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悲哀的知识分子：中国悲哀的知识分子在心理上患有严重的知识分子流行性综合症。之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二个性迷失症；之三集体失语症；之四人格分裂症；之五思想恐惧症；之六恶性的兽性抽风症；之七批倒批臭偏执症；之八“郭沫若现象”传染病。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悲哀的知识分子。

二、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悲哀、可怜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悲哀？因为，头上悬挂着随时可以落下来，而且历史上每隔七八年就真的落下一次的达摩克利斯剑。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期间，许多志士仁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鲜血和心血，走在死亡之途前列的通常是知识分子。在一九三九年山东“湖西肃托事件”中，被革命伤害和杀害自己儿女的不完整名单六十三位干部中，有五十三人是大小知识分子，佔百分之八十四。一九八六年我在项南故乡福建连城县参观烈士纪念馆时，馆长介绍：“在三十年代反AB团、社会民主党时，错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包括原连城县委书记。”“社会民主党”的标准竟然是小学毕业！文化水平达到小学毕业，当年就面临被革命吞噬的死亡命运！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悲哀。

五十年前反右派斗争中，五百万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分之十被打成右派，可能还有不止五十五万的“内部右派”。文革中，知识分子更是全军覆没，只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因此，是“封资修分子”，定性为阶级敌人。

三、悲哀的根源：在一九二六年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明确认定：东西洋留学生属於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死敌”；而国内的大学生，在军阀混战时必然投入军阀队伍，是革命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是动摇的，可争取的、可分化的，即一部分会变成敌人。

当中国一九五三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被抹掉了“小”字，於是“知识分子”性质都成了“资产阶级”的皮上的毛了，又变成了“不齿於人类的狗屎堆”了。

四、冬天太长，但生正逢时：吴祖光的一本回忆录，书名是：《我的冬天太长了》。但是，他乐观地面对严酷的现实，写了条幅：“生正逢时。”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绝望的冬天，人们总幻想有一个希望的春天。我们期望，实际生活能证明：“三个代表”比“阶级斗争为纲”更为和善，“和谐社会”比“六亿人，不斗行嘛”更为人道，“全面小康”将比“反右派”“文化大革命”更尊重人权，领导人开始反复讲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将不再是纸面上的空洞口号。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命运，也是世界上许多知识分子的缩影和特写，有命运的共性。茨威格写过：“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饱尝了以往历史有节制地分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凡是能想像得出的一切灾难，我们都从头到尾？？饱尝过。”我们“目击人类不可想像地倒退到以为早已被人忘却了的野蛮之中？？所有这一切兽行是我们以前的五十代人所未曾见识过的，也但愿我们的后代人再也不会容忍的。”“在这个使我们的世界在道德方面倒退了将近一千年的时代里，我们是迫不得已的见证人，这是一种应尽的义务，我们始终和时代休戚相关。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见证，为下一代人留下我们那个时代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哪怕是一星半点，也算是我们没有完全枉度一生。”茨威格作为时代的见证人，看透了人生、时代、历史和世界，但是他却在一九四二年自杀了。

作为历史与时代的见证人，我真诚地希望朋友们更勇敢地迎接与承受孤独与炼狱对灵魂、良心、意志？？的考验，以不同的方式尽力而为，能为十分勤劳又十分贫困、十分勇敢又十分善良、十分可爱又十分可怜的中国农民、中国老百姓、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做一些实事、好事，为我们这个既是天堂又是地狱、既是绝望的冬天又是希望的春天的现代，当好一个历史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