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媒体揭露出来的山西黑窑奴工事件再次把中国推向了国际媒体的焦点。“黑奴”和“奴隶”等在中国媒体上已经久违了的词汇，成为境外很多媒体描述这种令人发指事件的常用词。
这件事情如此严重，马上就受到中国领导高层的高度重视，指示有关方面全力解决。之后，一些人也提出地方领导高层是否对此负责的问题。
每当一件重大事情发生，领导层先表示关注，最终可能找到几个人来担负行政或者其他什么责任。这似乎已经成为近年来较为固定的中国政治行为模式。
但如同对待其他很多事件一样，这次对山西“黑窑”事件，各界再次表现出没有制度反省的能力。事情一发生，大家的聚焦点总是落在个人层面，忘了找制度上的原因，也因此很快时过境迁，等待着下一次重大事件的发生。
没有从制度上追究责任
黑窑事件固然表现得很特殊，但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绝对不止这一次，只不过是有很多类似的事情还没有被人发现罢了。每次发生这样的事件，总让人惊讶。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样的事情总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前些年的“非典”（沙斯）事件、河南群体性“爱之病”感染事件、每况愈下的各地矿难等等，所有这些事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它们背后可以说都具有同样的制度原因。如果不能在制度上寻找原因，不在制度层面来追究责任，那么就很难阻止这样的恶性事件再次发生。
如果说“黑窑”和“黑奴”是国家制度不健全的产物，那么也只有通过国家制度建设才能把如窑工那样的人民从“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
“奴隶”这个词经常被用来表述传统社会状态下（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社会成员和其所属组织的关系。这是一种人生依附关系，主人或者组织可以随意支配其所管辖成员。
为什么传统社会下会产生奴隶？因素有很多，但从政治制度上说，主要是因为在传统社会形态下，没有统一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存在着，但权力是被各地方组织所瓜分的。
在中国也一样。在传统中国社会，尽管有“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之说，但皇权根本没有能力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人民是被地方政权所统治的。
正因为这样，近代以来的革命，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者共产主义革命，其关键词都是“解放”。就是要把人从非人道的制度下解放出来。革命就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
尽管在新的国家制度下，组织也不可避免，但组织成员和组织的关系并非人身依附关系。任何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国民，受国家权力保护，享受国家权力之下的公民权。
当然，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民所享受的自由类别和程度是不同的。但即使是享受最低限度自由的人民所面临的环境和传统社会下的奴隶状态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民主之下灾情难再隐瞒
在中国，从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的目标也是解放人。经过百年革命，中国确立了现代国家制度的构架。
之所以说它是现代国家制度，是因为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国家权力第一次有能力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
中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就是人。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时代的“解放生产力”，到江泽民时代的“三个代表”，再到当代领导层的“以人为本”，人越来越占据国家建设的核心地位。
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意在解放人、为人服务的制度，还会不断发生人奴役人的现象？从政治上说，关键在于缺少民主。
民主的缺失是中央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弱化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中国，很多人担心民主会削弱国家权力，但事实上恰恰相反。
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迪亚·森（Amartya Sen）曾经说过，像中国大跃进期间发生的自然灾害即使在印度那样的贫穷民主国家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其灾害的程度也不会像中国那样导致那么多人死亡。
原因很简单，在民主体制下，没有一个地方性政权或者组织能够隐瞒灾难。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解释山西黑窑现象。
中央集权须有人民基础
山西“黑窑”和全国其他类似事件发生，是具有制度上的原因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国家制度。中国的体制名义上高度集权，但这个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则是被成千上万个高度地方化的政权和组织所瓜分的。
既然中央权力被那么多地方政权或者组织所瓜分，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很多方面中国经常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下。实际上，有些情形甚至比无政府状态更为严重。在无政府状态下，社会成员尚且可以自救，但地方专制政权或者组织往往阻碍人民的自救行为。
国家权力为什么会弱化？情况很复杂，但原因则是非常简单，那就是国家权力一味依赖于国家政权本身，而没有有效的机制把社会或者人民的力量转化成为国家力量。
一味地依赖于国家政权本身表明经常把国家与社会、政府和人民区分甚至对立开来。权力往往只能在政府内部流动，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都是政权内部的事情。
很多专家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政治体制根深蒂固的弊端就是其内部的脆弱性。往日“非典”，河南爱之病，今天的山西黑窑事件中，这些都反映了体制内部脆弱性。
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央集权。如何集权？关键在于民主。民主并非只是选举体制的确立那样简单。概括地说，民主就是要增加国家各项制度中的人民性，就是说让人民来参与国家制度，分享国家权力。
只有当人民的权力转化成为了国家权力，或者说国家权力有了人民这个基础，中央集权才有可能。这个辩证法不是很多人都能认识到的。
美国政府用信息管治社会
有效的中央集权需要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包括政策透明、政治责任和信息流通自由等等。
这里姑且举信息流通自由为例来说明为什么人民的参与是有效中央集权的保障。在这一点上，最早也是最有效的论说就是美国《联邦党人》。
《联邦党人》认为，要达致有效的管治，就不能让信息集中在各州政府。信息必须集中在联邦政府。但这并不是说，联邦政府可以垄断信息，在联邦层面进行黑箱操作。相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新闻自由，让信息分散在人民中间。
当人民掌握信息时，就没有人可以垄断信息了。而联邦政府正是依靠来自人民的各方面的信息来管治社会。换句话说，信息集中化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信息的分散化。
通过人民掌握信息来达致中央集权，这对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大国来说尤其重要。很显然，如果信息被成千上万地方政权或者组织所控制，那么中央权力必然被虚化。
无疑，中国也在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中学到了教训，开始进行新型的国家制度建设了。
这里可以举《突发事件应对法》为例。去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突发事件的应对问题提出一项立法草案，其中对新闻媒体的角色做出规定，要求媒体不得违反规定擅自发布相关消息和发布虚假消息，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罚款5万至10万元人民币。
但最近在全国人大对此草案进行二审时，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同时也删除了地方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的规定。
应当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不能把人民从地方化了的政权和组织解放出来，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就无从谈起。而如果人民不能享受公民权，那么中央集权就会空中楼阁，更不用说是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了。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