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军占领了琉球群岛，并按照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采取强力措施，对该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全方位“改造”，试图永久占据并将其建成美军在东亚的重要军事基地。饱受战争劫难的琉球民众克服重重困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与此同时，他们痛恨并揭露日本在战争期间的欺骗和利用，忍受并抵抗美军的殖民占领，独自疗治战争带来的身心创伤，思考和探索琉球未来发展的道路和自身的前途命运。霜多正次的长篇小说《冲绳岛》所反映的正是1945年至1953年这一时期的琉球社会生态和民众心理。这既是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也是社会政治的写实小说。小说刻画的人物个性鲜明，思想多歧，反映出当时琉球社会生态的复杂多样和民众心理情感的矛盾纠结。这部小说在当时是描写“现实”的报告，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它既已成为“历史”小说，又能引发对琉球现实的再度思考。

关键词：《冲绳岛》；琉球；美军；社会；民众

一、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军占领了琉球群岛，为将其打造成在东亚的重要军事据点，开始布局规划。战后初期，先是建立“民主、自由”口号下的军政统治，再到冷战铁幕下的军事基地扩建，进而完成对日合约全面扶植日本。美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琉球实行了排他性的军事统治。饱受战争劫难的琉球民众，在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同时，依靠自身的力量抵制和反抗美军的统治，思考和探索琉球未来的发展道路，在这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中，琉球人因年龄、经历、性别等的差异，其心理、感情、思想、倾向不尽相同，呈现出多元化的政治诉求和复杂纠结的情感状态。

霜多正次的长篇小说《冲绳岛》所反映的正是1945年至1955年这一时期琉球的社会面貌和民众心态。小说以山城清吉、平良松介、运天荣德这三个人物的活动和变化为主线，捕捉民众心态的差异，如实地反映出他们的社会认知和政治倾向：有对昔日琉球王国的怀念和依恋，有对复归日本的向往和呼唤，有对美国民主的幻想和期待等等，通过典型人物从侧面反映了被占领状态下琉球民众思想和情感的真实，让读者窥一斑而知全豹。另外，作者不仅从某个角度或某个断面来选取个别事件加以描写，还时而穿插一些对历史和社会的叙述和分析，并利用实地调查得来的大量素材和统计数据，从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各个角度呈现出战后琉球社会的真实面貌，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态的复杂多样。这部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小说，在当时是描写“现实”的报告，在今天看来，它既已成为“历史”小说，又能引发人们对琉球现实的再度思考。

二、美军初期统治时期的琉球社会（1945年~194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美军逐渐意识到琉球群岛的重要战略价值，着手将其纳入战后其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体系。冲绳战役结束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CS）决定将北纬30度以南、包括冲绳岛在内的琉球群岛从对日占领区中划出，单独置于美军的控制之下，1946年1月盟军总司令部（GHQ）提出“关于在政治上、行政上，把若干外围地区从日本分离出去的备忘录”。琉球群岛被美军统治的历史也由此开始。

（一）琉球的社会生态

在战后的历史转换时期，美军带着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进驻琉球，以“解放者”自居，宣称美军的到来是为了解救生活在天皇制水火中的民众，以此来缓解民众的矛盾。但是，此时关于琉球岛军事重要性的认识，美国军方和政府还未达成一致，因此，也没有明确具体的统治方针，美军只能“通过各种权宜之策来统治居民”[1]，但其在各个领域施行的一系列政策，都是致力于将琉球打造成为其在东亚的重要军事基地。

经济上，从战时开始，琉球的通货就已经停止流通。美军占领后，岛民只能依靠美军配给的物资生存，但是代价必须是根据美军的需要义务地提供劳工。小说中的运天荣德就被美军任命为民警，负责防止人们盗用军事物资。冲绳因被战争破坏严重，美军配给物品的份额又十分有限，为补贴家用，盗用美军物资，用来进行黑市贸易和走私贸易的情况尤为严重，荣德借职务之便，盗用些洋钉、铁锹、罐头、面粉、砂糖等，起初卖给远村近邻发展到后来与九州岛走私商人的黑市交易，生意越做越大，逐渐地富裕了起来。从1946年6月开始，恢复了货币经济，将B军票和日本的新圆作为正式通货，后来经过数次改换，1948年B军票成了琉球岛上唯一合法的货币形式。同时，成立了琉球银行，美军掌控了51%的股份，“完成了一个可以从金融面控制冲绳经济的结构”[2]。货币经济恢复后，被美军拉去当差的居民变成了美国军用雇员，开始发工资，但这种工资是极低的，如荣德在美军的后勤部工作，所谓的工资，每小时只有六毛钱，一个月所得，只相当于一条香烟的价钱。同时，配给的东西也得付钱了，价格也因美军的需要不断改变，如小说中提到：1948年为支付军事雇工的工资，配给粮食的价格一下子就涨了六、七倍，再加上军票贬值，薪水下跌，人们的生计无法维持。从这些描写可见，战后初期琉球民众的生活十分艰辛且完全受美国支配。

政治方面，1945年8月15日，美军从各地收容所挑选了124名战前的所谓知名人士，集中起来，通过相互选举产生了由15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协助美军的军政工作。1946年4月改称“冲绳民政府”，并恢复了战前的冲绳县议会，并改名为“冲绳民政议会”。但民政府只是美军的一个傀儡，一无实权，二无预算，只是充当了在军方和琉球人之间媒介的角色，议会也只是一个形式罢了。如小说中的民政府搬迁一事，美军表面上征询知事伊波朝光的意见，实际上是下达通知，即使不同意，美军也会无视民意，强制执行。见惯了美军这种伎俩的知事也只能说“好！好！”。至于美国对民众所宣称的那种民主生活，更不曾有过具体的体现。小说中所看到的是，美军以战胜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控制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严格控制出版、言论、集会自由，对厕所的严格区分，只有美国兵才能喝咖啡，甚至连听收音机、摄影、来往通行都必须有美军的批准。居民耳闻目睹着这些情况，感受到都是来自外部的对被征服者的种族歧视和冷酷无情。

文教方面，战后美军虽然开始面向琉球儿童开设小学校，但并没有实际的专项拨款，被战争破坏的校舍无法重修，所谓的学校大都是露天的。从1946年4月开始实施了八年制的义务教育，但由于没有教科书，教师们只能边想边讲。授课内容是由美方规定的英语、实业、民主主义修养等，而与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甚至是多少与日本有关的东西，是完全被禁止教授的，以此来弱化琉球和日本的关系，维持琉球无所归属的状态，以示美军占领的合理性。另外，教员的待遇很糟，薪水甚至还不如军队里的雇工，因此很多教员陆续辞职，小说中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安里英贤曾经向美军提出给予教员生活保障的意见，但得到的指令却是：“军事方面的工作，比居民的教育更优先！”[3]至于学生，在战争中已经养成了流浪的习惯，没有社会秩序、权威、纪律的概念，有着强烈的利己主义，所关心的是今后的前途和生活等实际问题，因此在平良松介所讲授的社会课上，他看不到学生对知识的渴求，更多的是一双双没有光彩的眼神。

通过《冲绳岛》这部小说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美军的军事基地建设也已经开始。美军圈占民众原来的居所，用作军用地，当战争期间被收容的岛民开始陆续回来时，只能被迫迁到美军指定的地方去了。主人公山城清吉的部队就几乎占据了嘉手纳机场边上三个村落百分之八十的土地，村民们只能拥挤在几间小木屋里过集体生活。美国利用独占之便，秘密而强行地在岛上修建飞机场、高射炮阵地、军火库、雷达网等各种军事设施，这一切岛民都看在眼里，也在心里开始质疑甚至否定那种冠冕堂皇的民主，对美军的不信任日渐加深。

（二）琉球民众的情感状态

战后，琉球作为日本的“弃子”，被美军占领，实行排他性统治。琉球人的自我认同出现混沌无措的状态，战争中被日本人利用、歧视甚至被骂为奸细的记忆犹在，当感觉到与日本的某种隔绝后原来的价值体系出现崩塌。在无政府无归属的混沌状态中，彷徨的琉球人，不得不对身份重新追问：“我们到底是作为战败国日本的一分子，还是作为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制拖入战争的被殖民者?”[4]占领初期，美军时而显露出的人道主义，也使民众体验到了一种异于日本的不同性质的文化，对美国那样“民主、自由世界”有所期待。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造就了民众心理上的矛盾纠结。

主人公山城清吉是一个淳朴的青年人，从小接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带着一种“日本必胜”的坚定信念参战，虽然在与日本本土战友的交谈中痛心地感受到日本对琉球的歧视，但始终以一种更广阔的“日本立场”来考虑问题，有着强烈的日本情结。战后，在“美军是解放者”占据上风的社会环境下，特别是面对日本战败的事实，山城对原来的价值观也曾一度怀疑，被介绍到美军基地工作之后，见识到美军的冷酷无情及对琉球人的颐指气使后，渐渐认定对美国是不能期待的，坚定了要“复归”日本的决心。

运天荣德是清吉的表兄，战争期间，在看到美军丰富的物资和先进的武器装备后，对虐待、歧视琉球人只会空喊豪言壮语的日本皇军，更加不信任和厌恶。战后，因贫苦出身的自己和过去的那种有钱人回到了同一起点上，而对美国的国力和文化既羡慕又有所期待，但后来逐渐看到美国大兵对琉球女人的卑劣行为、对军用物资的贪污盗窃等，意识到美国人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便对日本和美国都不抱希望。对他来说，比起对琉球未来归属的展望，不如寻找一条能使自己飞黄腾达的道路更实际些。其实这也是战后初期很大一部分普通民众的心态。由于琉球土地贫瘠狭小、资源短缺，自古以来都是处于一种依仗海洋与外部贸易来生存发展的。从明清的朝贡国到日本萨摩的控制，再到成为日本的冲绳县，一直以来这种处于臣下地位的事实，也造就了琉球民众那种自卑、隐忍的性格，即使反抗也无力改变现实。运天荣德的私下里“投机倒把”谋取实惠的做法，也可以说是对环境的一种“适应”。

平良松介曾经是一名中学历史教员，战后一方面反省自己对战争的态度以及驱使学生去为国家“玉碎”的做法，一方面也在期待着美国的所谓民主主义。但美国秘密军事基地的建设，使松介意识到美军对琉球的占领，决不仅仅是战后处理的问题，而是居心叵测、有着更大的野心。因此他认为，要改变琉球民众的命运，除了摆脱异民族的支配、复归“祖国”日本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其实这种“复归”与其说是单纯的本土向往，不如说是一种摆脱美国军事统治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比较之下最现实的选择。因此松介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了日本这个曾经的支配者身上。

另外，还有一些老一辈人怀念“废琉置县”之前琉球那种“自立”的状态。《冲绳岛》中的“民政府”知事伊波朝光和教育部长安里英贤就是典型代表。在他们看来，日本明治政府对琉球进行“处分”之前，琉球虽然受萨摩的控制，但至少在形式上琉球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一定的自主权，但被迫成了日本的一个县后，琉球人不能参与县政，并且还要在国家的名义下，为战争做出牺牲，令他们感到愤慨，如今美军的到来，“可以从国家的强制统治中解放出来”，“以自己为中心来考虑问题了”[5]。渡久地政兴等政客恰巧利用了这种怀旧情结，来迎合美军，认为战败是琉球的新生，美国的占领是琉球的解放，并为美国虚假的民主、自由辩护，是十足的“亲美派”。

可见，占领初期琉球民众的情感状态比较多样，缺乏统一和共识，更多的普通民众处于一种无奈的情绪之中。

三、美军基地建设初期（1949年~1952年）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冷战的加剧，美国随之转变远东政策，重新确认琉球岛作为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军事据点的战略价值，任命西茨少将为琉球美军政长官，放弃了过去那种掩饰，公然将琉球称作“太平洋上的直布罗陀”，开始实施有明确目的的统治，推出战后琉球的复兴计划和“民主化”政策，并更换了之前无能的军人和随军人员，军事基地的建设也大张旗鼓地展开。

（一）琉球社会的变化

随着军事基地的正式开建，美军对琉球社会各个方面的统治政策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变，琉球民众的生活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经济上，美军统治之前的黑市买卖走到了尽头，民间贸易开始，商品通过正规途径来到岛上，走私船也失去了活动的余地。因此，荣德的店铺现在要进货就必须办理各种正规的手续，为此他得不怕麻烦地准备多种英、日一式二份的文件，到贸易厅、琉球银行等地方跑上百趟。另外，虽然西茨就任时，推出了战后琉球的复兴计划，但从《冲绳岛》所反映的实际情况来看，因美军没有出台真正具体的复兴政策，岛上的生产状况并没有多大的恢复和改善，到了战争已经结束5年后的1950年，岛上的农业生产，仅仅恢复到了战前的49%，战前岛上的支柱产业制糖业，还仍然处于瘫痪状态，生产水平只是战前的4%。而岛上的青年在金钱的诱惑下，抛下了过去的生产事业，去做美军的雇员，更是加剧了产业复兴的困难。由此可见，基地建设也是对琉球传统行业的巨大冲击。

政治上，西茨的民主化政策，主要体现在1950年9月至10月奄美大岛、冲绳、宫古、八重山四个群岛各自的知事和议员选举。小说中冲绳的知事最终由主张“复归”日本论的知花英雄担任，这明显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琉球民众的政治倾向。为了应对民众的这种政治倾向，当年12月，美军将过去的“军政府”改为“民政府”，但这仅仅是一个名称的改变而已，并不意味着民政真正代替了军政。而1951年4月又成立了“琉球临时中央政府”，其成员全部由美军任命，性质上是属于整个琉球的，名义上是负责不在各群岛政府权限之内的贸易、农村、邮政等事务，实际上权力不断延伸到财政、法院、教育等部局，由选举产生的群岛政府被架空，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下属机关。这样，美军既兑现了“民主化”的承诺，又达到了通过临时政府来驾驭和控制全岛政治的目的。

教育上，1950年开始，美军终于设了专门的援助资金来复兴校舍，但是拨款的数额是极少的，并且所用的建筑材料也是一些白蚁丛生的米杉和沙罗杉等。此外，将教育的责任更多地推给了地方，1952年2月颁布了《琉球教育法》，实行地方分权制度，依据此法令，各市、町、村必须自己筹措教育经费，而地方只能把这笔费用摊派在各家各户的居民税上，这当然引起了民众强烈的反对。为了缓和民众情绪，美军又以教育民主化的名义，提出各地方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中必须包含一名女性，可是中央教育委员会的行政主席必须经过军方的认可才能上任，通过玩弄这种把戏，美军依然操纵着教育的实际大权。

（二）民众的意识状况

随着美国军政统治的强化，琉球民众越来越感到日常生活受到威胁，不断受到排斥，危机感和异质感不断被放大。一些琉球人逐渐意识到美军不可能是解放者，“于是，不想被异民族美国支配的冲绳，开始向往不是异民族的日本”[6]，“复归”日本的声音越来越多，并组建政党和社会组织等，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当然，由于立场、经历等的不同，仍然还有一些人极力主张琉球独立或依赖美国，但由于这些主张游离于民众的实际生活感觉，而陷入了孤立。

从《冲绳岛》中描写的1950年冲绳的知事选举来看，三个候选人成为各种政治倾向的典型代表。岸本宗春，“民政府”的建设部长，以美军作为后台，权势很大，提出必须依仗美国才能恢复真正的自主，建立民主合理的生活，他之后组建独立党，其实独立只是个幌子，主要是觊觎美军丰厚的财力而支持托管统治。知花英雄，战时的“大政翼赞会”事务局局长，但没被美国当作战犯处理，反而给予农业协会联合会会长一职，有着根深蒂固的帝国思想和封建观念，希望复活战前的旧秩序，“复归”日本。翁长龟吉，人民党的领导人，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上，主张彻底追究战犯的责任，要求人民自治。最终，在选举中获得胜利的是知花英雄。这固然说明了当时大部分居民对“本土”日本的向往，但更本质的是他们对美军的不满和批判。此时，比起自治、民主、独立，能够摆脱异族统治更为迫切。在感到自身独特的生活和文化受到虚假的美式文明威胁后，归于文化上接近的日本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因此，有学者指出，对于这种“复归”，读者恐怕不能简单地以近代国家的观念来理解，因为它“并不来自特定的政治立场”[7]，人们只是想从日本获得文化上的归宿感，是一种“民族感情记忆的表述”[8]。

虽然通过知事选举，民众“复归”日本的诉求逐渐表面化，但是囿于美军强大权力的威慑，大多数人还不敢把这种想法直接提出来，另一方面，此时，独立论和托管论者又以日本人对琉球人的榨取、不平等对待、差别待遇等事例来刺激人们的感情，唤起人们羞辱的记忆，更使人们对日本耿耿于怀。因此，为了形成统一的民间舆论，社会党、人民党及其他一些团体，结成了“复归日本期成会”，进行地区恳谈、启迪和引导民众、组织以20岁以上居民为对象的署名活动等，试图激发普通民众的自觉性，推动“复归运动”的进行。

四、和约生效后的托管统治时期（1952年~1955年）

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并于次年4月生效。合约规定，日本同意将琉球群岛“置于联合国的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唯一的施政当局”， 美国在琉球拥有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从而获得了统治琉球的法律依据。

（一）窘迫的社会现实

施政权得到承认后，美国开始赤裸裸地推行军事优先的政策，强征土地为军用，镇压群众运动，琉球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严酷的时期。

首先，生活场域的军事化使琉球经济逐渐成为基地依存型经济，出现了一种“畸形”的繁荣。与基地建设相关的运输、土木、建筑等行业顺势兴盛，享受着免除关税、优先贷款等优惠，而琉球传统的农业、制造业等则在夹缝中艰难地维持生存甚至倒闭。《冲绳岛》中荣德的生意就因而受到了影响，很多专门承包军事工程的土木建筑公司，以工事需要为名，将资材运到岛上，然后抛到市场上去做黑市买卖，打着军用的名号，既不必缴纳各种手续费，也不会受到美军烦琐的检查，获利甚丰，但对像荣德这样的本地商人却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同时，更多的琉球人也开始以美军基地为生，不单是去当美军的雇工，也干起了供应美国人吃喝的营生，如出售可乐、鲜花等西式商品，开设电影院、妓院等娱乐场所，但所得的收入却被美军规定只能用于日常生活，而不能用在生产事业上。这种服务于美军基地建设的单一经济模式，在其“繁华”的背后，不仅给琉球的当地产业形态带来畸形和隐患，也给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负面冲击。

政治上，随着临时政府亲美性质愈加明显，要求通过民选成立永久性中央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美国当局允许进行立法议员的重新选举，并于1952年4月成立了新的中央政府，但以民选制度尚未确定为由，规定政府主席和副主席暂且由民政副长官任命，并在议员选举的前两天，宣布立法院所决议的法律须由政府主席签署才能生效。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使得居民对美军当局彻底失望，明确意识到合约生效后军政统治将继续甚至更严重。《冲绳岛》中提到1953年美军干涉补缺议员选举一事，不仅将即将进行投票的冲绳中部地区划为禁止美国兵出入的区域，利用经济手段来对抗反美的选举口号，而且以犯过“寡廉鲜耻罪”为名反对当选议员小湾喜正，要求重新选举。这种对民主的压制、对政权的操纵适得其反，激起了琉球民众更加强烈的反抗。

教育方面，出于学生们政治倾向的考虑，美国的“民政府”取消了“契约学生”制度[9]，使高中毕业生的升学成了问题，虽然在教员会的努力下，从1953年开始，日本文部省每年供给50名公费生名额，但名额有限，而岛上的教育环境恶劣、孩子们很难得到这种机会。小说中提到松介家的圆子，虽然特别想去东京念书，但学力不够，自费上学的话家庭又没有能力提供学费，只好一边工作，一边上短期大学。即使是已经到日本本土读书的孩子，如圆子的哥哥国生，也非常辛苦，在日本学生面前，显得自卑，战战兢兢得什么都不敢讲。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琉球教育质量的低下，学生们学到的知识有限，另一方面也是琉球那种尴尬的地位影射到人们心理上的表现。自战后被美军占领以来，琉球民众就一直在一种“临界状态中生活”[10]，既非独立的国家，亦非他国的属国，似乎是日本的“领土”，又受到美军的统治。对日和约生效后，更是将这种尴尬的状态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而日本却通过出卖琉球获得了复归国际社会的“独立”。被边缘化了的琉球人，变得无处寻找自信了。

1952年和约生效以来，美军当局对琉球土地的征收越发强硬。先是为了给继续占用过去在占领的名义下使用的土地制造法律依据，颁布了《契约权》法令，规定地租应为地价的百分之六，而土地所有者要获得这种地租，要先和琉球政府主席缔结租赁契约，然后再由主席转租给美军当局，而租借的时间必须要满20年。低廉的价格又要长时间租借，遭到了土地所有者的抗议。1953年4月，美方又公布了《土地征收令》，放弃通过琉球政府的媒介来缔结契约的方式，直接和土地所有者协议，如果协议无法达成，就实行强制接收。一年后，又发布了将使用着的四万五千亩土地一揽子全部买下的计划。可见，在取得施政权后，美军对琉球的野心日益膨胀，将其建为永久性军事基地的目的越发明显，而琉球人却继续成为牺牲品。

（二）民众心理的变化

和约生效后，美军的占领状态继续，统治手段越发强硬。面对着窘迫的现实，琉球民众对统治者采取了更加反抗的态度，斗争也越来越尖锐了。

从《冲绳岛》小说中各种人物的心理变化来看，面对琉球“主权”被冻结、异族统治继续的现实，主人公山城清吉虽然对未来迷茫，感到“复归”日暮途远，但内心依然秉持着将这种运动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在土木建筑公司当工人期间，他进一步感受到美方对冲绳人的差别待遇，在人民党的支持下，开始带头进行罢工。可以说从这时候开始，清吉的政治意识出现了一个转折。对日和约的签订使他意识到过去那种请愿、签名、游说式的复归运动是达不到效果的，必须以集体游行、示威、绝食等更为激进的民主大众运动来动员更多的群众，同时也能给美军当局造成一定的压力。此外，他们还提出了一些新的口号，如“反对差别待遇”、“即刻发还拖欠工资”等，人权斗争的色彩较为浓烈。虽然这些运动在美军的强力镇压下都失败了，但其真正的意义是，劳动人民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复归运动”也有了新的形式、增加了新的内容、注入了新的力量。与之相对应，以平良松介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复归运动”就显得落后了很多。他们虽然也对美军深恶痛绝，对中央政府满腹意见，对和约生效后琉球的未来充满担忧，但却不敢针锋相对地去和美军对抗，也没有对之前的“复归运动”进行反思，依然是在进行着一些口头上和精神上的活动，对清吉等工人阶级的罢工也不敢支持，只是一味地感叹民族命运的悲惨，明显地显露出知识分子的软弱。

此外，这时期，以岸本宗春、渡久地政幸为代表的独立论有所抬头，但已经完全放弃了独立的旗号，而支持美国的托管统治，明确表示反对“复归”日本。以荣德为代表那些依靠基地经济发财致富的商人，当然也不愿“复归”日本，但毕竟他们是以居民为对象而做买卖的人，因而为防止被群众孤立，没有公开反对“复归”，持一种商人不多过问政治的态度。

而在美军的高压政策下，琉球的政府和政党都表现出了十足的软弱，虽然在增加补助资金、增加校舍建筑、对外国商业公司课税等问题上，也和军方有过交涉。但他们的这些交涉都是蜻蜓点水，并无效果，很多时候都是因在其位而做做样子罢了。对于清吉他们那种激进的斗争，他们是不屑甚至是反对的。一方面是出于生活现实的考虑，因为岛上“从粮食以至各种生活物资、电气、汽油，甚至是水，都掌握在美军手中”[11]，他们担心和美军对抗，会导致生活来源被切断；另一方面，他们如今的职位，本身就来自美方的授予，只有不得罪美军，这种地位和权力才能得以保全。这样的事大主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普通民众站在一起的，这也反映出琉球“复归运动”并非一帆风顺。

五、小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琉球被从日本分离出来，作为美国亚洲和世界战略的重要一环，被纳入美军的统治。琉球民众不仅要面对国籍缺失的事实，更要忍受殖民占领下的种种苦难。从多难的历史中走来，面对沉重严酷的现实，思考难以确定的未来。小说《冲绳岛》所呈现给读者的不仅是战后琉球社会的真实面貌，还有琉球人对其历史文化的认知和评价，有对外部强大势力压榨奴役的斗争，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呼唤。小说在民众而不是国家的视角下为我们讲述了战后琉球历史的艰辛，将其中凝聚的所有残酷和矛盾原封不动地呈现出来。在一个无法简化也无法抽象的历史情境中，我们看到了在美军占领的最初十年，琉球社会的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居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处处受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状况还在加剧。而民众的社会运动也是复杂而特殊的。战后琉球地位上的暧昧状态，使这种运动带有反抗殖民统治的性质和浓厚的政治色彩，因此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倾向也就并不奇怪了。这些分歧是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态投射到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同时也呈现着琉球民众的多元性格。

注释：

[1] [日]新崎盛辉：《冲绳现代史》，胡冬竹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2页。

[2] [日]新崎盛辉：《冲绳现代史》，胡冬竹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28页。

[3] [日]霜多正次：《冲绳岛》，金福译，上海：作家出版社，1946年，第86页。

[4] 汪晖：《琉球：战争记忆、社会运动与历史解释》，《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

[5] [日]霜多正次：《冲绳岛》，金福译，上海：作家出版社，1946年，第40页。

[6] 孙歌，新崎盛辉：《孙歌、新崎盛辉对谈：半世纪以来冲绳思想史问题意识的转折》，《人间思想》，2012年第1期。

[7] [日]新崎盛辉：《冲绳现代史》，胡冬竹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44页。

[8] 孙歌：《走出主权的迷误——冲绳民众的实践及启示》，《文化纵横》，2012年第6期。

[9] 所谓“契约学生”制度实行于1949年4月，其选拔的对象，最初仅限于原来在日本本土的大学读书而由于战争辍学的学生，后来才变为在琉球高中毕业的学生也可以参加考选了，根据这一制度而前往本土的琉球学生，每年约有100名。

[10] 孙歌：《冲绳：在临界状态中生活》，《文化纵横》，2011年8月刊。

[11] [日]霜多正次：《冲绳岛》，金福译，上海：作家出版社，1946年，第241页。

修斌，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海洋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行远书院执行院长。

本文首发于《海大日本研究》（第六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