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旧秩序”的存在或许算是我们生活世界中最大的一套潜规则体系，每当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精英们欢聚一堂，谈的虽然多是公平竞争、南北互助、保护环境等听上去颇为悦耳的话题，可在实质上却不允许欠发达国家触犯他们一丝的既得利益。此时，一些欠发达国家的处境竟与罗马帝国时代被带进斗兽场的战俘相似，他们在由罗马人一手设计的搏杀环境中，与“罗马角斗士”（并非都是罗马公民，许多人其实是罗马人从各地招募来的）进行着不对称的决斗，一旦局面不利于罗马，罗马人随时可以修改规则，使“野蛮人”最终精疲力竭地倒在“先胜而后求战”的帝国脚下。

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惨烈，对于愿意主动合作的欠发达国家（其动机自然是十分复杂），如果他们有足够的利用价值，其生存条件往往能到不错的改善，如同被编入罗马帝国大军的“外籍兵团”，有稳定的给养供应，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番号，甚至还能分到些与罗马公民一样的荣耀。不过，一旦战争发生，这样的兵团分到的大多是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儿，而且也得不到最终信任，至于最后的胜利成果，更落不到他们手里。

这种古代社会中军事对抗的不对等性，在现代社会里又以经济竞争的形式为我们所重新感受到。与当年依靠民族精神、国家意志以及坚船利炮的“帝国主义”相比，如今的强势力量则化身为一套超越国界的规则体系，它多以“和平”形式（不流血的战争形式）操纵着非其中心区域（“地方”）的命运，这个被哈特和奈格里称作“帝国”的东西（[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帝国——全球化政治秩序》杨建国 范一亭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每2版，第4--5页），确乎和我们称之为西方发达国家集团所维持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相类。于是，那些在现代“帝国”势力范围之外的国家和地区，若想自力更生，赶超先进，就必须在没有引起“帝国”注意前，迅速发展，然而当“第三条道路”正在建设，暂时无法通行的情况下，许多国家不得不选择步“帝国”发展后尘的模式。虽说“帝国”早期经历了资本血腥积累的阶段，“丛林原则”也几乎把“社会公正”的信条挤得立锥无地，可这些国家却能通过建立殖民地和挑起帝国间战争把矛盾尽量外化。现在的后进国家哪还有这种条件？只能独自儿消化巨大的内部冲突，有时波动大得足以引致国家颠覆。

另一些愿意屈就“帝国”之侧的国家，抛开国内统治者软弱与反动而如此者不论，对那些想忍辱负重，通过与“帝国”合作，保存实力，并学习其先进经验，以图长远的国家来说，要走的路亦是十分曲折、艰难！尽管合作国可以利用“帝国”提供的先进之物（仅仅是比较先进而已），避免从零开始的局面，绕过资本积累初期“丛林原则”的困扰，可“帝国”“必先予之”的“善举”，早已悄无声息地将其经济网络深入渗透进欠发达国家的方方面面，这个庞大的“毛细血管网”把自身充盈的“血气“源源不断地输给“地方”，而终端控制血流的那个无形之心脏却始终隐身于“帝国体系”内部，而且任何有形帝国大厦的倒塌都对它产生不了实质性影响。

此时，当庞大的“帝国集团”与零散的“地方”相近时，总是一边倾注，一边吸取。在布罗代尔考查十七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起步阶段货币运动的规律时，就已经发现了这种现象，他指出：“欧洲在用它的金币和银币去轰开其他国家的大门，否则这些门户就会对它关闭或很不情愿开放。任何胜利的货币经济无不用自己的货币去取代他人的货币，这对它来说无疑是势在必然，而并非深思熟虑的行动。”（[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顾良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8页。）正因为有了先行的货币倾注，“帝国”才在“地方”吸取到了更多、更好的东西。布罗代尔接着指出：“欧洲放走白银，让它周游世界。但欧洲提高黄金的价格，这是把黄金留在家里，让它为在欧洲这个经济世界内部服务，以结清欧洲商人间和国家间的帐目。这也是从中国、苏丹和秘鲁进口黄金的可靠手段。”（《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202页。）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完善，“帝国”眼中的好东西也逐渐改变，由金币变成商品（先是奢侈品，后来是生活必须品），尔后对资源愈来愈重视（先是原初资源，之后又变为经过初级加工的资源），最后发现人乃是最大之资源，而优秀人才更成了首要吸纳的要素。与此同时，那些曾被它们看重，继而又看轻的东西，则“大方”地倾注回“地方”。

这些倾注活动自然不是什么善举，其目的在于使未来的吸取活动更顺畅，所以不能把自己眼中贬值之物简单塞给“地方”，而是先要将其“西方化”，再塞回去。当这些西方化了的东西被顺利“反还”后，西方强势集团就更顺利地从“地方”吸走新时代的“金币”。这种双向关联结构，从好莱坞与“地方”电影业的关系中可窥一斑。好莱坞积极地从世界各地吸收它认为好的东西：演员、导演、地方风格、异域情调……可这些东西一旦进入好莱坞体系，立刻被好莱坞化；与之相反，好莱坞再倾注回的那些为世界各地影视人才学习、效仿、追求、接受的东西，不但没有使“地方”光大其特色，反而使“地方”电影业在进军好莱坞的过程中，不知觉间失了本色，成为好莱坞的附庸，进而也使好莱坞今后更容易地向该地区输入大片，并吸走它认为有价值的演员，摄影师，导演……。

因而，当“倾注—吸收”系统植入发展中国家体内后，它可以通过调节倾注之物与吸收对象，深刻影响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布局，且由于“倾注—吸收”系统只为“帝国”利益而建，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它的影响往往是破坏性的。于小国而言，它可以使这些国家的整个产业结构高度扭曲地发展；于大国而言，它则尽量在大国内部克隆出功能类似的“倾注—吸收”系统，从而使其内部表现出“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一些西化的、发达的中心城市与广大落后的地方乡镇、农村相对立，而这些中心城市又成为“帝国”“倾注—吸收”系统的中介。此时，如果在这样的国家中，其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的框架结构内不能有效展开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协调工作，那么“帝国”与“地方”间“倾注—吸收”的运动模式就得在自己国内的不同经济区域内重演，从而使自己的现代城市、发达地区与自己的落后地区对立起来，从而使外在之“帝国”坐收渔利。

作为欠发达国家，中国自然也得在这种不利的大背景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尤其当我们摆脱自我封闭，高速推进经济建设之时，不必是经济学家，就是普通的百姓，也能深深感到发达国家集团带给我们的巨大压力。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倾注进来的东西大多是最终消耗品，而且越来越新，越来越贵，很难看到有什么最新技术，最优秀人才，最廉价资源倾注进来，相反，倒是我们的许多自然资源（还要在进行了污染最大的几道初级加工程序后）被吸走，好不容易搞出的技术、建立起来的品牌被吸走，而国家花大力气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也常常被吸走。由此可见，“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句口号说出来是轻松的，可实践去做成，却是极其艰难！

2007年山西发生的黑砖窑事件，可以看作是劳动力市场中这种由外部压力导致内部对立的显现。近两三年来，沿海发达地区中出现的“民工荒”，原因之一就是欠发达地区自2000年后也逐渐加快了发展速度，而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流动的“农民工”也有百万之众年近不惑，他们目前多处于漂泊状态，政策性阻碍、地方排外气氛以及大城市中高额生活成本使他们很难在打工之处扎根下去，这样如果他们家乡附近的城镇能提供就业机会，自然在家门口打工是较好的选择。然而，当发达地区渐渐感到劳动力没有以前多时，只要提高一些工资报酬，改善一下劳动保障条件，欠发达地区大量劳动力又会被吸走。所以当发达地区出现民工荒之后，可能欠发达地区民工会荒得更加厉害。

基层劳动力的情况如此，高级劳动力也无例外，几乎与农民工流动同时，中国的高级人才也开始了“孔雀东南飞，再往美国飞”的历程。为了阻止人才流失，欠发达地区的高校、科研单位以及整个政府系统设计出大量“路障”，如：相关单位干脆把要走者的档案扣住不放，或当地政府下行政命令，几几年几月几日后人才调动一律冻结……这是对高级劳动者、文化人客气些，落到弱势的农民工头上时，就是被砖窑主、包工头监禁起来，反正一样是不让走，尤其在欠发达地区急切想发展时，以致会采取些更激烈的手段。那些终于还是走出来的人，不论是基层还是高级劳动力，不让走破坏了心态，终于“逃走”后，到发达地区自然会产生出一种颇受优待的感觉，这更加剧了未走成的人出走的决心，于是也升级了“留人”的力度。

在这场劳动力流动的拉锯战中，发达地区虽然扮演了“红脸”的角色，但它们一定程度上参与造就了“黑砖窑”之类事件的发生，虽然这种说法一定会使这些地区感到委曲。不过，发达地区的责任毕竟有限，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中央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入一个并非充满善意的世界经济体系后，不得不避免的陷阱有二：首先，不要在自己国内重复出现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的那种不公正现象；其次，不要在自己国内复制出“帝国”对“地方”的那种“倾注—吸取”模式。从这两点上看，我们的许多欠发达地区和山西运城、晋城、临汾等地差不太多，其发展都是从最低点处起步，似乎发达地区三十年的发展、积累和已达到层级与他们干系不大，只有重复发达地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起步时的那些阶段，在原始、粗暴的“丛林原则”下，以经济外部效应最差的形式动作，这些地区好象才能发展起来。如此，全国经济一盘棋就被下散了，代之而起的是四面开花各顾各的“诸侯经济割据”，以至于彼此间会出现富国与穷国似的对立。

从历史的角度看，改革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定地区先行发展的政策，确是可以打破旧有计划经济的僵局。尔今诸多发达地区热衷于设计一个又一个新区域发展蓝图，不但要量上扩张，更要质上跃升，甚至个别地区希望在十年、二十年后，提前上进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至于这种发展对于全国的价值，总不免老套论证：“我们发展了，全国也就跟着发展了。”地方考虑自身本位利益，这很正常，况且国家考评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也定位在地方经济发展程度上，可是“我们发展了”，全国真的就能跟着发展吗？这要根据发达地区是怎么发展的而定，如果还是依着二、三十年前，改革刚起步的路子走，且随着发达地区经济实力的大幅提高，落后地区许多有价值因素难免会被吸走，那不但不能导致全国跟着发展，反而会对全国经济长远、协调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西方在其“倾注—吸取”系统中，对“倾注”一块很是重视，尤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西方通过“倾注”活动不仅要从落后国家和地区中攫取高额利润，而且为了长远发展，还要提高“地方”经济的水平，唯有如此才能使“地方”跟得上他们不断产业更新的趟儿，能买、会用他们的翻新产品。这就产生出一种假象，好象紧跟西方的国家日子越过越好，实际上这是以他们的独立、自由为代价的。即便如此，追随国的境遇到底还是有所改善，其经济发展也可以在西方控制下得到一定的高级化提升。可是我们的情况就与之不同了，我们走得是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之中路，我们不能以牺牲自主性为代价换得经济层级提升，所以我们的赶超活动不但得不着帮助，还要受到不少打压，尤其是处于世界经济链条中间的那些发达地区，在追求经济层级跃升的过程中，就很难把注意力放到落后地区去。因此，当发达地区高速前进时，对落后地区经济高级化的带动实际上很有限，而从落后地区得到各种资源支持的要求却越来越强烈。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发展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列火车车头十分先进，正在不断加速前进，而挂在它后面的车厢渐次变差，最后面几节甚至还是木板定成的，于是前面开得太快，后面就有可能脱节。

在市场经济时代用计划经济时代的宏观经济调节手段协调全国经济发展，结果总是“一统就死”，然而对全国经济发展的协调工作如果不得力，结果绝不是所谓的“一放就乱”，这是因为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仍在全球范围内高效运行，在开放的状态下，你不管，它就进来，表面上看是一片乱流，实则底下已溜进了一股强劲的暗流。单靠“看不见的手”已经转不动现代市场了，即便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在诸多宏微观经济活动中都离不开“看得见的手”的帮助，只不过这只越来越有力的“手”运动机理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规律之上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对我们来说是个警告，它是不同地区在发展地方经济时彼此矛盾的一次显现，这既标明我们现阶段立足市场经济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还不强，又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即：不公正的世界经济旧秩序正渗透到我们内部中来，在经济层面上分裂着我们统一的国家利益。

不论我们现在多么热衷于“长三角”、“珠三角”之类经济区的建设，离了全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仅是自身和世界贸易体系建立起局部密切关联，那么短期上看，会出现一已高速发展的“大好局面”，可是从长远看，落后地区的后起实力会受到先进地区局部高速发展的耗损，而先进地区也永远也达不到发达国家的层次。这一点，两百多年前美国的建国者们也同样看到了，杰伊在《独立日报》上就对纽约人民系统论证了国家分散的坏处和统一政府的好处，其中指出：如果各州独立为政，就会重现古希腊时期诸城邦彼此削弱的情况，从而使强大统一的外部势力得利，所以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完善才能使美国的“商业管理深谋远虑”，使美国的“资源和财政管理细致周到”。（[美]汉密尔顿 杰伊 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 在汉 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6月第1版，第18-19页）因而我们应当以山西“黑砖窑”事件为警钟，及时行动，否则，以后类似事件还会频频发生。

因此，国家政府要立足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进行全面、深入地展开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工作，从宏观制度层面上调整战略，重新在市场经济的格局下建立起全国一盘棋式的经济整体发展规划，并改革、完善干部政绩的考评标准，以经济手腕促进区域间经济合作。同时，各地区政府，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干部，也要克服一已本位思想，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仅要有地方责任感，还要树立起全国责任感，积极配合大局。只有这样，我们今天遇到的不幸事件，才不致重演，而国民经济这列大火车才会象“动车组”一样，节节有动力，节节先进，从而国家建设才能在实质上不断接近高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