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赋予经济全球化新的内涵，特别是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新变化引发的国际竞争性与对抗性博弈，进一步冲击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不同，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反对贸易保护与贸易垄断，提出了以对外开放领域重大问题为导向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新道路，具有现实和理论上的双重语境。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丰富了对外开放内涵，彰显了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的理论特质，创造性地提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支撑、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相互统筹、国家经济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相互协调的实践进路，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辟了新境界，为解决复杂的全球经济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理念，为加强区域合作构建国际新规则注入了新动能，具有重大的原创性贡献与时代价值。
关键词：新时代 习近平经济思想 高水平对外开放 全球经济治理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对外开放之路，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局部地区到全国范围对外开放，从商品贸易领域到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创造性地赋予新时代对外开放新的思想内涵，将中国对外开放事业推向新的高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新时代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明确了前进方向。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度调整，各国内顾倾向上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收益分配不均衡的背后，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引致的贸易摩擦与世界经济运行“无序化”的加剧，这进一步引发了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矛盾与冲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作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密切相关。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奠定了中国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础，又将中国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拓展到世界经济领域，提出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背景下，深刻剖析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出场语境与丰富内涵，有助于深入阐述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实践进路及其原创性贡献。
一、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出场语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中不断重组与优化，国际分工得以深化，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西方发达国家为维护其主导的“中心-外围”国际分工格局，建立起为资本增殖和无止境逐利服务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21世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逐渐打破原有的国际秩序，发达国家则通过“逆全球化”手段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发展趋势，给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由于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等问题，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缺乏包容性和公平性问题不断凸显，无法实现对全球经济运行失衡的破局，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悄然嬗变。
一是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发生变化。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削弱了霸权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全球经济权力呈多极化态势，霸权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也降低了其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积极性，原有大国霸权治理向多主体合作共治转变。二是全球经济治理形式发生变化。与传统的多边治理体系不同，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组织不断涌现。以二十国集团为例，这一组织将重要发展中经济体纳入其中，凭借其在伙伴国和自由化措施选择上的灵活性，促成了区域合作与高层对话，成为通向更高层次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与话语权的同时，与传统多边组织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合作互补关系。三是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发生变化。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为载体的技术密集型经济形态，全球数字产业、全球数字贸易的兴起，使得原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尚不足以协调与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各国相互协调的数字经济治理规则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制度创新。
综合来看，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赋予经济全球化新的内涵，特别是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新变化引发的国际竞争性与对抗性博弈，进一步冲击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制度和权力两个层面：制度层面由于制度运行的惯性，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改革与创新面临重重阻碍；权力层面由于大国博弈的激化，霸权国家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工具化以维护主导国利益，挤压发展中国家在现行治理体系下的战略空间，这种不平等结构致使治理赤字不断累积。可见，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打通变革的诸多堵点，而局限在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独立式治理话语叙事已然无法满足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在要求，需要从全球利益和各国利益的均衡中激活治理体系改革与创新引擎。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不同，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反对贸易保护与贸易垄断，提出了以对外开放领域重大问题为导向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新道路，具有现实和理论上的双重语境。
从现实层面来看，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现实目标。中国经济治理话语源于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科学论断构成了未来一段时期党和国家确定主要任务和工作的重要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变化一体两面，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贸易创新发展。中国坚定奉行开放战略，一方面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和优化境外投资服务体系，从而引进优质的外资、产品、技术和商业模式；另一方面积极与全球各国协调分工，基于不同国家的禀赋优势推进各层次经贸合作，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国门，为更大范围乃至全球带来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和全新的经济发展机遇。
从理论层面来看，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理论旨归。追溯对外开放的历程，中国经历了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演变。中国过去以“低端嵌入”为出发点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但由于缺少自主创新发展的战略主动权，难以满足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创新需求。而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发展阶段与环境变化作出的系统性修正和深层次战略调整，其目的并非否定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形态，也绝非动摇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而是强调以国内大循环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安全之基，以内需主导的双循环发展格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在促进供求动态均衡的同时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整合与联动。事实上，中国早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不存在片面的封闭式的国内大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能否定开放，而是要扩大开放的范围、领域和层次以实现高水平的开放，从而在国际竞争中锻造高质量市场主体，打造出口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新优势，塑造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意味着对外开放地位的下降，而是意味着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二、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丰富内涵
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背景下提出的，这决定了该战略不仅兼顾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要求，而且主动适应国际形势演变新趋势，特别是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态势和相互联系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国内国际复杂变化产生的新问题、新挑战的深刻思考。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丰富对外开放内涵，合理规划对外开放蓝图，为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奠定了理论基石。
（一）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理念
第一，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主动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面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中国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发展的内在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行主动开放，牢牢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期，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尤其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背景下，唯有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开放才能更好地把握时机，打破全球价值链断裂的僵局甚至引领潮流，实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端嵌入。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正是在研判国际经济形势新变化、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的基础上，坚持将主动开放作为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理念，旨在通过世界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打造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构筑开放发展新优势。
第二，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双向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已经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双向开放是开放型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新的内涵。坚持双向开放，就是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一是通过同步开放带动“双向开发”，以此疏通国内和国际经济循环；二是通过联动开放实现国内外联动、区域间协同、外部协同与内部协同并重，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要“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走出去并重、引资引技引智并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引进来”方面，以资本引进为载体、项目引进为纽带，带动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和高新技术人才输入，利用外资扩大产业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实现“量”“质”双向攀升；在“走出去”方面，要在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的基础上扩大海外投资市场，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第三，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公平开放。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倡导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公平公正、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一是要提倡准入公平，“要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排他性贸易标准、规则、体系，避免造成全球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化”。二是要保证过程公平，要确保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依法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获得公平发展权利，“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打着所谓‘规则’旗号破坏国际秩序、制造对抗和分裂的行径。要恪守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拆除割裂贸易、投资、技术的高墙壁垒，营造包容普惠的发展前景”。三是要注重结果公平，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公平和效率、增长和分配等矛盾日益凸显，以分配公平促进世界财富均衡化发展，也是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的关键一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推动各国讨论公共管理和再分配政策调整，积极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第四，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共赢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合作共赢是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而决定的，中国不仅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为世界各国创造拓展商机的活力市场，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中国智慧。这不同于殖民扩张的霸权主义对外战略，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也不同于赢家通吃的利己主义对外战略，而是“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面对逆全球化浪潮，共赢开放强调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以全球性战略眼光考察国际经济环境，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在处理经贸摩擦过程中，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提倡国家间通过多边贸易谈判机制，践行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以平等对话和相互包容的方式解决贸易争端，切实维护和谐共赢的国际经贸关系。
第五，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安全开放。在经济增长放缓、动能转换、规则改变的全球经济背景下，维护经济安全是中国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保障。新时代中国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越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越要重视开放带来的风险挑战，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大力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而非干涉内政、单边制裁、长臂管辖的霸权行径，以此更好地维护开放安全，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中国已处于新发展阶段，正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越来越多的领域向外资开放，要加强对外部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研判，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在不断提高开放条件下自身竞争能力的同时，着力增强开放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确保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安全。
（二）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论特质
第一，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科学性。“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继承与发扬。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就详细论述了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洞见和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过程，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而资本的逐利运动将内部交往推向世界层面，也就是说，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动态演进过程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且具有必然性和不可逆性。只有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匹配，经济全球化才能得到合理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预言了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预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全球积累与激化，以及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而经济全球化是中国谋划发展所要面对的时代潮流，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总结了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三个发展阶段。尤其在当下所处的经济全球化阶段，世界市场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品，由于不同制度和发展阶段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分工体系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与之对应，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也经历了从闭关锁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边倒”和封闭半封闭、全方位对外开放三个阶段。通过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更加深刻地认识如何实现向高级阶段过渡，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理念对当前经济发展的科学指导意义。
第二，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人民性。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基本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与此同时，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中国坚定向世界开放的决心，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形成，这将不仅惠及中国人民，也让国际社会受益。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国际规则不应由少数人制定和垄断，应由全世界各国共同制定与认可，国际合作不应以意识形态划线，应以服务世界各国人民利益为宗旨，唯有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同行，才能共同抵抗全球经济面临的多重危机。实践证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得益于过去40多年的开放战略，而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必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条件下进行，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第三，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实践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致力于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旨在以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实践。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正是依据中国发展阶段、发展形势和发展需要，准确把握开放边界、开放时机和开放领域，指导中国进行渐进式改革。一是为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持续放宽市场准入，提升投资自由化水平，具体包括：“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持续推进服务业开放，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开放，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也将放宽外资股比限制。”二是为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实现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不仅要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外商投资法律法规，还要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通过海南分步骤、分阶段构建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三是为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致力于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不仅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进程，坚持高水平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而且大力支持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由此，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实践性地回答了“开放什么”“如何开放”“如何治理”等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三、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实践进路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始终以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坚持以主动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协调发展，通过提供切实有效的“中国方案”进而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一）促进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支撑
当今世界经济形势波谲云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近年来，受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化进程放缓带来的“慢全球化”现象严重恶化了国际循环的外部环境，导致传统国际大循环质量下降。面对美国对华经贸摩擦与核心技术封锁，习近平总书记重新审视对外经济政策，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快速变革之下，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在于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还将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互动关系中促进全球贸易的均衡发展以及全球价值链的安全稳定，中国在努力承担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的同时，建设性地参与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立足国内大循环，科学阐释了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认识到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的重要战略意义。立足国内大循环，并非不顾国际经济格局和形势变化，而是发挥内需潜力，促进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有机衔接，“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从而依靠更加成熟的国内经济循环抵御国际竞争中的风险。中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早已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相互影响，以高水平对外开放驱动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将以“主动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以“积极防御”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从而推动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维护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相互统筹
全球经济治理是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必然面临规则约束等现实问题，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的既得利益者，极力维护现有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导致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对峙与矛盾愈发增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不断引入、学习并适应国际规则，在推动“国际规则国内化”的过程中，实现综合国力稳步提升的同时拥有了更多国际话语权，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规则竞争。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通过组建同盟加大遏华力度，频频挥舞贸易大棒对中国实施打压，推动国际规则“去中国化”，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竞争已不再局限于市场规模与技术优势竞争，而演变为规则制定竞争。面对全球大国间规则博弈，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既要持续深化流动型开放，又要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这是中国认识到代表西方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缺陷后，通过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对接与互动，将国内成功经验创造性地推广形成新型国际规则，以期提升中国“国内规则国际化”能力与效益的重要举措。
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是要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自2013年在上海设立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已形成“1+3+7”东中西全覆盖、海陆双向开放的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新格局，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制度创新。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指示：“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促进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中国参与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过程中，无论是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实践，均遵循与世界接轨的开放战略，在完善现有国内规则的基础上向国际社会提供从规则到法律的全方位系统性治理路径创新。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以合作共赢为宗旨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纳入规则对接的范畴，主动引领国际规则向更加公平、合理、高效的治理理念转变。由此可见，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创造性引导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深度协调与互动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发展，是中国经济崛起后对传统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变革的积极回应与重要参考。
（三）坚持国家经济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相互协调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使各个国家一定程度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但由于经济的地域性，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面对“主权”和“全球化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平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帕累托最优”的实现依赖于国家经济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相互协调，然而，国家经济治理并非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单向被动接受，其理念与实践势必反向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全球经济治理作为主权国家经济治理的制度化延伸，蕴藏着各个主权国家的经济治理经验，是先进价值与理念的集中体现，一旦国家经济治理失效，其扩散效应将严重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良性运转。当今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将国家利益优先于全球利益，不断以国家经济治理的“外部性”挑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既定规则，频繁拒绝协调国家经济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对接与平衡，主动挑起贸易战，严重抑制了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增长动能的释放，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迫在眉睫。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国家经济治理放在首位，将国内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重要依托，“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透明、非歧视、开放、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增强其有效性和权威性，促进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维护公平竞争，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和空间”，在解决国际经济合作矛盾中扮演负责任的大国角色。基于开放型经济取得的一系列进展，中国尊重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多样性与发展道路多样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以“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交往之道践行正确义利观。坚决反对以自身发展甚至以全球经济治理为由，对其他国家采取歧视性的贸易保护政策，进而破坏各国参与全球问题的自愿平等原则。可见，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治理理念，以中国国内经济治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指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未来之路”。
四、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原创性贡献
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性运用，通过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新时代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全球探索”。该战略的内涵与外延深化了我们党对经济全球化规律的认识，为引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具有重大的原创性贡献。
（一）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辟了新境界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代表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上卷”，那么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道路以世界历史高度审视与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以推动人类进步为宗旨将中国发展对接世界发展，开启了对外开放“下卷”的新篇章。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资本超越时空境域而持续对外扩张的资本逻辑，明确了世界各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形成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由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也就是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体系中，个人将自身活动逐渐扩大为世界历史性活动，也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从历史来看，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领悟到，只有顺应经济全球化、坚持对外开放，才能履行全球经济治理责任，这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输送了丰富的理论养分。
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扎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密切联系新时代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经济环境变化的客观因素，提出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思想，回应了新时代“世界向何去”的重大议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以大国情怀担当，立足本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行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而非对抗，坚持开放而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而非零和博弈。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秉承在相互尊重、减少对抗与冲突的前提下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呼吁世界各国共同维护全球化世界的秩序，共同勾勒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蓝图，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可行性。这一战略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仅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畅想，同时也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二）为解决复杂的全球经济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理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与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是新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经济全球化使得金融危机、地缘冲突、安全隐患等风险不断放大，导致逆全球化浪潮和贸易保护主义频频出现，严重违背了多元主体、多边参与、平等互动的基本原则，传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难以为继。反观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基于人类整体利益考虑，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的全新交往价值观，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本质上超越了以往任何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狭隘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为当今国际关系拓展了新思路，世界各国联手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世界各国走向共同繁荣的现实利益需要，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世界各国不会天然地趋向于和平，而是需要经过理性的实践运用才能够捍卫和平与发展。
为此，中国提出要坚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要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有效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共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超越以资本绝对权力为中心的认知与西方主导的“中心-外围”依附性国际分工格局，摒弃各国基于短期政治需求与阶层利益的霸权治理，始终坚持“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的价值旨归，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引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之路转向。
（三）为加强区域合作、构建国际新规则注入了新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顺应历史潮流，不断开放市场，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主要稳定器。面对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困局与国际规则矛盾，需从加强区域合作共治中寻找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自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发起创办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了丝路基金等融资平台，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不断丰富合作内容，加强机制协同协作，通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理念的全球公共产品，凸显了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创新。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将中国优质产能和优势产业推广到沿线各国，推进中国发展战略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区域伙伴关系网络，以此打造更高层次更广阔的合作平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奠定物质基础。
2017年第71届联合国大会在“联合国系统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议题下通过了关于“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决议，要求各方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强联合国作用，更加彰显了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塑、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时代价值。而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也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难点所在。据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再创新高，达13.8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9.4%，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与五大洲的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外合作伙伴发起成立了20余个专业领域多边对话合作机制，涵盖铁路、港口、能源、金融、税收、环保、减灾、智库、媒体等领域。“一带一路”倡议坚持从发展的视角看问题，遵循“合作共赢”“多元平衡”发展逻辑，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项目选择、实施、管理的方方面面，持续拓展与沿线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立体网络、新型合作运行模式、多元合作广阔平台，最终形成了惠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更为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一带一路”建设的蓬勃发展实现了对逆全球化浪潮的勘误与纠偏，实现了对资本的有效规制，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动力源泉，这也是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道路科学性的重要体现。
结语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积累的结果，美国全球经济再平衡战略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始终无法解决全球治理赤字，反而通过贸易保护与摩擦加速了经济全球化逆转势头。西方国家应当认识到国际社会多元治理模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积极关注新兴国家对国际秩序规范的主动塑造。在全球经济格局新变化和逆全球化的交织影响下，全球经济治理应以反贸易保护为主要靶向，将各国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有机结合，运用中国等非西方文明的治理智慧，修正传统全球经济治理理念与规则，以期破解全球经济治理之困。
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对外开放领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立足于全人类福祉，重新定位新时代对外开放，着力解决新时代为什么要对外开放和新时代怎样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世界经济领域的中国话语，传递当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和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从理论层面为重塑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还从实践层面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方向性变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为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理念与规则转型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彰显了胸怀天下的大国担当。
作者：宋宪萍，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曹宇驰，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9期
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重点项目“基于算法的数据资本垄断及其规制研究”（23KDA006）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