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对国民党背叛联合战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以及“左”倾路线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中共以“反日”主张与国民党的“抗日”主张针锋相对。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从下层统一战线的阶级路线起始，由反日与反蒋并重实际上以反蒋为先决条件，逐渐转向反帝统一战线的民族路线。经过长征胜利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确认中日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很快依据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实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一度受七大决议中译本的影响改称“反帝人民战线”,但不久即转而确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总方针，从而进入全民抗战的崭新历史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历史的研究，成为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不同学科的学人从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内部路线斗争的变化、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调整、中间势力的作用以及相关概念演化等方面展开研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虽然现代史、革命史研究领域难免存在普遍的重复性现象，不少后出的论著非但未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反而混淆了问题，凸显了主观，模糊了认识，但实际成效仍然可观。
相对于历史本身的周折复杂，现行的认识仍然存在不少因粗疏而导致的似是而非，这些细节上的不尽不实累积起来，势必造成对于历史的整体认识发生偏差。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往往好用后来约定俗成的集合概念解读前人前事，忽视概念指称的千差万别背后隐藏着的历史的千变万化。清季好用新名词的先驱者梁启超后来反省道：“平心论之，以今语释古籍，俾人易晓，此法太史公引《尚书》已用之，原不足为病；又人性本不甚相远，他人所能发明者，安在吾必不能，触类比量，固亦不失为一良法。虽然，吾侪慎勿忘格林威尔之格言：‘画我须是我’。吾侪如忠于史者，则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此在百学皆然。”作为过来人，梁启超所说的不容丝毫增减古人妍丑以及不能以名实不副的解释致人幻蔽，值得来者认真汲取。
钱穆讲历代政治制度得失，提出应该区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前者即“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在他看来，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而后者即“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不知历史意见的本意而据时代意见强作解人，难免隔靴搔痒甚至穿凿附会。
综合梁启超与钱穆的说法，不同的概念意味着不同的历史事实，用后来的约定俗成加以解读，不仅会抹杀其间具体而微的差异，而且可能南辕北辙，完全偏离原有的意涵，从而无法发挥历史研究着重见异之所长，探究梳理历史上相关概念的渊源流变。这表明在历史研究中，文本史事不能脱离原有的时空位置，将纷繁的意见裁剪得整齐划一，并用自洽式的逻辑联系加以连接，以说明个人的主观意见。叙述历史，应该是将复杂的历史事实及其相互关联按照原有的时空联系尽可能清晰地展现出来，并求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变化，如果为了叙述方便和表达清楚而任意删减拼装，则不能准确把握人事的本意本相及其相互联系，从而导致历史认识或大或小的失真。
不过，为了与今人沟通心意，以今释古又是不得不然之事。只是约定俗成的集合概念外来后出，用以说明前人前事，难免以偏概全，不能显示历史进程的复杂曲折。作为方便名词使用，并无大碍，若是作为关键概念，则势必曲解历史。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本相本意，则头绪纷繁，令人眼花缭乱，一时间真伪莫辨，无所适从，顿生隔膜之感。
这样的情形不仅发生于古今之间，即使现代史上，短短几年甚至几个月的变化，也会造成后人的困惑。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作为固定政治表述前，其所包含的每一个词都备受争议，如抗战主体是‘人民’还是‘民族’、抗战形式是‘联合’还是‘统一’，这些问题在抗战前后被多方反复讨论。”只是注意到这种现象未必能看穿背后的真相，前人使用不同的词汇，固然有异词同义的可能，但更多时候是因为时空人等环境场景有别，所以采用不同说法，以表达不同意涵，或是格于形势，不得不有所变化。必须在具体语境之下仔细分别，才能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而不至于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将那些千差万别视而不见。
如何能够既符合历史事实又与后来的历史认识相连贯，对于把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生成演化至关重要。在前人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历史以把握概念，辨析相关的史事、文本、概念及其相互关联，而不是将各种关键词作集于一线的平行解读，力求避免错解概念、误读历史，才可以进一步厘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从而增进对统一战线问题的理论认识。
一、质疑“民族统一战线”
如果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的每一个词在历史上都曾经有所争议，其所争论的焦点主要是由历史事实引发出来，那么研究者就可以通过具体时空之下的事实梳理而认识各种说法的渊源流变，进而把握其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着重见异的史学是天然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不同的材料了解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能够理解和解释文本的种种差异及其所以然。
按照通行的认识，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纲领性的政治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会议决议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该决议被认定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就宗旨精神而言，此说不错。可是仔细查对文本，瓦窑堡会议决议的表述是“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日”与“抗日”，意涵有无分别，中共中央为何用“反日”而不是“抗日”，这样的一字之差看似无关紧要，其实蕴含丰富，值得深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既是中共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自我调整路线方针的结果，又受到国内外其他政治势力态度的影响。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持续被“左”倾路线所主导。由于教条式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既造成国内革命的重大挫折，一度使得党和红军面临灭顶之灾，对外也未能根据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变化而适时采取正确对策。直到遵义会议结束“左”倾路线的主导，才使党和红军走上正确的道路，不仅对内军事上取得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主动权，而且迅速摆脱了应对国际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被动局面。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从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面对日本侵华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也作出了必要应对，根据形势的变化和策略的收效不断调整方针做法，可是始终未能充分认识民族危机急剧上升导致外来侵略逐渐变成主要矛盾的现实。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致信各省委、县委、市委，就开展反日反帝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发出秘密指示，将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共两党在这个中心问题上斗争的过程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总结，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九一八事变至北大南下示威团到南京示威，中共的中心口号是“人民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中心口号是“要求南京政府实行对日宣战”。第二阶段从一二八事变至苏维埃政府发表对日作战的联合战线宣言，真正揭破国民党的“抗日剿共并重”，但“对外必先对内”这个武断宣传的口号则是在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发表统一战线宣言和实行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以后。这是中共和红军发展过程中的最重要文献之一。第三阶段从蒋介石发表训令禁言抗日至今。国民党不愿抗日的真面目完全暴露，提出的主要口号是“复兴民族”“专力剿共，力求建设”，公开承认现在抗日不可能，主要理由除“赤匪”捣乱外，就是中国太穷太弱太没有国防力等。所以国民党开展“航空救国”“募捐救国”等运动，宣传“实业建设计划”“农村复兴”等，尽力表现“卧薪尝胆”以便将来完成抗日救国责任的意愿。
指示信认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虽然立即提出“三位一体”的口号，但国民党经常提出各种武断欺骗的口号来对抗中共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所谓‘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所以国民党虽然实际上做了许多卖国投降的事，但口头上自始至终总是尽力企图表示其能担负“抗日救国”的责任，“将近三年来我们斗争的困难也恰在这里！谁到底是真正能够完成‘抗日救国’的责任？群众只有在实际斗争经验中，才能认识和相信”。也就是说，虽然中共的基本策略是正确的，可是在与国民党争夺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即谁能担负“抗日救国”责任的大政方针上，仍然处于困难境地，尚未能够赢得广大群众普遍的信服。
这封指示信发出之时，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两年七个月。看似时间不长，其实国内外局势变化很大。中共中央的应对策略也有了不小改变，重要变化之一就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大幅度扭转。
九一八事变发生两天后，中共中央针对突发形势作出决议：“自从满洲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的各派军阀，正在‘全国民众一致抗日救国’的旗帜之下，团结一切反革命的力量，准备向革命做新的进攻。国民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实际是要工人增加生产，要农民加倍服从地主，要兵士更进一步的服从长官，要灾民镇静牺牲，要红军放下武装一致对外。很明显的，这种统一战线，不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而是为了对付革命。在这统一战线之下，国民党可以在任何时候，拿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向工人农民与兵士进攻，实行它屠杀的拿手好戏，很巧妙地将民众的反帝情绪转移到破坏民族战线的‘国贼’身上。国民党现在正在‘抗日救国’的呼号下面，向[同]帝国主义做着买卖，准备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之下再用血与铁来消灭革命运动。”为此，“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以开展反帝的革命运动，尽量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如像一部分革命学生、小商人，以至城市贫民成立反帝的统一战线”。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领导层认为，日本侵华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作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部分，二是为进攻社会主义苏联建立跳板基地。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国民党的主要目标是消灭中共、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所谓“全国民众一致抗日救国”只是为了集合各派军阀，压制各阶层民众，进攻革命。“民族统一战线”不过是国民党集中力量对付革命的幌子。因此，中共不能接受国民党主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针锋相对地用“反日”来对抗国民党的“抗日”，用下层群众的反帝统一战线来对抗国民党的民族统一战线。
9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虽然国民党民族武断的宣传的破产和它的投降帝国主义的面目在群众面前更进的揭露，但是，国民党必然要更利用民族主义及一切的武断宣传来阻滞群众运动的革命化”，对策之一就是“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9月30日，中共发表《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再度重申国民党只会投降，不能反帝，“所以他们拼命的鼓吹着他们的所谓‘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的所谓‘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国的工人应该加紧替资本家生产，中国的农民应该拼着命给地主耕种，中国兵士应该更无抵抗地服从长官的命令，中国的学生群众，应该更和顺的听从校长的命令，努力学业，灾民更应该镇静地等待着‘为国牺牲’，红军兵士不要去向国民党进攻，而应该‘一致对外’，全中国的民众应该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继续受国民党的压迫，剥削与屠杀。同时国民党就利用这一‘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扣留上海的学生代表，逮捕上海市民大会的革命分子，枪毙南京军官学校的学生，反对罢工，罢课，罢操，反对市民大会，反对群众集会与游行示威，反对言论出版的自由。换句话说，国民党就利用这一‘民族统一战线’，向全中国的革命民众进攻。而同时国民党就在这种民族的武断宣传下面，同各帝国主义者密商如何出卖中国民族的利益，如何得到帝国主义者的助力来一致的对付突飞猛进着的中国革命运动，准备用血与铁来消灭这一运动！”
1931年12月，职工国际执行部第八次会议形成的决议案《中国的革命的职工运动的任务》则认定，帝国主义要瓜分割据中国，如日本吞并满洲，号召群众不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整个世界帝国主义，把自发的反日运动转变为更高度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运动，继续不断地揭露国民党反对民族解放斗争的罪恶，揭破黄色和国民党工会利用“民族统一战线”加紧剥削工人的假面具。
中共中央对于反帝斗争的错误与缺点也有所反省，主要是认为没有对反帝工作实施有力的领导，“还没有能够使广大群众了解到只有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民众革命（即工农兵的革命），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进攻，才能终止国民党政府继续出卖民族的利益，造成新的民族的耻辱，并且使他们为了这一革命而斗争！没有利用广大群众要求民族解放的热情，来深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反对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出卖中国的斗争，没有利用‘排货’的运动来转变为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资本家的激烈的斗争……反对进攻苏联，宣传武装拥护苏联的工作非常不够”。面对民族主义与国际路线的权衡取舍，这样的反省似乎并未抓住问题的关键，甚至有些南辕北辙。
1932年1月1日，中共提出对于时局的主张，抨击国民党是一切罪恶的制造者，无论蒋介石派、汪精卫派、胡汉民派或最近成立的“和平统一”的分赃政府，都是换汤不换药，对于任何国民党派别不存丝毫的幻想，要打倒国民党的一切派别。一切在野的反革命派别提出的种种“救国方案”，都是为了维持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如国家主义派与新月人权派的“国防政府”、改组派的“国民救国会议”、宋庆龄第三党的“行动委员会”、江苏耆老派的“国难救济会”以至陈独秀托洛茨基派的“全权的国民会议”，主张“官民合作”，欺骗民众不去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只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民众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用“民族的革命战争去打倒帝国主义”，才是争取独立解放的唯一出路。1月5日，中共又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帝国主义占领锦州号召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宣言》，呼吁以民族的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民族的革命战争必须由苏维埃政权来实施。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于2月15日致函各地党部，虽然指出占领上海是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计划的有机部分，与列强尤其是美国的矛盾日益紧张，但是对国民党虚假“抗日”的批判仍然覆盖“一切在野的派别”，认为社会民主派、社会与教育派、国难救济会派以及托陈取消派在反日战争中积极进行欺骗宣传，使民众幻想国民党还能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不去积极起来反对造成全民族奇耻大辱的国民党统治，而拥护国民党去“抗日救国”。这些派别更主张在国民党统治下，组织“民众抗日救国政府”或“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实行“官民合作”与“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换取自己的地位。此后，中共主要以“民族的革命战争”为口号，进行反日反帝运动。
此时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则认为党内特别严重的问题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是中国革命的重中之重，而一些领导同志在反帝的民族革命方面或土地革命方面，没有了解甚至根本忽视这一问题，这也是“自从‘九一八’满洲事变起一直到现在止，我们的反帝工作，没有得到应得的成绩的中心原因”，我们的同志“对于中央很久以前所提出的‘以民族的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出境’，‘以民族的革命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的反日的中心口号，表示怀疑与动摇，甚至对于‘民族’二字表示畏惧。一直到现在，在各省的文件上与工作上，这一口号还没有成为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中心口号。这些同志还没有了解到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是中国共产党在反帝革命中的中心的中心，他们不了解，只有这一领导才能使反帝革命扩大深入，才能推动中国革命运动到更高的阶段”，苏区的党对此同样没有明确的了解，“只知道土地革命，不知道民族革命”。本来中国革命的双重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所以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辅相成，但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和“左”倾路线占据主导的情况下，即使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方针，实际上仍然以解决阶级矛盾为前提，而将民族矛盾置于从属地位。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自然很难得到认可。
二、“统一战线”的负面记忆
在一定时期里，中共以“反日”应对国民党主导的“抗日”，因而不可能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且对“民族统一战线”乃至“统一战线”也有所保留。中共中央明确而坚决地抨击国民党和一切在野派别所主张的“民族统一战线”，认定不过是欺骗性口号，目的在于集中力量进攻苏区和红军，非但不会真正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借机将“不抵抗”的罪名转嫁到中共和红军头上。这样的保留与排斥，与之前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有着密切关联。
问题是查阅各种文献后发现，九一八事变后，只有中共方面提倡的“下层统一战线”或“统一战线”较为流行，至于国民党和在野各派虽然提出“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等口号，却几乎未采用过“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战线”的说法。目前可以查到的除中共外在对日问题上最早使用“统一战线”一词的文献，是1932年5月署名“废铁”的一篇文章《认清敌人与统一战线》。该文作者认为，中国的敌人，除了日本外，一切帝国主义都“协以谋我”，要对付强暴的敌人，我们的力量不可不集中，要集中力量，“则不可不先统一战线。战线之统一，当然是农工商学兵重新联合起来”，政府当局一味压制民众的爱国运动，对外则奉表称臣。因此，抵抗帝国主义全靠广大民众的力量，农工商学兵必须统一步调，一致对敌，才能救国家。这里的“统一战线”，很难说是名词，更不是专有名词，所表达的主要是应该协调一致的意思。尽管相关先行研究陆续有人声称包括国民党不同派系在内的在野各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所贡献，可是都没有提供这些派别在中共之前明确使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或“民族统一战线”的证据。
要弄清楚中共一度否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必须对之前中共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渊源流变有所把握。早在建党初期，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共就确立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又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东北等地建立反帝下层统一战线，但是在大革命时期，对党外各方一般不使用“统一战线”的名义，而多用“联合战线”。国民党的背叛和“清共”给中共党人造成惨痛教训，“统一战线”和“联合战线”一度被视为失败的策略。
有研究者详细梳理了“统一战线”概念的缘起以及中共和其他相关方面接受的历史进程，指出“统一战线”的概念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为新的斗争策略而提出的，要解决的问题是世界革命分别在欧洲、美国和殖民地形成三条发展轨道。如果说欧洲的革命主要是工人阶级与改良主义及中派分子划清界限，殖民地的革命则有如何与被压迫的资产阶级合作的问题。由于共产国际三大未就“统一战线”概念的内涵及其在世界不同地区如何进行作出明晰阐述，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1年12月就统一战线问题拟定“十二月提纲”，并在1922年2月21日的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专门讨论统一战线问题。会议肯定统一战线的正确性，认为其并不意味着同改良主义对抗的立场有所削弱，但要与各国的条件相适应。1922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在西方坚持“工人统一战线”，而东方则是“反帝统一战线”。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反帝统一战线”有两个面相：一是阶级外的统一，通过与本国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使之与本国革命联为一体；二是阶级内的统一，即同国际无产阶级和苏俄联合。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于1923年1月12日通过，成为中共三大确立国共合作政策和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理论基础。
根据共产国际的文件精神，中共要在内外两方面予以响应：阶级内是与共产国际统一，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阶级外则是以党内合作形式，与国民党联合。这两方面都引起中共的反弹。相比之下，阶级内一面虽然有所保留，一般还能接受，阶级外一面则普遍抵触情绪强烈。这不仅因为中共一大时决议在中国各政党之间保持独立路线，“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更主要的是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看法比较负面，因而对国民党采取排斥态度，尤其不满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安排，认为这样会有失去共产党的独立地位进而被国民党合并的危险。
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张太雷撰写了《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并在“东方问题”会议上发言。他在提纲中说：“关于被压迫国家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这是因为，第一，资产阶级决定不了民族革命斗争的进程和结局；第二，资产阶级在所谓‘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下参加这场斗争，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在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为本阶级的统治者去争取‘国家独立和财政经济自治’的（在关税、银行业、运输等方面）相应形式的时候，或者是在它尚未感到民族革命运动已经同它驱走并取代帝国主义来剥削‘本国’人民的愿望发生矛盾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民族资产阶级才会走‘民族统一战线’的道路。但是，对于民族革命运动来说，在其开始阶段，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依靠‘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在策略和战略上都是有利的。”此说虽然可能出自指导张太雷草拟提纲的舒米亚茨基，但张太雷至少是赞同的。所以他希望共产国际给予支持，以保障中共在革命中战胜资本家。
张太雷的“民族统一战线”与共产国际的“反帝统一战线”主旨虽然大体一致，但毕竟措辞不同，反帝侧重于世界革命，民族则立足于本国立场。在共产国际看来，国民党既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大政党”，又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实际上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由于中国革命尚处于“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阶段，而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国民党应与共产党合作，“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
中共认识到自身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和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政党，但在获得政权之前，依据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和历史进化的程序，目前最切要的工作是联络民主派共同对抗封建式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办法是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共二大作出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决议案，以示同意“远东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
先行研究注意到，中共不用“统一战线”而用“联合战线”，是反复斟酌的政治表述，因为两个词的俄文分别显然，不易混淆，其用意是既能表达新成立的中共作为一个独立政治体的地位，又可以减弱“统一”之名引起党内及国民党方面的误解。而共产国际认可“联合战线”与“民主统一战线”思想相一致，只是“联合战线”与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还有程度的差异。实际上，回到统一战线本来的两个基本面相进行考察，可见对于阶级内的统一异议较少，而对于阶级外的统一始终忧虑较大。如果不加以区别，很容易混淆。中共之所以谨慎选用“联合战线”，就是要与无产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相区分。所以瞿秋白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应当与世界的社会革命合流，只不过先进工业国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中国则是国民运动联合战线。
实际上，统一战线本来就是世界革命的策略，所以必须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来考察。以往谈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会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不过，在世界革命说进入中国、列宁式的帝国主义论根本改变由民族主义发展而来的帝国主义观以及在共产国际深入中国并促成国共合作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体量很小，政党的社会动员力尚未发挥，并没有形成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而世界革命说与新的帝国主义论通过从共产国际到中共的组织系统传入中国，加上国共合作的联合形式，使得能够广泛动员广大民众的革命理论迅速传播，引起普遍的革命情绪。中共争取广大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拥护，迅速发展壮大，很快就推动革命形势走向高潮。可以说，没有苏俄的革命理论和共产国际的组织支持，中国革命不会很快出现高潮的形势。这也是中共在相当长时期里相信甚至依赖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重要原因。
不过，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尽管中共并不情愿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也取得了显著的收效，却始终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欣然赞同，而对与非无产阶级的民主派的统一战线有所保留。
中共二大制定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详细阐述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及其理据。决议指出：“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在这种政治经济状况之下的无产阶级，在这种内外两层压迫之下无法得着自由而又急须得着自由的无产阶级，更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不如此无产阶级便无法得着为自己阶级开始团结所必需的初步自由，所以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为此，要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表的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提出如下计划：“（A）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B）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C）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由此可见，联合战线可以显现中共的主动甚至主导地位。
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认识颇具代表性：“东方诸经济落后国如印度、中国等，都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及本国封建阶级的势力勾结支配之下，不但无产阶级没有壮大，即资产阶级亦尚未发达到势力集中，对于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者有自己阶级的争斗之觉悟与可能，因此他们每每有依赖贵族军阀或帝国主义者而生存的倾向，此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以外，仍应采用各种政策，促进那涣散而懦弱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能够与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者争斗范围以内的经济势力集中及发展，使他们的经济地位自然唤醒他们了解有与无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打倒两阶级的公敌——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客观的需要与可能；这种联合战线之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幼稚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此联合战线才能实行争斗，不仅仅是一个主张，亦只有在此联合战线之复杂的争斗过程中，才能够使自己阶级独立争斗的力量之发展增加速度。共产国际第三次第四次大会，依据世界经济状况发达的程度，为东方的无产阶级指示出目前争斗所需要的两个策略，即民主的联合战线及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无产阶级的目前争斗，应该以这两个策略为不可离的根本原则，应用在各种实际问题，以消除为中国民族发展的两大障碍物——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其他领导人也表达了相同意见，如蔡和森就说：“由历年的事实明证：外国帝国主义不打倒，由他们时常售械借款所扶植的军阀势力是不会消灭的，中国民主主义政治是不会成功的，废督裁兵理财等等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看得这种道理透彻，所以与国民党成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换过说就是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样的联合战线，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全国人民，都是必要而有益的。”
不过，在决定联合战线问题的中共三大上，尤其是在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党内仍然存在不同意见。蔡和森后来谈到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中共领导层的分歧：“（1）联合战线问题：马林、仲甫、秋白、太雷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国焘、和森、仁静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因阶级性使然，所以我们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即是与国民党联合，因为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2）党的地位与独立工作（亦分为二派）:第一，马林、仲甫、秋白、太雷以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作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那时共产党自然会出现了。第二，国焘、和森、仁静以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其实双方的意见分歧未必完全是非此即彼，关键是具体如何把握联合与独立的尺度，以及如何实现既联合又独立。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分歧的各方都很难拿捏得当。
三、民族联合战线的经验教训
大革命时期联合战线的建立，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或标志性事件。一是国民党的改组。瞿秋白后来总结到，1924年改组的“新国民党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表现，是事实上联合战线的反映。这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就是代表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政纲，确是接受了反帝国主义的口号；当时国民党的政策是联合苏联；工农组织及斗争的发展，也开始得着相当的自由；一九二四年勃兴的反帝国主义宣传和冯玉祥政变，以及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都在国民党的联合战线之中发展出来。国民党当时的确是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治组织”。二是五卅运动的展开。如果说新国民党还是联合战线的象征，五卅运动则提出“中国民族解放的总要求，自然使反帝国主义运动里实际上成立全国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五卅以后中国的历史已经开始一个新时期——实行国民革命的时期”，“全国各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得以实现，实在完全因为有工人阶级的勇猛斗争”。
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五卅运动经历了联合战线形成以来的首次挫折，从而引发阶级斗争与阶级间联合能否兼得的质疑声。瞿秋白对此回应说，此事“愈加显示在阶级间联合战线之时，阶级斗争仍是必要的。当五卅运动初起的时候，代表上海中等资产阶级的上海商总会即与工人学生联合，而代表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在商人、工人、学生胁迫之下亦不得不宣布罢市；此时，即五卅运动开始至所谓总商会的‘革命’，事实上，上海的民族运动就是各阶级间的联合战线。而此联合战线的确能增长上海以至全国的革命潮流”。这一联合战线遭到破坏，“首先是大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修改了商人、工人、学生的要求条件，而退出了联合战线；中等资产阶级——上海商总会继续到工商学联合委员会解散时才退出；而工人、学生的联合战线则继续到现在。上海资产阶级的行为固然是向工人阶级进攻，同时亦即是背叛全民族的利益。这个事件前一部分证明，‘必要时’各阶级间‘暂时’可以联合战线；后一部分又证明，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资产阶级所为的仅仅是自己阶级的利益，所以容易与敌人——帝国主义妥协，背叛民族利益，破坏各阶级间的联合战线”。因此，在联合时有必要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甚至背叛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国民革命的成功。
五卅运动造成了联合战线，引发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扑，使联合战线受到严重冲击。邓中夏总结指出，五卅运动确是全国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向帝国主义的进攻，聪明的帝国主义者懂得联合战线的可怕，所以运动一开始，他们马上采用分离联合战线的政策，如以上海西商会容纳总商会要求的口惠，欺骗中国资产阶级，使其离开这一战线；以 “过激”“赤化”等名词恐吓小资产阶级（学生及小商人），使之离开这一战线；最后则指使其走狗奉系军阀，压迫罢工和工会。而五卅运动的高潮遂至降落下去，“同时，聪明的帝国主义者，不仅破坏我们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并且建立他自己需要的反对‘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联合战线即所谓‘反赤的联合战线’。如：扶助奉直军阀以打败国民军；勾结上海买办阶级以杀害工人领袖及扑灭工人运动；并收买一般高等智识分子及官僚政客努力作反赤之宣传与组织，这一联合战线反而有蒸蒸日上之势，最后则指使其老走狗段祺瑞，于三月十六日对北京民众加以无法残杀，而反动政局，遂以开始”。当前首先要打破工人阶级陷于孤立的险要局势——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反赤”联合战线，重新继续五卅运动的反帝精神，扩大及巩固各阶级群众的联合战线。唯有如此，才能摆脱政治局势的险恶。
邓中夏进一步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强调工农商学联合战线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五卅运动以前的中国历次革命运动，参加的成分不过限于一两个阶级，如鸦片战争只是封建阶级，太平天国与义和团只是农民阶级，辛亥革命只是小资产阶级与流民无产阶级，五四运动只是小资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最近数年的海员罢工、开滦罢工以至京汉罢工只是无产阶级，没人注意到工农商学联合战线这一问题。直到五卅运动发生，工农商学各阶级不约而同地破天荒一起参加反帝运动，有意无意地自然成立联合战线。“此时国民革命的潮流，顿见高涨而澎湃而狂舞，开中国革命历史上空前未有之新纪元”，“有联合战线则革命势力增大而高涨，无联合战线则革命势力削弱而衰落”。帝国主义者不仅破坏反帝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组成反“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即所谓“反赤”的联合战线。不忘五卅运动事实所给予的深刻教训，必须“恢复并巩固工农商学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向帝国主义反攻”。工农商学联合战线是各阶级为了共同目标及共同利益而展开共同行动，虽然各阶级因其经济地位不同，各有本阶级特殊的利益，但因其民族境遇相同，可以出全力反对共同的敌人，取得共同的利益，同时会适当限制而不是牺牲某一阶级的正当利益，以稳固联合战线。工农商学联合战线的总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否则就毫无意义。
五卅运动使得中国革命转向民族革命，按照蔡和森的阐述，就是五卅运动时，中共决定用民族革命挽救中国革命，“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联合政策”。因为是反帝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所以不仅开始与国民党发生联合战线关系，而且五卅运动后中共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到各阶级的民众中甚至军队中。“总之，在无产阶级未成功以前，我们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联合战线，唯一的责任就是扩大这个联合战线的策略，过去联合战线的成功就是‘五卅’运动”。在五卅运动中，虽然遭到资产阶级的背叛，中共反而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巩固左派势力才能扩大联合战线，扩大联合战线才能发展无产阶级和党的力量，二者相辅相成。所以在五卅运动后，中共更加坚持扩大联合战线的策略，以推进国民革命的开展。
民族革命主张反帝反军阀，以国家独立、主权完整为政治目标，促使一切愿意革命的阶级阶层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可是跻身其中又具有争夺革命领导权实力的资产阶级与其他阶级存在利益冲突，与列强和军阀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容易动摇妥协，这就使得联合战线潜在着分裂的危险，随时可能爆发出来。如何处理这类矛盾，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都没有经验，况且共产国际还存在能否准确把握中国实情的问题。很快，联合战线内部的矛盾就公开化，并且在作为联盟的国民党内凸显出来。
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破坏行动浸入联合战线内部，使得作为革命联盟组织形式的国民党内出现动摇和分裂的趋势。1926年6月4日，中共中央就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函国民党中央，强调指出：“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剥削之下，国民革命之需要迫切万分；中国社会中一切革命分子正须建立强有力的联合战线。本党代表中国无产阶级，久已认定处此世界社会革命时期，殖民地半殖民地之无产阶级及一般劳动平民之唯一职任，即为实行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与国际帝国主义以巨大之打击，一方面解放中国民族，别方面即为完成世界革命。本党之此种政策实适合于中国社会发展之阶段及世界政治之趋势，乃一整个的历史时期中之根本功作，决非临时应付或利用之手段也。”至于合作的方式究竟是党内合作还是党外合作，应以适当有效为准。之前的党内合作，为共产党与孙中山商定，且由后者主导。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动势力恐惧战栗于联合战线，于是设法破坏国民革命战线，以灭杀中国民众的革命力量，使得革命形势危殆至于极点。国民党内的纠纷，主要是因为“整理党务案”。“帝国主义者见之或且疑为贵党已中其奸计而自破革命战线，表现右倾，因而私心欣幸，俟机欲动。”如果国民党以退为进，调整合作方式，消除党内部分人的疑虑猜忌，然后决然肃清内部，打击反动派，整齐革命战线，以全力对待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与压迫，则与共产党的合作政策并无所谓根本冲突，两党联盟的根本精神亦不因反动派的分裂政策而稍减。“整理党务案”之后的两党合作方式问题，可各自根据其党的议决以相协商，希望国民党“更加努力奋斗，肃清反动，巩固内部，与吾人及一般民众结合伟大广泛之革命的联合战线，有明确之政策，积极之行动，勿为帝国主义者所乘，则中国革命之幸也”。
中共的努力与期待并未完全奏效。1926年12月13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然主要集中于国民党问题。报告认为，自北伐江西战事胜利后，国共关系发生许多新的变化，有重新讨论的必要。国民党问题牵连广泛，可以说就是全般政治问题，其“要点乃是一个民族革命中联合战线问题，也就是一个整个的民族革命问题”。从历史方面看，“中国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是一九二二年国际第四次大会讨论东方问题时决定的策略。这个策略决定后，至一九二五年‘五卅’才广大的实际应用出来，此时民族的联合战线，亦即所谓‘赤的联合战线’。五卅运动之成功，就是民族联合战线之成功。当时这个战线非常扩大，自工人以至军阀莫不加入这个战线（当时张学良、孙传芳等都通电响应，捐款援助），一时民众势力非常发展。但同时反赤的联合战线即英、日、张、吴的联合战线也随着形成起来。他们的目标便是讨灭南赤、北赤，结果反赤的联合战线成功，赤的联合战线失败，如北方国民军之失败，北方的‘三一八’大屠杀，南方的‘三月二十’，就是反赤的联合战线成功，赤的联合战线破裂之表现”。
尽管联合战线的破裂已是部分事实，中共并未找到抑制分裂、坚持联合的有效办法。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国家的统一，第一次北伐胜利占领上海，“所以革命势力的联合便是国家统一的动力。要求国家统一必须先求革命势力联合”，反之则要破坏革命势力的联合。反对国民党右派和打倒蒋介石，“首先要求维持与巩固革命势力的联合战线”，“共产党人不是为自己的或阶级的利益不愿退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而是为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不能退出此战线。共产党与中国无产阶级若接受帝国主义张作霖以至蒋介石辈的威胁而退出此战线，结果便是放任帝国主义与军阀们永远宰割中国”。既然联合战线攸关国家民族命运，中共遂大声疾呼：
现在联合战线的问题不是国共两党的问题，乃是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问题……革命的统一是唯一可能的，但是先决条件是要维持与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人将以全力维持并巩固此战线到底，决不在威胁之下抛弃这个救国救民的根本政策。一切饱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割之痛苦的人民，不仅应注意这个维持联合战线的斗争，并且应来参加与拥护这个有关国家命运人民死活的斗争。同时，我们敢忠告一切真正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信徒：大家应勇敢地起来领导这个斗争，不要任民众看了只有无产阶级是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忠实继承者！为国家的统一必须维持革命联合战线！为人民的解放必须维持革命联合战线！为国民党不离工农而孤立必须维持革命联合战线！联合战线是救国救民救党的唯一政策！反联合战线便是反三民主义！反联合战线便是投降蒋介石！反联合战线便是迎合帝国主义！
民族革命的动力包括除封建买办以外的一切阶级，维持民族联合战线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从五卅到一九二五年秋，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蜜月’期。然而，即使在那时，尽管存在民族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经常出现尖锐的、明显而公开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国民党内部的相互关系上有反映，在共产党和左派为一方同右派为另一方的冲突中，也有反映。最后，这些矛盾发展到明显破裂的程度，引起了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的政变，破坏了民族统一战线。这样，阶级关系便影响了民族统一战线……阶级关系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1925年秋极右派的西山会议对民族统一战线、广州国民政府和工农阶级运动的“抗议”，表明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势力开始反共，坚持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排斥出去。与之配合，国民党内部形成以戴季陶为首的所谓“新右翼”，千方百计地破坏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方面竭力维护的联合战线，终于在国民党各派“清共”的刀光剑影中崩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1927年八七会议时，痛定思痛的共产国际代表甚至认为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的战线中必然要有资产阶级”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必须在维持民族统一战线而反工农利益与为工农利益而反民族统一战线之间二者择一。但共产国际仍然坚持与国民党下层群众联合。历史的教训太过惨痛，亲历者又记忆犹新，当九一八事变后各派提出与资产阶级联合抗日时，中共立即作出强烈反应，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撰文批判国家主义派、新月派、社会与教育派、托陈取消派等反革命的在野派别的各种抗日救国方案，痛斥“取消派现在正在梦想五卅时代所谓民族统一战线，与那时的工商学联合会。取消派所说的‘革命的民众政府’，‘革命的国民会议’，当然就是士农工商各界联合的政府。看呵！说一九二五年五卅时候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反革命，所以中国共产党那时根本不应该同它实行联合战线的取消派，在一九三一年忽然觉到了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的重新到来，并且资产阶级变成了‘革命的’，而要求与之联合了”，“这当然不是五卅运动的复活，而是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复活！”
四、回归“反帝统一战线”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虽然一度使得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对包含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产生恨意，可是这样的怨气并未导致根本否定“统一战线”策略，反而因为完全失去了联合的基础，无须防备“统一”可能引发的误解及其后果，从而弃用阶级外的联合战线，回到阶级内“统一战线”的原点。
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尽管认识到“过去农民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军阀地主豪绅的一切封建剥削的斗争中，全体农民还可以结成政治上的统一的战线。但是进到比较深入和发展的过程，乡村无产阶级与农业资产阶级，贫农与富农，其阶级的矛盾表现得非常之快”，但仍然认为在革命的现阶段，“共产党主要的策略，应该创设绝对大多数被残余封建势力剥削的农民群众的统一战线，从雇农起至中农止”。192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28号通告，根据六大路线的主要精神，专门指示农民运动的策略，明确指出：“建立农村统一战线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对富农的策略”；富农对革命的态度有同情、反对、摇摆三种情况，农村统一战线要吸收同情者，争取摇摆者同时与之斗争。只是这一路线不久即受到批判而予以否定，不过否定的对象是富农而不是统一战线。
诚然，在联合破裂导致革命失败、国共两党进入生死斗争的大环境之下，统一战线的策略无论内外都显得不合时宜。在工人运动方面，中共中央一度明确宣称：“我们不应采取‘统一战线’的口号，因为这些口号可以引起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工会的幻想，应普遍的发展工厂委员会，把在国民党及改良主义影响之下的工人群众完全夺取到我们方面来。”1928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就反日保路运动致函满洲省委，指责“‘农工商学反日联合会’完全是以前我们与资产阶级联合战线时期的办法与口号”，资产阶级叛变后，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还有什么‘工商’联合反帝的可言”。
这样绝对化的一概而论倾向，很快就得到纠正。1930年9月，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正式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1930年7月作出的中国问题议决案，其中特别提出“必须实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共产党应当在一切斗争尤其是日常要求的斗争中，和非党群众团结起来，独立地领导运动。这一思想所针对的主要就是与中间党派和各种社会组织（包括秘密社会）争夺群众的问题。同一会议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进一步批评“左”倾路线与黄色工会斗争不力，确认“目前最中心的策略问题，就是实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这不仅在黄色工会之内争取下层群众而且在无组织的工人群众之中，也是十分重要的策略”，这不是与黄色工会的首领联合，而是因为在白色恐怖之下大多数无党及非赤色工会的群众，不敢公开赞成党和赤色工会的主张，“所以必须由党和赤色工会提出最适当的斗争口号，最切近于广大群众的实际要求，并且把这些口号和要求联系着中国革命的总口号，独立的领导群众的斗争和行动，这样去实现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赤色会员和非赤色会员之间的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使先进工人能够把广大的以至于最落后的群众团结于自己的周围，争取青年工人和童工女工以及一切劳动群众来在党和赤色工会纲领之下”。显然，此处所论主要是阶级内的统一战线。
在瞿秋白所作《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中，黄色工会和富农被视为各种民族改良主义中间派的工具，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放弃对黄色工会的工作以及工人辅助组织，使其宣传容易得逞，“所以我们共产党必须和非共产党员的一般广大的工人群众、农民群众、直到最落后的群众，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在一切斗争直到最细小的斗争之中去领导他们”，同时要随时随地将这些斗争联系到争取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总口号和总斗争；没有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准备武装暴动和争取群众两种事就会分家，那就一定是要走到冒险主义脱离群众的错误。下层统一战线的范围从工人再度扩大到农民。由此可见，即使在苏维埃土地革命的旗帜下，经历大革命失败的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还是要回到统一战线的轨道。因为革命的对象虽然范围有所扩大，但毕竟还是少数，而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争取和团结大多数仍然必不可少。尤其是中国的阶级革命还是土地革命，统一战线不包含农民群众，就会失去大多数。
随着局势的发展变化，下层统一战线逐渐从工会或农村工作的策略变成反帝运动的重要路线。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共迅速做出反应。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其中第十项任务为“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以开展反帝的革命运动，尽量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如像一部分革命学生、小商人以至城市贫民成立反帝的统一战线，并且成立这种反帝的公开组织，而取得其领导”，并计划在当年成立全国反帝同盟。两天后，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要求各级党部和全体同志坚决进行的工作之一就是“组织各色各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或者参加一切已经存在的反帝组织而夺取它们的领导。经过这些组织正确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和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参加争斗”。统一战线的范围再度扩大到广大小资产阶级。
除了反日前线的东北要以下层统一战线发展反帝革命运动外，白区的工人运动也迫切需要通过下层统一战线打破不利局面。1931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再次强调：“赤色工会独立领导经济斗争必须广泛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下层统一战线应基于下层群众的共同要求（首先就是工人的切身要求）上建立起来。”普遍的领导组织形式是罢工或斗争委员会，秘密赤色工会应完全采用群众工作的方式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刘少奇则在《罢工策略》中指出，建立广泛的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才能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这是使罢工胜利的条件，而敌人则千方百计要破坏罢工的统一战线。
1932年2月，中共中央指示四川省委在反帝运动方面应实行策略上的彻底转变，其中一条就是“加强与一切反动派别的斗争，实行正确的下层群众统一战线”:一方面揭破各种在野的反动派的欺骗，一方面争取反动派所影响的下层群众。是年10月，张闻天又针对一些文艺杂志上关于文艺性质与文学大众化等问题的讨论，分析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不能发展为群众运动的原因，其中固然有“右倾消极”的因素，但最大的障碍物是“左”的关门主义，因此主张“实现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实现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只有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使我们的活动，从狭窄的、秘密的，走向广泛的、半公开与公开的方面去。在文艺界中革命统一战线的执行，比在工人运动中，要求我们更多的细心，忍耐，解释，甚至‘谦恭’与‘礼貌’。因为这里，我们工作的对象不是工人，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群，而且是小资产阶级中最敏感之群”。
1932年底，中共中央致信满洲省委，讨论义勇军运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提出的纲领是“采取独立领导和公开群众的路线，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来进行这运动”。是年最后一天，中共中央考虑到在日本进攻华北热河时，由于河北党的薄弱，“不能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上广大的有力的开展反帝运动”，故而要求河北省委必须做好群众工作，发展华北的反帝民族革命运动，尤其是“彻底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组织群众的强有力的广大群众的反日斗争”，争取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广大群众，发展义勇军抗日战争。
中共在下层统一战线范围的不断扩展，与共产国际有着紧密关联。1932年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就中国问题作出如下意见：中共应该竭力保证无产阶级在白区民众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为此要将苏维埃运动与白区群众反帝斗争联系起来，广泛、一贯地在群众反帝斗争中，采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组织群众，进行民族革命解放战争。
1933年初，日军进攻华北，中共中央下达的紧急任务之一就是开展最广大群众的宣传鼓动，号召工人及一切劳苦群众罢工罢课，自动武装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在此基础上组织群众的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反帝国主义的或反日组织，在各种形式下武装群众，尤其是到改良主义派别影响下的反日组织中进行艰苦的工作。同时，中共中央又和共青团中央一起发布告全国民众书，呼吁学生、工匠、城市贫民与工农一起建立广大的反帝战线，“建立群众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
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指示信。信中提出：“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要成功实现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在此策略基础上提出的总政治口号，“首先要靠着我们党正确的和灵活的实行‘特殊的’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并且要靠着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谈到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时，指示信特别提出应严格注意的事项：任何时候都坚持和保存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反对统一战线内右倾分子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同时反对“左”倾关门主义，以免过早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必需的统一战线；“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素，须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或主要从下面和兵士组织统一战线，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实行上层统一战线，或可订立某种反帝联盟的形式；“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坚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只有这样的分别对付和执行下层统一战线，能使满洲的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能够得着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策略的效果”；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不仅表明共同反帝，还特别表明在此方式下争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反帝运动没有无产阶级骨干，没有无产阶级广大的群众革命组织，“则不必想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来实行真正革命的统一战线”。指示信还强调了农民的重要性：“我们保持最宽广的反帝统一战线，但要坚决地拥护农民的要求……独立的组织我们的武装力量以及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是靠着巧妙的和及时的援助和组织加入反帝统一战线及正在斗争着的农民。”
“一二六指示信”所使用的概念始终是“统一战线”，不仅坚持原有的下层统一战线，而且可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实行上层统一战线。这样的策略是为了实现全民族的反帝运动，所以又可以叫作反日或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只是这一调整的范围仍然限制在满洲地区。国民党签订“华北停战协定”后，中共中央于6月9日决定将指示信公布，希望一切组织首先是华北的党组织将信中指出的任务和策略适宜地应用于目前各地实际斗争环境中，组织与开展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也就是说，原来仅适用于东北的政策，应用范围扩展到华北乃至全国，严格的下层统一战线在更广大地区有可能向上突破。
这样的改变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局势的变化作出的调整。1933年6月15日，上海中央局转发共产国际、少共国际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指示，指出共产国际要求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为高度开展反帝斗争并加强领导起见，要在广泛的基础上创造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少共国际则呼吁青年团不惜一切力量把建立统一反日战线的行动纲领，使每个人都见到听到。可见，共产国际的指示着重提出全国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的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其中仍有牵制日本进攻苏联的意向，也表明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正在日益增强。在此之前，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于6月8日即致函各级党部和全体同志，专论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首先提出“目前的形势与建立广大的统一战线的重要”，认为在严重与险恶的形势面前，要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止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战争，必须用群众的革命的广大统一战线来对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在反帝运动中真正的统一的战线，就是组织这一广大群众走上革命斗争的基本策略。只有团结与统一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才是民族抵抗的力量与胜利的保证”，“只有我们党坚决实行广大的统一战线，才能团结和组织千百万的广大群众来进行这一反帝的革命斗争，才能团结一切反帝的力量”。工厂作坊是建立统一战线的基本阵地，尽量应用群众路线，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开展反对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的政治影响的斗争，是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的主要条件之一。争取和利用公开半公开活动的可能，是建立广大的群众的统一战线之必要的条件。而这些也是统一战线尚不能建立的原因。为此，要在广泛的基础之上，创造反帝的统一战线，利用工会、民众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实行共同的行动纲领。
不过，中共仍然难以接受与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对于和共产党之外的工人群众建立统一战线也不无保留。1933年2月19日，劳动社会主义国际局发出宣言，宣称准备联合共产国际与共产党成立统一战线，和德国法西斯反动统治斗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虽然认为这与他们的一贯行动相矛盾，怀疑其是考虑到各国工人群众已经自发组织统一战线才表示诚意，但仍然号召各国共产党尝试经过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建立统一战线。可见，即使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非党工人结成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的态度仍然将信将疑。
由于形势复杂多变，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加速变动，中共将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相并列，反日、反蒋在名义上虽然并行不悖，实际上却是将反蒋放在首位，认定只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才能有效地反对日本侵略。因而当面向全国而不是东北华北等具体区域时，中共一方面批评在反帝运动中不善于依据工厂“建立广大的群众的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一方面指责个别地方常常以上层勾结代替了广大群众的统一战线，妨碍领导权的巩固，以及影响和争取群众。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实则还是落实到反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广泛的运用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树立和巩固在反帝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将成为强有力的革命源泉，成为胜利的苏维埃革命的有力支流”。1934年1月，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为反对国民党绑架上海各校学生，呼吁一切劳动民众、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建立广大的真正反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赞助苏维埃革命，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关于白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强调的也是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组织反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来开展反帝运动。
在“左”倾路线主导下，东北地区的反日反帝统一战线展开的情形始终不能令人满意，“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尾巴主义的倾向普遍存在，开展工作的方式即使按照相关指示也未必能见成效，尤其是在建立极广泛的群众的反日统一战线与确保无产阶级领导权之间，如何使得二者相辅相成，处理好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在中共看来，当地党组织未能拿捏得当。
东北地区成效不佳，全国范围内的工作更是举步维艰。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委、县委、市委发出秘密指示信，承认三年来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未能解决让群众相信到底谁能真正完成“抗日救国”的责任这一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而只有在实际上证明能够解决这个政治问题，才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信中称，中央根据去年的指示信及最近的宣言，拟订《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的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希望动员联络一切名流学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自由职业者签名发起，纲领发表后要号召全国民众和国民党的一切军队立刻停止内战、全力抗日，尤其要在“剿共”前线和后方的军队中引起反响。不难看出，这封秘密信的用意之一，是以反日来扭转中央苏区反“围剿”军事上的被动不利局面。此后一段时间里，中共强调反日反帝统一战线，都与反“围剿”的形势密切相关。
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彻底扭转了错误的军事路线。由于失去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又与国民党军队血战，中共中央来不及改变政治路线，也无法掌控全国局势。上海的临时中央局虽然检讨了统一战线方面的失误，却仍然将“反日统一战线”与“反蒋统一战线”视为统一体，希望“经过广大的
群众路线深入各反蒋派进行与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威迫上层走向反蒋的军事行动”。
概言之，国民革命的失败虽然导致中共一度怀疑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策略，可是很快就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重新使用“统一战线”的概念，反而对曾经刻意用来替代“统一战线”的“联合战线”一词弃置不用。在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传到中共中央之前，尽管存在“反帝反日”“反日反蒋”“下层上层”等不同表述，内涵也有所差异，但是基本都是用“统一战线”的概念，几乎没有其他指称。
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波三折
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理论及实践，首先是阶级路线，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为主体和主导，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连为一体的架构下，被压迫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被视为无产阶级国际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从共产国际的角度，主要使用“反帝统一战线”的指称，而中共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民族统一战线”是为了让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民族革命运动而制定的策略。也就是说，“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反映了民族革命参与者的广泛性，另一方面则带有非无产阶级的属性。
在拒绝国民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期间，中共中央曾使用过“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帝反蒋统一战线”“上层下层统一战线”“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统一革命战线”等一系列表述。目前所见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民族统一战线”一词的就是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这是中共中央根据口头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关于统一战线决议的口径作出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强调：“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基本力量和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两天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主题之一就是“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虽然“反蒋”仍然与“反日”并列，但在表述上出现微妙变化，即强调反蒋是因为其阻碍反日，为了更好地反日，所以要反蒋，而不是坚持以倒蒋为反日的先决条件。
中共中央史无前例地针对日本侵略规范化使用“民族统一战线”，表明在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性质的认识上跨出重要一步。这一跨越看似简单和轻而易举，却经历了艰难的历程。
尽管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被纳入国际共运的范畴，可是共产国际对于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以国家利益为准的民族主义予以彻底批判，并对始终不忘民族立场的中共是否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化有所怀疑。中共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的“三位一体”方针，虽然首先确立了民族革命战争的主体性，意味着认识到民族危机的迫在眉睫和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事实，但是这样的危机和矛盾显然还没有占据全面和主导地位，因此接下来的两条即以推翻国民党政府为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条件以及认定只有中国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真正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力量，事实上都是以阶级斗争取代了民族矛盾，将当务之急放在解决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冲突之上。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三位一体”的方针都是中共中央应对时势的总方针和总政策，所说的下层统一战线主要是指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与黄色工会争夺对工人群众的领导权，同时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扩展到城乡其他劳苦群众，并且一定程度上涵盖了小资产阶级。只有在东北地区，虽然统一战线的范围名义上没有扩大，对于抗日的上层人士包括马占山在内，仍然没有视为团结和争取的对象，可是由于主要矛头对准日本帝国主义，加之具体负责的满洲省委又认为东北人基本都抱有反日情绪，相较于关内，统一战线的应用范围实际上还是比较宽泛。华北危机加重，统一战线策略相应地向关外模式靠拢。1933年的“一二六指示信”更是有条件地加入了上层统一战线以及上下层并用的策略。
上述变化虽然将统一战线由反蒋扩展到反帝，甚至转向以反帝为主要取向，意味着统一战线由阶级斗争转向民族解放，可是“三位一体”的总政策使得反蒋实际上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反帝因为有先决条件而变成从属。这与大革命时期打倒列强和军阀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类似，总体目标是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具体对象则首先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军阀，因此“民族联合战线”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但是不包括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这与抗日战争要以举国之力抗击企图对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外部强敌，实现全民族的反侵略，仍有范围和程度的差异。
能否将统一战线由“反帝”扩大为“民族”，可以说是至为关键的一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检讨过去所犯的主要错误，首先就是“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尤其是与十九路军签订的军事协定，“不是建立在创建反帝统一战线这一正确立场的基础之上的”，而是把十九路军看作试图走特殊道路的反动势力以及没有任何前途的第三种力量。陈云到莫斯科后，在与王明谈话时说：“我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针……统一战线在当前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方针。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引起了中国广大民众强烈的愤慨。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我们应该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这对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是十分有利的”，“我们的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
陈云报告的记录稿遣词用字，或许受后来时势的影响。他强调抗日统一战线的作用，固然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不无关系，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包括王明在内，一直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变化，不断调整中共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策略，这也是彼此能够畅所欲言的重要原因。1935年8月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讲演，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全线进攻的加紧以及被压迫民族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反帝统一战线在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尽管各国情况不同，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应用有别，“然而反帝统一战线这种策略，对于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都具有头等的意义”。有些人认为，中国苏维埃革命既然在一部分领土内得到胜利，阶级斗争已经非常剧烈，“所以反帝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在目前的中国，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不仅具有头等的意义，而且我们可以说，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这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概念，且准确地指出：“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应用而且正在应用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
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意义，是因为日本侵略造成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而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之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而外，别无其他的救国方法。同时，在共产党方面，除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政策而外，没有其他的任何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在十九路军上海抗战、福建事变以及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北方抗日时，中共未能真正认真地、彻底地、正确地执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为许多同志不了解近几年来中国形成的新条件和新环境，不了解怎样用新的方法在中国提出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顾计到目前中国的形势，顾计到我国人民底民族生存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党应当继续发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应当把这个政策极彻底地、极大胆地、极广泛地和极坚决地运用起来，以便把全中国人民在最短期间内真正联合起来，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共同战斗”。中共中央的意见是应当向前发展这个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共同向全国人民，向一切政党、派别、军队、群众团体以及一切政治家和名流们，提议与我们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王明还表彰了巴西共产党实行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效，批评印度等国共产党在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方面的局限，指出1927年中国革命运动中陈独秀等人把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与阶级斗争的任务彼此对立起来，放弃了独立政策和斗争，导致革命失败。中南美各国如果将所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都当作是法西斯或法西斯化政党，就会“妨碍了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蒂的人民战线之建立”。
瓦窑堡决议采用“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获悉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有着密切的关联。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直到1936年6月才完全恢复。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8月结束，会议的主题就是反法西斯主义与统一战线问题。由于通信失联，共产国际七大结束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决议精神，重要事项之一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张浩辗转于1935年11月抵达陕北，因为防止旅途遇险，没有携带文件，仅凭记忆口头传达。随后，共产国际又派阎红彦续来。1936年1月1日，毛泽东电告朱德：“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在此之前，中共中央的文件从未使用过“民族统一战线”的说法，瓦窑堡会议确定“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完全符合中共中央获悉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信息，应该是根据传达的口径作出的改变。
不过，张浩等人传达的信息，虽然符合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具体表述却相当程度反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毛泽东电告朱德所列举的各项内容，王明在之前的文字中已经明确表述过。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有关中国的部分听取了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其中不一致的地方，恰好就是使用“人民统一战线”或“民众统一战线”而非“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欣然接受“民族统一战线”的表述，除了延续遵循共产国际决议的惯例，要因是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从军事到政治，逐渐走上独立自主的正轨，同时深刻反省在对日和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严重失误。陈云、潘汉年等人在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中，就反复表达了中共在遵义会议后关于对日和统一战线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认为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的军官政客也混入反日反蒋的运动，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扩展了。在此基础上，党的总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讨蒋的力量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蒋介石。不管什么阶级、什么党，如果不愿当亡国奴，愿意做任何反日反蒋的活动，“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很诚意诚恳的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统一战线的形式有三：上层统一，下层统一，上下层统一并用。就统一战线的思想策略而言，这封信较《八一宣言》朝着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大进一步。根据现有资料，指示信的内容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高度一致，时间上却在中共中央接到七大信息之前，除非先行从其他渠道间接获悉七大决议的精神，否则很可能出自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
从瓦窑堡会议直到1936年2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的问答——供各级党部讨论时的参考材料》期间，中共均认为民族革命上升到首位，必须结成反日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并专门阐述了苏维埃红军、共产党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出现“民族统一战线”以外的其他表述。
情况到1936年3月发生了变化。这时，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在巴黎出版的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转来的七大决议案中译本，并全文刊登于3月8日出版的《斗争》第89期。3月20日，张闻天在晋西地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时说：“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特别重要的，一是集中力量反战反法西斯，二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反战的统一战线，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殖民地的人民统一战线。”虽然中共的任务仍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却由反日反蒋的“民族统一战线”变成“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或“广泛的人民战线”。《斗争》第90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为中国反日的人民统一战线而斗争》，文中表述却是“民族的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民族的统一战线”“全民族统一战线”“全国民族广泛的统一战线”“革命的统一战线”等。
一时间，中共党内关于统一战线出现了不同表述纷呈的现象，尤其是“统一战线”“人民战线”“人民阵线”“联合战线”出现的频率较高。关于这一情况，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四卷编者的说明认为，1935年的《八一宣言》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赞同法国人民阵线政策，“由此得出了‘抗日人民统一战线’和‘人民’术语，在中共后来的许多文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直到1936年年中‘人民’术语才被‘民族’术语取代”。还有研究者从词汇竞争的角度探究统一战线的定名，发现1936年出现了不同的概念表述，以为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调整策略后，“国内革命长期以来的残酷经历使得新方针较难迅速统一为全党共识，反而开启了多种表述共存的局面”。从1936年到1937年，究竟是“人民阵线”“联合战线”还是“统一战线”，调整了一年多才逐渐固定下来。
严格依照时序仔细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其一，与“民族”形成对应关系的是“人民”，至于“联合战线”的说法，主要应用于不同对象的特殊语境，并不构成“民族”的替代关系。其二，以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为准，出现分歧的时间，主要集中于1936年3月至6月间，此后改回“统一战线”，其余表述则属于个别人的滞后现象，如1936年3月后仍然使用“民族统一战线”，或6月乃至9月以后仍然使用“人民战线”或“人民阵线”。其三，1936年9月以后，中共正式使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表述，并且逐渐成为标准化的概念。
因为本文主题及篇幅所限，关于这一曲折的详情，另文专论。概而言之，《国际新闻通讯》转来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译本翻译问题较多，概念模糊，尤其是关于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人民战线之间的联系及分别，容易混淆。1936年5月，张闻天收到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演讲文本，发现多用“民族统一战线”，与七大决议中译本关于统一战线的表述不合，于是在1936年6月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恢复后，即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失联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重点之一便是反映关于统一战线的表述，请示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标准口径，正式文件基本停用“人民战线”，重回“统一战线”的表述。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季米特洛夫的主持下，经过与中共代表团的认真协商，并多次向斯大林汇报和听取意见，最终于1936年8月中旬复电，同意中共中央采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不再袒护其他方面的反蒋活动，在全国人民面前，体现出作为“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态度。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认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有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时还仅在开始的阶段”，“要争取统治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尤其是要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同时“共产党在为着实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不但对于统一战线之公开的或秘密的敌人，应该进行严厉的斗争，而且对于口头上赞成而实际上消极的假抗日分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应该保持批评有完全自由”，继之前改“工农共和国”为“人民共和国”之后，再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并着重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的巩固苏维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方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决议肯定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决议所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要求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要具体针对不同的对象开展工作，使千千万万抗日大众实际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是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或国防会议、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以至民主共和国。
这份决议表明，中共中央不仅已经回到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称，而且正式完整使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概念。由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译本带来的“人民”术语对统一战线的困扰，基本解除了。此后，虽然在各地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如刘少奇等仍然有过“联合各党各派建立抗日反汉奸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之类的说法，不久也改用“民族统一战线”。而中共中央的各种正式文件基本上都是用“民族统一战线”或“抗日统一战线”，且后者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简称。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定性的问题上，用“人民”术语取代“民族”术语，集中在1936年3月至6月几个月的时间里，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
造成这一曲折，主要是因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联系不畅，辗转传来的中译本又问题较多，引起解读混乱。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属于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战略组成部分，始终以阶级路线为主导，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以民族存亡为优先考量，在此前提下，才存在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不同的表述背后，凸显了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策略的差异。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共独立自主道路的成功，使得中国革命在国际共运中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楷模，中共被共产国际视为苏联以外的第一大党，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苏联的有力支撑，中国革命的路线因此备受重视。这可以说是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关键所在。
用语学和史学的方法研究思想史上的问题，应该梳理历史以把握概念，而不能用概念勾勒历史，否则看似溯源探流，实则为表象假象所惑而不自知，所描绘的图景越是逼真，就越有可能是离事实本相越远的虚假。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诸如此类的现象所在多有，只是一般难以识别，容易信以为真，必须经过一番系统梳理，以求去伪存真，正本清源。一旦真相现出，可以产生识一字成活一片的奇效。这样的情形并非仅仅出现于尘封秘事之中，耳熟能详的重大问题以及多数汇集的常见资料，同样屡见不鲜。近现代史料既多且杂，即使叙述事实，也要将所有的史料史事放回既定的时空位置，再寻绎其本来的联系，否则苦思冥想编织起来的故事，尽管旁征博引，看似逼真，与实情总有些若即若离，仔细斟酌难免漏洞百出。但凡存在解释架构与材料事实不相凿枘的现象，哪怕只是少数例外，所谓自圆其说不过是自洽式的合理，必须调整甚至放弃架构，而不是牺牲材料事实来阉割历史以将就架构。所有的历史认识只有建立在确切无疑的史实之上，才能牢不可破，历久弥坚。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