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北大、清华，又有南开。

因为在这一个高等学府鼎立称雄的层面上，还有第三个空间。

如果说，北大、清华皆好高骛远，那么，南开开创了“务实”之风。

对于一个待发展的民族，一个具有丰富底蕴的古老国家，任何学术与精神、思想的单一化，都是有害的，不利于它的前进。那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思维，是注定没有出路的。

就今天而言，南开的方向，也是中国最大多数大学的办学方向。

南开的地位和历史作用，与北大、清华成鼎立之势。当年决定三校联办西南联大，是有其依据的。

南开大学，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创办于1919年五四运动后，张伯苓和严修为创办人。

经过苦心经营，南开到上世纪30年代已初具现代规模，成为中国当时规模最宏大最成功的私立大学，代表着中国民间教育家的崛起和一种办学的潮流方向。

从一些昔日照片上，可以看到南开当年的教室、实验室内景，颇具现代化的气派。现今南开校园还保留有一堆当年废墟，说明旧的建筑很壮观。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数学家陈省身都出身南开，曾为张伯苓的学生，可见南开育人成就之宏伟。梅贻琦身上就体现了这种最杰出的务实精神和能力。

“九一八事变”后，南开大学成为天津抗日救亡的中心。

南开有一口大钟，原为李鸿章祝寿所制，上面刻有《金刚经》全文。在和平的日子里，大钟用来表述南开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喜庆之情。每一次毕业典礼，大钟的鸣响声就是这年毕业学生的人数。但愿它送出的每一名学生都如洪钟之声，震响这个古老的中国。“九一八”之后，每当国耻之日，大钟就以“九一八”为鸣响之数。声声震耳，警示国人。此深为日军所仇恨。

1937年7月29日，是南开“黑色的星期四”。从这一天起，日军连续两天用飞机、大炮，对南开大学以及所属的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实行轰炸。在日军毁校的日子里，大钟不知去向。有说已经被熔铸；有说被日军砸成碎块，运往日本。

7月31日，又一轮狂轰滥炸后，日本骑兵和军车，满载汽油开进学校纵火。教学楼、图书馆、教师住宅、连带附近民宅，尽在焚烧中。三分之二的校舍毁于一旦，所存教学仪器设备尽被破坏。南开大学教授兼秘书长黄钰生（字子坚）受命留守学校，他亲眼看着学校化成了一片火海。

黄子坚后来在西南联大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曾担任昆明师范学院的院长。

在南开我采访到一位目击者——当年学子申泮文，他说：“我看见飞机了。那时候飞机挂着日本旗子，翅膀上挂着炸弹，看得清清楚楚，它飞得很低。旋转以后一倾斜，那个翅膀上的炸弹就掉下来。”申泮文在亲眼目睹学校被毁后，一个人跑到了上海，参加过淞沪抗战，以后又到昆明读西南联大。

在南开图书馆，我看到那些被日军掠去、后来小部分归还了的图书，上面盖着一个专门的印章，说明这是历经劫难的书籍。而更多成套的西文周刊和中文典籍就这样丧失。

杨振宁博士曾对我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日本是一个危险的民族。”

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比起以往任何列强掠夺更加险恶。日本离中国之近，对中国之了解，对中国领土的野心，致使它策划出对我中华“亡国灭种”，进而霸占整个版图资源的终极目的。从战争一开始，日寇处处以挫败我民族的士气、摧残我民族的自尊心、收买和追杀我民族的文化传承人为目标，最终想达到使中华民族在地球上消亡的罪恶意图。对南开大学如此毁灭性的打击，正体现了这个意图。

张伯苓校长在南开被轰炸后发表了讲话：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摧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本人唯有凭此种精神，绝不稍馁，深信于短期内，不难建立一新的规模。

南开被毁，社会各界纷纷致电谴责日寇。蒋介石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今后，有中国必有南开。”空前的劫难，却使南开在精神道义上获得前所未有的强盛生命。

南开精神，代表中华民族不辞汤火的悲壮，准备经历“凤凰涅槃”的再生之劫。

张伯苓校长表达了“绝不挂怀”的气概，代表了中华民族面临巨大损失和灾难时，对法西斯的极度蔑视。此种精神，贯穿抗战的始终，表达了中华民族绝处逢生的无比自信。

张伯苓校长的儿子参加空军，与日军作战，血染长空殉国。

梅校长的儿子梅祖彦说：“张伯苓先生的儿子叫张锡祜。张老先生个子很高，他的儿子比他还高，当时在中国人里面算是很高的。他在空军中驾飞机。那时的飞机非常简陋，就是一个敞开的座位，没有罩的。所以他坐在里面，头都露在外面。他是后来在空军作战时牺牲的。”

这就是当年的校长，这就是当年的校长公子。

在西南联大的三常委中（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有两位的公子参军血战日寇（张与梅）。这样的家教，这样的奋勇当先，见出这些校长平素所宣扬倡导的教育，不是只针对学生和职业演说，而是他们举家所律的道德法则。

当今中国大学的校长，还有这样的气节、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儿子吗？

当今校风如何？高尚之气如何长成？看一看校长就知道。

南开与清华、北大素有血缘之亲，三校长皆有厚谊，同时亦都受到国民政府高层的器重。北大、清华与南开之间能够联合组校，也因为几位校长之间有着浓于血脉的学人之缘。

北大周炳琳先生当时说：“三位校长俱为君子。”后来的合作也确有着坚实的学脉血缘。

南开大学所特有的务实、坚忍与谦让的精神，贯穿联合之始终，是西南联大凝聚九年而不散的重要力量。

当年蒋介石撤离大陆，专程去接张伯苓。而同时，正在节节推进的中共方面，出身南开中学的周恩来也带来了口信：请校长不要走，新中国需要教育。张伯苓当时对蒋政权的腐败失望，对南开大学难以割舍，于是选择留下。

可是因为当年与蒋介石的关系，张伯苓很快受到冷遇。在一次南开校庆的前夕，张忽然被禁止参加校庆大典。强烈的刺激令这位尝尽艰辛的民间教育家难以接受，很快他就离开人世。张伯苓抱屈去世次日，报上载出“周恩来视察南开”的消息，其实周是去悼念他的校长的。

他留下了校长，却没能保护校长。

南开有一教员是当年学子，每年在7月29日这一天，他都要在家中设祭坛，自己身着重孝，一身黑在校园中走，以警醒南开人记住校耻。后来没有再继续下去。因为有人说：学校开放了，来的有国际学生，也有日本学生。他这样做“不合适”。

其实校祭是有血性的行为，而遭到劝阻，却有点莫名其妙。国人的所谓“面子”，常常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连荣辱都没有了，还有什么“面子”？

原题《南开校殇》，节选自《西南联大行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