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不时参加各种名目的高层或高峰论坛。开始不大习惯，记得有一次即席发言，说是能否办一次基础论坛。在场的主客诸君都有些愕然，以为戏言。其实这虽然是句玩笑话，却是当真来说的。
好的学问多是金字塔式的，底部坚实，才能深固不摇。所以治学之道，要将热点冷作，将冷门做热。君不见数十年来各式各样的显学，大都陆续退隐，而一旦失去光环，似乎也就没有了吸引力。这与其说是相关领域学术价值的用尽或流失，毋宁说是没有了炒作的空间，赶场、投机以及凑热闹而来者便束之高阁，甚至弃如敝屣。而学术的挑战性，恰在铅华洗尽之后的素颜。这也就是治学首要讲究基础和门槛的重要性。那种以为有的研究领域可以不学而能，妄想轻易涉足或跨越，实在是自欺欺人或天大的误会。高来高去的夸夸其谈，看似玄奥，其实不过底盘不稳的飘忽。
抗日战争研究，顾名思义，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视角的学问。因为其他与此相关的国家，大都不能说是以弱敌强的抗，或是不到抗的程度。创刊人是历史的亲历者，深知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深远影响。而要想研究好抗日战争，又不能仅仅站在中国的立场、以中国的视野来进行。大致原因如下：
其一，一场战争绝不会是单方面的事情，战争的对手是研究任何战争的历史必须考察的对象。单方面单向度书写的战争史，作为特殊时期的教育是可以的，作为学术研究则显然很不足够。
其二，即使在中国一方，抗日战争也是国共合作的全面抗战，当时不免合中有分，现在仍然看法不一。所以，即便是中方的视野立场，也不那么单一。各自背后的牵涉势必影响到内部的分合。
其三，由于大片国土的沦陷，以及敌后战场的开辟，中国城乡的各阶层民众大都在战争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个人与国家的生死攸关，国家存亡与个人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每个人的经历，也成为抗战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四，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密切相关，牵涉与英、美、苏乃至德、意的错综复杂关系。
其五，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这场战争，除了抗日战争研究的视角，还有其他的不同视角，如中日战争研究。在国际学术领域，这样的分别因人而异，战时的对抗、对立、分歧，以不同的形式仍然延续。在这样的场合，不要说与人争胜，即使平等对话，也应该有所凭借。
凡此种种，都表明抗日战争研究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不可闭门造车，更不能自娱自乐。如果承认必须考察战争对手，至少敌对方关于战争的记录与我方的记录进行比勘印证，应为必不可少的程序，那么，掌握和运用日文资料的能力就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这一门槛，现在恐怕连一些撰写过抗日战争专书的学人也未必都能跨越。仅仅参考翻译出版的论著文献，即使中方资料得到充分利用，也很难深入堂奥，取得精深的成果。
有两个典型事例，可见中日资料相互印证的重要性之一斑，一是田中奏折的真伪，二是美女间谍南造云子的有无。这一事一人，中国方面或信为真有，日本方面大体认为伪无。当然，关于前者，认真的学者也承认直接证据的获取有些戏剧化，更多是从后来日本行径的高度吻合来予以支持，或是觉得不能轻易否定；至于后者，中国学人也有不同意见，完全不容置疑或绘声绘色的，主要是媒体和坊间。对此，中日一些学人的意见不一，在国际会议上常常发生交锋，有人视为两国之间认识的对立，仿佛战争状态依然延续。其实，日本学者质疑或否认这一事一人，主要是因为在日本现存的所有资料中，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支撑的相关证据，就情理而言，很难采信。
诚然，战时乃至战后的日本军方和政府，都暗中进行过湮灭战争罪证的勾当，然后再以没有证据为名矢口否定相关罪行。这样的掩耳盗铃当然只能是欲盖弥彰，使其做贼心虚的阴暗心理暴露无遗。但以强大的国家机器进行毁尸灭迹，的确在一些方面给取证造成相当的困扰。有学人研究证实，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的档案，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几乎都难觅踪迹。若非有组织地布置，很难销毁得如此干净彻底。其他如慰安妇、人体实验、强制劳工等等，均有类似情形。
尽管如此，罪犯要将作案痕迹完全抹去，事实上难以做到。前述的一人一事，即使中方的记载也颇多疑点。尤其是南造云子的故事，在抗战后曾被国民党的不同派系利用来作为打击异己的斗争工具，其出现和流传的时间点，显示指向并不在对日方面，因而很难取得公信。在未得确证之前，坊间的口耳相传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若是央视之类的主流媒体也予以采信并且大加演义，就还不如抗日神剧，连娱乐和宣泄的作用也起不到。更为严重的是，在诸如此类的重大历史问题上，任何画蛇添足都会授人以柄，使自身陷于被动，唯有严肃认真的论证可以取信于天下。即使恶贯满盈的罪犯，也必须铁证如山才能铸成定案。
举此显例旨在说明，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材料的来源及时间值得特别重视，无论怎样看似真切，都必须经过内证外证的比较参证，不能但凭己意加以取舍采用。中国史学自宋代以来就有比较考证的优良传统，善于处理头绪纷繁的线索脉络和罗生门似的各说各话，只是由于近现代史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而且开始其主要目的不在学术，面对浩如烟海的材料，若是任意取舍，很容易形成自圆其说的观点，却无法贯通所有材料和史事。一旦遇到较真者，势必捉襟见肘，破绽百出。
掌握日文的重要功能，除了解把握研究动向之外，主要就是整理资料，重现史事，这也是夯实抗日战争研究基础的主要内容。具体而言，又有两大方面，一是将中国与日本所存的日文资料互补融合。前述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细菌试验、慰安妇、强制劳工等要事，虽然日本政府有组织地毁灭罪证，仓促之间毕竟难以不留印迹，可以通过其他相关的档案及资料，尽可能予以恢复重构。抗战期间，日军占领了半个中国，一朝兵败投降，狼狈归国，在各地遗留了大量档案。如果完全开放，充分利用，至少可以使得日本政府湮灭罪证的阴谋无法完全得逞。
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工作严重滞后。由于各种制度性原因，迄今为止，日文档案的开放极为有限。相比之下，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开放度明显高得多，其理念是让任何研究者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无限制查阅。这样的状态，一方面无法将中日两国所存日文档案相互参证，恢复历史原貌；另一方面，也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好像胜利的一方隐藏着什么见光死的秘籍，反而不如战败者能够坦然面对。对此应当充分自信，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是正义之师行正义之道。正视历史，绝不会改变历史！千万不要因为因循守成的怠惰或多此一举的杞人忧天而节外生枝，导致胜利者在学术研究领域反而处于弱势。
第二方面，是将中文资料与日文资料对应互证。最近趁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之机，大规模编辑出版的文献不在少数，这样密集而数量庞大的资料编辑和出版，在抗战胜利以来尚属首次，为推进抗战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虽然还在抗战过程中金毓黻等人就已经规划收集整理抗战史料，始终进行得不太顺利。当然，迄今为止的资料编辑和出版工作，在取材选项方面，不无偏重之嫌，还留有相当广阔的空间，如沦陷区的资料等，在此不予详论。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已刊待刊的资料主要是中文，与之对应参照的相关日文文献不多。虽然日本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提供了众多日文资料，毕竟只是日方收藏，也有条件限制，而且经过筛选取舍。如果不能用中国各机构保存的日文档案等文献予以补充，则日文资料难成完璧。没有较为完整的日文资料与中文资料对应参证，则中文资料的真伪是否难以确认，史事的全貌不易呈现。或许有人觉得委屈甚至感到愤慨，作为战争的受害方，又是胜利者，为什么所讲述的战争历史总是受到不同声音的质疑，因而常常将质疑者视为敌对方。其间不能说完全没有别有用心之人，也难免故意追逐新奇之士，但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如果不能严格遵循必不可少的验证程序，仔细梳理各种记载，而是但凭主观好恶取舍资料和说法，无论多么义正词严，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重新检验。
由于长时间缺少日文资料可资利用，加上原来条件简陋，获得专业日文书籍较为困难，又不得日文档案的查阅之便，严重制约了学术界学习和使用日文的积极性；即便懂日文，也无所用处，不能在史料之海中学习和提高驾驭的能力，以至于造成目前在国际学术界相形见绌的尴尬局面。
扩而大之，牵涉抗日战争的其他各欧美国家的档案文献及其相关研究，若要掌握利用，则须学习使用英、法、俄、德、意等国文字。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损失惨重，心有余悸的战胜国大都奉行绥靖政策，在中国独力抗日的时期，英美冷漠地袖手旁观，并未提供多少援助，美国甚至继续为日本提供重要的战略物资。除苏联外，国民政府包括桂系等地方势力，因缘战前建立的渠道，反而还能从德、意解决一些燃眉之急。战前德、法等国在华设立的研究机构，战争期间成为这些国家的一些政治异见者的避难所。
通过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成新的大国政治格局，中国有幸进入决定战后世界命运的大国的行列，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以重大牺牲换取的重大成果。上述情形，都显示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对于研究抗日战争的极端重要。只是如果将各种语言统统作为进入研究的门槛，就未免悬的过高，导致水至清而无鱼了。毕竟工具只是门槛，真正考验史家的，还是处理材料研究史事的基本能力。而这一点具体而言，与掌握工具的多少未必成正比。
作者桑兵，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