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80年代的五个党中央的一号文件和21世纪前十年的一系列新的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发生了不同于文革前的惊人的变化，取得了农业生产的显著成就，有一系列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可作证明。都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可能遇到什么难题？存在哪些隐忧和危机？对过去取得的成就需要实事求是地冷静地估计，不要盲目乐观和操之过急，幻想一切好事今天全办完，只能留下一堆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的泡沫政绩，而农民未能获得实惠。建议：
1、农民仍为“二等公民”的国家农奴，并未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
最根本的是农民真正地彻底地摆脱“国家农奴”的处境而艰苦斗争。万里曾经说过，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民是“国家农奴“。我在2011年5月同一位农民谈到农村改革的重要成就与变化时，这位农民冷冷地回了一句：”除了‘包产到户’以外，现在和人民公社有什么区别？“他指的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应有的平等的国民待遇、认定尊严、自由民主。公平等状况，农民并未完全摆脱”国家农奴“的处境。
——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罢免权、知情权、监督权变为阵阵落实。河南农民李广华反映，台前县清水河乡孙庄村的所有干部职务，由清水河乡孙庄村的所有干部职务，由ige男干部全部包揽，包括妇女主任，而且35年不变。这位村干部从不公布账目，向上申请的项目经费也有他管，但又的扶贫、治黄项目补贴未分给群众；有的项目是空壳，上级检查养老院时，临时装假，媒体每人五元；检查养羊场时，借羊充数，每只每天五元。联名上诉，结果之八妇联主任交给儿媳干。领导答复，我们已经批评他了。国办。中办发文件，口头上要对遵纪守法，但是自哀全国孙庄只是一个孙庄吗？从一桶水可以看太阳。全国还有多少个孙庄式的乡村和小皇帝？
——结社自由的权利，农民没有。1980年代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当面向邓小平提出：“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青年团，农民也应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邓小平答道：”共产党就代表农民利益。“杜润生补充解释道：”对，共产党代表农民利益。但是，党还代表政府利益。政府利益和农民利益有时会有矛盾，所以，还应建立 农民利益的农会。“邓小平答应”看三年后再说。“箱子，过去20多年了，九亿农民仍旧没有代表农民利益说话的农会。
——“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你们对耕地、宅基地、小产权房的所有权bwi落实。1980年代深圳市以城乡一体化为名，你们转为居民，全部农民集体土地全部转为国有，补偿按低标准，发给农民赴香港耕作许可证缓和不满。宁波征地，一亩耕地给农民补一万元，卖给开发商50万一亩。增值部分政府一般的60%，开发商得40%。地方财政主要依靠你们土地转为征收的土地，产权由集体所有改为国家所有，即当地政府实际所有，你们所得甚少。修京九线时，北京石景山区衙门口村住宅、耕地被征收，但迁入鲁谷村新居时给农民的证件为租赁证。现在你们要住房产权时，政府又要你们按几千元每平方米高价购置。此类做法诱发和比时你们威权的集体上访或出现群体事件，长期申诉无效后，无处申冤说理的农民可能采取报复社会、政府和有关工作人员的极端行动，实质自我毁灭或同归于灭。对于上访事件中，土地问题占60%以上的高发趋势和斗争形式激烈化的变化，证明补遗暴力维稳，须从”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利益、以人为本最基本的原则出发，直奔重于治标。
2、农民工成为新的无产阶级，可能变成反社会的革命力量和阶级基础
农民工的国民待遇问题突出，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2亿农民进城，今后还可能再有2亿农民进城，如没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待遇，低工资、低社保、低人权、高污染的环境，将使人们感到1980年代的改革是“富民改革”，后20年的改革是“富官改革”，平民百姓未得实惠，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不同福利待遇，是使农民体会到自己是二等公民、非国民待遇，收入差距扩大化，相对贫困化。因此，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由于没有民工家庭居住的条件，又有不能出现“贫民窟”，消除“城中村”的政策，只有20%农民工带配偶进城，留下了80%青壮年农民工及家属两地分居的难题，潜伏着性压抑与性犯罪、性工作者与性病、艾滋病高发的严重社会问题。对于随父母进城，从小生活学习、工作的移民第二代，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的不公平遭遇，可能从小产生对社会不满，甚至憎恨社会的非良性心态，成为烦扰各国也必将烦扰我国的移民第二代反抗社会的社会政治难题。将来他们甚至可能成为参与黑社会活动以及社会政治动乱的重要力量，有的专家担心，极左派可能认为这些农民工将是中国的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中国农民工状况比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更为悲惨，也更具有变革现实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更容易从切身体会中理解与接收马恩《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反对走资派的理论，有可能成为支持极左派以经济口号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现实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现象，将使反社会力量占领和获得理论上正确、道义上高尚的政治制高点，成为真正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又一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因此，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缓解农民工的严重问题。公安部有人认为，农民工户籍变为城市居民的问题，对公安部门不是问题，而是农民转为市民，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取得同等的公平待遇，包括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各种形式的财政补贴需要相应的财力投入，问题是政府财政能不能负担得起这笔必要的投入。因此现代化进程中的城镇化，同经济发展的速度、国民收入、财政投入的增长，以及农村建设、文化教育建设、交通运输的发展要相应地协调发展。过分热衷于GDP增长速度、土地城镇化水平等指标的政绩观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需要全面地考虑“三农政策”的正效应与负效应、需求与承受能力。但是，也不能一味强调人多财力弱，暂时无法解决的难题。一位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部长、教授、工人、农民的实际收入、生活条件相近，并不是国家及经济发展成强有力的富国才稿高福利的，而是国力不强时瑞典就注意公平，采取了相应的社会福利与税收政策。中国应学习早期的瑞典政策，不能使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政策，变成大部分官员和权贵的官二代和几代富起来的政策，而大部分公民特别是农民处于一代又一代相对贫困化的社会分裂状态。
3 、粮食总产量5亿吨，而人均仍未超过400公斤的低水平。进口5000万吨大豆，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反映出农业成就的虚弱与潜在危机。
农业生产的成就，并不能掩盖存在的问题，如人均占有粮食仅400公斤。粮食总产迈过了4亿吨和5亿吨两个大台阶是重大胜利。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总人口数还在上升阶段，因此，人均年占有粮食量今年没有达到曾经打到过的400公斤，而美国两百年来都是人均年占有粮食1000公斤以上。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进口农产品，特别是大豆数量很大，2008年家那口大豆3744万吨，2009年进口4255万吨，2010年超过5000万吨，占世纪大豆贸易额的60%，还有大量的豆油、棕榈油成品油进口。因此，中国农产品进口总值出现了逆差，约150亿美元。世界上头号农业大国，成为农产品进口大国。中央农业与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估计，进口农产品相当于6亿亩播种面积的产量，远超过李鹏对FAD的承诺：保证95%的自给率、进口农产品不超过需求量的5%。聊以自慰的是，进口5000万吨大豆，可以用种大豆的面积增产粮食，进口农产品等于进口我们稀缺的土地、水资源和化肥，不过，谷物是土地密集型产品，以进口大豆换来粮食增产，由于粮价低，成本高，农民获益不多，并没有取得农民增收的明显效果。
4、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未提高，农业劳动绝对数仍为3亿人，以世界40%农业农业劳动力养活世界约7%的城市人口。
——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否显著提高，对农业的投入产出比、经济效益如何科学评价。我们经常以中国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而自夸和自豪。但是，也有人说，中国以世界40%的农业劳动力养活了世界7%城市人口，而且其生活标准是相当低的。
乡村第一就业人员在改革开放以后，绝对量并未减少，从1978年的28318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30654万人，只宣传农村劳动结构，非农就业人员超过50%的相对数，掩盖了绝对量务农人员并未减少的严重问题。
从1978年到2008年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总量30年来并未减少，从不到3亿人还增加到30654万人.因此，按照劳动力总量计，农林牧渔业劳动生产率并未大幅度提高，总量未减。而且质量下降，人口机械性增长后，青壮劳力多进城务工。为了缓解农村劳动力不足和减轻劳动强度，同期的农业机械投入增加较多，农机总动力由1985年28433万千瓦增加至2005年的68398万千瓦，增加4亿千瓦（约5亿马力）功率的机械动力。按一人相当于0.1马力功率计，相当于增加了50亿劳动力的功率，而农村牧渔业总劳力绝对量并未减少。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去除投入增加量后计算值）并未显著提高，有的学者采用农林牧渔业劳力占总从业数的比例低于50%，说明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的成就是不准确不全面的，因为农林牧渔业总劳力的绝对量并未减少。距离经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5%以下的水平更为遥远。也说明农业现代化在我国具体条件下是极为艰巨、复杂的长时期的历史任务，不宜用单项指标概括农业现代化水平。
5、我国农业增产以来化肥，占世界10 的耕地使用了世界35%的化肥
老师增产以来化肥，如果10%的耕地用了世界35%的化肥。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朱兆良院士研究，1949-1998年我国了市场量与氮肥年用量的线性关系数达到0.977，即50年中每公斤化肥都带来恒定数量的粮食增产。即中国粮食持续增产的重大功臣是化肥施用量的相应增加。（袁越：《氮的问题》，《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20期）1960年氮肥施用量约50万吨，到2005年达到3000万吨，1998年以后超过4000万吨。1996年年粮食产量达5亿吨，而使用化肥量为3828万吨，到2005年粮食维持4.84亿吨时，化肥用量达4766万吨，多用938万吨，才能维持相近的产量。
中国以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认可，但是使用了世界35% 的化肥。我国1966年平均每公顷耕地使用化肥294公斤，远高于世界平均值97公斤。我国化肥利用率低，粮食作物的碳铵平均利用率只有28%，山东小麦氮肥利用率10%，江苏水稻氮肥利用率20%。中国水稻平均每公顷施用化肥量比日本高一倍，而单产相近。17个省的氮肥平均施用量超过国际公认的上限225公斤/公顷，棉花更高达400公斤/公顷以上。预计2015年我国化肥需求量5400万吨，2030年需求6400万吨，才能达到粮食产量6亿吨、7亿吨的目标。
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和农机，使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进口能源、钾矿石，造成粮食供应的潜在风险。农产品产量很大程度上依赖化肥，而化肥工业是高耗能产业，近年我国原油、成品油、天然气到煤等能源需要进口，磷矿、钾矿资源有限，也需要进口。如果国际局势出现突变，对方采取禁运化肥、能源方式，将直接打击我国粮食等农产品总产量。1930年代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宣布本国小麦自给，美国罗斯福立即还以颜色，禁运化肥给意大利。结果，小麦产量大减，自给的神化就破灭了。因此，依靠进口的化肥、能源维持的粮食高产记录，是不保险的，而是有风险的，存在着潜在危机。90年前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就吃过美国的亏。即使保住国内18亿亩的红线，对方不禁运粮食，而采取断绝化肥、能源对华的出口这一招，可能造成中国粮食减产或危机。
6、水资源影响、制约着中国农业的发展
水资源有限与水利建设滞后制约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谁来养活中国》的作者布朗，原来认定，耕地不足是制约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中国将大量进口几亿吨粮食，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事实证明他对中国耕地面积的估计有误。近年布朗认为，水资源不足将制约中国农业发展，这是正确的。日本紫田明夫认为：“迄今为止的全球粮食生产最大的制约因素是水。”英国费雷德•皮尔斯预测：“到2050年，水资源匮乏将使世界上的粮产区从现在的北非、中东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缺水国家发生转移。随着全球河流干涸，谁养活世界人口将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李永久：《水的悲歌》，《经济参考报》2011年5月9日）联合国估计，21世纪中叶，60个国家的70亿人口面临缺水问题。如不投资建设灌溉系统，减少水浪费，亚洲所需粮食的1/4将依赖进口。面临世界性水资源短缺前景，中国形势更为严峻，因为我国水资源总量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只有2200立方米。由于我国处于季风区，降水量季节间不平衡，集中于7-9月，春旱秋涝，而且地域间不平衡，北方地多水少，全年缺水量约400亿立方米。需采取南水北调和过量开发地下水的特殊措施。近年由于全球气候出现异常，我国旱涝灾害更加严重。水资源短缺的同时，浪费严重，水资源利用率为50%，远低于以色列的80%。在改革开放以后，集体修建水利设施难以为继，钱正英认为包产到户以后，水利设施遭到人为的破坏。而国家对水利建设的投入严重不足，重视特大型水电工程，忽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病险水库的治理。直至2011年的一号文件，以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为主题，首次提出水利建设“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要求在未来的十年内，水利投资4万亿元，计划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700亿立方米内。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是毕竟晚了，2011年南方遭到严重的旱涝急转的灾害，农民和农业损失不小。更值得重视的也是抓得晚了的问题是水资源遭受到严重污染。
7、农业资源受到严重污染，农业自身也造成面源污染
农业资源遭受严重污染，农业生态环境保育明显滞后。在对待治理污染源的问题上，有一种认识是极为错误的，就是把污染源由城市转到农村也当作成绩。前些年《北京日报》头条新闻介绍北京市城区治理污染成就很大，已经把污染源都由北京市区转移到农村郊区了。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农业生态专家石山向《北京日报》写了封信，反对这种向农村转移污染源的错误做法，更不应说成是经验和成绩。但是，这封正确的批评的信，没有在报上刊登。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中央电视台揭露过，东部污染环境的一个企业，竟然搬迁到自然保护区里面，向沙漠中排污，这是破坏西部环境。又如珠三角地区在农村发展拆船业、废旧电子产品回收等污染大户，在增加了GDP和企业收入的同时，造成了珠江三角洲的重金属严重污染，而这是极难消除、化解的难题。DDT一类农药的污染将长期残留于土壤中，也会被农作物吸收，留下了出口的隐患，很可能，外国可以应用WTO的规则，以保护本国生物和人的健康为名，提高进口农产品技术标准，以含有氯化物农药为由，禁止我国某些农产品进口。
处理工业和生活废气、废水、废物对农业的污染以外，农业自身也形成严重的面源污染，化肥过量使用和利用率低的原因，每年约1000万吨氮素流至农田以外，占水系氮污染总量的57%，造成面源污染。黄河、长江、珠江每年的溶解态无机氮达97.5万吨，其中90%来自农业，主要污染源为氮肥。同时，造成太湖等48个湖泊的富营养化，蓝藻丛生，造成鱼类缺氧死亡。
黄河、长江的水样本中，四分之一污染严重，甚至不能用于农业灌溉。黄河干支流有30%的河段，4457千米为V类水质标准。海河流域V类和劣V类水质面积达60%。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70%。我国目前农村还有2亿人的饮用水安全问题尚待解决。其他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华北西北地区的沙尘暴、西南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东北黑土地土壤土层迅速变薄、林区草原的建设开发很不得力。60亿亩草原的资源尚待合理开发等等农业生态保育工作亟待认真开展。如果中国农业生态环境在我们这几代人几十年中就将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青山绿水变成荒山恶水，后人将会责怪我们这一代人是历史罪人，为了GDP和眼前利益破坏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空喊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口号，而实际行动毁灭了几千年中国天地合一的人与环境的和谐生态。
8、公益性的农业科技被错误地进行市场化改革，导致农业科研工作落后于生产需求，理论研究薄弱的局面。公益性农业科技建设受市场化导向的科技体制改革影响，严重滞后。
《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明确规定农业科技工作为公益性事业，理应得到国家支持。但是，从1980年代的科技体制改革中，忽视了农业科技的公益性特点，对农业科技单位未加区别对待，提出来“断粮断草”的政策，逼向自负盈亏、取消或减少事业费，以适应市场需求。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使一些研究短周期、可开发商品性成果的农业技术工作获得一些经济效益，得以维持或发展，如研究、生产杂交种子、农林产品加工、农业工程装备等单位。但是，研究周期很长、有社会效益而没有近期直接经济效益的理论研究、软科学研究的科研项目，受到严重打击而削弱，如林种选育一个新树种，需要几十年试验研究，不可能近年自负盈亏，农作物、畜禽新品种的培育也需要十几年的持续不断的试验。因此，近年来大受称赞的杂交水稻是1970年代文革期间就立题、组织大协作攻关打下基础的，并非科技体制改革后才开始，立即取得成果的短平快项目。市场化自负盈亏的政策，直接摧毁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直接向农民收费、养活自己的设想是难以实现的，低收入高成本的农业不同于工业企业可提供专利技术的咨询费，农民习惯于国家无偿的技术服务。因此，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出现了“网破、线断、人散”的可悲局面，反而被科技领导有关部门认为是改革成就。而美国向农民直接提供无偿技术咨询服务的农业技术推广员，工作在最基层，身份却是联邦政府农业部的公务员。因此，农业的病虫害、畜牧业的传染性病害缺少基层的预测预报和及时防治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平时不养消防队，一旦发生灾情，就不好收拾，损失巨大。据前些年统计，发达国家农业科技工作强度（国家农业科技经费与农业总产值比）为5%以上，世界平均在1%，30个最不发达国家为0.5%，而中国大陆只有0.27%。近年有所提高，但不适应农业发展，出现了外国公司的农产品种子占领了我国市场，如青椒种子大部分被美国公司垄断，以至于有人说北京青椒肉丝的价格，由美国人确定。急需加强农业基础理论周期长有社会效益而直接经济效益少的农业科研项目的投入，加大对官方与民间的（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社等）及私人的农业科技工作的人财物力支持，特别是公益性的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的保障。
9、城乡收入差距严重，而且今后还将继续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两极分化危险的社会矛盾，而且更危险的是今后城市居民和农民收入的差额绝对值将长期增大，而不是缩小。中央强调以人为本，农业为重中之重，农业一号文件反复强调增加农民收入是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则农民收入是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务，重要性提得不能更高了。但是，在农民收入的绝对值有所提高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值的差额在不断扩大，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将延续这个不祥的发展趋势。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1左右，考虑各种福利补贴的城乡差别，实际上为6:1或更高，台湾等地的专家认为，一个社会得以稳定的条件是，农民收入为城市居民收入的70%以上，即0.7:1。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构成了破坏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潜在或显示的危险因素。农民收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非农产业收入，如1998年农民收入增量是72元，其中农业收入减少28元，非农产业收入增加100元；1999年分别是68元，-53元，101元；2000年是43元，-48元，91元，农民在微观上自力更生地以工补农、以商补农。
2008年农民收入比1978年增加了4626.9元，但是，与城镇居民收入差额由209.8元增至11020.3元。而且由于基数大，即使增长速度一致（按7%计），这个绝对值的差额将持续扩大，到2015年预期扩大至18500元。不仅在“十二五”，而且在整个工业化期间，农村劳动力总量未大幅度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不能大幅度提高的历史阶段，工农、城乡居民收入差额将持续地大幅加大。这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相对贫困化，将促使城乡二元结构的负面影响不断增加。特别是贫困地区居民对两极分化的实际更为敏感，这是诱发社会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
10、邓小平说：“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
略举几例，只为了说明，三农难题现在只是破题，中国农业的选择性现代化道路在探索中，还在实践中学习。从农业看，没有形成说明中国模式和放之四海皆准的中国道路。被称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包产到户，不过是回归常识，回归常态，回归中国井田制就开始实行、世界各国农民通用的经营形式。不必自卖自夸，过分宣扬。中国改革比苏联成功，不是由于我们比苏联干得更好，而是我们的人民公社、文革比他们干得更坏，特别是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连计划经济都冲垮了，从火山口的最低处往上爬，当然成就更明显。中国还有第一代农民，能够指挥农业生产，比起苏联高度机械化、专业化，只掌握一门工序的技术（如挤奶、开拖拉机等）的年青苏联农民，不懂农业，难以独立掌握家庭农场的生产，中国农民能发挥包产到户的政策威力。中国农民勤劳、勇敢、能够忍耐，可承受巨大压力，能比较过去，忆苦思甜，宽容地等待。但是，如果失去了必要的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剥夺了做人的尊严、公平、公正的公民权利，他们也会上诉、上访、个体或群体闹事，甚至出现暴力行为，该出手时就出手。中国的历史是官逼民反、农民才起义的恶性循环，以暴易暴的暴民造反成为新暴君的超稳定政治结构。在新的历史环境和十字路口，正视、分析、处理、缓解上述的三农难题，才能避免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的局面。要认真思考邓小平1990年7月3日的重要讲话：“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1317页》】邓小平指出的“九亿多人就要革命”的九亿多人，应当是指的中国农民。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起义、农民的革命。中国的建设，依靠剪刀差剥夺农民的资金和廉价劳力进行工业化。中国的改革是靠包产到户的农民提供廉价农产品、土地和农民工而成功的。现在，面临的是又一场悄然兴起的农民反抗和农民革命。因为，原来共产党代表农民的利益，才得到支持和拥护。而近几十年共产党不断折腾农民，剥夺农民的利益，必然遭到抵抗。
上访、信访与群体事件中农民占成员70%，土地问题又占案件的60-70%，这是农民忍无可忍的由愤怒到报复的信号。如果当权者以暴力维稳，压制上访，认为“越级上访是犯罪行为”，而农民的正义的愤怒和怨气无处申诉、发泄，高压蒸汽不能通过减压阀外泄，那末不理性的暴力事件与群体事件抗争的爆发就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的语录“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造反有理”。甚至“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口号，有可能重新点燃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火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可能异化为革命农民的正义口号，从国家农奴变为党自己培养的掘墓人。这不是耸人听闻的恐吓，江西农民对政府的爆炸声已经响了。因此，在高唱农业成就辉煌的“红歌”时，应清醒地看到隐藏于其中的风险、隐患与危机；在歌颂农村改革的伟大成就中，应看到伟大中的渺小面，不过是回归常识而已，“红歌”有可能呼唤起“红色风暴”、“红色农会”、“红军”和“红色革命”。现代化的前程是新的艰难曲折的万里长征。需要居安思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