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由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等人发起的“西南剧展”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戏剧节。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竟有几十个各地剧团克服种种困难来到广西桂林，演出数百场话剧、戏曲、歌剧，持续三个多月，不但在当时令人叹为观止，而且几乎成了世界戏剧节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现象。2022年桂林市与中央戏剧学院合作办起以戏剧为核心的“桂林艺术节”，那个本已淡出人们记忆的“节”又开始有了“后”。
中国古代并没有“戏剧节”的说法，虽然一直都有节令性的公众演出活动，大多只是作为庙会、集市等宗教、商业活动的一部分而存在。独立的戏剧节在欧洲则源远流长。2500年前的雅典有一群人类历史上最重视戏剧的人，但当时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不可能养一批专业戏剧人常年做戏，只能每年用一段时间来办戏剧节。这是农耕业为主的前现代社会的共性，那时戏剧只能“过年过节不过日子”。后来，在工商业发达的现代城市里，戏剧演出成为日常的活动，节令性的戏剧节就不再需要了。众多剧场长年运作相互竞争，让人自主选择剧目和时间去看戏，是大多数现代化都市的常态。短期内集中展演的戏剧节虽未绝迹，一般只存在于没有常态剧场演出的乡村。桂林的西南剧展倒是在一个著名城市举办的，从性质上说依然是前现代的产物——那里没有常年运营的剧院。
不过，不少长年有戏看的现代都市在进入后现代以后，也办起了戏剧节来锦上添花。原因之一是旅行成本大大降低了，剧团跨地域交流便利得多，各地观众希望在常见的剧目之外还能看到“外来和尚”的新戏。1988年我在纽约大学读博时，在“第一届纽约国际艺术节”的一个月里看了38出戏，创下我一生最得意的观剧纪录。但那个节上也听到很多不同意见，最集中的一个是：常住人口八百万的纽约本来就是演艺之都，每天都有一百多卖票的专业演出——包括外来的巡演剧目，百老汇观众一半以上都是外来的游客，各种类型的演出不计其数；可以说纽约每天都在“过年过节又过日子”，哪还用另外再去办什么“节”？那以后就真的再也没出现过“第二届纽约国际艺术节”。覆盖全市的节没了，可各种规模小一点的节还是有的，在众多社区常办的节之上，最著名的是林肯表演艺术中心一年一度的暑期艺术节。那里既有锦上添花的外国特邀名剧明星，更有雪中送炭为低收入社群免费演出的音乐舞蹈戏剧，有些就在中心的露天广场上搭台演出，也有些送到附近中学的剧场去演，都以服务当地社群为宗旨。
像这样“过年过节又过日子”的剧坛盛况，我国只在北京上海两地偶尔可以见到，大多数城市的剧坛却像乡村一样，“过年过节不过日子”。但幸运的是，当今世界重又需要戏剧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也出现了：学戏剧的人越来越多，远远超出了专业剧团的需要，如不想完全改行，就必须在现有的剧场演出之外另辟蹊径。曾因《第三次浪潮》而闻名的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早在1970年的《未来冲击》中就预言，继制造业之后服务业会更繁荣，但之后又将兴起一种代表社会发展更高水平的经济——“体验业”（Experiential Industry）：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和多变，这个趋势无情地改变了人想要占有物品的老习惯。消费者以前买物品时所用的那份认真和热情现在被用来购买体验。在今天，体验一般还是作为传统服务的附加物搭着出售的，就象航空公司提供的情调服务，这种体验就好象是蛋糕上的奶油。但是当我们进入未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体验将会为了它们自身的价值而单独出售。……我们正在从一种“肠胃经济”（Gut Economy）转向一种“心理经济”（Psyche Economy），因为肠胃需求的满足毕竟是有限度的。
托夫勒50多年前的大胆预测在我国也开始应验，近年来我国也加速发展起了体验经济。经济起飞后全国大学普遍扩招，扩的规模最惊人的就是艺术专业，学生数比改革开放之初多出上百倍——比全国平均的扩招倍数还大了十多倍。有人说艺术生招太多了，呼吁要收缩规模；殊不知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全世界都是这样。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大学艺术生的规模还将进一步追赶甚至超过那些传统的“能找工作”的专业。艺术扩招跟戏剧节有什么关系呢？以戏剧为核心的“体验业”不断扩展，从业者越来越多，“斜杠”艺术业者、业余艺术爱好者，以及还在大学的艺术生就更多了。他们很多都有强烈的需求，要在难得一遇的示范性戏剧节中得到新的体验，再择优学习推广开去。
从这个角度来看，重又兴盛起来后现代戏剧节与前现代的西南剧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似之处——都是为大众服务的文艺展演，而不是老百姓付不起也看不懂、圈内人自娱自乐的精英派对，更不是为商人搭台“卖狗肉”而挂的“羊头”秀。今年的第二届“桂林艺术节”也延续了79年前的西南剧展的传统。这次参加展演的虽有好几个国外来的剧目，但没一个是高价请来的明星团队，都是来跟我们的艺术生平等交流的戏剧院校的学生。此外，这个艺术节还有一个尚未受到媒体太多关注的组成部分，那就是由中戏戏剧教育系主导的在桂林许多小学开展的普及性戏剧课。
戏剧教育的普及对于后现代的戏剧节特别重要，随着体验业的加速发展，今后的戏剧节中还应不断增大教育的比重——正像西南剧展发起者之一熊佛西90多年前任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主任时在河北定县做的那样。1932年熊佛西接受晏阳初“平民教育促进会”的邀请，去定县农村开展普及性戏剧教育，带去的主要是他反映农民生活的一系列话剧。农民在看了平教会职员组成的“表证剧团”的演出后，兴奋得自发组织起好些村剧团，要城里来的老师教他们上台演自己。一时间农民戏剧蔚为大观，轰动全国，甚至吸引了耶鲁大学著名的戏剧教授迪恩慕名前来，在寒冬腊月里跟农民一起露天观剧。
定县农民戏剧实验1937年因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终止了。在实验的五年里，农民基本上只能在农闲的时候学习演戏——典型的前现代生活方式，即便有最好的戏剧模式也不可能常年开展。现在我们的条件好太多了，全国需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生产食物的农业人口大大减少，连工厂里生产其它生活必需品的工人也不用那么多了。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实现当年定县农民不可能奢望的梦想，大大减少用于物质生产的时间，用更多时间来演戏，甚至当成一种可以常年去做的职业。全国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以农民演员为从业者主体的文艺演出，这当然是好事，说明后现代的体验业就是在农村也大有可为；不过目前绝大多数这样的景观演出中，成批的农民演员只是走走过场的龙套，甚至是列队为主角做背景的“人偶”——而不是当年定县的农民演员用心去塑造的“王四”“锄头健儿”“车夫”等熊佛西、欧阳予倩剧中那样的个性人物。两相比较，“王四”们显然是远更理想的戏剧形象。
熊佛西后来成了上海戏剧学院的首任院长，欧阳予倩则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两位老院长都是人民的戏剧家，都为老百姓的草根戏剧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当年的经验并没有过时，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发展后，反而能给后现代的戏剧节更多的启示。现在提倡文旅融合，其实从城市做起最有效也最经济；城市吸引游客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办大众化的戏剧节，在展演各类戏剧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戏剧+X”开发各色各样的体验业。例如，旅游业需要大量导游、小贩和各类服务人员，他们都希望能吸引回头客，如果也来学点表演，把传统的第三产业变成融入戏剧元素的特色体验业，就能把一年几天热闹拥挤的“过节”延长为细水长流的“过日子”了。
相信作为西南剧展后续的桂林艺术节会长期延续下去，希望当地人与外来的艺术家一起发展出更多更久的戏剧活动，并衍生出各类体验业来。特别希望在今后的艺术节中，还能看到在前几届的戏剧课上学习过的当地的素人演员也来登台一展才艺。
（《文艺报》2023年1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