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为促成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中共出于民族大义，承认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国家政权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保留自己的独立性，并发挥对抗日战争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领导作用。由于中共认定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和争取抗战胜利，资本主义道路不可能使中国政治上独立、经济上超越，自己要想担负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就要在持久抗战的相持阶段，同时实现对日本和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的双重强弱转换，从政治领导发展到实力领导地位，从而能够决定抗战的胜利和中国的命运。虽然抗战的相持阶段尚未完成就转入战略反攻，中共又受到种种打压和限制，但国共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平衡甚至反转已经出现，这为战后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增加了致胜的砝码。
关键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领导权 国民党 共产党 政治领导 实力领导地位
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历来存在不同看法和意见，这是抗日战争研究和认识中的一大疑难，研究者无法回避，难以心安。而抗日战争虽然已经过去近80年，一旦试图论定，还是觉得牵扯广泛，错综复杂，不易简单地遽下断论。
研究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基本的材料早已系统编定并且公开出版，文本与事实俱在，之所以依然见仁见智，聚讼不已，主要是当事人及后来者的立场、观念、视角、方法差异极大，先入为主的心证畸变为心结。即使立场、观念大体相同相近，表述也千差万别，不尽一致，或是虽然遵从特定的说法，却又心有未安，则主要是受下列四种因素的影响：其一，问题本身极具复杂性，却总想一言以蔽之。结果，按下葫芦起了瓢，捉襟见肘，难以贯通。其二，环境条件随时空转移而发生变化，论者未能分辨变与不变的要素及其关联，言说与事实无法凿枘。其三，方法不当，缺乏全面系统的语境式阅读和考察，挑着说和举例证的方式形同盲人摸象，虽然看上去有些像，却总不能是。其四，未能回到历史现场的情境之中，对历史人事缺乏同情式了解，用后来的观念解读前人前事，结果不免隔膜误解，似是而非。四种情形往往交相作用，导致意见分歧愈演愈烈。
抗战领导权问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变息息相关，阐明二者的关联，既为题中应有之义，也提供了澄清问题的视角取径，顺时序梳理相关文本史事的渊源流变，有望拨云见日，一探究竟。
一、 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与争取抗战领导权
简单地提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究竟谁属，在国共两党之间大概率无法达成共识。只是双方各自的指向并不一致，论据自然也不相同。造成这一分歧的源头根本，还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权问题的相关史事文本极为复杂。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联蒋抗日”方针的指导下，中共与国民党展开谈判，积极争取国共合作。为实现中华民族最大限度的团结统一，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举国外抗强敌的局面，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共主动对国民党做出四项重大让步，即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将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主制度，其行政人员由地方推荐，中央任命；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委会及委员长蒋介石之统一指挥。同时要求国民党方面保证：实行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全国停止“剿共”；实现民权，共产党适当时期公开；改组国民大会，制定民主宪法；修改国防会议条例，使国防会议成为准备与指导对日抗战的权力机关，共产党亦能参加。为防止国民党方面的曲解和社会各界的误解，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时，口头说明中共拥蒋，系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之诬蔑。双方达成一定默契后，按照中共中央的判定，从1937年4月起，中国革命的新时期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进入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的新阶段。
尽管如此，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拥护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执行中央统一法令，服从中央军委会及委员长蒋介石的统一指挥，是否意味着中共放弃了对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或者退一步说，中共虽然没有放弃对领导权的争取，却承认了国民党在全局和整体上的领导地位？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基本认定有别，势必导致抗日战争领导权归属的质疑与争议。
四项保证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条，在1937年3月8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意思更为清楚些。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回电，表述则是“承认革命的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其中所加的限定以及关键措辞的变化，可见中共中央对待这一重大举措极其慎重。因为兹事体大，必须慎之又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对日抗战的政治基础，统一战线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而蒋介石国民党方面，虽然实际事项落实了不少合作的内容，但对于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名义，始终没有十分明确地正式兑现中共方面的要求。由此一来，国民党获得了国共合作的好处，但名义上并没有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也没有正式给予中共合法地位，只是实际上默认了统一战线的存在。这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有着很大的不同。
一年半后，1938年10月毛泽东谈到相关问题，表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能有三种组织形式：一是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好的一种组织形式，有利于抗日建国。我们赞成这种办法，可实行同1924年合作不相同的办法，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公开，名单提交国民党领导机关；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中共的青年党员得到国民党同意加入三青团的话，办法同样。这样可以大家相安，有利无害。二是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作联盟的最高领袖，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我们很早提议，可惜尚未实行。三是现在这样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问题。这种形式太不密切，许多问题不能恰当及时解决，于长期合作不利。因一二种办法不行，只得仍之。总之，我们极力赞成有一种统一的形式。
中共表态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对于梦寐以求一统江山，享有国家元首无上权威的蒋介石无疑是天大好事，国民党一方面认可中共的让步，使统一战线事实上得以成立，另一方面却避而不谈中共让步的必备条件，迟迟未能兑现至关重要的各项允诺，这样一来，又使得蒋介石和其他一些国民党人有了任意解释的空间。又过了一年，1939年9月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在采访毛泽东时问道：“国共两党关于抗战政治基础的解释，似乎存在着一些差别。共产党一再着重指出，统一战线是抗战的政治基础（参看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但是，这种说法在国民党的文献上和言论中却没有什么地位。国民党以为抗战的政治基础，就是共产党和其他政治集团对于国民党独裁的屈服。”斯诺在重庆曾访问张群，询问其对此的意见。后者说：现在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党——国民党，一个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边区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终究必被取消。蒋鼎文则在西安对斯诺说：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共产党在与蒋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因此，现在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虽然从前的共产党员作为国民党军队一部时也可以负责官职或军职。去年陈立夫也说了实际上同样的一套。而蒋介石告诉一位德国记者：“现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剩下来了。”这显然是否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因此，也否认了统一战线的观念。斯诺问毛泽东对于这些言论有什么意见？统一战线的法律基础究竟在哪里？共产党的法律地位究竟有没有？当一个党否认另外一个党的存在时，能不能有一个两党之间的名义上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的答复是：中国早已有实际上的统一战线，在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也已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战线。这就是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统一战线已经名实皆备。只有一小部分人，也许实际上承认了统一战线，而在名义上却不愿承认，所以口头上与文字上没有什么统一战线。这些人的这样一种态度，其实就是阿Q主义。好像希特勒曾经不承认有苏联，后来却不得不在实际上和名义上承认。中国的阿Q主义者中间，可能有些人现在还不承认有所谓统一战线甚至于有所谓共产党存在，不排除将来也能在名义上、实际上都承认共产党与统一战线的存在。
至于对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所谓屈服，毛泽东明确说，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未片刻放弃过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任何个人、集团或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比上天还难。而蒋介石说共产党不存在，并不确实。作为抗战领袖，不应该这样说。况且与他从前的话相矛盾。因为他在1937年9月23日发表过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存在。蒋如果真的这样说，那实在是他的过错，是一个全体共产党员皆不能忍受的过错，一定要请他更正。只是国民政府没有落实蒋的谈话精神，除国民党外，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其他党派，都没有取得合法地位。陕甘宁边区更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以来，蒋几次当着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的面亲口承认，1937年冬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正式通过，却至今仍未发表。这恰好表明国家行政应该改革。
没有统一战线，就没有国共合作，更谈不上由谁来领导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争端。1938年5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并作口头说明和补充，进一步讲述了相关情况。他说：国民党上层对共产党存在削弱企图和自大心理，国民党三中全会接受我党合作建议，表示共产党是向它“投诚”。我党要求共同发布宣言，被拒绝，我党单独发布的宣言中，“国共合作”字样被删去，改为“国共两党，推诚相见”，并在报章上禁用“国共合作”名词，不愿公开表示两党是平等合作。蒋企图将中国各党派统一于他的控制之下，合组新的党或加入国民党成为一派，用统一取代联合，主张一个政党即国民党的唯一性，拥护国民党的领导权。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明苏联与德意的政党情况。蒋即不再谈党派问题。在敌后恢复政权的地区，中共居领导地位，我们建立的群众武装组织，更是保持在我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其一，国民政府是得到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其二，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是中国的第一大党，具有人数占优的党员和对国家政权及军队的实际掌控权，没有国民党的加入，全民抗战难以实现，抗战力量大为削弱。所以陈绍禹（王明）说“国民党现在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个大政党”。中共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其实就是承认政府和军队中国民党居于领导地位的现实，不再继续反蒋反国民党，也不与之争夺在政府和军队的领导地位；其三，国民党虽然对内政治上反动，但是对外还有抗日的可能性，历史上也曾经是革命政党，有改造进步的条件。如1937年3月刘少奇致函张闻天所说，目前统一战线与1927年前比较，国民党已有全国的政权和强有力的军队，它将站到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至少在开始的阶段内。合作的同盟者是觉悟的，不放松加强与巩固自己的力量和领导地位，限制、削弱以至消灭我们和一切异己的力量和地位。
公开表明拥护国民党的领导，主要是为争取实现国共合作，准备全国抗战，这无疑是中共对国民党做出的巨大让步，重点是处理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目的是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这样的表态及其用意，中共对蒋介石国民党并未隐瞒，即便是谋略，也属于阳谋。况且中共并非仅仅作为策略。1936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认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长时期的，是带有战略改变的性质。因此，要推动国民党改进，办法包括扩大国民党，成立三青团，吸收各党派。而各党派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就是抗日。要结成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必须解决国共两党的问题。中共绝不会完全归顺国民党，只能以国共合作的形式作为两党和平相处的方式。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他很清楚中共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组织的独立性和对领导权的争取，之所以对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等名义极端排斥，正是害怕中共趁机争取领导权，威胁其权威地位。
国民党的反应，不仅根本否定统一战线，甚至否定中共的存在，如此一来，自然谈不上所谓领导权的归属。而类似的反应，在共产党内也以不同形式有所表现。1937年3月26日，刘少奇致函张闻天称，提出国共合作后，所有有思想的同志和左派人士表示有种说不出的烦闷。国民党统一将近完成，国民经济有上涨趋势，国民党的统治有走向稳定的可能。国民党准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某种程度的民主改革，将巩固其统治，今后工作如何进行；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前途如何影响；第三条道路可能性怎样；非资本主义前途可能性怎样；中国革命转变怎样。托派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1927年后中国的内战，是资产阶级统一中国的战争，在历史上是消灭封建割据的进步战争，“红军反对国民党的战争，是维护封建割据的反动战争”。资产阶级在战争统一过程中实行独裁，是必要的，统一后才能实现民主，也必定会实行民主。资产阶级和南京政府要保护自己的生存、政权和财产，必然要抗日。九一八事变后，将以空前的速度建立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中国。此后，中国将和平转到社会主义。目前中国正走着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这一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也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参加，任务是援助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将来再进行社会革命，和平转变。党内党外的这些错误观念的影响如果不能消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难真正落实。为此，他建议中共中央对国共合作的有关问题做出解答，澄清是非，消除党内同志的疑虑和困惑。
后来的一些研究者，未能全面深入考察当年国共两党的政治纷争以及彼此抵牾的说法的来龙去脉，断章取义地抽取双方的相关言论作为论据，做非此即彼、截然相对的解读，相当程度上重复了历史上的观念对抗。如将中共的四项保证说成是给国民党的投名状，所谓国共合作实为向国民党投诚。其实中共在向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时，不仅有相应要求，而且由周恩来当面向蒋介石明确表示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的污蔑。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还发出《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的告全党同志书，正式通告全体党员：
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今年二月十日本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即是为着执行这些任务而表现的明确的方针。这一宣言证明：中国共产党确是把争取中华民族的澈底解放，当做了他在目前的唯一任务。中华民族的澈底解放，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也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责任，共产党从他诞生之日起，就是把澈底解放中华民族当做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中的最主要的任务，并且从没有放弃在这一民族解放运动中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存在着严重的软弱性与不澈底性，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得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才有澈底胜利的可能。从这个观点出发，本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四项保证，决不能解释为所谓“共产党的投降”。……这种让步与妥协，决不是等与〔于〕取消或降低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也不是等于对于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创造的有组织的与有高度觉悟的革命力量放弃领导。保持本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对于本党所创造的革命力量保持领导，是本党对国民党让步与妥协的最后限度，超过这种限度，则是不能容许的。最后这些让步与妥协，不但不是束缚与削弱本党的发展，正是为了要使本党取得全国范围公开活动的机会，千百倍的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以增强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没有这个条件，民族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承认并且拥护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非但不意味着投诚归降以及放弃中共的独立性，而且并不表示中共放弃了对民族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相反，最大限度地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为了更大范围地争取革命和抗战的领导权。为此，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同志深入农村、城市、工厂、兵营，唤醒千千万万同胞到抗日战争中来，并成为他们的领导者，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参加，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抗战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宣称：中共能否正确领导目前的革命运动，将决定此次大革命能否胜利的命运。只有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方能保持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全党同志要“在党中央领导之下，以艰苦的工作与模范的行动，去取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依靠于我们——中国共产党！”
中共的观念很明确，所谓领导权，并不是与国民党争夺当下在国家政权和军队中的领导权力及地位，而是面向中国各阶级，努力争取革命、抗战和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正如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所说：“中国党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依靠于中国党政策之是否正确，来决定中国是否能够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正因为它在中华民族存亡命运中，有重大的决定作用，国内外的敌人，必然要设法来破坏中国党；故中国党更加要健全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是党在建设问题上最基本的任务。……为着总结过去十年的工作，和保证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国党决定最近召集党的第七次大会。”
一方面拥护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一方面又要保持并且进一步争取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不仅令当时的国民党、中间势力乃至中共党内的许多人相当困惑，也让不少专业研究者多少有些无所适从，不知如何解释其间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而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已是经历大革命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血与火洗礼的精英，不仅有丰富的理论、阅历和经验，更有过人的头脑和高超的智慧。大浪淘沙的过来人，绝非等闲之辈，他们早就将这一切的基本逻辑梳理清楚，并且能够熟练运用。尽管在此过程中，由于情况过于复杂，仍然需要不断调整和改进，但前进的方向和基本的路线已经确定，再大的风雨也不会动摇了。后来者站不到他们的高度之上，又没有他们那样百炼成钢的信念和历经劫难的睿智，若再不能全面系统地阅读梳理材料史事，回到历史现场，深入具体语境，自然无法与之处于同一境遇，得到同情式理解。
二、 民族统一战线的内涵
与实现领导权的基础条件
193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的《告全党同志书》表明，中共从未放弃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存在着严重的软弱性与不彻底性，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得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才有彻底胜利的可能”。稍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专门论述了“我们的领导责任”。他说：
在某种历史环境下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在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对于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久的时期中表示不敢接受，就是证据。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多次引述上述论断，并系统论述无产阶级政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如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断言：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抗日战争以来，因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所以团结了全民族，发动了和坚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整个中国革命包含两重任务，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时，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这种革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专政走不通（政治不能独立，经济不能超越），也不能直接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路。如果说五四前资产阶级还能够领导中国革命，五四后至多在革命时期一定程度上充当盟员，盟长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抗日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具有动摇性妥协性的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非但不可能领导抗战到最后胜利，大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还可能妥协投降背叛。
基于上述认定，中共始终认为自己必须担负民族革命和全面抗战的领导重任，并没有将领导权拱手让与国民党。1937年11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明确提出：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事变后则转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
还在四月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时，又在五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时，特别是在八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洛川会议）时，我们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
之所以要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是因为：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广泛宣传“共产党投降”，企图统制共产党，限制和削弱红军及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党7月庐山训练班提出“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引诱共产党干部，以章乃器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政治上的投降举动，等情况；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大量存在，部分党员对过去的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根据地中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由于情况严重，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投降主义有阶级对阶级、民族对民族两种。统一战线内部分为左中右三个集团，要扩大和巩固左翼，争取中间的进步和转变，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大本营右翼的分裂投降。而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
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就是要坚持抗日，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就是要坚持独立性和争取领导权，进而确保抗战能够坚持到底。
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也批评和反省了大革命时期放弃领导权或自认为是领导权的天然担负者因而不必相争的错误观念，明确领导权并非当然具有，而是必须全力以赴才能争取到手。1937年6月6日，张闻天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认为我党在中国革命新时期内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战胜日寇，实现民主共和国，并在统一战线内与民主共和国内取得共产党的领导权。
只有我们在群众中艰〔坚〕持的工作，在群众中建立起我们的信仰，群众甘心情愿接受我们的指导，甚至为我们的主张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时，我们才能说我们在这里已经取得了领导权。
我们说，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这只是说只有共产党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并不是说共产党是天生的领导者，因此群众必须服从他的领导。要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还需要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与艰苦的群众工作。群众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只是因为共产党真能代表他们的利益，真是他们自己的领袖，而不是因为他能够高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与他的那副“领导者”的架子。从领导者的架子到领导者，这中间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所以我想我们以后尽可少讲些（对外可完全不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这类自夸自大的话，我们要尽量的谦逊些，更多的去努力于正确的政治领导与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人家能不能承认我们是他们的领导者，就看我们在这方面努力的程度。
他总结中共十二月会议的重点，指出必须扩大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统一战线才能更加有力。“然而今天不是在于这样说说，而是如何实际去做。领导权不在争，而在做”。
承认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与在民族革命和统一战线中争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非但不是相互矛盾，而且正因为国民党具有正统性和领导地位，中共才需要在抗日战争和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领导权。中共在确立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过程中，已经不断阐明争取领导权的必要性及其实施方法。早在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时就指出，党的领导权是党的主张、策略和决议在广大群众中得到了信仰、拥护与执行，要长期工作才能实现。所以党对群众的组织——统一战线的组织的领导权是：
第一，采用群众的工作路线，给群众高度的民主权，大胆吸收各党派有群众的领袖、领导到机关中来，帮助和发展他们活动的天才和能力。
第二，善于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形，提出各地不同的斗争任务和纲领与工作任务。
第三，把总的纲领与各地各阶级群众的生活联系起来。灵活地利用小的事变来启发群众斗争的情绪和勇气。
第四，尽量保存和巩固各群众的力量，切勿做不成熟的斗争，勿乱费精力，善于估计斗争的前途，不做无意义的牺牲；失败时要善于组织退却，以免受到大的打击。
第五，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密切联系起来，一方面利用各种公开活动的可能，另方面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独立工作的能力，以避免敌人追究与破获。
第六，根据事实向群众解释并指出党的主张及策略的正确、实际工作的成绩，善意地批评同组织内各党派的错误见解，指出其危险性以教育群众。
第七，大胆培养与提拔大批群众积极分子，造成良好的干部。
为此，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悲观主义。
也就是说，虽然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到胜利，但领导权并非已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而是必须努力争取。至于如何争取，除了上述七方面的实际工作外，1937年5月3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即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四点：
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例如我们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基本口号，又提出了“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
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将毛泽东所说归纳为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四项原则。具体说，就要分析国共合作的具体条件并善于运用，扬长避短。他着重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孤立资产阶级，反之亦然。除毛主席提出的四项原则外，应提出下列具体问题：1.资产阶级有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工作必须十分艺术，不要故意刺激资产阶级的警觉性，要切实工作，不要企图用吹牛皮来吓退敌人。2.统一战线免不了“纵横捭阖”，要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纯洁。3.要大批训练军政干部；要研究整理大革命的经验，教育同志。4.在党内和群众中加强国际形势教育，因为国际形势对于中国问题决定的因素比1927年增加了，要使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更密切地联系起来。5.与国民党政策的、原则的、理论的斗争提到主要地位，必须加强对国民党及各派的批评，加强对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和中共高层领导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论述革命与战争领导权时，主要是指政治领导，而政治领导要争取的对象是统一战线内外的各阶级各党派以及全国民众，因为不与国民党争夺政府和军队的领导权，发展这样的政治领导，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必须，有利于实现全面抗战。只要国民党坚持抗战，非但不会危及其领导地位，还会有助于巩固其领导地位。当然，如果国民党不能坚持抗战，或是不能积极抗战，中共的政治领导在它看来就是一种威胁。
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中共还在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过共同领导、共同负责的主张。张闻天关于十二月会议讨论的总结称：“我们今天同国民党的合作是‘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国民党的失败不能由共产党负责。两天后，毛泽东等关于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的指示也说：“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为达到扩大统一战线的目的，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与各统一战线的地方工作当局协商。”1938年5月，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了中共的这一主张：“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各党派在共同纲领之下，共同奋斗，不是谁去削弱谁的力量，而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
到1938年10月，张闻天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报告《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时，共同领导的说法已经有所变化。他认为，统一战线的中心力量是国共两党，两党成见和鸿沟很深，共产党怕国民党反水，国民党怕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相互防范警戒。两党不平等，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及拥蒋的合作。所谓合法权是在国民党手里。由此产生合作形式不平等，形式上我们拥护它，服从它，国民党因此高慢主义、阿Q主义。政治上共产党比国民党先进，国民党要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要注意：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不要太急于形式上求得平等，如共同宣言、共同领导等。要壮大力量，成为平等。注重实际，不求虚名。言下之意，对于共同领导不要急于求成，不顾实效。
共同领导说的最大障碍还在国民党当局。抗战胜利前的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结论时，特意谈到“‘共同领导’这个提法怎么样？”其意见是：
我说不在于如何说，而在于如何做。比如现在的旧金山会议，哪个会出来说我领导你们，谁也不会讲这句话，还不是说五大国共同领导。克里米亚会议也是三大国共同领导。所以不在话怎样说，而是要看怎样做，领导者怎样领导。从前同孙中山合作时，我们说在孙中山领导之下，其实是共同领导。抗战初期，我们说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战到底，这个话错了没有呢？我说没有错。因为要打日本，就要有个头子，中国当时的头子就是蒋介石，他有那么多军队，外国也承认他。但是他后来要反共，这句话我们就少讲了，以至于不讲了，改为要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把他那个政府改组一下。如果说共同领导，那就是你领导你那一堆子，领导中央军；我们就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广大人民，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但是，过去所谓的“共同领导”，实际上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问题就在这里。
中国革命与抗日战争领导权之所以不易驾驭，根源在于统一战线的复杂性。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论统一战线》的专题发言概括到，大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时期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不同形式和性质，但都属于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要建立巩固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要认清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三个问题。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随时有所变化。还有两面性，既要联合又要斗争。队伍有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争取大多数，反对和我们争领导权的少数人。要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也就是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最顽固力量的方针。武汉时期的失误在于依靠蒋军，重庆时期则是没有深入农村。无产阶级是司令官，掌握领导权，但不是天然的，要用力量来争。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有大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最主要的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统一战线中互争领导权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大资产阶级成为斗争的主要对象。双方争取的对象有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方法，国民党是压迫，我们是合作，对自由资产阶级是主要问题上领导，不可能完全领导，在一定条件下如解放区，也可以实质和形式上都领导。
统一战线中最难把握的，就是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关系，其政治代表即国民党统治集团，又是与中共争夺领导权的最主要对手，而且居于正统地位。加之中共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经历了从帝国主义争霸到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主义的对抗这一性质认定的转变，在中共中央各分局以下始终存在困惑。1944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致电晋察冀分局，解释关于对中国大资产阶级及英美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并指示原则办法。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看来，还在抗日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在抗日一点上有革命性，应该联合，这是主要的；同时抗日不积极，反民主，革命性不大。对其反革命的一面，应该坚决斗争，但服从联合抗日。抗日的地主军阀同样。反法西斯的英美资产阶级，反法西斯一点上有革命性，以苏、美、英联盟为基础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乃是今日世界的基本革命战线，这是1941年后世界的决定性变化。其内部亲德日派别是反动的，联苏又反苏，反法西斯又反民主的派别革命性较小，美国的罗斯福、华莱士一派，较着重于联苏民主，革命性较大。不能套用简单公式，以人民群众为基础，根据各阶级对革命的具体态度，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分子各个击破的总方针则决不会错。要多研究实际而少争论名词。
这样的原则性解释和指引，并不能完全消除疑惑，所以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作七大结论时，还要专门谈“我们党能不能领导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问题。他认为：
这个问题我想要看情况来决定，或者能领导，或者不能领导，有时候能领导，有时候不能领导。比如对德国的大资产阶级和希特勒就不能领导，又如对汪精卫就不能领导，他们要打倒我们，你还能去领导他们？对蒋介石来说也要按情况来决定，他在抗战初期有过进步，如果说是因为我们将了他的军，那也是对的。这是叫领导还是叫影响呢？我说这是叫影响，我们对于他有了影响。但是后来他就闹别扭，开了一个五中全会，要消灭我们，这就不能说是我们去领导他。所以，要看情况来决定。……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我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可以成为我们的同盟军，有些时候就在我们的领导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主要的不是对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而是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我们要把农民、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放在我们的领导之下。
概言之，在统一战线中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主要是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本身具有两面性，要以斗争求团结。斗争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是批评和打击其反动性，促使其坚持抗战的革命性，以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二是与之争夺对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力及领导权，实现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带领民众将抗日战争引向最后胜利，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三、 拥蒋及其变化
承认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意味着抗日战争开始时及其后的一定阶段，中共并未实际掌握抗战在军政方面的领导权。但是中共提出的统一战线主张、十大救国纲领等一系列路线政策，又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全国民众乃至国民党，发挥着政治领导的作用。即使在服从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前提下，为了确保抗战到底，赢得最后胜利，中共仍然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坚持对军队和根据地的绝对领导，并且决心通过统一战线和努力壮大党、军队和根据地，实现对全国民众的组织领导权。
在中共领导层的观念中，拥蒋与抗日、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密不可分，纵观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共拥护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的决策，至少要综合四方面的相辅相成：其一，拥蒋是真心诚意的；其二，拥蒋是有条件的；其三，拥蒋是有分别的；其四，拥蒋是有变化的。
中共表态拥蒋，是出于民族大义，为了实现国共合作，建成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全国力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战斗。只要能够达成这一目标，中共愿意做出最大牺牲。而在当时，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唯有国共放弃争端，合作抗敌一条可行之道。可是，十年苦战，血海深仇，即使强敌入侵，岂能轻言放下？针对国共两党存在的诸多怀疑和磨擦，张闻天特意于1937年12月21日撰写《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的文章，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同志必须向国民党同志诚恳地说明下列几个问题，第一就是关于两党关系的问题。有人说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是假的，共产党的目的是要在合作的中间削弱国民党的影响与力量，是在利用合作的名义同国民党争取领导权。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谣言，两党人决不能相信。今天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应该诚心诚意建立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合作过程中要互相帮助，互相发展，不能互相削弱，才能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寇。
至于说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同国民党争取所谓领导权，这种说法，显然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完全不相符合的。共产党人始终认为，像抗日救国这样的大事决不是一党一派所能担负起来的。所以共产党人始终主张各党各派的合作，以达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目的。这并不是同国民党争取领导权，而是愿意在民族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帮助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担负起一部分责任。关于目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领导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因为国民党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政党，而且向来是一个统治的党。如果国民党能够像现在这样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坚持抗战方针，则国民党的影响不但不会缩小，而且会大大的增长起来，其领导的地位自然不但不会动摇，而且会更加巩固起来。共产党人始终认为，在各党各派合作的过程中各党各派所占领的地位决不是由一党一派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而是要由全国人民的公意来决定。既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自然国共两党均将为全国人民所拥护。所以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今天的问题不是“争取领导权”的问题，而是争取替国家民族多做一分事业的问题。如果一个党派，兢兢业业于自己的领导权，而不去在替国家民族多做一分事业上着想，那这样的党派就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是显而易见的。
张闻天指出，国共两党间有不同意见，有独立的组织和批评的自由，要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基本原则下，互谅互让，协商解决分歧，防止磨擦分裂。共产党人不但愿意在抗日问题上，在实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问题上同国民党合作，而且愿意在实现民权、民生问题上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新中国，所以是长期的。共产党拥护担任抗战国防任务的国民政府，承认其是全中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批评与建议是为了提高其威信与地位，使之更加充实健全，成为统一战线的坚强的中央政府，而不是另立新政府。要吸收各党各派坚决抗战的分子，加强政府领导抗战的力量，决不愿意同任何人争夺政府中的领导位置。这是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千钧一发的关头愿意向国民党同志诚恳说明的，以利于大大改善国共关系，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不争夺政府中的领导位置，不放弃对各阶级的政治领导，二者不仅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
1938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等，表示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共的中心策略是积极帮助国民党实行既定纲领，“我们党对国民党一切口头上要做的好东西，如扩大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使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与国民党中一切进步分子，看到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以争取他们对我们的同情与拥护，并且这样也可认真的推动国民党进步，这种进步在坚持抗战中是必要的与可能的。这时共产党应该做出一些模范，起点领导作用”。
抛开各种前提条件，单单抽出中共的拥蒋表态，似乎与中共的整体态度不相一致，这种机械的看法，导致一些人认为中共不过是利用蒋介石而已。然而，仔细阅读全文，掌握所有文本的相关语境，可见中共拥蒋的确是真诚的，但不是无条件的，其前提是蒋必须坚持抗日，决不投降，必须加强民权，绝不独裁。只有满足最基本的条件，中共才能兑现拥蒋承诺。所以，拥蒋决不是无原则退让，而是有条件让步。让步的目的就是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抵抗外敌。
中共对蒋的认识，有两个相关的基本点：一是蒋能够抗战，同时也可能妥协投降；二是蒋很难实行民主，同时坚决反共。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为实现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的大局，对国民党做出重大让步，就明确表示是有条件的，并相应地提出要求国民党方面给予六项保证。抗战进程中，中共本着督促国民党进步的愿望，在各个阶段又分别提出过新的条件，如实行宪政，建立联合政府等等，都旨在迫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变化，并争取各党派和各阶级的支持。
对于坚持抗日，实行民主，前者蒋只能做到不投降，至于抵抗，开始较积极，后来则趋于消极，转而主要反共。但只要蒋坚持抗日，中共就不能反蒋，还要继续承认他的全国领袖地位。可是不实行民主，国统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民生日益恶化，军队的战斗力也不升反降，蒋就不可能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至于反共，中共视为与抗日相关联，国民党积极抗日之时，两党关系较好，一旦积极反共，则妥协投降的可能性明显增大。因此，在蒋介石抗日时，要予以支持，在其转而反共时，要坚决反击，但反击的目的不是让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破裂，而是以斗争求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1937年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防范异党活动”，开始政治上限共。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还是以联共抗日为主要方向，同时已包含反共降日的因素，决定防共与反共的方针（但不是战争），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国民精神总动员坚持抗战的一面值得肯定，防共、限共则应当批评。此后则从政治限共为主走向军事限共为主。
在中共看来，国民党投降就势必反共，所以反共活动往往是准备投降的前兆。原因在于共产党是其妥协投降的最大障碍，不反共则不能投降。一切都是借口，进行投降准备工作则是实际。而反共正是准备投降的一个必然步骤。
蒋介石的逻辑显然不同，在他看来，中共同样是“心腹之患”，抗日与反共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反共才能统一军令政令，防止国家民族分裂，更有利于他领导全国抗战。所以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就指责挺进敌后收复失地的八路军游而不击，后来又污蔑新四军是违令叛乱。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先后三次发动反共高潮。反共不仅使得国民党的抗战消极，也严重妨碍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全力以赴地对日作战，不得不分心防范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从而大大妨碍了抗日力量的壮大，等于帮了日本侵略者的忙。抗战中期，国共摩擦加剧，八路军、新四军痛恨国民党不打日军，专打自己，成为日寇的帮凶，也将打顽军视同对日作战。
不过，蒋介石的决不降日与坚决反共，的确是可以共存的。他虽然时时不免悲观动摇，却在全面抗战之初就认定“降敌则虽存必亡，而且永无复兴自拔之时矣”。相比中共，日本的威胁更大。可是蒋介石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未必始终将日本放在天平的重要一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国共两党关系，应该是“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也就是说，他要将共产党融合于国民党或是新组政党，却不能接受中共提出的组建民族革命联盟的建议，则消灭共产党才是真实目的。在他看来，这一目标甚至比抗战胜利还要重要。如此内外不分，与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高下立判。与之谈判的周恩来“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所谓领袖问题，如果脱离了国家民族和民众的立场，不过是一己私欲而已。
问题是，蒋介石如何实现抗日与反共的双重目标？在全面抗战的大背景下，蒋介石虽然嘴上说抗战要靠自己，其实却将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外部援助。由于立场错误，蒋对内往往走极端，最终将自己逼上绝路，可是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却有其独到之处。有一个与中共拥蒋态度变化密切相关的显例，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由陈云起草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认为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三大阵线的斗争：一是德意日帝国主义阵线；二是英法美帝国主义阵线；三是苏联和平阵线。两大帝国主义阵线的多数国家为着重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进到生死斗争阶段，苏联领导的和平阵线，未被卷入，超脱于战争之外。今后的一年异常困难，全党要把自己变为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的核心。
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下，蒋介石国民党也出现异动。中共中央判断，蒋处于三个阵线争夺之中，左右逢源。到1940年11月初，毛泽东认为德意日和英美同盟争夺中国异常激烈，蒋待价而沽，投降日本的可能性最大。七八月间蒋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至9月已动摇，10月大变。稍后，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重要情报，获悉蒋的真实动向，认为其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再不要强调反对其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也不应该提倡（因为仍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的活动。
平心而论，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而彻底投降倒向德意日集团的可能几乎等于零。1941年5月11日，周恩来向中央报告与蒋介石谈判的情况，提及其对中共外交政策的看法。“蒋不同意对美估计，说美国大方，又要西半球，不会占有英国其他地方的。蒋说，世界最后胜利是科学胜利，德国外，只有美国胜于德国，故最后胜利必属于美（他肯承认社会科学胜利在苏联）。中国问题，需要美苏弄好，不仅中国要间接努力，希望美苏也能自己接近，最后世界仍然只有两个阵线，侵略与反侵略，苏联是不能置身事外的”。从局势的发展进程看，这样的预判相当准确，只不过蒋介石的国际大局观依然以个人权力为轴心基准，最终难逃弃子的命运。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善于利用国际局势的变化来应对与中共的关系。1941年6月16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等人，提到蒋“第一，等六月下旬德攻苏（他甚至连日子都定了，是六月二十一日开始，蒋居然相信），他好全面‘剿共’。第二，等美国大帮助，他好更加压迫。因此，蒋目前简直不理会我们”。周恩来长期领导中共的情报工作，对于世界大势的变动密切关注，却对蒋介石极为精确（仅相差一天）的预判感到难以置信，可见双方信息来源差距不小。当然，苏联及共产国际的信息误导也可能是重要诱因。
皖南事变后，中共认定蒋介石为罪魁，但因其没有降日，没有全面分裂，公开不指其名，不过矛头所向，已不仅是亲日派，进而公开提国民党顽固派。局势变化和蒋介石的动向，使得中共再次做出策略调整。1941年6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军委明确指示八路军将领：“从大局着眼，目前争取以蒋为统帅仍继续抗战局面十分必要，当此中央军在中条山溃败，日寇仍将继续进攻，而在东方慕尼黑危险尚未过去的时候，我们对蒋方针着重在拉，而卫立煌在拉蒋抗日问题上有更大作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将对日抗战的胜利寄托于英美等国，同时利用苏联处境的尴尬，可以反共而不降日，这使得中共必须更加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国民党的防共、限共，而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才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地以斗争求团结。
拥蒋的另一重要前提条件是实行民主。中共认为，蒋介石实行的是独裁统治，中国虽然号称站在民主阵线一边，除了“中华民国”的名号，几乎没有民主的成分，而一个不民主的政府是不可能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因为中国弱而大，日本小而强，必须全民动员，全面抗战，才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专制独裁政权害怕人民，不敢全民动员，只能依靠军队片面抗战，这样是无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为此，要实行民权，解除党禁，改造国民大会，民主制宪，吸收各党各派各界人士，改造各级政权，恢复人民的基本权利。
1938年3月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承认国民党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不仅当时努力维护领导抗战的统一政府，即在将来抗战更困难更复杂的局面之下，也竭力赞助统一政府。会议同时指出，我国抗战已达8月之久，动员民众的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为着继续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应急切地补救这种弱点。会议还提议将工农学商各界按照其职业、地域，组成各种职业联合团体，将青年、妇女、文化界等按照其切身利益和特殊需要，组成各种统一的群众团体，将已有的群众团体加以健全和充实，将无组织的民众吸收到各种群众团体中去，并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机关，在各地方组织统一的各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这些团体应向政府机关登记，并接受政府的领导。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中共中央又给大会一个建议书，未发表，其中第三点关于动员和组织民众问题，认为是抗战中最大最严重的弱点，“贵党为中国第一大政党，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对此应积极设法加以补救。后来国民政府虽然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口号，坚持抗战，却主张防共、限共，要求统一于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甚至出现法西斯倾向。如果说反共必然消极抗日却未必一定降日，那么非民主的政府的确无法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胜利，只会走向败亡的深渊。为了全民族全中国的利益，中共不仅要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斗争，而且要想方设法动员和组织最大多数的民众，实现对抗日战争的领导。
拥蒋不仅有条件，而且有分别。概言之，就是总体上承认蒋介石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具体而论，中共仍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保持对中共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的实际领导。正如1937年底张闻天《关于十二月会议讨论总的结论》所说：“我们虽然目前主要的是求得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与巩固，但并不放弃我们自己的基本原则——党的独立性。对八路军与新四军，不仅要扩大，而且要保存党的领导。我们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统一战线才能更有力些。”1938年3月初的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共是坚决抗战到底和为使抗战获得最后胜利的中国第二大党，共产党的力量扩大即是抗战力量的扩大，不仅有利于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而且有利于全民族。政治上的独立性之外，军事上既要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领导，又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包括边区在内的根据地，也要实行党的领导，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政权，壮大人民力量。当然，要尽可能避免与国民党及其他友军发生冲突，只是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才实施有限度的自卫反击。
中共坚持独立性和军队、根据地的独立自主，是基于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能否坚持抗战到底高度存疑，坚信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才能获得胜利。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阐明了古今中外的持久战难以成功的原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持久抗日能够获胜的关键因素。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包括人民军队在内的人民力量的壮大，不仅抗战胜利难以企及，甚至无法防止统治当局的妥协投降。只要蒋介石坚持抗战，中共力量的发展也就是抗日力量的发展，只有在蒋介石不抗日或消极抗日的情况下，中共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发展才会对其构成威胁。
既然拥蒋是真诚的、有条件的和有分别的，说明中共的态度不会一成不变，随着国民党蒋介石对抗战和中共策略的改变，中共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拥蒋与否，拥到何种程度，采取何种口径，就会有所变化。
抗战初期，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抗日较为积极，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的第三部分“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谈到统一战线内各党各派合作的目的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不是谁领导谁。尤其要“向国民党人说明，共产党不但要在抗日问题上与国民党合作，而且要在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新中国上同国民党合作。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几十年的合作，而不是一时期的合作或玩弄手腕。要为统一战线斗争到底”。
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方针以及固守阵地单纯防御的错误战法，正面战场虽然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狂妄野心，但也遭受了损失精锐和丢失战略要地的重大挫折，失败的悲观情绪弥漫，求和的动向浮现。而国民党又不断地试图统制共产党，削弱和限制红军及根据地。上海太原失陷以后，中共党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主要危险变成右倾投降主义，中共领导层反复强调谁领导谁的问题，尤其重视阶级投降主义。
鉴于蒋介石依然继续抗战，一年后，张闻天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特意指出作为统一战线中心力量的国共两党不平等，要以艰苦的、忍耐的、持久的、不出风头的、一点一滴的实际工作，“去同国民党诚恳的长期的合作”，帮助与推动国民党进步，消除相互间的成见与仇恨，造成信任，求得实际的利益。1938年11月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全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对其“于国家危急之际，坚决领导全国军民进行持久抗战，并获得了全民族的团结统一，给了日寇以巨大打击，奠定了最终战胜敌人复兴民族之基础”，表示崇高的敬意，称其为“我国英明领袖”，相信“全国人民必能在先生的坚强领导之下，在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持久协力之下，坚持抗战”，并表示“愿以至诚拥护我民族领袖”。同日全会还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对全体指战员一年多以来，“在蒋委员长及各战区长官指挥之下，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担负了光荣的任务”致敬，并且声明“伟大的中华民族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已经从十六个月抗战中获得了极大的进步”。
全会政治决议案不仅明确“我伟大的中华民族，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而且认为当时紧急具体的任务之一，就是“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并重申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共合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会将加入国民党与青年团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国民党领导机关，并且不在国民党及青年团中进行征收共产党员的活动。第二种形式则是由两党组织各级共同委员会来进行两党合作的事宜。六中全会认为两党合作组织形式的适当解决，对于亲密两党关系、保证两党长期合作有极重大的意义。
193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再度为国共关系问题致电蒋介石，表示：“卢沟桥事变以来，举国在先生领导之下，进行对日的民族革命抗战，显示出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伟大民族团结，为世界上任何暴力不能征服之力量。胜利之基始奠，前途之希望无穷。此皆先生领导之功勋与前线将士、全国党派、全体同胞积极努力之业绩”，愿意“积极的拥护先生及政府之领导”。
中共方面不断释出的善意，并未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回应。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造成的原因，除日本的诱降政策和国际的压力外，主要就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而历史证明，资产阶级叛变具有必然性。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过去是对的，现在是对的，只要蒋领导抗战一天我们还是拥护的（当然以抗战为条件），不应对蒋有不尊重的表示。但蒋对抗战在某种情况下不能坚持的可能是存在的，即在那时，我们如何表示，还要慎重考虑，当然，那时不能不有表示，但须是适当的表示……不能随便地轻率地恢复‘反蒋’口号。……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对外不说‘国民党投降’，应说‘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派’”。
到1939年底，国民党反共日益严重，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判断是：“大资产阶级为准备投降，已把限共政策推进一步了。在今年一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的限共政策，表现于《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其实际执行中的，是以政治限共为主，以军事限共为辅，而在十一月国民党六中全会时，则已发展到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了。”所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从历史和理论的高度强调：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抗日战争以来，因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所以团结了全民族，发动了和坚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整个中国革命包含两重任务，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一年后，由于蒋介石并没有在英美、苏联和德意日三个阵线的争夺中左右逢源，而是准备加入英美一边，中共判断国际局势可能演变成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国家联手反对法西斯主义，因而主张与英美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皖南事变后，中共认定蒋介石为罪魁，但没有降日，没有全面分裂，所以公开不指其名。在以政治反击为主、军事防卫为辅的方针指导下，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展开对国民党的宣传战，指国民党的“抗战建国”政策具有两面性，宣传也有两面性，即抗战与投降，联共与反共，团结与统一，动员与强制，强调文化教育与厉行复古主义。总方针是要揭破反动宣传，扩大我党影响，提高人民觉悟，争取同盟军。并从大局着眼，将“拥蒋抗日”改为“拉蒋抗日”。
1941年6月纳粹德国大举入侵苏联，中共迅速做出反应，认为世界将以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划分好坏、正义与非正义，两大阵营正式形成，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且对于站在反法西斯阵营一边的蒋介石重新予以肯定。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承认其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同时要求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政党的关系，改革内政。国民政府与英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中共中央决定庆祝，表示：百年来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斗争涌出了领导这个斗争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七七抗战后，国共合作，“举国一致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发动伟大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
在形势向好的局面下，蒋介石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行专制独裁。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由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宣称只有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反对民主自由和共产主义，污蔑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面对蒋介石本人亲自跳出来反共，中共极为愤怒，认为其鼓吹专制独裁，有严重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决定针锋相对地予以反击和批驳。5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从思想上澈底打垮和消灭法西斯主义”。其矛头不单指向世界法西斯阵营，重要理由之一，是要战胜日本法西斯，不容抗战阵营内有人宣传法西斯主义或其亚种。重要理由之二，将来建国是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不是法西斯中国或其类似。法西斯主义是包括全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公敌，中国是进行反法西斯战斗的最早一国。六年来的斗争，证明法西斯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法西斯主义要根绝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了反对法西斯，中国一切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应该联合起来，在这个反对法西斯的大联合中，三民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应该是亲密的战友，因为无论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都是与法西斯主义不能并存的。剑指大后方的国民党当局。
40天后，《解放日报》在庆祝第二届联合国日之际，又发表社论称：“现在所进行着的世界战争，乃是两个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民主的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在民主的旗帜之下反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者赞成最广大的民主。”《大西洋宪章》规定人类的四大自由，是敌我的主要分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对外主张亚利安种族至上，或“八纮一宇”的并吞，对内盲从领袖，全民政治、全民经济的独裁，反对共产党，压迫人民大众，摧毁一切民主自由。矛头还是指向国民党当局。
1943年7月23日，刘少奇电示陈毅、饶漱石，要打破对国民党的幻想，并提示了中共政治上对蒋介石国民党火力全开的国际国内背景。电称：
恩来、林彪诸同志已回延安，在重庆与蒋关于改善国共关系的谈判没有获得任何具体结果。蒋在三月间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其中心目标就是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并为内战作准备。最近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宣传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调集大军于边区附近，企图压迫我党作城下之盟。……数年来，由于蒋介石顽固派在大后方实行极端反动政策的结果，已经使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大大削弱，使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及与人民的矛盾大大发展，现在大后方是民不聊生，民变蜂起，而国民党对之毫无改善的根本办法。如此下去，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治力量只有继续削弱崩溃。因此，国民党是否能在将来组织有力的对日反攻，实大成问题。而争取国民党顽固派好转的希望现在也已证明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应在坚持民族统一战线与三民主义的方针下，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尖锐的不怕刺激的批评，应在人民中，在我党我军内部的人员中，扫除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影响，并且极力宣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民族于危亡，以打破人民中甚至党内某些干部中对蒋介石的幻想，和提高我党的威信。
这封电报透露出若干重大信息，其中三点至关重要：其一，统一战线仍然要坚持，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批评不再有所顾忌；其二，对国民党蒋介石彻底失望，所以要在党内军内和人民中扫除其影响；其三，正面极力宣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公开走向领导中心的前台。8月5日，中央总学委通知各单位，鉴于“抗战以来，党内即有不少的一部分同志对今天的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不正确的了解，因而在实践上亦犯了许多错误，虽经毛泽东同志与党中央多次纠正，但这些问题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至今仍未澈底解决”，决定自8月16日至8月31日的半个月中，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活动以“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延安民众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塞维克主义思想》等五个文件为中心，并参考《解放日报》7月1日、12日、27日的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质问国民党》《论时局》等。
为了配合党内教育活动以及对国民党的政治攻势，中共还在广播电台连续播送批评《中国之命运》的文章，并拟于8、9两月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的实质。《新华日报》和《群众》等报刊要多登反法西斯主义的文章。8月16日，周恩来撰文正面批判蒋介石。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1944年《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辞，声言二战的爆发本来可以防止，“只因为法西斯高叫反对共产党，反动派就把它当作宝贝，赞成它，纵容它，以至帮助它。最后养虎贻患，荼毒人类，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靠得有个苏联，靠得有个共产党，才能打败法西斯，把人类从毁灭中挽救了过来。经过了这次大流血的教训，连反共二十年的邱吉尔也改变了态度。凡是不愿人类再有战争与灾祸的，到了今天，都应当知道：共产党是反对不得的，法西斯是纵容不得的”。笔锋所向，还是国民党蒋介石。而反共分子立场顽固，从丘吉尔开启冷战可见一斑。
公开正面批判国民党甚至蒋介石的宣传攻势持续8个月之久，直到1944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才发出通知：“自去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解放日报评十一中全会后，国共关系即已趋于缓和……应该改变前此（去年七月至九月）对国民党公开正面猛烈抨击的态度……宣传上采取和缓态度。”但这只是就形式而言，以实质论，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仍然表示，中国有很大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
公开的批判虽然缓和，拥蒋的口号却几乎不再提起。继刘少奇承认无法争取国民党顽固派好转之后，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承认设想改造国民党的估计不确当，落空了。而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已经发展壮大，足以支撑其独力担负抗战和民族民主革命领导的重任。
四、 由政治领导到实力领导地位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共领导人所说的革命与抗战领导权，除了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以及对人民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的领导外，主要是指政治领导，而不是在国家政权中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分享军政权力。所谓政治领导，主要体现于对全国各革命阶级政治上的引领作用，包括预见性地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具体的动员口号，共产党成为实现具体目标的模范，建立、发展和巩固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以及党的思想统一，纪律严格。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由执行这些条件来实现，这些条件又是保证自己政治领导的基础。
承认国民党在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地位，与中共起政治领导作用并不矛盾。国民党虽然力量强大，又居于合法政权的正统地位，可是却提不出革命与抗战的纲领，连统一战线也迟迟不敢接受。没有中共对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全面抗战与全民抗战就难以实现。而且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没有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国民党很难抗战到底。
中共的政治领导作用贯穿全面抗战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但是中共在全面抗战时期并非始终仅限于政治领导。客观上，中共力量的壮大，势必会逐渐将政治领导作用扩展到组织领导等各个层面，主观上，中共领导层也有从政治领导发展到实力领导地位的构想和实施规划。
杨奎松敏锐地看出，在1938年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虽然没有也不能直截了当地强调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他对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的战略地位和重大意义详尽论证，实际上清楚地强调了他自红军改编以来一直想要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相信的两个基本观点：1.弱小的共产党只要能够与民众密切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成为这场民族战争的领导力量；2.弱小的八路军必须，也只能通过游击战争，才能实现“由‘壮气军’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的转变。
“由‘壮气军’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出自1937年9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在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任务之下，红军的核心任务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并由“壮气军”地位发展到实力领导地位。而在“友党友军区域的任务”下，也有“党从现在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的预判。他进而提出抗战的两个前途问题，即资产阶级追随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或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否能够从现在地位发展到实力领导地位，无疑是决定两个前途的关键因素。因为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坚信，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或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既不能保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更无法领导中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在战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使中国永远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厄运。
通过政治领导进到实力领导地位，意味着当下还无力承担全部的领导责任，所以政治领导是走向实力领导地位的必由之路，但政治领导并非抗战及革命领导权的全部，只有走向实力领导地位，才能完全担负起独立领导抗战和革命的重任。从政治领导到实力领导地位转变的关键，就是通过政治领导的四个方面，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从而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对比的决定性变动。
争取从政治领导到实力领导地位的转变，当然是由于整体上认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除非根本改造，否则很难领导抗战到最后胜利，很可能会动摇妥协甚至投降。而国民党的表现的确验证了中共的预判，未能向好的方面转变。中共一方面支持和促进国民党改变，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在统一战线中既反对关门主义，也反对阶级投降主义。《论持久战》论述相持阶段的重要性，不仅对外是中日战争中方对日本由弱转强的关键，同时对内也是国共力量对比根本改变的关键。历史进程表明，这样的双重转变在全面抗战的相持阶段已经发生。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题报告反投降问题，就预料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可能出现大部抗战，小部投降，或大部投降，小部抗战的两种前途。“那时必是一个混乱局面，不是一个统一局面。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不能设想，不民主的政府如现政府能够抗战到底，不能设想，这种政府能够争取最后胜利。我们一次也未希望过，也未说过。只有愿意动员全国人民的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政府，才是能够领导抗日胜利的政府”。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关于相持阶段有详细论述，只是重点放在中日力量的对比之上。而在抗战的实际进程中，身处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更大的麻烦反而来自友党友军的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日军反复“扫荡”和国民党顽军防共、限共的夹击下，敌后根据地军民历经千难万苦，几起几降，力量逐渐发展壮大。1941年3月，中共中央总结6个月来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情况，认为是国共力量的大检阅，中共地位提高，反共高潮被打退，象征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
在粉碎日军“扫荡”、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批判国民党顽固派、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之后，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我党已成了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力量，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中共还开始批判统一战线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学习和时局》问题，指出目前时局有两个特点，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特点明显，而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则比较不明显，不易看到。以中国为例，“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这七年时间内，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种情况。……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我党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的责任。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显然，中共领导已经开始为在更大范围掌握政权而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将原来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划分，改为国民党战场与解放区战场，这样可以清晰分别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尤其是决定性的相持阶段的作用及力量对比的变化。1944年间，中共宣传的重点之一，就是反复比较国民党战场与解放区战场的巨大差异。是年9月，中共酝酿提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作为领导抗战与建国的中心，等于否定顽固坚持一党专制的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到12月25日，中共中央就目前形势与任务发出指示：
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
其具体依据是，中共提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被蒋拒绝。蒋军队溃败不堪，重庆及国民党区域人心惶惶，各界人民，包括许多工业家、大学教授和国民党员对蒋失望，希望共产党拿出办法来。中共在国统区人民中的威望极大地提高。蒋的正规军包括杂牌，已不足200万，中央军战斗力极大下降，地方系军队半独立。中共军队则达65万。1945年，中共军队可能达到百万，民兵可达300万。
数年之后，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没有这一条件是不行的，那时至少要有大批小城市与若干中等城市在我们手中，并且许多军队还应自己从事生产自给），而不感到勉强与竭蹶，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
之所以放到数年之后，主要是预判抗战胜利时间将延长，要留有充分余地，防止出现反复和意外。至于国共力量对比的历史性转折已经出现。再过几年，中共就会达到真正的实力领导地位，成为决定和掌握中国命运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5年1月1日《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辞将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作为解放区、大后方、沦陷区的中国人民应一致努力的中心任务，并热情洋溢地呼吁“争取胜利早日实现”：
因为一九四四年的经验，已经明白的指出了，如果不彻底革除国民党统治者的错误政策，采取新的抗战民主团结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政策，不驱逐政府中的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代之以代表人民意志与力量、能够领导中国走向胜利和自由的新人物，那么，日寇继续深入是无法阻止的，更说不上配合盟国实行在远东战场上的海陆联合攻势。只有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挽救中国正面战场的危机，只有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缩短战争，争取抗战的早日胜利！
全面抗战以来国共两党的所作所为，被明确划分为两套不同的方针、路线和办法，一是中共的全民抗战，得到全国人民、抗战团体和进步人士的拥护，二是国民党的少数人消极片面抗战，不民主，反苏反共，结论自然不言而喻：“这样国民党的路线如何能领导抗战到胜利呢？”
几个月后，具备了121万党员经验丰富的党，9550万人的解放区，91万军队，220万民兵，得到全国人民的援助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等项从未有过的条件，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意气风发地在中共七大开幕致辞时，以《两个中国之命运》有力地回应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大声宣布：
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
“两个中国”渊源于国共抗战的两条指导路线，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所说：抗战两条指导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这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的军队人数不及国民党军，战斗力已成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抗战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1945年6月14日，《解放日报》为七大的成功召开发表社论，宣告：
国民党内主要统治集团，因为坚持反人民的路线，它的力量大为削弱了，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反之，中国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因为坚持了人民战争的路线，它的力量大为增强了，成了全国抗战的重心和主力军。
将国共两党领导抗战的不同路线明确划分，要坚持正确的领导路线，反对反动的反人民的领导路线，等于宣布国民党归入反动派一边，行将被人民和时代所抛弃。
基于这样的判断，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提出抗战胜利的果实属于谁以及战后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点名批判“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抗战期间他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现在则要下山摘桃，发动内战，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
由此可见，中共已经准备与国民党在争夺抗战胜利果实上放手一搏。只是日本投降的时间比毛泽东和中共的判断要早，持久战的相持阶段尚未全部完成，中共还没有完全成长到绝对的实力领导地位，而反法西斯战争快速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美英苏等大国对中国影响力的大幅增强，让蒋介石国民党不仅有了喘息之机，而且在盟友的帮助下，将消极抗日积聚保留起来的武力迅速扩张。中共七大对国民党火力全开，但是对蒋介石仍然留有余地，没有关闭国共谈判的大门。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演讲“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0天之后，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经过与会者的充分讨论，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提出新任务，再次做出重大战略调整。他说：
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出现最大困难，现在要实行了。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鉴于国民党具有合法地位，占据大城市，而欧洲许多国家还没有胜利或不是由共产党领导，中共准备有所让步，对付更大的困难。要争取合法地位，学会合法斗争，利用国会讲坛。也就是说，为了扭转不利形势，避免爆发内战，中共愿意继续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准备在武装力量和解放区等方面做出重大让步，并且重新表示“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1945年10月8日，结束重庆谈判即将返回延安的毛泽东在张治中举行的宴会上表态：
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大家一条心，不作别的打算，作长期合作的计划。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努力几十年，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这一次中共仍是真心期待的，希望通过和平的合作的方式建设新的国家。然而坚持独裁统治的蒋介石，还是容不得中共，不仅没能领导中国实现独立、自由和富强，反而发动内战。他丝毫没有接受抗战的教训，不知道中共和民众拥护的，不是蒋介石个人的魅力或权力，于是很快就由万众拥戴变成人民公敌，失去民心，丢了政权，尽管坚持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不放弃正统观念，却只能在海峡对岸永远遥望故土了。
结 语
历史上的人与事，无不有时空等条件的限定，很难一概而论。而研究历史者常常忘却这一基本规则，总想一言以蔽之，结果不免以偏概全。尽管主观意愿是为了说清楚，各方面大概也有希望讲明白的要求，可是快刀非但斩不了乱麻，反而造成更多的混乱。所谓清楚，是将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意思如实叙述，而不能自以为是地代为表达。为了促成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中共出于民族大义，承认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国家政权和军队中实际存在的领导地位，也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同时保留自己的独立性，并发挥对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领导作用，尤其是在与抗日战争的成败息息相关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政治领导作用。不仅如此，中共早就认定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和争取抗战胜利，资本主义道路不可能使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政治上独立，经济上超越，自己要想担负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就要在持久抗战的相持阶段，通过坚持敌后游击战，同时实现对日本和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的双重强弱转换，从政治领导发展到实力领导地位，从而能够决定抗战的胜利和战后中国的命运。虽然由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作用，中国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尚未完成就转入战略反攻，中共又受到国际国内的种种打压和限制，但抗战后期国共已经首度出现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平衡甚至开始反转，这为战后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的天平摆动放上了决定性的砝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