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复国运动是琉球群岛的人民摆脱和反抗外来侵略、压迫、控制，争取独立的运动。从琉球历史的发展来看，1609年“萨摩入侵”、1870年代的“琉球处分”、1940年代的战后“琉球处置”、1970年代的“冲绳返还”是琉球与日本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也是琉球历史发展的重要环节。在以上各个历史时期，琉球人民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长远看，琉球依然作为一个问题区域存在，其未来的走向具有不确定性。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岛与日本九州岛之间，是大隅群岛、吐噶喇群岛、奄美群岛、冲绳群岛、宫古群岛、八重山群岛等群岛之合称。本文所指的“琉球”，在地理空间上主要是指以奄美群岛、冲绳群岛、宫古群岛、八重山群岛为中心，共一百余个大小岛屿组成的被日本强占的原“琉球国”的领土。日本所称的“琉球诸岛”指的是由现在冲绳县行政管辖的地区，包括冲绳群岛、宫古群岛、八重山群岛，而将琉球群岛北部的大隅群岛、吐噶喇群岛、奄美群岛划归鹿儿岛县管辖，并称为“萨南诸岛”。同时，日本将位于台湾与九州之间的所有岛屿群称之为“南西诸岛”。原本的“琉球王国”的范围比现在所谓的“冲绳县”要大得多。

琉球复国运动亦称琉球独立运动(后来也叫冲绳独立运动)，它是琉球群岛的人民摆脱和反抗外来侵略、压迫、控制，争取独立的运动。从琉球历史的发展来看，1609年“萨摩入侵”、1870年代的“琉球处分”、1940年代的战后“琉球处置”、1970年代的“冲绳返还”是琉球与日本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也是琉球历史发展的重要环节。这几个重要节点同时也是琉球复国运动(后两个时期分别以琉球独立运动、琉球自治自立运动为主要内涵)的高潮期。

发生在这几个特殊时期的琉球人民的复国运动的史实，散见于中日双方现存的大量史料和记录中。学者们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角度对此也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中，由于近现代档案文献的大量公开，使得对有关“琉球处分”问题的研究占据的比例相对较大。近年来，关于战后处置琉球问题的研究也成为一个热点。而关于萨摩侵琉和当时琉球人反抗问题的研究，则因史料的缺失和有意无意地被忽视，因而没有太多的新进展。至于最后一个时期的运动情况，则因国际形势的变化或相关国家地区政治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情况，较长时间未被重视。

与琉球复国运动相关联的研究著述中，张启雄《何如璋的琉案外交》、殷敦新《从琉球群岛的丧失看清政府的外交策略》、陈铮《清末办理“球案”决策浅述》﹑马钰《日本吞并琉球与清政府对日交涉》﹑王瑛《李鸿章与琉球宗主权的丧失》、戚其章《日本吞并琉球与中日关于球案的交涉》等，对清末中日两国围绕琉球问题交涉的过程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曹永和《日本兼并琉球与台湾》、朱淑媛《清末日本吞并琉球原因初探》﹑赖正维《“球案”与近代中日关系》﹑范春昕《地缘政治视野下的琉球交涉》等，在考察历史过程中分析了中国、日本、琉球三国的关系；米余庆《琉球历史研究》、王海滨《琉球问题的演变和冲绳问题的产生》、谢必震《中国与琉球》、杨仲揆的《琉球古今谈——兼论钓鱼岛问题》、钱文华《清政府弱化琉球宗主权的历史考察》等论著，考察了中国与琉球的历史关系，也对琉球事件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述；琉球自治州之会编《琉球自治州の構想—自立をめざして》﹑松岛泰腾《琉球の自治》等，论述了当代和未来琉球的走向；赤岭守《脱清人と分島問題》﹑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関係史の研究》、《清末の新聞界と琉球問題》等，对清代中琉关系做了深入考察；伊波普猷《古琉球》﹑东恩纳宽淳的《琉球の歴史》﹑宫城荣昌《琉球の歴史》、高良仓吉《琉球王国》、丰见山和行《琉球·沖縄史の世界》、大城立裕《沖縄歴史散歩》、何慈毅《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程鲁丁《琉球问题》、胡焕庸《台湾与琉球》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琉球》、庄文《琉球概览》、梁嘉彬《琉球及东南诸岛与中国》、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译《日本殖民下的台湾与冲绳》等，或在通史性琉球历史叙述中、或在某具体领域述及了琉球复国和独立运动的问题；蔡璋《琉球亡国史谭》、喜舍场朝贤《琉球見聞録》则较为翔实地记述了琉球人复国和抗争的事迹；松田道之《奉使琉球復命書》、《琉球藩処分案》、日本内务省编的《琉球处分》(三卷)以及《日本外交文书》、《球陽》、《歴代宝案》、《清代中琉关系档案》、《李鸿章全集》等文献档案则是研究者依据的重要史料。此外，围绕“琉球处分”与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废藩置县”的历史评价等问题，主要有新里惠二《沖縄県の設置――本土への統一の二つの道――》、金城正《「琉球処分」と民族統一の問題――琉球処分における明治政府の政策基調の分析を中心に》、《「琉球処分」と農村問題》、土屋教子《「琉球処分」――その一八七〇年代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意義について》、我部政男《明治国家と沖縄》、《沖縄近代史研究の歴史と現状――「琉球処分」の歴史的意義と評価を中心に》、《明治一〇年代の対清外交――「琉球条約」の顛末をめぐって》、家永三郎·井上清等《近代日本の争点》等。

琉球复国运动在不同时期的发生原因、发展过程、内外环境、性质特征、代表人物和团体、主要活动、作用和影响、面临的课题、未来的走向等等，都值得认真研究。本文无法全面涉及以上问题，仅仅结合时代背景和日本侵占琉球的过程，对各个时期琉球复国运动的基本史实略加梳理和呈现，以期抛砖引玉并求教方家。

一、日本侵占琉球的历史过程

(一)从中国的藩属国到日本的“冲绳县”

12世纪的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中山”﹑“山南”﹑“山北”三个小国，史称“三山时代”。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开始，琉球三国相继接受了明朝的册封，成为中国的藩属国。1429年，中山国王完成三山统一，建立了琉球国(一般称为琉球王国)，琉球王国继续与明朝保持和强化宗藩关系。

日本从明朝册封琉球200多年后开始觊觎琉球。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向琉球征兵1万5千人，被琉球拒绝。后又向琉球强要7千人及10个月军粮，亦遭拒绝。1609年，日本萨摩藩岛津氏出兵武装侵略琉球，囚禁琉球王于鹿儿岛，强迫琉球向日本进贡，并吞并琉球北部岛屿。从此，琉球被迫向日本称臣纳贡，另一方面仍然维持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史称这段时间为“两属时期”。19世纪后期，明治维新后国力迅速增强的日本图谋独霸琉球，通过琉球飘风难民被台湾土著杀害的事件“征讨”台湾，试图索取琉球。1875年，日本强令琉球停止向清朝进贡，1879年将琉球“废藩置县”，改称为“冲绳县”，强行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二战末期，日美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冲绳战役，此役以美国的胜利告终。从二战末期到70年代初期，琉球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1972年美国政府将琉球的施政权交给日本。

(二)萨摩藩侵攻琉球和郑迥的殉国

琉球复国运动可以追溯到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这一年，日本萨摩藩藩主岛津氏率军3千、战船百艘攻打琉球，俘虏了琉球国王尚宁，将其囚禁在日本两年，强迫琉球进贡，琉球北部诸岛此后被日本侵占。[1](P25)这次日本侵犯琉球时，曾任琉球王国三司官的郑迵率兵奋力抵抗，终因琉军战力不敌对方而兵败被俘。日本方面派人劝降郑迥，但他拒不投降，最后被日军扔入油釜，遭惨刑而死。郑迵在临刑时，乘监刑吏二人不备，猛力将其拖入油釜，作为殉葬。为铭记郑迥的精神，后来琉球复国的国徽三巴旗用象征性图样纪念他的殉国。[1](P49)郑迥也开启了琉球人民反抗萨摩侵略和奴役的民族精神。尽管萨摩和日本的势力侵入琉球，但琉球仍然照旧向明朝和后来的清朝进贡，这既是琉球方面的坚持，也是萨摩藩和日本德川幕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萨摩藩和日本幕府政权对于琉球向中国进贡未加阻拦，主要是为了控制和垄断琉球与中国的贸易，获取巨大的利益。

(三)从《北京专条》到“废藩置县”

明治维新后国力渐强的日本侵略野心再次膨胀，将琉球和台湾作为其“开疆拓土”的首选目标。l871年，发生了遭遇海难风漂到台湾的琉球船民被当地高山族人杀害的事件。这本是中国内政，但日本却借机以保护“属国居民”的名义，出兵“征伐”台湾。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无力保护自己的藩属国，为了息事宁人便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条》。条文中竟然把日本出兵说成是“保民义举”，为日本进一步霸占琉球埋下伏笔。

1872年，日本政府以明治天皇亲政为由要求琉球朝贺。琉球国王不敢拒绝，派使前往东京贡献方物。不料，日本天皇借机下诏，以琉球为藩，琉球王为“琉球藩”的藩王，叙列华族。这被有的学者认为是“日本走向吞并琉球的第一步”。[2](P148)1875年，日本得寸进尺，下令禁止琉球向清朝进贡和接受清朝册封，用明治年号取代清国年号。虽然清朝当时软弱无能，但仍坚持琉球为中国藩属，指示驻日公使何如璋据理力争，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但日本对此不加理会，仍然一意孤行，中国的外交努力没能阻止日本对琉球的侵略。[3](P24-25)1879年(清光绪5年)，日本政府任命松田道之为“琉球处分官”，带兵武力入侵琉球。琉球久废武备，无力抵抗，很快被日军控制。日本将最后一位琉球国王尚泰和他的儿子尚典移居到东京，宣布置琉球为冲绳县，完成对琉球的“处分”，琉球国灭亡。[1](P10)清政府得悉日本废琉消息后，紧急照会日本新任驻华公使，要求日本停止“废藩置县”。此后中、日两国围绕琉球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但都没能达成一致。于是清政府转而求助列强仲裁以期琉球问题能得以解决。其时恰逢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游历中国，又拟东渡日本，清政府遂请求格兰特对琉球事进行调停。格兰特提出双方相互退让以分岛的办法解决琉球事件，即将琉球的宫古岛和八重山岛的管辖权交由清政府。而此时的日本为了取得与列强在中国的同等权益和地位，也答应把琉球最南端的这两个岛划归中国，但要中国承认琉球的其余部分领土完全归日本所有。清政府则出示了琉球三分方案，也即包括琉球本岛(冲绳岛)在内的中部各岛仍归琉球，恢复琉球王国，将宫古及八重山以南各岛划归中国，将包括奄美大岛在内的北部五岛划归日本。中日双方各执己见，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李鸿章权衡利弊，最终决定对琉球问题采取“延宕之法”。[1](P12-13)1895年，中国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给日本，在琉球群岛问题就更失去了发言权。

二、日本“琉球处分”前后的琉球复国运动

19世纪70年代，日本陆续对琉球实行阻止朝贡和册封、改用年号、设琉球藩、置冲绳县等措施，最终全面“处分”和控制了琉球，使得当地人民再次陷于日本的种种压榨迫害之中。为消灭琉球的民族意识，扑灭琉球人民抗日复国的怒火，从而达到长期霸占的目的，日本大肆销毁和隐匿历史见证，毁坏中琉500年往来的文书、文物、宝印以及琉球国官方档案，并在当地以“开化教育”为名，不择手段强制推行“日本化”。为消灭遗存在琉球的中国文化及其载体，日本伪造许多资料来证明“琉球自古为日本属国”，妄图淡化、割断其与中国的联系。[1](P27-31)然而，不愿做亡国奴的琉球人奋起抵抗日本侵略，书写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一批批琉球精英前仆后继地展开复国运动。国际政治学者林泉忠认为，这波从1875年到甲午战争结束的反对日本吞并与统治的复国运动，“内容包括向中国求援、向驻东京各国使节求助、原琉球高官拒绝就任新职、原高级官员间反对吞并的联署、罢工罢市、渗透到各地的‘血判书’联署、暴动、流亡中国、殉国等多种形态，其中以前高官为首的社会精英到中国求援的活动为期最久。”[4]据琉球大学赤岭守统计，自 1879年至1885年，琉球使臣分别向清朝总理衙门、礼部以及李鸿章、左宗棠、许景澄、锡珍等清朝高官递呈请愿书28份，这些请愿书均以琉球国王名义，阐述“复国”、“复君”之大义。许多琉球国臣民拼死抗争，发出血泪抗议。其中，最著名的有以琉球王族向德宏、林世功为代表的琉球请愿团向清政府乞援活动。另外，毛允良组织“结盟党”抗击日寇、宫古岛的惨案、北部琉球大岛的“犬田布骚动”、宫古岛不良西里的“南名小事件”等都反映出琉球民众的反抗精神。[1](P11)

(一)向德宏、林世功等的请愿、乞援活动

在被日本吞并的1879年前，琉球就不断派人赴清国陈情，祈求援兵。1876年12月，身陷囹圄的琉球国王尚泰不甘心就此国灭族消，秘密派遣其妹夫、担任琉球王国紫巾官的向德宏(幸地亲方)以及林世功(名城里之子亲云上)、蔡大业(伊计亲云上)等紧急渡航向清政府求援。向德宏等借口渡海到“伊平屋岛”祈祷，躲过了日本人的监视，于1877年4月12日到达福州，以福州琉球馆为中心，积极从事向清政府的乞援请愿活动。[1](P7)

向德宏等人首先面见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呈递了琉球王的陈情书，乞求清政府出面向日本交涉。何璟、丁日昌联名向清廷奏报：“查琉球国世列外藩，岁修职贡，较诸国最为恭顺。兹以倭人中梗，方物稽期。该国王昕夕忧危，力难抗拒，深恐失修贡事，上负累朝复载之恩。”又云：“今琉球地瘠民贫，孤悬一岛，本非边塞厄要之地，无捍御边陲之益，有邻邦酿衅之忧；以其恭顺二百余年，何忍弃诸化外？”在谈到不援助琉球的后果时，奏折指出：“若拒之过甚，转恐泰西各国谓我不能庇护属邦，益启群岛以携贰之渐。”何、丁二人建议光绪皇帝指示何如璋等与日本进行交涉，并邀集西方驻日使节，按照万国公法与评直曲，“趁该国内乱有求于我之时，因势利导，庶几转圜较易。”[1](P8-13)[3](P21)但清政府担心一旦与日本交恶，沙俄、法国等列强会趁虚而入，故希望于通过外交努力阻止日本的侵略，而不是出兵保护属国。于是，清政府随即派何如璋出使日本进行交涉。[3](P22)何如璋到达日本后，与驻日副使张斯桂共同署名，向日本外务卿寺岛照会，云：“琉球从古至今，自为一国。自明朝洪武五年，臣服中国，封王进贡，列为藩属。惟国中政令，许其自治，至今不改……”，照会陈述咸丰年间，琉球与各国订约皆用清国年号、历朔、文字，这些足以证明琉球乃我国之藩属，欧美各国无不知之。针对日本禁止琉球入贡，谴责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要求日本遵守条约“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互有侵越。”并提出要日本“待琉球以礼，俾使琉球国体政体一切率循旧章，并不准阻我贡事，庶足以全友谊、固邻交、不致贻笑于万国”。[5](P271)然而日本方面在其答复中称琉球“固系数百年来我国所属邦土”。此后何如璋多次照会寺岛要求日本撤军、恢复琉球对中国的进贡，但均无果而终。[5](P272)

1879年，日本悍然宣布“废藩置县”，并强制琉球王国交出一切文书、簿册。在琉球王国灭亡危急时刻，琉球官员蔡大鼎(龟山里之子)自费密渡福州面见向德宏，告诉他日本将琉球国王掳走的事情。[1](P11)向德宏等人得到消息后，万分震惊，加紧活动以寻求中国的援助。最后，为躲避日本人的耳目，他剃发化装，赴天津向李鸿章乞援，两次向李鸿章上请愿书，请求清政府出兵琉球。[6]7月2日，向德宏给李鸿章呈送了第一份文本，[7](P7)内称：“现有漂流民来报，敝国已被日本灭亡。”“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宏等有何面目復立天地之间？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虽糜身碎骨亦所不辞！在闽日久，千思万想，与其旷日持久，坐待灭亡，莫如剃发改装，早日北上；与其含垢忍辱，在琉偷生，不如呼天上京，善道守死。合国臣民及商人乡农，雪片信至，催宏上道，效楚国申包胥之痛哭，为安南裴伯耆之号求”，祈求“速赐拯援之策，立兴问罪之师”，以“救敝国倾覆之危”。其情之切，“泪随笔下”。7月23日，向德宏再次向李鸿章上请愿书：“琉球国陈情陪臣国戚紫巾官向德宏等，为下情迫切，泣恳恩准据情奏请皇猷，迅赐兴师问罪，还復君国，以修贡典事。”关于当前琉球的局势，向德宏说：“国主久羈敌国，臣民火热水深。”“日人又胁迫敝国主再幽日京”，继而他悲叹道：“闻信之下，肝胆崩裂！嗟乎，人谁无君？又谁无家？乃俾敝国惨无天日！”最后，他请求李鸿章：“恩怜惨情，迅赐奏明皇上，严申天讨，将留球日人尽逐出境，庶乎日人狡逞之心从是而戢，敝国主得归宗社，亡而復存。”“敝国上自国主，下至人民，生生世世，感戴皇恩宪德于无既矣！临稟苦哭，不胜慄悚待命之至！”一连几天，向德宏都在李的居所之外“呼号泣血”，乞求援兵。可是李鸿章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向德宏最终客死于天津。他的忠诚未能打动李鸿章。1880年，滞留北京的林世功，再度以绝食上书清政府，请中国出兵援助复国，其请愿文如下：“禀为以一死，泣请天恩，迅赐救主存国，以全臣节事。……今晋京守候，又逾一载，仍复未克济事，何以为臣计？惟有以死泣请王爷暨大人俯准，据情具题，传召驻京倭使，论之以大义，威之以声灵，妥为筹办，还我君主，复我国都，人全臣节，则功虽死无憾矣。”林世功的请愿书情词恳切，字字泣血。然而终因救国无门，于是愤而自刎，以死殉国！[9]死前，林世功遗下一首令后人无限感慨的绝命诗：“古来忠孝几人全，忧国思家已五年。一死犹期存社稷，高堂专赖弟兄贤。”[1](P14)

(二)琉球官员和士族的坚忍和抵抗

在以向德宏、林世功等为代表的琉球人赴清朝请愿乞援的同时，琉球官员和士族面对明治政府颁布的“废藩置县”令，也普遍表现出不合作态度。各级官员为抵制日本占领而称病不出，“各役所悉闭户，无一人应其布告。”[10](P118)日本“琉球处分官”松田道之要求浦添亲方、富川亲方、与那原亲方三位三司官交出各种政府文件，三名三司官与众官商议后决定拒绝日本的命令，以待清国的援兵。接到三司官的命令后，众士族群情激昂，人人连署按印，誓约：“如尊奉日本命令、接受官禄，惟斩首不赦。若遭日本迫害因义而死，以共有金抚恤救助妻儿。”[10](P132)这种誓死抵抗的协议书，就是通常所称之“血判书”(或曰“血判誓约书”、“生死状”)。当时，琉球各地都有这种以抵制日本的统治为主旨的“血判书”，它表现了琉球官民誓不与侵略者合作的抗争精神。

日本又采取拉拢怀柔之术，未能奏效便又采取特务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打击琉球的反日势力。这时，到福州去跟向德宏报告日本入侵消息的蔡大鼎返回琉球后到处宣称：“清国政府已然命令浙江总督操练海军，在此天下无事之秋，当如此岂有他顾？定是为援救琉球而准备。”日本方面认为蔡大鼎煽动抗日情绪，将他逮捕后严刑逼供，竟将其拷打致死！[10](P139)其后数年，日本方面大肆搜捕所谓“反动分子”并施以酷刑，“每当夜深人静，时闻惨嚎之声”。[1](P11)在日本军警的威逼下，琉球官吏、民众虽表面上不得不向日本低头，但实际仍“顽心不化，阳虽有服从之色，但阴仍悖逆弥固，谓国家既灭亡，藩王蒙汗辱，清国何故仍不派军舰来，今日至或明日来，如盼望大旱甘露一般，涉此山登彼峰，伫立枯木眺望西南沧海，丝毫不受影响。”[10](P147)“每见远远地有些船影，便燃烧着希望，热泪临风，洒为碧血”。[1](P9)

日本政府为掌控琉球财政，断绝琉球复国运动的经济来源，禁止原琉球官员在其所辖地收取米粮，并提出以归顺为前提，用金钱补偿原琉球官员的俸禄。但大部分琉球官吏均不屑接受日本的“恩惠”，坚持相信：“得清国之援，以待国家中兴。”[10](P150)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经济来源的原琉球官员们生活也越来越贫困。他们典衣卖产，甚至出售祖传宝物，依然维持数年，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气节。

还有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琉球人，西渡大海，来到中国，继续从事复国运动。根据《福州琉球馆志记载》，琉球亡国后，先后有八百多(一说六百多)不甘屈服的琉球志士秘密渡海到福建。福州琉球馆崇报祠内就设有此等志士的牌位，这些牌位是客死中国的琉球志士的忠魂。[1](P50)在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琉球人不忘中国鸿恩，曾将秘密募捐的军资供给中国。这件事被日本知道后，进行疯狂报复，大肆逮捕琉球人，很多人因此受牵连而遭到迫害。[1](P30)

(三)琉球民众的顽强抗争

因清政府在琉球问题上举棋不定，琉球的各种请愿活动均无效果。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琉球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武装抗争。琉球民族志士毛允良等人更是组织“结盟党”，以非常手段袭击杀伤侵占琉球的日本人；谢花昇等人四处活动，呼吁群众反抗日军侵略，后被日本逮捕，惨死在狱中。[1](P50)为恢复琉球的独立，许多志士惨死在日本的倭刀下，宫古岛反日暴动就是典型的例子。该岛地处琉球群岛西南部，日本宣布“废藩置县”后，琉球王府便向所辖全境发出不服从日本冲绳县厅的指令。宫古岛官吏响应王府号召，集合了该岛部分士族、平民，签署了反对县政的盟约和血判书。规定：“凡因抵制日本而遭杀害者，其妻儿由同村联署者共同抚养，违约者斩首，其亲族全部处以流刑。”不久，日本警察来到宫古岛，宣布了日本政府的“命令”，并且留用了一批原琉球政府的官员。然而这些被保留原职的官员遵循盟约，都藉口疾病拒绝上任。可是，一个名叫下地的人虽曾参署血判书，但却加入了日本设在当地的警察组织。下地被岛民视为违约的叛逆者，岛民立刻遵循约定，对其家人施以流放。又因下地殴打并抓捕议论他的妇女，当地岛民约1200人冲进派出所，将其殴打致死。[11](P238)日本政府听说宫古岛发生民变，立即派兵进行残酷镇压。[12]因这一事件被日本残忍斩首的志士，在临行前悲壮地喊道：“我的头无论你们怎么斩，也绝不会落在你们的面前，你们且看清了琉球人的血魂！”[1](P11)宫古岛上民众向宗主国中国求援复国的血书，被保存在冲绳县立博物馆。

三、战后琉球的复国运动和独立运动

(一)二战结束前后的“琉球处置”和国民政府的态度

二战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战后处理问题，包括琉球处置也进入中国和同盟国领导人的视野。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提及琉球：“以国际之需要而论上述完整山河系统，如有一个区域受异族之占据，则全民族、全国家即失去天然之屏障，河、淮、江、汉之间，无一处可以作巩固之边防，所以琉球、台湾澎湖、东北、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无一处不是保卫民族生存之要塞，这些地方之割裂，即为中国国防之撤除。”[1](P14)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战时首次明确表示琉球事关中国国防，表达了中国要求收复琉球的意向。这种态度对国际社会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应当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1943年的开罗会议期间，面对罗斯福“中国是否想得到琉球群岛”的多次询问，蒋介石没有明确表示由中国收回琉球，而是含糊答称：中国愿将琉球先由中美占领，再按国际托管办法，交由中美共同管理。因此《开罗宣言》没有明确提及琉球归属问题。随后的《波茨坦宣言》和《雅尔塔协定》也都没有言及琉球。中国失去了收回琉球的最好时机。[13]

面对战后美国独占琉球的情况，中国国内再次出现要求收回琉球的运动。在此背景下，1947年，国民政府外交部主持举行了3次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谈话会，邀集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学界重镇商讨政府的对日方针，在谈到领土问题时，着重讨论了琉球问题。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满洲(中国东北)、台湾及澎湖归还中国，朝鲜独立，千岛群岛划归苏联已成定论，有争议的主要是琉球、小笠原群岛、伊豆七岛、济州岛、对马岛以及千岛群岛南部诸小岛的归属问题。关于琉球，外交部提出3个方案供讨论：1.是否一部或全部要求收回？2.是否共管？3.是否托管？会上出现意见分歧。一种意见强烈主张收回，认为琉球与中国关系密切，归还中国是上策，由中国托管是中策，由中国托管并用作美国基地是下策。他们认为中国若不收回琉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太平洋国家；琉球若被日本拿去，台湾就会面临危险，主张中国可支持美国对于小笠原群岛、伊豆七岛的要求和苏联对于千岛群岛南部诸小岛的要求，换取他们对于中国收回琉球的要求。另一种意见主张对琉球实行托管，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由中国托管，将来再使它获得独立，若成为自治领更好；二是交联合国托管，但中国要保有一份权利，不必非要收归我有，因为我国没有海军，拿过它来也无大用。10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琉球群岛与我国关系最切”，“琉球群岛的前途的解决，不外乎中国收回，或中美共管，或联合国托管三种方式，政府对这个问题正在密切注意，无论如何必反对该群岛归给日本。”[14](P622-623)但国民政府最终也没有就琉球问题拿出正式的文件，到了1949年底，国民党败退台湾，更加无力也无意去考虑琉球处置问题了。

(二)二战末期日军对琉球人的歧视和利用

二战末期，日本利用琉球阻挡美军的反攻，并且在战争过程中不断在琉球征兵、征粮，利用琉球的资源支持其侵略战争。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日本疯狂驱使、蒙骗琉球人民充当炮灰，甚至残杀琉球居民。其中有琉球人因为讲琉球方言而被日军认定为“间谍”而遭杀害；有学生和护士在医院的壕沟内集体被杀；有老人和小孩被强制移送北部山岳缺粮的地方而活活饿死。此外，当时日本在琉球徵召17岁以上至45岁以下的男人入伍，后来连十几岁的中学生也不放过，结果牺牲了琉球的五分之一的人口。[15]面对日本的歧视和虐待，琉球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以各种方式抵制日本的反动政策。美、日军队在琉球进行激战之时，数十年来被日本政府歧视和施以差别待遇的琉球人的愤怒也爆发出来。三千琉球学生奋起协助美军攻击日本军队就是典型事例。[1](P50)

(三)战后琉球复国运动和独立运动的蓬勃

日本投降后，占领琉球的美国原本认为，琉球群岛与朝鲜半岛同样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统治的殖民地，因此计划将琉球群岛托管后，从日本分离出并使其独立。因此，美国在琉球施行“去日本化”政策，禁止使用日文，经济上停止使用日本货币，琉球人来往于日本和琉球之间，必须持有护照等等。得益于美国治理下宽松的政治环境，琉球人的民族意识高涨，掀起了公开的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关于“独立”、“自治”内容的书刊、言论铺天盖地。每当说到“祖国”和“民族”的话题，绝大多数人声称自己是琉球人，不认为自己是日本人，批判日本政府，并且希望依托美国的帮助而重新建立主权国家。1947年宫古岛的报社记者团跟美国军政要员对话时说过：“琉球人希望在称为琉球的国家中，受到美国的保护而生活。”[16](P485)这期间，琉球涌现出一大批主张“独立”或要求“自治”的组织。如琉球人柴田米三等领导的“琉球民主党”、牧志崇得等组织的“共和会”、大城安养等组织的“成人会”等，其宗旨均在启蒙琉球人的民主自立精神。[17]1947年前后成立的三个政党也不约而同地持有明显的独立倾向。率先成立的“冲绳民主同盟”明确提出要“建立独立共和国”。随后成立的“冲绳人民党”、“社会党”，其独立倾向也非常明显。[18]

在主张脱离日本的党派中，最为活跃的是“琉球青年同志会”。早在1941年5月，该会先后在琉球和台湾两地成立，起初只有成员30人，其宗旨是：“鼓吹革命，解放琉球，归属中国，并启发琉球之民族思想，击破日本之侵略政策”。后来该会成员因刺探日本军情，被日军发现，其领导人赤岭亲助等2人被捕。日本以“外患预备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以武力解散该会。[17]战后，琉球青年同志会领导人赤岭亲助被释放出狱，他与蔡璋(喜友名嗣正)等共同致力于琉球独立复国运动，琉球青年同志会迅速恢复活动。后来，蔡璋继任该会会长，四处奔走，著书立说，宣传琉球复国的主张。1947年初，“琉球青年同志会”更名为“琉球革命同志会”，成员发展至6800余人，在琉球和台湾两地积极开展琉球独立运动。1947年5月，该会呈文中国国民政府，吁请中国国民政府在讨论对日和约时将琉球问题列入议题。8月，琉球与那国岛石原等13人到台湾报告，表示琉球同胞一致要求归属中国，要求迅速将此强烈愿望转报中央政府。在此期间，该会为了帮助国民政府全面了解琉球情况，推动政府迅速制定琉球政策，还拟具了《琉球与中国之关系》的长篇文件。该文在结言中，沉痛指出：“看琉球历史，可知他与中国一千年来息息相关，琉球之地理形势，于中国国防上是一道太平洋上不可或缺的堤防，琉球民族运动之目标，在争取琉球归还祖国。今天琉球虽已挣脱日本之统治，但投入祖国怀抱，建立中琉一体之最终目的尚未达到，诚为吾辈同志最引为憾者。”“际兹国际形势荡动不停，对日和约也未签订，琉球归属问题尚未解决，琉球人民无不坐卧不安，转代表70万同胞谨呈如上，伏望祖国政府怀缅往昔，检讨现在，尽量采摘，从速收复琉球，则祖国幸甚！琉球幸甚！”[17]

1948年7月25日，蔡璋、庆田嵩熏、久贝清德、我那霸生康、岛袋松助等17人以“琉球人民代表”身份联名向新当选的中国“行宪”政府总统蒋介石送交请愿书，呼吁政府收回琉球。[17]当时，由于琉球归属问题未定，中国国民党当局对在台琉球人请愿无明确回应，对于如何对待琉球独立运动、是否收回琉球问题也反应迟缓。直至1948年蒋介石才致电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吴铁城，内称：“据密报称，琉球原属我国领土，现虽美军管治，人民均甚内向，拟请秘密运用琉球革命同志会人员秘密掌握琉球政权，冀于将来和会时，琉民能以投票方式归我统治，或由琉球地方政府自动内向，以保持我在太平洋之锁钥等语，应如何秘密运用，希即核议为盼。”蒋介石在电文中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性意见。8月5日，吴铁城将此电秘密转送行政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长王世杰，“希惠示值卓见，以便会商研究为幸”，但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意见。国民党高层关于秘密运用琉球革命同志会人员掌握琉球政权的构想没有成为现实。[13]

(四)冷战时期及其以后的琉球独立和自治、自立运动

进入冷战时期以后，美国为防止共产主义势力进入太平洋，决定改变对琉球独立运动的宽松政策，强化军事占领并准备逐步将琉球交给日本。1953年，美国将琉球北部的奄美群岛交给日本。1970年美日通过《冲绳返还协定》，把琉球连同钓鱼岛的“施政权”转给日本。但这遭到了许多琉球人的反对，他们“聚哭于闹市”，连夜集会向美国日本抗议，数度组团到台湾向蒋介石哭诉陈情，用汉语恳请看在同是“一家人”的份上，在联合国仗义执言，准许琉球独立或并入中国版图，然而毫无结果。[19]

“冲绳返还”日本之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国力的提升、同化政策的实施，琉球独立运动也出现了新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在琉球的工会与知识界之间出现了“自立论”的讨论，提出了冲绳“自治县”或“自治州”等构想，还制定了各种版本的“宪法”。到了90年代，琉球更首度出现了官、民共同推动的“自立”运动。自此以后，谋求“冲绳自立”成为冲绳社会的主流意识。积极主张的团体主要包括来自文化思想界的“二十一世纪同人会”，学术界的“冲绳自治研究会”，以及明确把实现“琉球独立”为唯一目标的“琉球独立党”。[20]琉球独立党成立于1970年，第一任党首是野底武彦。2005年8月15日，琉球独立党选举屋良朝助为第二代党首。2008年3月3日，琉球独立党召开记者会，正式更党名为“嘉利吉俱乐部”，确定党旗为“三星天洋旗”，并作为设想中未来琉球共和国的国旗。[21]

四、结语

萨摩藩侵占琉球已过去400年，日本的“琉球处分”也经过了130年，琉球这串昔日的海上明珠历经风雨和磨难至今依然闪烁在浩瀚的大洋之中。但是130年来，琉球群岛在日本、美国的控制下，政治上无法真正自主自立，经济上对外依赖性强，文化上的主体性也模糊游移，良好的自然环境生态和畸形的人文社会生态都显著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因为美军基地的存在和美军强奸日本少女、军用飞机坠落、日美核密约、普天间基地搬迁等诸多事件引发的反美浪潮以及对日本政府的不满，往往牵动着琉球人敏感的民族意识的神经。近年来“琉球独立”、“冲绳的主体性”、“琉球自治、自立”的诉求几度成为热点，《冲绳独立日》等书籍畅销，提醒着琉球人不要泯灭自我意识和意志。平静客观地观察，琉球人似乎在三种力量之中寻求着张力的平衡，即日益同化于日本、融入全球化特别是区域一体化、寻求全方位的自立自强和特色发展。而琉球复国运动和独立运动，长久以来也一直影响着琉球和冲绳的历史，影响着琉球人和冲绳人的意识和行为，加之日本“琉球处分”、战后“琉球处置”、“冲绳返还”等遗留的历史问题，使得琉球依然作为一个问题区域存在，并使其未来的走向具有不确定性。

注释：

[1]蔡璋.琉球亡国史谭[M].台北：正中书局，1951.

[2]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M].北京：三联书店，1979.

[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M].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

[4]林泉忠.三起三落的“祖国”：寻觅与犹豫[EB/OL].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93349.html/2008-07-21.

[5]日本外交文书[Z].东京：日本外务省，1964.

[6]史楠.1879琉球的血色黄昏[J].世界知识，2005，(15)：60-62.

[7]李鸿章.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8]左舜生.左舜生选集——中国近百年史料下卷[M].台北：大西洋出版社，1968.

[9](日)西里喜行.琉臣殉義事件考[A].球阳论丛[Z].那覇：ひるぎ社，1986.

[10]喜舍场朝贤.琉球见闻录[M].东京：至言社，1977.

[11](日)我部政男.明治国家と沖縄[M].东京：三一书房，1979.

[12](日)新川明.琉球处分以后(上、下)[M].东京：朝日新闻社，1981.

[13]王海滨.中国国民政府与琉球问题[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3)：139-150.

[14]石源华.民国外交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5]穆莱.“冲绳集体自决”真相探秘[N].中国青年报，2008-04-22(21).

[16](日)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 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M].东京：新躍社，1998.

[17]石源华.论战后琉球独立运动及琉球归属问题[EB/OL].http：//www.eastsea.gov.cn/Module/show.aspx？id=4199.

[18](日)山城善光.荒野の火[N].琉球新報，1982-03-15(1).

[19]岩华：从琉球主权到保钓运动——屈辱悲怆的中日近代关系史[J/OL].http：//www.china-week.com/html/01776.htm.

[20]林泉忠.不必然的“祖国”[EB/OL].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93379.html.

[21]琉球独立党官方网站[EB/OL].http：//www.bekkoame.ne.jp/i/a-001/.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本文原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