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在校父严修等人的资助和广大师生、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下，广泛吸收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精华，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从思想与实践等多个层面，倡行公能教育。他自我赋权，有针对性地提出医治中国人“愚弱贫散私”等痼疾的方案，倾注了半个多世纪的心血，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多方面入手，大力推广“德智体群”四育并重的现代教育，传扬科学、文明，以中国历史、中国学术为教育家安身立命的责任、担当，重建中国人的心灵，并取得一定的成效，获得中外教育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在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明确目标下，张伯苓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旨在让受教育者懂得掌握知识和文化，不是为了役使别人，而是要为更多的人服务的道理，并付诸行动；每个人不仅要拥有为公牺牲的精神，而且拥有为公牺牲的能力；在危难之际，也能为国家、民族尽心尽力，高举爱国大旗。张伯苓重建中国人心灵的主张和实践，极具现代价值，闪耀时代光芒，泽及当代学子。
关键词：张伯苓；南开学校；心灵重建
作者简介：侯杰（1962—），男，天津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李净昉（1981—），女，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育与性别研究。
100年前，南开大学在天津创办。回望历尽风霜雨雪、百年沧桑的一代名校，不能不感佩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为创办、发展这所学校，所付出的辛劳、所贡献的智慧，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教育理念和具体实践，不仅泽及一代代的南开人，而且具有更大的推广价值和意义，通过教育重建中国人心灵即是其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张伯苓重建中国人心灵的探索
近代中国的内外交困，特别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颓废与衰落，使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在甲午中日战后目睹了中国的惨败，感受颇深。中国与英国士兵身体与精神状态的强烈反差，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即决心“以改良教育为己任，力雪东方病夫之奇耻。”[1](P539)因此，他不仅将自己的志向由军事救国改为教育救国，而且认定民族性中的某些固有弱点，是导致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
1898年，张伯苓开始在严范孙和王奎章开办的家馆担任塾师，将自己的教育理想付诸实践。在他看来：
欧美之道德多高尚，公德与私德并重。我国人素重私德而于公德则多疏忽，近则于公德亦渐知讲求矣[2](P21)。
张伯苓清楚地认识到困扰中华民族的痼疾一是愚，即民性保守，不求进步，教育不普及，人民多愚昧无知，缺乏科学知识，充满迷信观念；二是弱，即重文轻武，鄙弃劳动，鸦片烟害泛滥，早婚流行，导致民族志气消沉；三是贫，即科学不兴，灾荒叠见，生计艰难，政治腐败，贪污盛行；四是散，即不善组织，不能团结，因此个人主义畸形发展，团体观念极为薄弱；五是私，即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风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张伯苓逐渐意识到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就必须对人进行彻底的改造。只有重新塑造这个国家赖以存在的人群，才是为中国谋出路的最终手段。
于是，原先并不是问题的身体①和精神成为了张伯苓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他们希望改变中国人的身体，完成中国人心灵重建，从而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国富强的基础。塑造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国民，变成时代的急切需要，也几乎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们的某种共识。梁启超曾在《新民说》中指出：“国也者，积民而成……则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浑浊，而国犹能立者。”[3](P46)对此，张伯苓也深有同感。他说：“建筑屋宇首须地基巩固，屋宇之大小与地基之巩固成正比例，诸生亦有地基，即身体的康健，良好的习惯，知识、技能是也。”[2](P201)为此张伯苓联合严修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将育才救国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实践，并从培养学生入手，以实现重建中国人心灵，振奋民族精神的远大理想。
受爱国心的驱使，张伯苓积极寻找创办新式教育、重建中国人心灵、振奋民族精神的内在动力。他曾透过个人的生命体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故不敢徘徊于玩世派中，且信重生之奥义，及将来永生之希望，亦不敢流连于厌世派中。盖玩世之张伯苓，一变而为厌世之张伯苓，再变而为乐天之张伯苓矣！”[2](P3)他本着“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将德、智、体、群四育，融入到南开学校的建设中。因此，南开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将学校建设成学生接受知识传授和生活管理的场所，磨练身体和训练心智的场域，养成完善的人格并获得身心康健的均衡发展。在张伯苓看来：“青年在预备时期如知识之增进，身体之锻炼，道德之修养，三者须同时并进。”[2](P205)可贵的是，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希望能够坚持与贯彻这一主张。他赞同遗嘱中的这番表述：“凡余所尝致力而未逮之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爱国教育，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与我同学共勉者。”[2](P340)
对于具体的课程设置，张伯苓也颇为用心。每周三固定的修身课，成为张伯苓博采中外文明成果，重建学生心灵的一个主要途径和方法。正如他在《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中所言：
中国虽采用新法，亦不可弃固有之美德。盖彼以吾人修身制度，为中国古代文明之所结果，实不可以进步之利益，遽尔牺牲，然吾人亦必须改变者，因世界为日日改变者[2](P61) 。
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前提下，张伯苓更为“修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即关注世界潮流的动向，顺势而为。在修身课上，张伯苓以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向学生们传授读书救国之道和各种为人处世之方。他详细讲解学生应该遵守的基本礼节，如见师长敬礼，路遇女学生或女教员要让路，同学见面须彼此为礼等等，滋养学生们的心灵。不仅如此，张伯苓还将修身课变成中国人心灵重建、人格塑造和振奋精神的主要手段之一，实践严复提出的“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4](P13-15)在南开的课堂上，“修身”这个古老的主题被赋予全新的意义。具有教师与校长双重身份的张伯苓，运用言语的力量进行身体的游移性表演，实施着对广大学生的心灵洗涤、人格塑造、精神振奋和养成，进而使学生接受其“教育救国”的理念、精神。
此外，张伯苓还不时邀请校内外的专家或者社会名流来南开学校讲学，内容涉及时事、外交、经济、艺术等方面，开拓学生们的视野，理清学生们的思路，陶冶学生们的情操，他以看似不经意的方式将自己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认知传递给下一代，用理想和智慧点燃学生们的生命之火。他强调学生要待人以诚，这关乎成败：“一以诚成，一以不诚败”。他着重指出：“诚之一字，为一切道德事业之本源，吾人前途进取应以一是为标准”。要诚实，也要虚心，张伯苓说：“吾望诸生及吾同仁皆以虚心自勉。”[5](P154-155)显然，“诚”、“真”、“信”等是张伯苓坚持融入学校教育之中的中国固有之美德。
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张伯苓还采取了一项特殊的心灵教育措施——悬挂“南开镜”。而这也是南开学校所独有的、适合学生心灵成长的方式。张伯苓在校门之侧悬挂了一面大镜，镜旁镌刻着这样一段镜箴，方便学生出入时，以为儆戒：
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6](P6)。
这种方式，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自尊心，从细节处入手规范其行为，善意提醒学生时刻注意自己的举止，从而帮助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建立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博士来校参观时，发现南开学生的仪态与自己在其他学校所见者极为不同，不禁十分惊讶。当张伯苓将这位世界驰名大学校长带到“南开镜”旁，道出个中原因后，伊利奥才恍然大悟，回国后广为宣传。因此，罗氏基金团派人专程来到南开学校拍下此镜的照片，寄回美国，并刊诸报端，对张伯苓的教育理念和方式赞赏有加[2](P309)。
南开学校举办的各种集会也都成为张伯苓开展爱国教育的重要场合。每次演讲，讲台上必高悬国旗，两旁大书“爱国”二字，以激发青年学子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张伯苓在讲演时，总是用他那纯正的天津话向学生们讲述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幕幕国家遭受侵略，人民遭受奴役的惨痛历史。他那饱含热情的声调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以至“其言极其痛深，其感人至矣。同学少年受此剧烈之感触，顿有坐立难安之势。”[7]（P42）他还念念不忘告诫青年学生在面对民族危亡之时，千万不能丧失信心，一定要坚定自己的爱国、报国之心，更加努力地以自己所学的知识去改变祖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5](P162)。
1935年9月17日，在开学典礼上，张伯苓发表了《认识环境，努力干去》的演讲。他不仅告诉新生，日本侵略军的指挥部就设在海光寺，与南开大学、南开中学近在咫尺，而且表情严肃、语调深沉地问在场的每一位学生：“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三句话，掷地有声，当场就激起学生的强烈共鸣。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着校长的追问：“是！爱！愿意！”这声音从心底发出，让发声者血脉喷张，叫聆听者感到震耳欲聋，心灵受到极大地震撼。随后，张校长又语重心长地告诉南开新生：要爱国就要“努力干去”，而且要“苦干”、“死干”，要“咬定牙根，紧张而又紧张向前努力”，要“公”、“诚”、“努力”[8](P241-244)。张伯苓不但打动了莘莘学子，而且也成就了一堂优秀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作为南开学校的学生，周恩来在一篇题为《本校始业式》的作文中曾经这样写道：“生等既秉家训，负芨而来，即当殷勤向学，勿使半途而废……且生等应宜自思应发奋自立以日新乎？抑随流逐波以自弃乎？孜孜屹屹以近三育乎？抑又优优游游以筱光阴乎？锻炼身心以图强乎？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乎？所是所非，故明了易见。然切不可因其易而存疏忽之心也。”[2](P10)这篇作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周恩来在接受张伯苓的教诲后所进行的独立思考，在扪心自问和层层设问中，已明确表达出“发奋自立以日新”、“孜孜屹屹以近三育”、“锻炼身心以图强”等意愿。显然，张伯苓的谆谆教诲对于周恩来等学生的心灵洗涤、人格塑造、精神振奋和养成具有重要意义，并得到深刻认同，以至于提醒自己“切不可因其易而存疏忽之心”。更为重要的是，学生们通过接受新式教育，既获得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又掌握了自我言说的本领，还被赋予书写的权力，使其通过在校刊上发表文章等形式，对教育者提出的理念等进行回应，并在同学、教师、校长等读者中树立自身的形象。与此同时，张伯苓等教师、校长的身份又巧妙地发生了转化，成为了读者。他们通过对学生文章的阅读，品评其中所传达出的思想观点，检视自己教育的成果。“好校长”、“好教师”、“好学生”，就是在校长、教师和学生的彼此互动中逐步完成的。
张伯苓对于学生心灵洗涤、人格塑造、精神振奋和养成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戒除学生在家庭和社会上染上的一些恶习，学会做人。张伯苓反复强调：“诸位校友一方面做事，一方面须不堕落，不颓唐，能够‘束身自好’。”[2](P218)在他眼里，一个人若不能对抗自身情欲的作祟，小德的流失会导致大德的溃防失据，最终则致使整个中国的道德体系不再具有约束的作用。这说明身体在近代中国除了具有社会化属性之外，还有“一种负面意义的连粘。”[9](P87)显然，张伯苓是希望以在青年学子的体内根植道德规范等方式，驱除中国的陈年积习，最终进行一种不流血的革命。
其二，养成实干的作风，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这是张伯苓对学生进行心灵洗涤、人格塑造、精神振奋和养成的核心内容。他在《欲成事者须带三分傻气》一文中特别强调“凡成事者，中途必经受折磨，须经过此种阻力，不因失败而灰心，而后始有成功之一日。此种精神，为中国少年人所最要者，汝等共勉之”[6](P12)在漫长的教育实践中，他正是凭借这种百折不回的精神将“育才救国”的理念贯彻到实践中去，并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感染着南开的师生。“南开同学及各方友好最近问我，究竟要办几个南开中学，我的答复是简简单单六个大字‘一直办到我死。’”[2](P332)这种精神对塑造南开学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影响直至今日仍然存在。
其三，树立学生的集体主义意识与国家观念。这也是张伯苓对于学生进行心灵洗涤和人格塑造的理由和目的。所有的学生应“努力于有益国家的事业。求知识，不仅限于个人方面，应当扩而大之。凡对于国家有益的事业，我们校友们就要通力合作，多做贡献。”[2](P218)这种将身体的改造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的作法，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被经常采用，实缘于部分知识分子逐步认识到：“苟民力已尔，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4](P26)实现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单靠少数政治家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四万万中国人的不懈努力。
正因为如此，张伯苓通过与其他国家个人与团体的成败得失比较，发现问题的本质。“今观吾国人民之特性与各国人之特性比较何尝不能与战胜，譬如吾国之一兵与各国之一兵相角赛，吾国之兵可能占优胜，吾国一学生与各国一学生学业上竞争，中国学生亦能占优胜。故中国之个性与各国之个性比较中国均能战胜，若以中国四万万人民与各国比较，必更优胜矣。而确不然，乃因中国个性合起来反不如一个个性力量大。外国是合起个个性来能有极大力量，究其原因，我国实乏组织力也。”②他不仅将身体与民族性等问题置于国际的视野下加以审视和比较，而且借助对各国情形的叙述性再现，将国家前途与民族富强建立在借鉴外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这不但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的重新审视，也为其对学生进行心灵洗涤、人格塑造、精神养成寻找到有力的支撑。欧美国家的纵横天下，使张伯苓这样的近代教育家充分认识到倡导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重要性。他大力宣扬中国人一旦树立起国家观念，必定也能产生类似的效果。这种联想与希望，在南开学校的修身课上也被张伯苓反复阐述，从而对学生产生了巨大冲击。他不是以强行灌输的方式谋取宣传效果，而是以能促发学生进行自我要求的第一人称的语体“我要如何如何”的方式，进行规约与内化[9](P28)。
难得的是，南开的修身课、开学典礼还充分体现出教化权力向社会的进一步伸展。张伯苓教育南开学校的学生不仅要做“好学生”，而且要成为“好公民”；既要爱学校，更要爱国家、民族，还要服务社会，造福人群。这种通过校长的反复言说，教师的辅导，学生的参与来达成的洗涤心灵、塑造人格和振奋精神的修身课，进一步反映出身体在近代中国被不断赋予新的价值和意义之现实。身体，早已被赋予政治意涵，成为某种象征。在学校中，由于教化权力与知识的强力介入，使得与修身课相关的教学内容变为一种有效的手段，使施教者教师、校长和受教者之间有时出现位移，有时界限变得模糊，但洗涤心灵、塑造人格等功能却得以加强。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好地体现出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张伯苓等人借助讲演的形式，以身体作为思想传达和社会实践的载体，使静态文本具有某种动态的意味，进而达到启迪、感染受众的目的。与此同时，作为受众的学生，通过聆听、思考、书写等环节，对张伯苓等人的主张做出回应，同时实现着对于身体和心灵的自我约束。可以说，南开修身课所取得的教学效果，往往是在多重互动中取得的，是校长、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二、养成独立人格的创新性实践
张伯苓创立的南开学校有一套严格的风纪制度，旨在通过建立制度化的规章实现学生的自我约束，并在这个过程中塑造学生的独立人格。
为了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建立起良好的校风、校纪，南开的校规中对学生的仪表亦有要求。其目的就是要学生对自己的身体实行自我约束和管理，实现心灵的自我教育，养成独立人格。不仅如此，南开学校还创行了一套十分正规化和制度化的学生管理模式，即使受教育者的身体在时间与空间上均受到严格管制，经受一系列的规范与调教。在这个过程中，树立“模范生”是张伯苓通常采用的方法。1927年，南开学校出现风波。学生乐永庆、林受钴由于在学校改革中支持了校方的立场，并揭露了南开学生风潮的内幕，从而被张伯苓树立为典范。此举的目的就在于：“透过一个外在、理想的行为图象，达到自我比拟，自我监视的效应。”[9](P84)而在这场风波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坚决反对改革的学生会则成为负面典型。张伯苓就严厉指出：“学生会又口口声声以‘为同学谋利益’为口号，而所行所为反日趋危险区域，是名虽为为同学谋利益，实是妨害及你们的学业和安危。”[2](P174)因此，他将学生会的行为定义为劣等的象征，并使参与风潮的学生接受诸如记过、剥夺荣誉、停学与退学等一系列身体惩戒。而他对这种惩罚的有效性所进行的深入探讨，更激发起学生自我管制的热情。
在推行“学生自治”的同时，张伯苓也同样强调校长和教师要扮演重要角色。在他看来，管理学生，校长和老师负有主要的责任。当南开风潮过后，非常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张伯苓就深刻检查出校长、老师和学生之间缺乏沟通是造成风潮的主要原因。他坦言：“我太忙，不能常与同学交谈。致师生之间发生隔阂，由隔阂而发生误会。”[2](P175)在学生管理中，教师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于是，他提出师生“各司其职，各理其事，校长既不过劳，校事已有秩序，而进步自易矣！”[2](P29)显然，张伯苓是要将教师与学生置于一个必须按照规矩而自我约束的生活场域之中，并强调教师要处处以身作则，因为他们是“学生凝视的对象与道德楷模”[9](P77)。这种规定生成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达到一种近乎于福柯自体看管③的技艺的效果，通过互相监视，最终实现自我监视。
为了使学生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各种规范，张伯苓提出学校不应是“组织的结合”而是“精神的结合”[2](P174)。要想达到这一境界，就必须“以学生为主”[2](P174)，也就是实现学生的自我管制。因为“学校不是校长的学校，而是大家的学校”[2](P175)，所以要学生们共同努力，集体主义精神随之增强。于是，他在学生中提倡的自动与自治活动成为了南开校园文化的一大特色。众所周知，南开学校所倡导的学生自治活动，是以非常严谨而细密的规章制度来规范与指导学生的日常生活。尽管其中的规定是以近代中国的国家体制作为模仿的对象，但是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树立集体观念等指导思想却显而易见。提倡学生主动参与学校规范的建立，不仅凸显了社会制度对于校园文化的渗透，而且是将身体的权利落实到学生个人的行为，其最终目的无非就是希望出现一种身体管理的结果[9](P74)。
树立良好风纪，是张伯苓管理南开系列学校的成功经验之一，也为其洗涤学生心灵，塑造健康人格，振奋民族精神，为中国造就人才提供有力保证。通过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和学生自治等管理手段，张伯苓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独立人格，使他们成为学校的主人。他以为：“作主人就要独立，要负责任，然而有思想的人，宁可身体不安逸，也要精神自主。”[6](P188)于是，张伯苓重建中国人心灵，塑造健康人格，振奋民族精神的目标有了具体的努力方向和丰富的内涵。
然而，张伯苓借规范学生身体，重建中国人心灵，塑造健康人格，振奋民族精神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当南开学校的学生以个体身份走入公共空间时，他们的身体和行为实际上成为一个载体，承载着有关变革的价值、意义，体现了张伯苓改变社会现状、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心愿，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南开中学生的行为举止，显然与他校有所不同，来访的客人，街上的行人一看就看的出来。”[6](P188)这就是社会各界人士对张伯苓重建中国人心灵，塑造健康人格，振奋民族精神的种种努力的认可和赞赏。
张伯苓创办南开系列学校，从一开始就同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这充分说明他具有希望变革社会的强烈政治诉求。值得肯定的是，他将对“新民”的打造作为实现救国理想的有效途径，并以学校为舞台，运用多种手段，在师生互动中对学生进行身心塑造，为学生走入社会成为现代国家的合格公民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也是张伯苓“育才救国”理想的具体化。
为实现救国的理想，张伯苓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心灵重建、人格塑造、进而振奋民族精神，那就是：爱国爱群的公德心以及适应社会的能力。他曾经说过：“南开教育的目的，简单地说，是在研究学问和联系做事……研究学问，固然是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人格要与人合作，才能表现……我希望你们同心协力地去合作，表现你们的人格，而达到你们的目的。”[2](P154)
张伯苓反复强调学生应利用已学知识为社会服务。1929年，他在美国费城中国同学会晚宴上的演讲中说：“中国学生负改造中国之责任。国中人士负政治社会之责者多无知识。其有知识者又多无经验。国人百分之八十不识字，而能识外国文者尤少。诸君旅外读书，负改造社会之重任，自当与美国学生之享受太平极乐国者不可同日语。今诸君有最好之机会，来此读书，就应利用此机会负将来改造社会之重任。”[2](P183)
南开学校作为育人之所，“智育”在张伯苓的办学思想中居于重要的位置，惟南开“智育”强调一种科学精神。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和综合国力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此乃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张伯苓坚信科学可以救国、强国：“故苓当办学之初，即竭力提倡科学，其目的在开通民智，破除迷信，藉以引起国人对于科学研究之兴趣，促进物质文明之发达。今者科学与国防建设发生密切之关系，无科学无国防，无国防无国家，愈见提倡科学之重要。”[2](P307)
在创办私立中学堂的初期，张伯苓就特别注意完善实验设备，注重研习实用科学技术。他一贯强调：“惟是科学精神，不重玄想而重观察，不重讲解而重实验，观察与实验，又需有充分之设备。”[2](P307)在发挥早年从日本购来仪器效能的基础上，张伯苓每年都为实验室添置一些新的实验器具，让学生们有更多做实验的机会。这在国内的学校中并不多见，更不要说在私立非教会学校了。来南开参观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南开学校完备而先进的实验设备赞叹不已。
张伯苓提倡科学，旨在打破科学知识长期以来为少数人所垄断的局面，努力将科学知识普及和推广到社会各界人士中间。1916年，天津决定成立一个博物馆，南开学校和张伯苓皆积极参与和支持。南开大学创办不久，张伯苓便决定利用大学的师资和设备在社会中推广知识，普及应用科学，举办暑期学校，开设一些基础课程，帮助青年学生和一些中小学教员补习各种应用学科知识，提高科技知识水平，因而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
在社会科学方面，张伯苓在接触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之后，认为应当将其引入到南开学校的教学中，以使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加深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和分析：“然吾中人之对中国，语焉而不精，知焉而不详，非按科学方法所研究既不能一致，故亦不能谓之真知。彼则以社会、经济、博物、政治、宗教等学理分类揭出，故有规则，有条理，较之中人所述似为较胜……何谓旧南开新责任？即为余与诸生从兹立志唤醒一己，唤醒国人，醒后负责任为世界发明新理论，新学说，使世界得平安，为人类造幸福。”[10](P76)同时，张伯苓认为学习社会科学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当学社会科学，即打破旧家族制度，而成国家。旧家族可以谓之一堆一块，分不清楚，不成民国，今当将此制度打散了，使成个人，然后再合起来使成社会，促成国家。”[10](P104)
张伯苓深知中国人体质之弱与体育的不发达关系重大，因此“提倡体育……不遗余力”。在他看来，“有了好身体，才能有坚强的意志，担起建设国家的重任；身体若不好，就失掉作事的本钱，什么也谈不到了。”[11](P23)身体，成为人们承担建设国家重任的根本和基础。
尽管时人已经认识到：“人民的一切苦楚都基于贫弱的原因”，但是却存在某种错误的看法，即“提到强便有一种联想，就是军队、军火等”。对此，张伯苓感到问题的严重，遂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其实不然，乃是关于我们个人身体的锻炼……这不是个人的不健全，乃是我们的历史使然，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形成了我们危弱的身体，所以我们身体的健壮是要紧的。”[2](P190)在他看来，道德问题需要长期教养，无法一蹴而就；通过体育活动雕塑学生的身体，用雄壮健美的身体取代现有孱弱的身体；教育学生树立国家观念与集体观念就成为塑造新国民的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张伯苓通过提倡球类运动，开展田径比赛，出外旅行以及开设体育课程，开展课余体育活动，组织运动队和举办运动会等多种形式，提高学生们的身体素质，摸索心灵重建、塑造人格的有效途径。因此，张伯苓提倡体育“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少数学生之运动技术，固应提高，全体学生之身体锻炼，尤应注意。”[2](P307)
从完善体育设施、修建运动场地、储备教学人才，到建立体育组织、举办运动比赛，张伯苓为南开学校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的开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难得的是，南开学校的经费常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但在体育教学和设施建设等方面，张伯苓总是慷慨解囊，毫不吝惜，既修建了大操场、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棒球场和网球场等，还建设了难得一见的冰球场。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学生不过千人，但拥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以及两个带有400米跑道的运动场。对于体育用品和器材的配套供给，张伯苓也十分重视。他热情地动员和支持一些商家生产体育用品。1920年天津出现了两家厂商——春和球类制造厂和利生体育器材厂，其中，利生体育器材厂的创办者就是早期南开中学的教员孔润生。春和球类制造厂主要生产足球、篮球、排球、垒球、棒球等。利生体育器材厂除生产乒乓球、网球、铅球、铁饼、标枪外，还制造了跳高杆架、篮球架、单双杠、平梯、鞍马等运动器材。这两家企业都为南开学校体育教学和比赛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就运动设施而言，南开学校在近代中国的新式学校中遥遥领先。更为难得的是，同学们可以充分享有使用这些运动场馆和设备，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的权利和自由。
学校体育教学的质量和竞技水平的高低，与体育教师的素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南开学校体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并且取得骄人的运动成绩，应归功于张伯苓的倡导和关怀，也离不开体育教师们的付出与奉献。正是因为有了张伯苓的慧眼识英才，章辑五、董守义、齐守愚、侯洛荀、张淑悌、赵文选、陶少甫、文进之等体育教师获得了充分发挥专业特长、施展才华的宝贵机会，为南开学校的体育发展做出了贡献。“南开的体育运动队正是在这些国内外体育专家的指导下，经过刻苦训练，才得以驰骋于全国乃至远东体坛的。”[12](P148)在20世纪上半叶，南开学校运动队成为中国学校体育的一面旗帜，“南开选手历年来在天津、华北、全国和远东运动会上得银杯（冠军杯）数十枚，锦旗百余面。”[13](P323)
作为南开学校体育的具体实施者，章辑五积极落实张伯苓校长的教育理念，大力开展体育教学的革新活动。例如，南开学校依据学生年龄大小、体质强弱、性别等分班授课，有针对性地教授不同项目；根据中国人体格情况，制定各类学生体育及格标准。为了加强对体育运动队的管理，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采用相应的措施、方法。随着运动员资格、运动员须知、运动队建制、运动员的标准、对裁判员的正确态度、奖励运动员的规定等相继推出，南开学校体育运动队的发展速度加快，水平日渐提高。在贯彻张伯苓倡导的体育教育精神的基础上，章辑五又提出运动员应具有“仁侠的精神”，即具有“高尚义气的精神，诚实公平的态度，有礼貌、有忍耐、有节制的生活”[1](P547)，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张伯苓的体育思想。
张伯苓在提倡体育的过程中还十分注意体育精神的传扬。他认为，学生从事体育运动“对身心两方面，应当同时注意”[2](P21)。他要求南开学校的学生遵照运动规律，不断提高运动水平，切忌赶时髦。张伯苓尝指出：“运动的宗旨，就是尽己之所能，不断地求技术的烂熟。按部就班，脚踏实地的去做，对于现下青年男女，以此当作一种‘时髦’或‘虚浮’，我是绝断不赞成的。”[2](P21)在他看来，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既要积极向上争取佳绩，又要以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失败。张伯苓特别反对学生专挑有些弯的竹竿比赛跳高的做法，并认为“给甲方助兴的观众，常常在乙方失败的时候，加以恶意的喝彩（所谓喊倒好）”[2](P21)等行为，是中国体育界的不幸。
张伯苓希望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增强团队意识。为此，他自我赋权，提出：“中国人既是弱，但是能联合还好，可是还是四分五裂，自私自利，合作的精神丝毫没有，这是中国人的大病，治这种病必须在学校做起，我们要练习团结，练习合作。”[2](P190)
张伯苓还很有远见地呼吁开展女子体育教育，增加女子体育比赛项目，使之成为开女性参加体育运动风气之先者。民国以来，虽然女性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地位逐渐提高，但是许多传统观念仍然严重地阻碍着女性参与各种社会文化包括体育活动。自1923年秋南开女子中学建立之后，张伯苓就特别重视并不遗余力地推动女子体育运动事业之发展，聘请章辑五的夫人张淑悌为女中专职体育教员。经过章辑五的精心策划和张淑悌的悉心指导，南开女子中学培养出一批在全国和华北运动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著名运动员和运动队。在张伯苓等人的倡导下，女子田径、篮球、排球和网球等被列为1930年4月举办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这对女子体育的发展，女子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促进和支持其他女子学校体育运动开展方面，张伯苓同样是不遗余力。1926年11月，张伯苓为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建校四周年题词：“强我种族，体育为先，平均男女，促进健全。”[2](P165)积极肯定该校大力提倡女子体育，培养专门人才的举措。1934年，张伯苓还特意将北上挑战的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学校篮球队请到南开学校的南操场亮相，并和南开女中篮球队进行了友谊赛，增进了两校之间的友谊。
为了联合全国体育界的力量，作为中国奥林匹克第一人的张伯苓还发起组织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他不仅致力于组织、主办国际或国内各种各样的运动会，向外国人展示中国人运动的身体，而且为时人示范，展现独特的运动魅力，将更多的学生吸引到运动场和竞技场。他还积极创造条件，使中国加入了远东体育协会、国际足球协会、国际游泳协会等国际体育组织，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架桥、铺路。1931年，在他的参与和推动下，中国正式成为国际奥委会成员，中国体育进入了国际大家庭。不仅如此，张伯苓还主导“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申请在中国举办1952年奥运会。这是因为，体育不仅是强壮国民身体的重要手段，而且可以借助运动员身体的展示，使中国以崭新的姿态步入世界，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提倡体育，是张伯苓为学生们洗涤心灵，塑造健康人格和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举措。同时，这也有助于学生们形成国际视野，体味他所倡导的“世界之中国”等意涵。
实际上，通过提倡体育建设中国人的心灵、塑造健康人格和振奋民族精神，是张伯苓意识到单靠政府不能挽回国家丧失的主权后，所提出的一个带有很强针对性的主张。这不但使严复所倡导的“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有了具体的行动方向，也使南开学校迅速成为符号，具有了象征意义。一方面，张伯苓借助南开学校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提倡体育等方面的合作，实现共赢，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为社会团体与教育机构的合作发展树立了榜样。另一方面，促使学生在参加体育运动的过程中得到了身心的协调发展，为最终实现张伯苓洗涤中国人心灵，塑造健康人格和振奋民族精神的教育目标提供有效的途径。于是，学生的身体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会受到生老病死纠结的生物体，而是可以在国家、民族意志的指引下，焕发出有利于这种意志与价值的力量。张伯苓提倡体育，巧妙地利用体育加诸于身体的想象与期待，达到重建中国人心灵、塑造健康人格和振奋民族精神的目的。
综上所述，张伯苓以传授科学知识和方法，提倡体育等为媒介，洗涤学生的心灵，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为中国人心灵的重建，振奋民族精神尽心尽力。在他艰苦探索、努力实践、积极进取、百折不回的拼搏中，自觉、自创、自治、自动等精神得到发扬光大。
三、启示与思考
针对国民性中普遍存在的弊病，张伯苓主张从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和培养救国力量五方面训练学生，而以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为目标。南开大学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之中的“公能”二字就是对张伯苓教育理念的集中概括。他认为：“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2](P310)张伯苓坚信，只有身心共育，体德兼进，才能造就出可肩负救国重任的人才。除了身体的强健，心灵重建也是塑造新民必不可少的内容，而这也正是近代中国学校教育长期缺失的机能。
如果说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养成可以祛除“愚”和“贫”，体育的训练能够强健体魄，而国人有关“弱”者和“病夫”的对话格外引人注目。于是，心灵教育就成为张伯苓医治国人“散”和“私”的对症良药。在张伯苓看来，“私”是中华民族遭受欺侮的最大症结。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导致国人“所见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知有个人，不知团体。其流弊所及，遂至民族思想缺乏，国家观念薄弱。”[2](P306)因此，摒除自私心，培养公德心，便被张伯苓视为重建中国人心灵的第一要务。
他甚至提出，与种族、宗教等因素相比，爱国心更能凝聚各方力量，统一行动。
张伯苓一直强调，自己最初投身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动机即是爱国，而南开学校也是在国家遭受外侮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放眼世界，张伯苓道出了自己献身教育事业的宏图大志：“教授以联合国民之能力，更进者欲使中国青年不仅为中国之良民，且为世界之健全分子也。”[2](P62)
结合在校学生的情况，张伯苓提出“欲他日爱国则现在宜爱校”，期望学生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具体的实际行动。为此，他将爱校分为爱人和爱物两个层面。在爱人方面，他特别提醒学生注意“自爱爱人”是可以结交益友的基本条件。就爱物而言，张伯苓视爱物为公德。“公德心之大者为爱国家，为爱世界。在校先能爱物，而后始可望扩而大之。”正因为怀有“众人我所爱”之心，才能做到“爱其人自亦不应毁其物”[2](P15)。此外，张伯苓认为，公德心的养成，必须祛除急功近利的心理④。
继“私”之后，令张伯苓感到极为痛心的便是“散”。他深入地分析道：“两千年来，国人蛰伏于专制淫威之下，不善组织，不能团结。因此个人主义畸形发展，团体观念，极为薄弱。整个中华民族有如一盘散沙，而不悟‘聚则力强、散则力弱、分则易折、合则难摧’之理。”[2](P306)为了培养学生“通力合作，互相扶持”的精神，张伯苓时常采用形象教学的方法。在修身课上，他请5个学生每人手持绳子一端，5根绳子的另一端都紧握在一个大汉手中。如果5个学生分5个方向拉，则大汉纹丝不动。如果5个学生一齐向同一方向拉，则大汉一拉就动[6](P5)。后来，他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也深有感触地谈到，尽管在一对一的对抗或比赛中，中国人可能获胜，但是若缺乏群体意识以及有效的组织和团结方式，即使把能力优秀的个体集合起来，也难以在竞争中击败对手②。
作为校长，张伯苓经常应各地校友会之邀发表演讲，以此激励南开人精诚团结，共同致力于有益国家的事业。假如南开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做到“诸事可变，南开精神不可变，一致为公，始终不愈”[2](P60)，那么不但个人的事业可以成功，而且国家的独立、富强也将指日可待。
张伯苓经常告诫南开学生：不仅要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然而，怎样才能形成热爱祖国、服务社会的能力呢？内心的动力是非常大的因素，而这正是张伯苓为重建中国人心灵倾其全力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激发学生的潜能，要从塑造其心灵开始：
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一为发达学生之自创心；一为强学生之遵从纪律心[2](P62)。
实际上，张伯苓提出“自创心”的目的在于鼓励学生人人可以自立，养成完全独立的人格[2](P12)。正因为获得了极大的精神动力，学生才会不断进取，充实自己，发展能力，做到“苟日新，日日新”。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的教育制度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可以为南开学校所借鉴。同时，张伯苓还一再重申纪律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南开学校在培养大量服务社会的人才的同时，还肩负着塑造时代领袖的重大使命，而日本、德国有关增强国民纪律性的教育制度亦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值得张伯苓汲取。
然而南开学校所追求的究竟是怎样一种境界呢？在张伯苓看来，不仅是“组织的结合”，更是“精神的结合”，实行学生自治。以学生的自觉意识和缜密的规章制度为双重保障，从而达到在尊重学生独立人格和创造性的前提下，规范其行为举止，完善其服务社会的能力。
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张伯苓怀有追求社会进步的迫切愿望。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关切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而中国要想加快融入世界的步伐，必然要适应愈演愈烈的竞争形势。引导学生善用争胜之心，则被张伯苓视为教育家不容推卸的责任：“人人具好争心。教育家善导之，使趋于正，则所争无往而非善也。苟一不慎，而稍事放任，则所争易出规矩之外。”[2](P22-23)
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语境中，张伯苓之所以选择投身教育事业，是因为他将人的改造视为国家改造、民族复兴的根本。爱国，既是贯穿其生命历史的主线，也是他作为一个勇于肩负时代使命的知识分子的本色。在致力于塑造青年、变革社会的过程中，他始终没有停止过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基督教信仰的力量，造就了会通中西、不断超越自我的张伯苓，也促成其以重建中国人心灵为旨归、博采众长的教育理念的形成。
张伯苓四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昭示出，身与心的关系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彼此作用、互相影响。作为重建中国人心灵的关键所在，教育无疑是一个从身体训练到心灵养育的系统工程，环环相扣，不容分割或偏废。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体育不仅是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的必由之路，而且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创造最佳成绩，以豁达乐观的情绪和心境来对待失败的人生态度。对于中国人心灵重建而言，体育之中蕴含着不畏艰难、勇于挑战、团结合作、合理竞争等精神，具有较强的普世价值，应当珍视。它并与德育、智育、群育一起发挥着传播与生产知识、文化、智慧的作用，使受教育者拥有智慧的大脑、正确的观念、美丽的心灵、独立的人格、健康的体态。
注释：
①身体在此处表达一种广泛的含义，不仅包括体魄的强健也包括心智的完善。
②《青年会开秋季大会》，《益世报》1920年9月20日，第10版。
③有关“自体看管”的讨论，参见：Michel Foucault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辑于Luther H. Martin ,Huck Gutman&Patrick H. Hutton (eds.),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pp.16-49。
④《青年会近讯总志》，《益世报》1921年5月23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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