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阳临窗，我取出两枚西南联大的校徽，摆在桌上，默默相对。
2007年秋末，在北京三里河任继愈先生的寓所，先生将这两枚校徽放到我手中：“昨晚接到你的电话，我就把它们找出来了。等着今天你来，送给你。”简洁的三角形带着某种力量。先生说，教师徽章后面的小铁杠，可以扣在大布衫的前襟布扣上，如果穿西服就直接用别针。“一枚是我当学生时戴的，一枚是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时戴的。背后的号码就是我当年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身份号码。”他说，“西南联大只有八年，像我这样上完了学又留下任教的不多，所以这两枚校徽也很难得了。”
和先生促膝而谈的那些给人以启迪的时刻，先生的谆谆教诲，在时代的波涛中是“常为新”的。
一
先生曾对我说：“要做一个健全的学者，我认为，首先要爱国，这是个基础。”用“健全”这个词，显示了稳健的学风，并没有挤压别人的意思，反而有深沉的善意。爱国，归根结底是为了我们自己。
我常跟先生探讨自己想做的事情。先生对我去台湾采访联大学人的计划勉励有加，一直到临终还惦记。他说：“做社会需要你做的事情。”先生为我题写了两本书的书名：《西南联大行思录》和《西南联大往事》。《行思录》在三联书店已出版经年，久印未衰。《往事》还在撰中。
他认为，年轻人有个饭碗，就应该专心做学问，不要陷入追名逐利中去。
一个黄昏，我从昆明打电话过去，保姆说，爷爷散步回来，正躺在沙发上休息。我说，等会儿再打吧。先生却已经从沙发上起来，接过电话，和我谈起他新注的《道德经》。一周后，他亲手题写的新书寄到了我手上。终其一生研究老子，他的态度及语气却是“节节退后”，晚年，他总说觉得难解。每出一本新书，他都会说自己原来的理解还要商榷。这种治学的精神，今世还有几人？
三里河院子里的玉兰开了，我与先生清茶相对而“论道”。我信口开河：“世事沉浮，天下归属，宇宙万物，无不与道有关。曹操、韩愈，诗文所以大气磅礴，因其与道家相通。陶潜的诗百读不厌，因他有‘纵浪大化中’的理念。就是禅宗，也有道的影子。”这只是文学意象的散漫直感，先生出语则高屋建瓴，经世致用：“如果没有道家，中国政权更迭的历史会更加残酷。是道家的理念，给了社会、人民与文化休养生息的空间。”其目光悲天悯人。
二
在与我的多次谈话中，他都提到“民气”这个话题。大学南迁之旅，使学人们走出了象牙塔，士人之气节与民间之民气相遇，这是一次民族精神的再造。他认为，只要“民气不衰”，就有希望。
“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从上到下都不愿当亡国奴。老乡们也是这样，非把小日本打跑不行。当时的生活很困难，也很痛苦，但是日本人来侵略，我们就不能忍受……打日本，他们是很积极的……有志气，民族志气。”当年国弱，而民气依然不可被征服，这是鼓舞和支撑师生们的一个精神源泉。
在日寇宣称灭亡中华民族的叫嚣中，任继愈却对中国文化有了坚定的认同：“那时候，我就感觉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渗透在穷乡僻壤的，不光是上层。所以，从那以后我就专攻中国哲学史。过去我在大学学外国哲学多一点。”这样志存高远的学人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中坚。
先生是哲学史家，他讲的历史，不只是故事，而且带有穿透力，可以洞察中国社会。他经历抗战年代学人特有的忧患迁徙，那些步行于荒山僻地的见闻，使他的研究时常着眼于现实，着眼于下层人民。
三
任继愈曾对我谈起两大贯穿中国历史的精神：“统一”与“气节”。
“中国文化提倡的是，中国人就应聚在一起。后来，学历史的这些年，我就反复地考虑，这个东西很得益于秦汉的统一。咱们念历史都知道，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百家争鸣争什么？都是争如何统一。”
在“统一”这个信念上，历代是没有分歧的。但是，用什么思想来统一，如何治理才能统一，一直是争端颇大的问题。“孔子讲要以周为统一的核心；孟子讲用王道统一天下；韩非、荀子主张用武力统一天下；老庄，你看他不主张统一，其实也是主张统一的，他说圣人治天下，他的原则是无为，不要扰民。无为，还是要统一天下，不是永远分散的。”
在历史的动荡中，“气节”是中国人特别重视的精神。
吴晗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授时，曾把文天祥定位为“失败者”：“失败者如文天祥。他二十岁中状元，是一个文人。政府里坏人当权，等到元军距离杭州三十里时，才被任命为宰相。”“后在江西永丰被俘，妻子儿子也被俘了，他没有屈服，又跑掉了，再战。”“崖山之役，陆秀夫、张世杰均死难，降臣张弘范趁机劝降，他拒绝。赋诗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忽必烈说，你到底要什么呢？文说，只求一死。第二天就被杀。”（吴晗《旧史新谈》）
任继愈则肯定了“气节”的穿透力，他不以成败论英雄，他说：“文天祥也不是战功多么好，他不像岳飞那么能打仗。治国、平天下他都没有施展，他就气节这点站住了，有正气，保持着他的正气。他当丞相的时候，半壁山河已经沦陷，国家快完了。”
吴晗还说：“历史上有很多人业务好，政治也好，如唐朝的颜真卿，字写得好，又是忠臣，是统一的，是肯定的历史人物。也有不统一的，如严嵩——京剧里就有《打严嵩》，他的字写得不错，传说‘西鹤年堂’‘六必居’的招牌都是他写的，诗文也不错，有《钤山堂集》，但是个汉奸，如何处理？应该区别开来。政治上是奸臣，字是写得好的，诗文在当时也是好的，不能因为是奸臣，字也不好了。”（出处同前）
任继愈的言辞更加激烈、严厉：“秦桧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卖国贼，害死岳飞。但秦桧考过状元，状元当然是第一名，拔尖的。秦桧字写得很好，求他写字的也不少。可是我们国家这么大，没有发现秦桧留下来的字迹，没有一幅。我很注意收集，没有。人们不愿意保存，就是因为爱国主义思想。大是大非他站错了，站那边去了，所以不齿于人类。”
四
在任继愈先生过世后，他的孩子们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任先生和毛主席见面的一段记录。时间是1959年10月13日凌晨4点半到7点半，地点是中南海毛泽东同志家里，在座的还有陈伯达、胡绳和毛泽东的秘书林克。
先生留下的记录，后来我从任重处看到了。他们的谈话很投契。毛主席表现了礼贤下士的风采、宽广的视野和独到的见地。他们二位都认为，对一种历史或哲学，如果你迷信它，就不能研究好它。
毛主席说,“研究宗教非外行不行，宗教徒搞不清楚”，“因为他们对它有了迷信”。比如，人站在神像前，能看到神像雕塑整体的完美，跪在神像前，只能看到神像的脚这一个部分。
这次谈话有了一个成果，毛主席批示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1964年，任继愈负责筹建我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
任继愈被毛主席接见，原因是主席读了他的哲学文章，尤其是有关佛教、禅宗的文章，甚为认同。这次交往在学界是备受关注的。
被毛主席接见，是莫大的殊荣，不仅个人荣光，就是亲友、单位、地区也与有荣焉。然而任继愈对这次谈话三缄其口，我与任先生交往多年，谈论海阔天空，也从未听他提起过此事，这缘于他做人的准则。先生特别喜欢竹子，因其有“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尚虚心”的性格。
五
那一年，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在清华大学举办，会场上，有人交给我一个信封，打开是一小札：
西南联大七十年世称办学的奇迹。这奇迹无非是“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继续。这种精神是永远前进的方向。
任继愈 二〇〇七年
先生曾叮嘱我，西南联大的这批采访资料不可分散，要集中在一起才有意义。
2008年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我将采访西南联大学子的原始磁带交由北大图书馆保存，杜绝商业用途，并择其主要，转为数据化资料。电话禀告先生，他甚欣慰。
2018年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我与中华书局合作制成《西南联大专题数据库》，作为献礼。而今，商务印书馆即将推出文字版《聆听：西南联大学人访谈》。
先生说过：“诗书丧，犹有舌。”文人的使命，归根结底是传递文化，承接前史。
（本文刊发于《光明日报》2022年6月17日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