰。他说：“我现在不是牧师了”，“祖宗的信仰已经不是我的信仰了”，“我把它抛弃了”。(易卜生，《易卜生文集(6)》：154)在易卜生的自传性剧作《建筑师》(1892)中，建筑师索尔尼斯说：“现在我不盖教堂塔楼了，我也不盖教堂了”，而是“给人盖住宅”。(易卜生，《易卜生戏剧集(3)》：240)该剧再一次吐露了易卜生信仰上的变化。
易卜生宗教观的转变也体现在他的行动上。他于1874年夏天返回挪威期间，没有回到其家乡斯基恩市看望他阔别30年的父亲，因为“我又很不愿意与当地盛行的某些风气有任何接触，因为这些风气我很不认同。”(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173)这里他所指的风气是笼罩在斯基恩的宗教虔诚主义风气，连易卜生的母亲生前也深陷其中。⑨
易卜生来到德国后，为何其宗教观发生如此急剧的转变?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且值得深思的问题。他到德国后宗教信仰上的无神论倾向，无疑与当时的德国文化有密切关系。
首先，易卜生的宗教信仰发生动摇和转变，是受到了德国哲学的深刻影响。易卜生自己也说，《皇帝与加利利人》是他在德国人的观点影响下写成的一部戏剧。⑩从该剧所包含的哲学观点来看，易卜生受到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多位德国哲学家思想的明显影响。
一方面，易卜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的影响。康德、黑格尔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的影响下，进一步强调理性和人性，淡化神性，他们的思想在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德国很早就有人论述康德和黑格尔对易卜生的《皇帝与加利利人》一剧的影响，如弗里茨·诺伊曼1923年撰文分析了黑格尔对该剧中三个帝国思想的影响；(11)约瑟夫·维汉于1973年论述了康德的理性哲学对该剧的影响。(12)例如康德认为：自由即自律。(13)《皇帝与加利利人》中朱利安在以弗所与“那声音”有一段对话也表述了与此类似的思想。朱利安：“我的事业是什么?”那声音：“建立帝国”。朱利安：“通过什么途径?”那声音：“通过自由的道路!”朱利安：“讲清楚些!什么是自由的道路?”那声音：“必然的道路!”(易卜生，《易卜生文集(4)》：220)剧中“那声音”认为自由的道路也就是必然的道路，这些表述与康德的思想很接近。另外，朱利安与该隐的鬼魂对话的内容，他与犹大的鬼魂对话内容，也都体现了康德的思想。
另一方面，在笔者看来，易卜生宗教思想的转变还受到费尔巴哈无神论思想的强烈影响。黑格尔于1831年去世后德国哲学出现了反黑格尔的青年黑格尔派，它主张人文主义的无神论，并对基督教展开了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他于1829年就写了《论死与不死》一书，批判基督教教义，驳斥了灵魂不死的观点。1841年他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认为无论是自然宗教的神还是基督教的上帝，都是人类想象的产物，是人按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而它们却反过来成了支配人、统治人和奴役人的力量。因此他认为基督教与时代不相容，“只有当你放弃基督教，你才能得到共和国的权利。”(费尔巴哈100)
费尔巴哈的思想在《皇帝与加利利人》中有很多体现。例如，朱利安认为他最恐惧的不是杀害他全家的皇帝君士坦提乌斯，而是“那些教士们”，因为他们要他“为了灵魂得救，肉体应该死亡。”(易卜生，《易卜生文集(4)》：278-279)朱利安的该看法与费尔巴哈反对灵魂不死的观点是一致的。朱利安认为：“他(基督)向全世界传播的不仅是教义，而且是符咒，它给人的灵魂加上了镣铐”。(279)因此先知马克西莫斯对朱利安说：“如果你要登上皇帝的宝座，你就必须像一个骑在烈马上的骑士，把耶稣踩在脚下。”(281)朱利安即皇帝位之后，他开始对基督教采取了镇压措施。朱利安皇帝还要修复耶路撒冷神庙，以证明耶稣是个说谎的骗子。(371)朱利安的这些言行明显是与费尔巴哈反基督教的观点是一致的。剧中朱利安的反基督教的言论和情节，仿佛是费尔巴哈思想的精彩阐释。因此费尔巴哈的无神论思想可以说是导致易卜生宗教信仰发生动摇的主要因素。
其次，易卜生的宗教信仰发生动摇和转变，还受到了德累斯顿当地的传统与现实的影响。其一，德累斯顿是当时德国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其采矿和冶炼工业生产发展迅速，铁路和电报线路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德国人西门子于1866年发明了发电机和电动机，电力也成为新的能源。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靠上帝的启示，而是靠理性和科学技术，是靠人类对世界的探索和对真理的追求。易卜生于1868年自意大利来德国侨居，亲历了这些变化，因而对基督教的信仰和教条产生了怀疑，转向信仰理性和科学。例如易卜生于1882年写了《人民公敌》一剧，反映了作者对科学和理性的信仰。剧中因发现浴场有传染病而被当地居民斥为人民公敌的斯多克芒医生就是科学和真理的代表，也是“全世界最有力量的人中间的一个”。(易卜生，《易卜生戏剧集(2)》：274)斯多克芒实际上是作者自己的写照。其二，萨克森邦不仅是德国的新教诸侯国，而且还是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的地方。易卜生从天主教教皇所在地罗马来到了欧洲宗教改革的发源地萨克森邦，还受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精神的鼓舞，变得敢于怀疑、敢于挑战、敢于探求和相信真理，这也是导致他的宗教热情消失而变得更为理性和人性的一个因素，也是他创造斯多克芒、娜拉等敢于挑战权威和整个社会的英雄形象的因素。
由于以上因素，易卜生的戏剧创作从此失去了宗教性，表现出全面而又深入的人文性和世俗性，如《社会支柱》(1877)、《约翰·博克曼》(1896)揭露了资本家的道德堕落问题；《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等反映了妇女解放问题；《野鸭》(1884)、《罗斯莫庄》(1886)表现作者反思自己改造社会的努力；《海上夫人》(1888)、《海达·高布乐》(1890)、《小艾友夫》(1894)表现恋爱与婚姻问题；《建筑师》(1892)、《当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1899)表现作者作为艺术家的追求。这些戏剧关注的都是同时代现实世界中的世俗生活，而不是宗教内容。
总之，随着易卜生人生经历的改变，尤其是受到了德国文化的影响，他的宗教观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由颂扬基督教转向批评基督教并提出自己的宗教理想，而在进入德国侨居后出现了无神论倾向。他的宗教观深深地影响其戏剧的主题、题材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影响了其戏剧所表达的思想。尤其是其宗教观由有神论转向无神论转变，不仅具有进步性，而且具有革命性。此后其剧作更具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震撼力，对各国思想意识、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①②张晓华等主编：《世界三大宗教史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5，183页。
③⑨Ruüdiger Bernhardt.Henrik Ibsen und die Deutschen(Berlin:Henschelverlag Kunst und Gesellschaft,1989),p.20,p.24.
④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汪余礼，戴丹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89-391页。
⑤⑩Edmund Gosse.Henrik Ibsen(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08),p.10,p.130.
⑥哈罗德·克勒曼：《戏剧大师易卜生》(蒋嘉，蒋虹丁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0页。
⑦易卜生侨居德国的时间为17年。他第一次到德国是1852年6-7月到德国的德累斯顿短期学习戏剧业务，为期只有1个多月。他于1868年9月由意大利的罗马迁居德国的德累斯顿并在此住了7年，然后于1875年迁居慕尼黑并在此住了3年。他于1878迁居意大利的罗马，不久于1879年秋又返回慕尼黑住了1年。他于1880年秋迁居意大利的罗马后，又于1885年秋从罗马迁回慕尼黑住了6年，直到1891年7月他返回挪威首都定居为止。
⑧易卜生有6个戏剧是在德国写成的，包括：《青年同盟》(1869)、《皇帝与加利利人》(1873)、《社会支柱》(1877)、《罗斯莫庄》(1886)、《海上夫人》(1888)、《海达·高布乐》(1890)。
(11)(12)Josef Wihan.Henrik Ibsen und das deutsche Geistesleben(Hildesheim:Verlag Gerstenberg,1973),p.56,p.58.
(13)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