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83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87年入南开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有幸经历南开美国史学科最辉煌的时代。八十年代既是一个“纯真”的时代，也是思想界风云激荡，各种外来思想和知识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代。当时中美关系处于所谓的“蜜月期”，中美之间的教育、文化交流相当密切，而南开的美国史学科是南开大学对外学术交流最多的学科。我作为当时的学生也就成了这种学术交流的受益者。
从1980年起，每年都有若干位美国学者访问南开，或短期讲学，或长期授课。根据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最近的统计，1980年至1989年间，来南开讲授美国史的学者有23人之多。这一数字在现在看来可能不算什么，但在当时一个教研室有如此规模的对外交流，实际上是十分难得的。更重要的是，差不多每年都有来自美国大学的富布莱特学者为南开的研究生（有时还包括本科生）讲授长达一学年的美国史课程，这在当时的国内高校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少见的。当时经济、管理等学科还没有现在这样热门和强势，南开校方对美国史学科颇为重视，常把非常有限的学术交流资源分给美国史研究室。
我入南开后，前三年主要是学习基础课，几乎没有接触到外教。四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86年9月，阿肯色大学的威廉·谢伊（WilliamShea）教授作为富布赖特学者来南开讲授美国史，使用的教材是CharlesSellers等三人合著的《美国史纲要》（ASynopsisofAmericanHistory）。记得当时是在南开主楼四楼一个不大的教室，有二十多个人一起听课，除了美国史专业的研究生外，还有不少本科生。以我们本科生当时的英文水平自然是听不大懂外教讲什么。好在当时配了翻译，译者是85级的硕士研究生邓和刚和李正康，二人本科均为英语专业毕业，英语好，翻译水平相当高。
研究生期间，杨生茂先生、张友伦先生和陆镜生先生均没有为我们开课。第一年的主要专业课是由来自波士顿学院的美国外交史学家、富布赖特学者卡罗尔·帕蒂罗（CarolPatillo）教授给我们开设的“美国外交史”,每周四节课，使用的教材是托马斯·帕特森（ThomasPaterson）的《美国外交史》(AmericanForeignPolicy:AHistory)和《美国外交史中的主要问题》(MajorProblemsinAmericanForeignPolicy:DocumentsandEssays)。这两本书是美国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通用教材，在美国非常流行，帕蒂罗教授给每个上课的学生各发一册。在当时外文原版书籍还非常稀少的情况下，我拿着两册书如获至宝。这两册数至今仍然放在我书柜中非常显眼位置，有时翻一翻，不免想起当年的美好时光。帕蒂罗教授是一位老太太，估计当时的年龄应该已经在60岁以上，人非常活跃，经常在周末或节日请学生们到她居住的外国专家楼，谈论当时的美国社会与国际政治。其丈夫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名字已经记不清了），给我们开设“美国黑人史”，使用的教材是哈佛·西特克夫（HarvardSitkofff）的《争取黑人平等的斗争（TheStruggleforBlackEquality）。我是该课程的课代表，与他打交道比较多。他来自美国南部，南方口音极重，不少学生听不大懂，好在他属于“义务”授课，对我们要求并不高。
帕蒂罗教授的要求就严格得多，她采取美国的方式给我们授课，差不多每个月都有随堂考试（quiz）。上课有十几位研究生，除了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招收的8名研究生外，还有冯承柏教授在历史系招收的美国史研究生和世界史其他领域的一些研究生。这些研究生中大概有一半左右是英语专业毕业，当时我的外语水平自然无法与这些英语专业毕业的同学相比，只好笨鸟先飞，课前做大量预习，课下认真复习，期末考试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帕蒂罗教授的课上，有一件事令我记忆深刻。当时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招收学员，南开校方出钱资助一名美国史研究生去中心学习一年，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我们自然都想获得这一机会。学校把选拔的任务交给了当时负责南开富布赖特交流项目的冯承柏教授，冯教授组织我们在“美国外交史”课上进行笔试，然后由帕蒂罗教授进行面试。我记得笔试的题目是翻译里根总统1988年的国情咨文，其中有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Governagreatnationasyouwouldcookasmallfish”（治大国如烹小鲜）。里根是一位保守主义政治家，主张发挥个人和市场的力量，反对国家权力对经济与社会生活进行干预，与老子的“无为而治”颇有相同之处，所以引用《道德经》的这句话来为自己的主张做注脚。我当时并没有读过《道德经》，也不知里根引用这句话的用意，自然只是按字面意思直译。另外，里根咨文的第一句话是“Mr.Speaker”（众议长先生），我当时也不知是在指何人，没有翻译出来。现在想起来还觉汗颜。我最后自然是没有入选，入选的是冯老师的一位研究生，据说“Speaker”一词只有这位学生翻译对了。
帕蒂罗教授的课程对我影响极大，激发了我对美国外交史的兴趣。2007-2008年我在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时，曾去过波士顿多次，当时很想去见帕蒂罗教授，但一时间找不到她的联系方式，想来她早已退休。
除了帕蒂罗教授外，在南开读研期间还有明尼苏达大学海曼·伯曼（HymanBerman）、威廉斯学院的JamesM.Burns、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T.R.Hollingsworth等多位学者到南开短期讲学，印象较深的是伯曼教授。伯曼教授是研究美国劳工史的著名学者，他在美国大学最早开设劳工史课程。当时是他第二次来南开讲学，具体授课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依稀记得他用马克思的理论来阐释美国劳工史，声音洪亮，言语幽默，谈及他在美国接待张友伦教授访问的情景，常常开怀大笑。
除了每年有美国史学者到南开讲学外，当时历史系还聘请了一位美籍华人段文斌长期给高年级世界史专业的本科生开英语口语课。段在南开一呆就是好几年，每年都会在能容纳数百人的小礼堂给全校学生做讲座，常常座无虚席，而讲座的题目通常与美国社会和美国教育有关。我常常去听他的讲座，感到最为新奇的是，他不是坐在凳子上或站在讲桌前讲课，而是坐在讲桌上，并带有各种肢体语言。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如此随便的授课方式，这或许也是他讲课受到学生欢迎的原因之一。现在想来，段老师并无专长，授课内容也较为肤浅，但当时却颇受欢迎，可见当时人们对了解美国的渴望和获取域外知识渠道的匮乏。
以上透过我个人经历的观察，不过是80年代南开美国史学科对外学术交流之一瞥。但在那样一个中国刚刚打开国门的时代，南开美国史学科的学术交流已经有如此规模和深度，足以令南开的其他系科和国内的美国史同行羡慕。如果说南开的美国史学科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的话，其原因除了南开雄厚的师资力量外，从80年代就已开始的与美国密切的学术交流自然也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