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制造了一个新阶级
1、1936年斯大林宣布“剥削阶级”不复存在。不过“一个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新阶级却形成了。”
斯大林“他们最大的幻想是：在苏联实行工业化和集体化以及摧毁资本主义的所有权以后，将产生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在1936年新宪法颁布时，斯大林曾宣告‘剥削阶级’已不再存在。资产阶级及古时传下来的其他阶级事实上是被消灭了，不过，一个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新阶级却形成了。”（《新阶级》，196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33页）
2、新阶级的起源有其独特的性质：在它取得政权后才形成的。
“这个新阶级，这一群官僚，说得更准确点，这一群政治官僚，具有一些它独有的新的特质，它的起源有其独特的性质。其他的阶级也是通过革命的途径而取得力量和权力的，它们曾摧毁途中所碰到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秩序。然而，几乎没有例外，这些阶级都是在新的经济类型已在旧社会中形成以后才取得权力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新阶级，其情况则完全相反。它取得政权并不是为了去完成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它自己的经济秩序，因此，它必须建立其控制社会的权力。”
“在以往，某一阶级或某一阶级的某一部分人，或某一个政党的取得政权，都是它们的形成和发展的最后一件事。苏联的情况恰恰相反。新阶级是在它取得政权后才形成的。”（34页）
3、苏联新阶级意识在取得经济权力之前发展，阶级幻想和偏见更大，处理方式更粗暴。
“新阶级的阶级意识不得不在它取得经济和物质的权力之前发展，因为这个阶级并未在国家生活中生根。新阶级是从一个理想的观点上看它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尽管它有种种幻想，它却代表走向工业化的客观趋势。理想世界的诺言增加了新阶级分子的信心，而且在群众中散播了幻想，激励了人们担任庞大的物质建设任务。”（34页）
新阶级幻想“其权力的建立将使所有的人幸福和自由”，“预料国家将迅速消灭，民主将会加强。然而，发生的事恰恰相反。预料生活水平将迅速提高，事实上很少变动，并没有能与工业化的速度相称，工业化的速度要快得多。相信城乡、脑体劳动差别将逐渐消失，可是，这些差别正在增加。对非共产主义世界发展的预测，也都未能实现。”“这个新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唯一差别是：它对它的幻想的迟迟不能实现用更粗暴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它肯定了它的权力比历史上以前的任何其他阶级更为完全，它的阶级幻想和偏见因而也比其他任何阶级更大。”（33页）
4、苏联新阶级植根于布尔什维克式的特殊的党。新阶级的创始人存在于取得政权前构成核心的职业革命家中。
“由于这个阶级未能在它取得政权前形成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它只能在一种特殊的组织中产生，具有成员的意识形态与哲学观点一致的一种特殊的纪律，必须信念一致和有铁的纪律。”
“这个新阶级根植于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特殊的党。列宁认为他的党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他的这个见解是对的，尽管他没有想到这竟是一个新阶级的起源。”
“这个新阶级的创始人不是存在于整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内，而在存在于那些甚至在它还未取得政权前即已构成核心的职业革命家中。1905年的革命失败后，列宁坚决认为只有职业革命家，即专以革命工作为职业的人们，才能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新党。斯大林，这个新阶级的后来的创始人，也是一个这种职业革命家中的最典型的人物。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是从这些极少数的职业革命家中逐渐发展出来的，这些革命者早就构成革命的核心了。托洛茨基曾指出，革命前的职业革命家正是日后斯大林官僚集团的来源。但他没有觉察到，他们也正是一个所有者兼剥削者的新阶级的起源。”（34—35页）
5、苏联新阶级愈来愈强，党却愈来愈弱，这是每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无可逃避的命运。
“并不是说新党与新阶级是二而一的。然而，党却是那个新阶级的核心和基础。这个新阶级是由那些因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构成的。必要的行政功能可能与寄生作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并非每个工匠或城市人都是资产阶级的成员一样，共产党人也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个新阶级的成员。”“当这个新阶级愈来愈强、它的面貌愈来愈清楚时，党的作用就日益减退。新阶级的核心和基础是在党和党的领导阶层以及国家的政治机构中创造出来，一度曾经是生气勃勃、组织严密和充满首创精神的党正在消失，而逐渐转变为这个新阶级的传统式的寡头统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吸收那些一心希望加入新阶级的人，压制那些具有任何理想的人。”（35页）“党制造了这个阶级，但是，这个阶级靠党长成并利用党为其基础，这个阶级愈来愈强，而党却愈来愈弱；这是每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无可逃避的命运。”（36页）
6、苏联新阶级的出现是基于客观原因，也是出于党的领袖的愿望、机智和行动。
“假如党不从物质上关心生产，没有创造一个新阶级的潜力，那么没有党能够以道德上和意识形态上如此愚妄的方式行动，更谈不上还能长久执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斯大林宣称：如果我们没有创立机构，我们或许已经失败了！他应该用‘新阶级’一词代替‘机构’，要是这样，一切事情就更清楚了。”
“一个政党竟会是一个新阶级的起源。因为这种类型的党是许多特殊机缘的产物。布尔什维主义只是俄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所遭遇的独立的国际关系的产物。那时候，俄国已不能再以一个君主专制国家生存于当代世界，同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太弱，而且过分依附于外国的利益，以致它不可能推动俄国的工业革命。所以这个革命只能由一个新的阶级来推行，或通过改革社会的秩序来进行。然而，当时并没有这样的阶级。俄国和其他国家之所以发生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这个道理。革命创造了它必需的力量、领袖、组织和观念。新阶级的出现一方面是基于客观原因，一方面也是出于党的领袖的愿望、机智和行动。”（36页）
二、苏联新的剥削和统治阶级从被剥削阶级中产生
1、苏联新阶级的社会根源出自无产阶级。
“这个新阶级的社会根源出自无产阶级，正如贵族阶级之兴起于农民社会，以及资产阶级之兴起于商业工艺社会。”“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由于落后，就构成了这个新阶级兴起的原料。”“新阶级总是以工人阶级的保护者的姿态出现。新阶级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因此，它当然得依靠工人阶级。新阶级是靠无产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将无残酷剥削的传统信仰来支持的。保证生产正常对新阶级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更重要原因是：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它就不能完成工业化和巩固它的权力。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知道在工业的发展中，他们将从贫困与失望中被解救出来。经过一个长时期以后，这个新阶级的利益、观念、信念和希望，同一部分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利益、观念、信念和希望相符而且结合在一起了。在历史上，这种结合曾发生于各种距离甚远的阶级之间。在反封建制度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不是曾代表农民吗？”（37页）
2、苏联新阶级取得政权后，利用和控制无产阶级去发展生产。
“这个新阶级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努力的结果。这些人正是共产党，或者说新阶级必须依靠的群众，而新阶级的利益同他们有最密切的联系。在新阶级未取得政权和确立其权威地位以前，两者的关系确是如此。在这以后，这个新阶级对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兴趣，只限于利用他们去发展生产和控制这些最勇猛和最难驾驭的社会力量。”（37页）
3、苏联新阶级以工人阶级名义对知识、整个社会、工人阶级本身的垄断，是新阶级必须完成的最大的骗局。
“这个新阶级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所建立的对整个社会的垄断，主要就是对工人阶级本身的垄断。首先是知识上的垄断，先对无产阶级先锋队，跟着是对整个无产阶级。这是这个新阶级所必须完成的最大的骗局，不过，它也表明，这个新阶级的权力和利益主要还是寄托在工业中。没有工业，这个新阶级就不能巩固其地位或权威。”（38页）
4、一个新的剥削和统治阶级就从被剥削的阶级中产生了。
“旧日工人阶级的儿女是这个新阶级最靠得住的成员。为主人供应最聪明最有天赋的代表本是奴隶不可避免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剥削和统治阶级就从被剥削的阶级中产生了。”（38页）
三、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特色是利用、享受、储存国有财产的新阶级
1、共产主义制度的基本特色在于官僚政治、官僚集团、政治官僚或新阶级统治全体。
“对共产主义制度作批判性分析时，我们发现，其基本特色在于官僚政治，由一个特殊的阶层来统治人民。构成这个进行统治的官僚集团（或者，用我的术语讲，这个新阶级）核心的只是官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并不是行政官员。实际上，那是一群党的官僚，或者说政治官僚。其他的官员实际上只是受这个新阶级控制的机件；这些机件可能笨拙而不灵活，不论怎样，任何社会主义社会中都免不了有他们存在。事实不只是由于共产主义制度本质上就具有官僚性，而且因为共产党人实际控制着各种重要的行政任务。再则，如果这个政治官僚阶层不把自己桌上的残羹施舍给其他类的官僚，就难以享受他们的特权。”（38页）
2、苏联新阶级的所有权的特权表现为政治官僚支配国民收入，利用、享受、储存国有财产。
“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官僚与现代经济集中制度的官僚有基本区别。在非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家的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官僚形成一个特殊阶层，官僚上面有选任的政治主人或公司老板，而没有共产党人那样的权力。非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官僚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些官员，而共产党人则是另一种不同的新东西：一个新阶级。一个阶级可以从所有权所给予它的成员的物质的及其他方面的特权标志出来。要证实它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就在于它的所有权以及它与其他阶级的特殊关系。”（39页）
“罗马法规定，财产构成物资的利用、享受和储存。而共产党的政治官僚就利用、享受、并储存收归国有的财产。”“这个官僚集团或这个享有所有权的新阶级的成员的身份，是根据他们所得到的物质上的收入和所使用的因所有权给予的特权（这里指的是收归国有的物资）来确定的，他们所得到的物质上的享受和特权比社会应该给予他们的分量要多。实际上，这个新阶级的所有权这一特权表现为由政治官僚分配国民收入、规定工资、指导经济发展方向、支配收归国有的及其他方面的财产的一种专门的权利和党的垄断权。共产主义国家的官僚很富有，而且是不用做工的人。”（40页）
3、苏联新阶级以集体所有权形式取得其权力、特权、意识形态，又以国家、社会名义来行政、分配这种所有权。
“私人财产所有权对于这个新阶级的权威的树立是不利的。要改变国家经济，就必须毁灭私人所有权。这个新阶级是从集体所有权这一特殊的所有权形式取得其权力、特权、意识形态和行事习惯的，新阶级以国家或社会的名义来行政并分配这种所有权。
这个新阶级认为所有权来源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便是垄断行政大权的人（他们构成一个狭隘的、门户紧闭的阶层）与没有权力的生产群众（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间的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并不发生效力，因为共产党官僚还拥有支配物资的全权。
垄断行政权的人和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任何基本变化，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所有权的关系上。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社会、政治关系同所有权制度（政府的极权和权力的垄断）被更加充分地融合在一起，这是其他任何一种制度都望尘莫及的。
剥夺共产党人的所有权，就等于把他们这个阶级取消掉。强迫他们放弃他们的其他社会权力，使工人可以分享利润，那就等于剥夺了共产党人的对于财产、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垄断权。这将是共产主义制度下民主和自由的开始，是共产主义的垄断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告终。在发生这种变化之前，就不能表明共产主义制度在发生重要的和基本的变化，至少那些认真考虑社会进步问题的人是这样看的。”（40页）
4、苏联新阶级所拥有的所有权方面的特权就是行政特权。
“这个新阶级和新阶级成员所拥有的所有权方面的特权就是行政特权。这类特权从国家行政和经济企业的行政一直伸展到体育、慈善机构的行政。政治的、党的或所谓‘总的领导’，是由这个阶级的核心执行的。领导地位就包含着特权。1935年苏联工人的年薪平均是1800卢布，而一个人造丝委员会秘书的薪金和津贴每年达45000卢布。工人和党的工作人员的薪金有天壤之别。”
“其他制度中的职业政客利用政府为他们自己和同僚取得特权，照顾某一个社会阶层的经济利益。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权力和政府同国家的几乎一切财物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一回事。掌握权力的人就握有特权，并间接地掌握着财产。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那些想牺牲别人而让自己过寄生虫生活的人，就是以权力或政治作为一种职业。”（41页）
5、财产所有权的集体形式，掩饰了新阶级的出现，把它的阶级成分与真正的政治官僚所有者隐藏在假面具里。
“在革命前，共产党的党籍是表示一种牺牲。做一个职业革命家是一种无尚的光荣。而现在，党的权力已经巩固，党籍就表示属于一个特权阶级的人，而党的核心人物就是掌握全权的剥削者和主人。
共产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制度曾把它们真正的性质隐瞒了一段很长的时期。社会主义的术语，而更重要的是财产所有权的新的集体形式，曾掩饰了新阶级的出现。其实，所谓社会主义所有权不过是真正的政治官僚所有权的假面具。并且，起初这个官僚集团忙于工业化，而把它的阶级成分隐藏在假面具里。”（42页）
四、马克思、列宁容忍党内自由讨论，斯大林废止党内讨论，把自己变成神和新阶级的领袖
1、马克思、列宁容忍党内自由讨论，斯大林把党转变为废止一切形式的党内讨论的无人性的没有生气的特权集团，把党的核心转变为新阶级的核心。
“从马克思到赫鲁晓夫，共产党的领袖及所用的方法各不相同。马克思从未阻止别人发表他自己的观念。列宁容忍党内的自由讨论，没有想到党的集会，更不用说党的领袖，应该规定谁的意见‘适当’或‘不适当’。斯大林则废止一切形式的党内讨论，并且规定只有党中央或者他自己，有权就意识形态发表意见。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而是一个许多团体的联盟，只采纳大家同意的决议案。列宁的党是使内部的革命道德和单一的思想结构同某种民主结合起来的先锋队。斯大林把党变成一群对意识形态没有兴趣的人，他们的思想全是从上级得来的，可是，他们却全心全意地一致维护那保证他们享有无可置疑的特权的制度。实际上，马克思并未创造一个党；列宁摧毁了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所有其他的党，只留下了他自己的党。斯大林甚至把布尔什维克党降了一级，把党的核心转变为新阶级的核心，并把党转变为无人性的和没有生气的特权集团。”（43页）
2、从马克思、列宁是伟大的领袖，到斯大林把自己变成一个神，这正是共产主义运动灵魂的改变。
“马克思创造了一套关于阶级的作用和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作用的学说，并认为人类大多数是由阶级身份分明的成员构成的。列宁认为，人们各有其观点，而不把人看做阶级身份分明的成员。斯大林看来，人不是听命的臣仆，就是敌人。马克思作为一个穷困的侨民死于伦敦，在共产主义运动上受重视。列宁是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的领袖而逝世的，同时他也是一个独裁者，也被捧成一个偶像。当斯大林逝世时，他已经把他自己变成一个神了。这些人的性格上的转变不过是早已发生的转变的反映，并且正是共产主义运动灵魂的改变。”（43页）
3、苏联新阶级的直接创始人是斯大林，他以最野蛮的手段创造这个新阶级。
“列宁并未意识到，但组成新阶级这件事却是由他开始的。他根据布尔什维克路线建党，发展了关于党在建设新社会中的特殊作用和领导作用的理论。这是他从事的多方面的巨大工程的一个方面。这也是导致新阶级敬爱他的一面。”“然而，这个新阶级真正的直接创始人却是斯大林。他是一个无情的教条主义者和伟大的行政家，他比谁都了解大俄罗斯的新权力将把这个国家带往何处。他以最野蛮的手段创造这个新阶级，甚至对这个新阶级本身也不惜牺牲。这个阶级把他放在最高的地位，而后来就不免屈从于他那不羁而残暴的性格。当新阶级在建立它自己并攫取权力时，斯大林是这个阶级的真正领袖。”（44页）
4、没有工业革命，新阶级的地位就不会稳固。
“这个新阶级诞生于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时期，发展于工业革命时期。没有革命，没有工业，这个阶级的地位就不会稳固。其权力就会受到限制。斯大林认为，如果这个新阶级在工业化过程中得到若干财产，这个运动就不会有任何成就。党员、官僚集团的成员人数的增加和这点有密切关系的。1927年，工业化开始的前夕，苏共党员有887233人，到1934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党员已增加到1874488人。这个新阶级的前途及其成员的特权都在渐入佳境。而且，特权和新阶级比工业化发展得还要快。事实是生活水平跟不上工业生产，而这个新阶级实际上却已攫夺了由于群众的牺牲和努力而得到的大部分经济果实和其他方面的果实。”（44页）
5、苏联新阶级建立过程中党内反对派和斯大林之间的冲突中，斯大林变成新阶级领袖。
“新阶级建立的过程并不顺利。它遭遇到既存的阶级以及那些无法使现实与其所奋斗的理想调和的革命者的激烈反对。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及这个新阶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的增加，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冲突，党内反对派和斯大林之间的冲突，及共产党政权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则愈来愈紧张。托洛茨基希望复兴革命党，因为它正在变得面目全非，正在转变为一个不顾伟大理想而只关注日常生活享受的新阶级。当新阶级早已结实地掌握大权并开始尝到特权的甜头时，他却指望那早已废于战争、饥饿和死亡的群众有所行动。托洛茨基的火炬照亮了遥远的天空，但是他不能再在疲惫的人间燃起烽火。在以革命的名义攻击党的官僚集团时，他攻击了党的偶像和这个新阶级，他锐利地注意到新现象的悲惨面。”（45页）
“斯大林既不看得太前也不看得太后。他把自己放在这个正在诞生的新权力——新阶级、政治官僚和官僚主义——的顶峰，变成它的领袖和组织者，他并不传道，他只作决定。在斯大林的胜利中，托洛茨基见到反对革命的、类似法国革命中热月党式的反动，实际上也就是对苏维埃政府的腐败和革命目标的反对。托洛茨基没有能彻底认清其面貌，以为只是一时的现象，是官僚集团的积弊腐化了党和革命，来个“宫廷革命”把上层变更一下就可以解决。然而，当斯大林死后“宫廷革命”确已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因为其中有些东西是比较根深蒂固的、寿命经久的。斯大林的苏维埃热月党式的革命不只导致一个比以往政府更专制的政府的建立，并且还导致一个新阶级的建立。列宁这样的人物是史无前例的。斯大林这样的人物也是史无前例的，以他的多才多能与坚忍不拔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几个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他在权力和财产方面担负起巩固新阶级的巨大工作，这个新阶级是从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和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中产生的。”（46页）
6、新阶级在苏联发展的三个阶段：列宁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斯大林的教条的共产主义、非教条的共产主义。
“在充满热情和思想的列宁的背后，站着迟钝而灰暗的斯大林，他是新阶级以艰难、残暴和不顾道德的方式取得政权的象征。在列宁和斯大林之后，出现了集体领导形式所表现的平庸状态。貌似诚恳而缺乏智力的赫鲁晓夫也来了。这个新阶级不再需要它曾经一度需要过的革命家或教条主义了，它只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这类简单的人物就够了。新阶级本身已厌倦了教条式的清洗和训练性的会议。大家都想活得平静点。这个新阶级已十分巩固了，它现在必须设法保护自身，甚至防范其所拥戴的领袖。当这个阶级还是很弱的时候，当残酷的手段还必须用来对付阶级内部的异己分子时，斯大林依然能高踞其领袖宝座。这个新阶级丝毫未放弃斯大林领导下所创造的一切，它并不是真正在否定斯大林的权威，它所反对的只是斯大林的手段，这种手段在赫鲁晓夫看来是伤害‘好共产党员’的。
列宁的革命时代为斯大林时代所代替，在斯大林时代中，权威、所有权和工业化都加强了，以致这个新阶级能开始其非常渴望的和平而舒适的生活。列宁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被代以斯大林的教条的共产主义，接着，又被代以非教条的共产主义，即所谓集体领导或一群寡头政治的执行者。这是新阶级在苏联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是俄罗斯共产主义（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命运在于这三个阶段都集中于铁托一身，不过附带着民族的及个人的特性而已。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所走的路线——从革命成功，模仿斯大林主义，直到否定斯大林主义并寻求自己的形式——是能完全从铁托的性格中看出来的。”（47页）
7、共产主义的英雄时代是过去了，新阶级已经建立。
“不论是就实质或观念而言，这个新阶级发展的三个阶段——从列宁、斯大林到集体领导——并不是完全彼此脱节的。”
“列宁也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斯大林也是一个革命家，就象集体领导在必要时也将诉诸教条主义和革命手段一样。集体领导的非教条主义原则的应用也只限于这个新阶级的巨头们本身，人民依然得受教条“教育”，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且比过去还要彻底。由于教条主义的严酷性和排它性的束缚已经放松，经济地位已经巩固的新阶级，在未来行动上已可望有较大的伸缩性。
共产主义的英雄时代是过去了，共产主义伟大领袖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实人物的时代正在开始。新阶级已经建立。如今它在权力和财富方面正处于巅峰状态，不过，它缺少新观念。它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人民宣扬了。所剩下来的事，只是为它本身辩护而已。”（48页）
五、苏联当代共产主义最主要的一面，是这个所有者兼剥削者的新阶级
1、当代共产主义制度不只是某种类型的政党、官僚集团，最重要的是新阶级。
“马克思早就预言，无产阶级在胜利后将会遭遇到从被推翻的阶级和它自己的官僚方面来的危险。马克思曾想到寄生的官僚膨胀的危险，这也是出现于当今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事实。但他从未想到，今日共产党人中的有力人物就是他所想到的官僚，他们在经营并支配物资时，为自己小集团的打算实有过于为整个官僚阶层的打算。
当今共产主义制度并不只是某种类型的政党，或从垄断性所有权及国家对经济作过分干预中产生出来的官僚集团。最重要的是，当代共产主义最主要的一面，是这个所有者兼剥削者的新阶级。”（52页）
2、具有特殊成分、特殊权力的新阶级的最大特点是它的集体所有制。
“当代共产主义所蕴含的不只是临时的独裁和专断的官僚政治，而是一个享有所有权和具有剥削性的新阶级已经产生。托洛茨基把统治阶层描述为一种过渡的官僚主义现象，是尚在婴儿时代的理想的超阶级社会所必须忍受的折磨，就象资产阶级社会在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专制下不得不受蹂躏一样。这两回事必须分清。
这个新阶级确是一个具有特殊成分和特殊权力的新阶级。不论根据哪一个关于阶级的科学定义，甚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即依照生产上的特定地位，某些阶级较其他阶级低，结论是：在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中，一个作为握有所有权的人和剥削者的新阶级已经存在。这个新阶级的最大特色是它的集体所有制。
在早先的一切社会中曾存在过各式各样的集体（国家）所有制。所有古代东方的专制制度都是基于国家或者说国王的财产高于一切这一点。在埃及，国土内的一切都属于国家所有。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了解埃及的法老以及古代东方各国的专制帝王何以受到人民的膜拜，庙宇、陵墓、皇帝的城堡，以及运河、道路和堡垒等巨大工程何以能够修建起来。罗马把新征服的土地当作国家的土地。中世纪的教会也有集体财产。直到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出现时为止，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集体所有制的敌人。
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共产党人发明的，不过，他们却发明了这一制度的包罗万象的特性，比以前时期的一切集体所有制都包罗得多，甚至连法老的埃及都赶不上。共产党人的发明仅此而已。”（49页）
3、苏联新阶级的所有权形成的过程。
“这个新阶级的所有权及其特性是经过一段时期才形成的，在这个过程，它也在经常改变。”（60页）“通过国有化、强迫合作化、重税及价格的不平等种种方法，私人所有制被毁灭而转变为集体所有制。”
（1）国有化。“把全国一切经济力量都集中在一个政党手里，有利于推行工业改革。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及‘最开明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党要求这种权力的集中，但这只有通过所有权的转变才能办到。这种改变在事实上和形式上首先是大企业的国有化，然后轮到小的企业。如果没有社会的管理者和财产的分配者的特殊身份，共产党人就不能把他们自己转变为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更不能形成并且存在。物资逐渐被收归国有，但事实上由于他们有权使用、享受和支配这些物资，于是所有的国家财产就成了党内某一个明显的阶层以及环绕这个阶层的官僚的资产。由于新阶级、党官僚所持的是政治极权主义与经济垄断主义，这个新阶级不免觉得凡是在它控制和管理以外的东西都是作战的对象，因此一定要把它们摧毁或征服，连小规模的生产单位也收归国有。”（50页）
（2）农业集体化。“在农业集体化前夕，尽管苏维埃政府在当时并没有遭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很涣散的农民的严重反对，斯大林就说：‘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只要国内尚有其他的有产者存在，这个新阶级就会感到惴惴不安。它不能冒食物供应或农业原料遭到破坏的危险。这是共产党要向农民进攻的直接理由。第二是有关阶级的理由，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农民可能危害这个阶级。因此，这个新阶级不得不使农民在经济上和行政上同时处于从属地位；通过集体农庄和拖拉机站而达到了控制农民的目的，但这就需要新阶级的成员在农村中有所增加。结果，官僚也布满了农村。”（50页）“如果新阶级要稳掌政治权力和经济所有权，农民财产的集体化就不可避免，虽然在经济上并不合算。目前（1948年）苏联每亩土地的平均生产量并没有超过沙皇时代俄国的生产量，家畜的头数还赶不上革命前的数量。在家畜和农业生产上的损失是能够计算的，而在人力上，在被送入劳动营的千百万农民身上的损失是不可计算的。农业集体化是一场骇人的毁灭性战争，简直象一件疯狂的举动，唯一的好处是从此这个新阶级的权威有了保障。”（51页）
“只有当新阶级无法维持它所篡夺的所有权时，或这种所有权的代价太大，或者有政治性危险时，新阶级才不得不将所有权转让给其他阶层，或者制造出其他所有权形式。例如农业集体化在南斯拉夫被放弃了，这是因为农民抗拒集体化，而且因为集体化引起的生产逐渐下降构成了共产主义政权的潜在危机。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新阶级从未放弃它再度攫取所有权或重新实行集体化的权利。新阶级不能放弃这种权力，因为如果它放弃了这种权力，它就不再具有极权主义和垄断主义的性质了。”（52页）
4、新阶级各级官僚，按地位高低，分享各有等差的特权。
“从心理、生活方式、党员、官僚物质地位等的改变上，可以证实这个新阶级所有权的确立，这些改变是由他们在权力阶梯上所占有的位置决定的。他们有郊外别墅、华厦美居、精巧的家具和其他设备。最高级的官僚，这个阶级的精华，还有专用的居住区和特设的疗养院。某些地区的党书记和秘密警察首领不仅成为最高的权威，而且享有最好的住宅、汽车及类似的特权。以下各级官僚则按地位的高低，分享各有等差的特权。国家的预算、“礼物”、为国家及其代表的需要而兴建的建筑等，都是使政治官僚们受惠的取之不尽的源泉。”（51页）
六、苏联新阶级有很高的组织性，也是最自欺的、最不自觉的、最贪婪的
1、苏联新阶级在组织上和阶级意识上比历史上任何阶级都高。
“一个阶级的得势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因为新阶级同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微弱，它必然发源于一个政党中，所以这个新阶级就不得不尽可能建立其有组织的结构。最后它又不得不从早年的教条中作有计划和有意识的撤退。因此，这个阶级在组织上和阶级意识上比历史上任何阶级都高。在历史上，没有任何阶级在保卫自己并控制其所掌握的一切时——集体和垄断性质的所有权与极权的行政权力——是如此团结和一心一意的。
另一方面，这个阶级也是最自欺的、最不自觉的。这个新阶级的共产党员相信，没有他的党，社会将要倒退和解体，混乱和毁灭就会跟着来。不过，他并不认为他属于一个新的所有权阶级，不认为他自己是有产者，因而，也不承认他享受什么特权。他以为他只属于一个具有限定的观念、目的、态度和任务的团体。他看不出他同时也属于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级：所有权阶级。集体所有制的作用在于削弱阶级，同时，使这个阶级不感觉到它的阶级实质，并且集体所有者中的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是独特地属于一个将废除社会各阶级的运动。”（53页）
“这个新阶级是贪婪的而不能满足的，就象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象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新阶级内部比较团结，个人完全服从整体。由于新阶级占有全国的物资，能够为它所标榜的目的作宗教性的奉献，并且指挥人民的全部力量来促使达到这些目标。”（54页）
2、苏联新阶级的特权是和控制财产权一起来的。追求地位和官僚集团的膨胀是共产主义的不治之症。
“财产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党以及党的领袖们的特权。党员们的特权是与权威和财产权一起来的。于是，野心勃勃，口是心非，奉承和妒忌必然日渐增加。追求地位和官僚集团的膨胀是共产主义的不治之症。共产党人已把他们自己转变为有产者，并且因为只有通过对党、对这个阶级、对‘社会主义’表示‘忠诚’，才能取得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于是野心勃勃就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之一，也是发展共产主义的主要手段之一。
在非共产主义制度中，追求地位和野心勃勃是身为官僚必有好处的标记，表示有产者已变为寄生分子，因此财产的管理得交给雇员。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追求地位和野心勃勃所证明的事实是：那儿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官僚们争取所有权和特权，也就是争取物资和人的管理权。
在其他掌握所有权的阶级中，阶级成员不等于是某项特定财产的所有人。而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所有权既是集体的，其情形便不是如此。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成为一名有所有权的人或有集体所有权的人，只要他进入政治官僚的统治集团就够了。”（55页）
3、新阶级最重要的物质之一是权威的独占和绝对效忠。
“在这个新阶级中，就象其他的阶级一样，经常有人跌下去，同时有人爬上来。在这个新阶级中，除了希望后人能向上爬以外，什么财产都传不下去。这个新阶级实际上是不断地从最底层和最广大的人民中建立起来的。走向上进之路的唯一条件是对党和新阶级的忠诚和绝对效忠。新阶级底层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但愈往上去则愈狭窄。想向上爬的人不只要有欲望，还需要有了解和发扬教条的能力，在对敌斗争中坚定不移，在党内斗争中要有无比的机灵与聪明，而且还得有巩固阶级的才能。由于这个新阶级的最重要的特质之一是权威的独占，所以这种排它性因官僚体统的偏见而加强。从来没有一个制度要竞争者作这样多的牺牲，需要有这样多的殉难者。共产主义显得宽大仁厚，但是，甚至对自己的党徒也会排斥和不容忍。”（55页）
七、苏联新阶级的剥削本质，财产实际所有权与法律地位名实不符与危机前的改革
1、从集体农庄的建立与政策看新阶级的剥削本质。
“共产主义国家中有一个新的所有权阶级，这是了解共产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定期发生变化的最重要的关键。当年集体农庄的建立与苏维埃政府对它们的政策清清楚楚地说明了新阶级的剥削本质。斯大林并不认为集体农庄是‘合理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赫鲁晓夫也如此。集体农庄的存在，正表示这个新阶级没有能把农村的管理权完全夺过来。通过集体农庄和强迫收购粮食的制度，新阶级已使农民处于从属地位，并且抢走了农民收入的大部分，不过，新阶级还未能全权控制土地。斯大林完全明白这一点。在他死前，他曾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推测集体农庄应该变为国家财产，那就是说，官僚应该成为集体农庄的真正的所有者。尽管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滥行清洗，然而，他并不否定斯大林对于集体农庄财产权的意见。赫鲁晓夫上台后，派了三万名党的干部，他们大部分都任集体农庄的主席，这不过是追随斯大林政策的措施之一。”（56页）
2、苏联新阶级领袖的变革，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新阶级的独占所有权和极权的行政权。
“就像斯大林统治下的政权一样，赫鲁晓夫新政权在执行所谓自由化政策时，实际上就是在扩张这个新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所有权。经济权力的分散并不表示所有权的变动，只是给与新阶级的低级官僚阶层以较大的权利。自由化和分权的有效范围只及于共产党员，首先是及于寡头集团，即这个新阶级的领袖们，其次才惠及较低的干部。这是适应变动中的环境而必然产生的新方法，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并巩固新阶级的独占所有权和极权的行政权。
在共产主义国家存在着一个新兴的、享有所有权的、垄断性的极权阶级，这一事实就导致如下结论：凡是共产党的首脑所倡导的改变（改革），首先是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象其他的社会集团一样，新阶级的举动，或守或攻，都带有增强其权力的目的。尽管这新阶级本身所主动要求的变化尚未在实质上改变共产主义，但这些变化的意义却不能低估。”（57页）
3、苏联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
“象其他的政权一样，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考虑到群众的心境和动向。由于共产党的排它性及党内自由舆论的缺乏，这个政权就无法察觉群众的真正情况。然而，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也深知他们的不满。尽管这个新阶级已把持了管理权，但它并不能免于遭受各种形式的反对。”（57页）
“这个新阶级对于人民要求某一特种自由最为敏感，更不用说一般的自由或政治自由。对于在现状之下和‘社会主义’的范围内要求思想自由与批评自由也特别敏感；当然对于恢复从前的社会关系和所有权关系的要求却充耳不闻。这种敏感是由这个阶级的特殊地位产生的。
这个新阶级本能地觉得，国家的物资事实上本是它的财产，甚至也觉得‘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国家的’财产这些名词不过是一般法律上的空洞字眼而已。这个新阶级还认为，其极权权威任何一方面的肢解都可能危及它的所有权。所以这个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表面上是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的’所有权。对新阶级垄断财产管理权的批评引起了一种恐惧，它怕可能就此失去权力。这个新阶级对于这方面的批评和要求的敏感，由它们对新阶级统治与行使权力的态度揭露到什么程度而定。”（58页）
4、名实不符的主要矛盾：财产在法律上是社会的和国家的，而实际上是新阶级的所有权和剥削方式。
“这是一个重要的矛盾。财产在法律上被认为是社会的和国家的，但实际却由一个小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加以经营。名实不符的情况不断地造成模糊不清的、不正常的社会和经济关系。领导集团是言行不符的，他们的全部行动就在于巩固其财产所有权和政治地位而已。”“如果不危及这个新阶级的地位，这个矛盾是不能解决的。其他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也不能解决这种矛盾，除非以强力剥夺其独占的权力和所有权。如果整个一个社会有较高度的自由，统治阶级就会被迫以种种方式放弃其对所有权的独占。当独占所有权成为不可能时，某种程度的自由也就必然会出现。”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政权和所有权总是由同一集团掌握，不过，这个事实被法律的面目所隐蔽。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法律上说，物质方面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形式上的所有者是国家。但在实质上，由于行政权的垄断，只有极狭小的行政者阶层享有所有权。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对自由的任何真正要求，任何一种击中共产主义本质的要求，归根结蒂，就在于要求物质和财产的关系符合法律的规定。”（59页）
“新阶级认为，国家所生产的主要物资由社会经营比由私人垄断或由一个私人所有者经营更为有效，因此国家的主要物资就应该交社会控制，并由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去行使控制权。基于这一观点所提出的要求必将迫使新阶级采取行动，不是对其他的势力让步，便是捍然丢掉假面具，承认其统治和剥削的特质。这个新阶级运用权威及行政特权而创造出来的所有权和剥削方式，是一种连这个阶级自己也不敢承认的体制。这个阶级岂不是在强调，它以整个国家的名义运用权威和行政职权都是为了保存国家财产吗？
这使得这个新阶级的法律地位不稳定，并且这也是新阶级最大的内在困难的来源。这一矛盾暴露了新阶级的言行不符：它一面许诺废弃社会差别，一面却又必须不断地夺取国家工厂的产品并赐与其党徒以种种特权，来增加社会的差别。这个阶级虽然不得不大声宣扬其教条，说它正在完成历史使命，‘一劳永逸’地把人类从不幸与灾难中解放出来，而在实际上则恰恰反其道而行。”（59—60页）
5、苏联新阶级的真正的所有权地位和法律地位的矛盾引起内部不满、紧张。
“这个新阶级的真正的所有权地位和其法律地位间的矛盾是最引起批评的基本原因，而且也引起该阶级内部的不满，因为实际上真正享有特权的只是极少数几个人。当这种矛盾紧张时，不管统治阶级愿意与否，就有促使共产主义制度真正改变的可能性。这个矛盾太明显了，这一事实迫使新阶级不得不作一些改变，特别是象所谓自由化和权力分散一类的改变。
这个新阶级之所以肯被迫对个别阶层作一些退让，其目的无非是遮盖这个矛盾并巩固其地位。由于这些让步依然无损于它的政权和所有权，新阶级所采取的措施，甚至包括那些含有民主色彩的措施在内，都显示其加强政治官僚治理权的倾向。共产主义制度已把民主措施转变为巩固统治地位的积极手段。在古代东方各国，奴隶制度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成分中，连家庭也不能例外。同样地，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统治阶级的垄断主义和极权主义也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60页）
“南斯拉夫所实行的所谓工人管理和自治，是在进行反苏维埃帝国主义斗争期间想出来作为剥夺党垄断行政权的影响远大的民主措施，现在已日益成为党的工作的一部分了。所以要改变现有的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想通过这种类型的行政来创造一个新的民主制度是办不到的。也无法把自由给予大多数人。这种形式的行政制度已日益成为保障这个政权的可靠形式。通过各种赋税及其他方法，这个政权甚至榨取了工人所认为应该分给他们的利润。留下给工人的只是桌上剩下的面包屑和幻想。如果没有普遍的自由，即使工人自行管理也是不能带来自由的。显然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中，没有人能自由地决定任何事。当施予者好象是把自由当礼物送给工人时，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施予者自己。”（61页）
6、新阶级经常陷入内部矛盾的深渊，见到自己危机时，就着手改革。
“并不是说新阶级不会对人民让步，尽管它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工人管理或权力分散就是对群众的一种让步。不管它是如何垄断和如何极权，环境可以驱使这个新阶级在群众面前退却。当1948年南斯拉夫和苏联发生冲突时，南斯拉夫的领袖们被逼执行一些改革。尽管可以说这是一种退一步的做法，可是当他们见到自己的危机时，他们就着手改革。今日（五十年代）东欧国家也正在发生着类似的改革。
为了维护其政权，每当情势明显得使人民能看出这个新阶级正在把国家的财产当作自己的私有物时，这个统治阶级不得不从事改革。他们并不把这些改革的真相宣布，而是把这些改革说成‘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部分。当上述的矛盾大白时，改革的基础就奠定了。从历史的观点看，这个阶级一直在逃避事实，但它总是经常地被迫保卫其政权和所有权。它必须经常地证明，它是如何成功地创造着一个幸福人民的社会，人人都享有平等权利，并且已经废除了一切形式的剥削。这个新阶级不免经常地陷入内部矛盾的深渊；因为不管其历史根源如何，它总不能使它的所有权合法，同时，它又不能放弃所有权而毁灭自身。因此，它总是被迫假借抽象而不真实的目的来为它日渐增长的权威辩护。”（61页）
八、苏联新阶级完成了最伟大的革命胜利，而退出历史舞台的失败与可耻的毁灭是必然的
“新阶级，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人民控制得最全面的一个阶级。正因为如此，这是一个最缺乏真知灼见的阶级，它的观点是假的，靠不住的。当新阶级力量充沛、大权在握时，它必然对它自己的作用以及它周围人民的作用作不真实的估价。
在工业化完成后，这个新阶级除了加强其暴力统治并洗劫农民外，就无事可为了。它不再创造了。它的精神传统已被黑暗所替代。
虽然这个新阶级完成了革命中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但其统治方式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后人将赞叹这个阶级所完成的宏伟的冒险，同时，也将为它在完成其冒险事业时所用的手段而感到羞耻。
当这个新阶级退出历史舞台时——这一天是必然要到来的——人类对于新阶级的逝去将比对以往其他阶级的逝去更少有惋惜之感。除开利己的东西外，使一切都窒息而死，因此它就必然会使自己遭到失败和可耻的毁灭。”（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