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以下简称《中国方案》），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当下全球秩序危机与发展困境的诊断和解法。中国在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上奉行主权法理和文明自信，绝不允许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造成制度性损害，对美西方的非法干预和长臂管辖进行了坚决的反制斗争，取得了涉外关系上的重大突破和主导权。中国在全球治理的秩序思维上奉行多边主义和新天下主义，以和平发展为核心价值，以“一带一路”为实践抓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想目标，提出和践行了一系列关键方案。此次《中国方案》是对既往主张与实践的系统化综合，对人类公共品供应链的革新意义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意义是史无前例的。

全球治理的“西方赤字”

全球化是一种命运，也是一个奇迹。纵观人类文明史，因语言、地理、知识、贸易、宗教、制度、文化、种族等诸多显著的差异，人类群体之间的“文明冲突”和战争成为重要的交往经验和记忆，永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成为一种哲学奢望和实践“画饼”。在无核武器时代，“热战”频仍，战争史定义了文明史，以至于斯宾格勒在一战结束后满怀悲观与质疑地写下了名著《西方的衰落》。他关注的显然不是“实力”的衰落，而是“道德”的衰落，而道德构成了文明信心的核心指标。在有核武器的时代，核大国之间陷入“冷战”，核大国与无核国家之间出现了“颜色革命”、代理人战争及其地缘政治的诸多冲突，当下仍在进行中的乌克兰战争就是显著案例。乌克兰战争耗费巨大，撕裂严重，对人类和平发展造成结构性冲击，但并未展现出和平曙光，也没有催生出新的文明思想和国际法原则。

这些乱象表明，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并不理想，甚至非常残酷，其全球治理呈现出严重而系统化的“西方赤字”：其一，西方全球化脱胎于西方殖民主义和西方霸权体系，内在具有文明歧视和种族压迫的精神基因，并通过殖民主义的传统影响与西方的技术优势继续压制非西方国家的自主现代化和主权建构；其二，西方全球化存在表里不一的治理秩序系统，即以联合国秩序为核心的多边主义框架和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霸权框架，美国及其盟友体系信奉和实践的并非联合国宪章的法律原则，而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就造成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危机和运行系统紊乱；其三，全球分工体系与产业链存在不公正的治理安排和垄断因素，美西方控制了全球金融治理权，扭曲了市场定价和分工体系，造成“全球南方”国家的长期贫困及其现代化道路的一波三折；其四，全球治理的决策系统与国际组织的治理机制未能反映多边主义原则和发展中国家的正当代表权，国际关系寡头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国际关系民主化未能取得观念和制度突破；其五，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不平等秩序的存在，导致单一的文明观和现代化观，导致非西方民族与国家在文明心智和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认知障碍和选择难题，导致出现了诸多机械或被迫模仿西方式现代化的“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

美西方标榜“普世价值”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一旦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赛道上出现了非西方的新兴竞争者，贸易保护主义、双重标准、泛滥的国家安全理由以及意识形态冷战策略就会沉渣泛起，暴露出美西方的虚伪性和霸权本性。作为自主现代化道路典范代表的中国，自然成为美西方霸权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为霸凌打压的头号对象。这就是中美关系恶化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凸显的最关键因素。

中华文明特性与中国方案

中国为什么与西方不同？中国为什么能够走出一条自身的现代化道路？主要原因在于两点：其一，党的领导；其二，中华文明特性。中国共产党不是普通的选举型政党，不是社会一部分利益的政治代表，而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历史代表和政治代表，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代表。中国共产党的真理性、公共性和政治代表性，决定了它作为民族复兴领导者的合法资格，也决定了它作为人类和平发展引领者的合法资格。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为公”，不是民族主义范畴的国别之“公”，而是天下主义的协和万邦之“公”。最能体现中国共产党“天下为公”政治理想的广场标识就是天安门左右侧的标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与“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是政治的民族精神与文明的天下精神的有机结合。而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表明了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相结合的中华文明的真理性地位和资格，以及由此结合形成的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标准的新文化的规范可能性。中华文明特性中的“和平性”，是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关键属性，由此催生出《中国方案》一系列的主张和路径。

《中国方案》的基础就是党的领导和中华文明特性，亦即“第二个结合”的真理规范性与实践理性。中国方案的具体要点包括：其一，加强全球安全治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其二，完善全球发展治理，共谋全球可持续发展；其三，推进全球人权和社会治理，共促文明交流进步；其四，开拓全球新疆域治理，完善未来治理格局；其五，加强联合国核心作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些要点是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围绕全球治理危机相继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进一步具体阐述和具体政策化。

《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对全球治理与人类永久和平的鲜明立场和正当化理由。在中国看来，安全是一切秩序的前提和基础，因而放在了中国方案的最优先位置加以论述。中国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和有机的安全秩序为指向，要求安全治理顾及各方合理安全关切，不能仅仅考虑一方安全。这就与美西方的霸权安全观形成了道德和制度的分野。中国方案将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奉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主义哲学，追求公正、普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不寻求建立美西方那样的经济霸权与不合理的产业链体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发展路线，就是中国发展哲学与现代化经验的扩展表达，是中国对新全球化进程的理念性与规则性贡献。美西方对“一带一路”的全部污蔑和抵制，从根本上暴露出美西方的霸权属性和发展偏见。美西方对中国制度模式抱有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发展模式则抱有竞争性恐惧，这是中美贸易战甚至新冷战的基本历史背景和深层政治动因。中国方案还特别重视人权治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制度建构和经验分享，提炼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观与人权制度体系，以及真正的公平发展型社会形态与社会关系。中国方案对于全球治理的新疆域包括新的人类活动领域和技术领域的安全与发展前景有着前沿性的探索、判断和治理主张，站在人类发展的最前端负责任地思考和行动。中国方案特别重视联合国的核心作用，重视人类的全球治理在道德原则、法律原则与文明多样性层面的已有积累、制度安排与合作机制，主张改良主义的制度路径，主张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话语权，实现国际法秩序的规范更新和国际关系的真正民主化。中国方案体现了全球治理的进步主义逻辑和行动。

人类与天下：中国走向世界

中国追求的是符合自身文明特性与理想性的新天下秩序。这一秩序的大模型从其文明根源而言受到中国古代天下主义理想与经验的深刻启发和引导，又受到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实践观的规范性重构与扩展，凝练而成一种可与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相竞争的理想世界方案。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中华文明五大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以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与文明形态革新意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了批判资本主义的人类解放理想，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权威指导思想，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基础与精神家园，是中国人集体人格与民族文明的土壤和根基。

在中国与世界关系重构的复杂进程中，“一国两制”承担着战略与制度杠杆作用，也是文明对话与文化互动的关键桥梁机制。“一国两制”的文化本质是反冷战的和平发展主义，尝试走出一条以社会主义包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与全球化新路。美苏冷战的双方尽管对立，但都确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对立及单一的斗争路径。“一国两制”立足中华文明的天下主义背景和中国共产党的世界体系智慧，尝试以非冷战的和平发展方法超越冷战对立，破解冷战价值观和冷战心法，为人类社会探索共存之道。“一国两制”在港澳先行先试，对台进行思想与方案的构思凝练，背后的根本智慧和动力在于中华文明特性和党的领导的科学性。“一国两制”的新篇章及其长期坚持的文明和制度意义，正在于中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共生。

厚植文明传统，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现代性，吸收资本主义合理要素，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系统化缔造，并实现中国与世界的长期和平发展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塑造，这就是新时代之新天下秩序的理想图景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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