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王力先生
大笔淋漓茹古涵今生前一代雕龙手
绛帐肃穆滋兰树蕙身后三千倚马才
1986年5月3日王力先生仙逝，系主任严家炎命我代表北大中文系拟一副挽联，以供在八宝山追悼会上悬挂。我拟好后系里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王力先生的研究生李思敬学长书写出来，几天后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这幅挽联就悬挂于王先生遗像的两侧。
王先生是1954年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调到北大的，一到北大就开设了汉语史课程，从上古讲到中古，再讲到近古，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这是从未有人开过的新课。第二年我读三年级，正赶上听他讲第二遍。整整一学年，每周4学时，唐作藩先生任辅导教师。上课的地点在一教的阶梯教室，坐得满满当当的。王先生总是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拿出讲稿，用带有一点粤语腔调的普通话慢条斯理地开讲。讲完一段，便说以上是第几段，这是为了学生好记笔记。下课铃响正好下课，从不拖延。
因为王先生是汉语教研室主任，而我妻子是汉语教研室的助教兼秘书，所以后来我们常常去王先生家，得以近距离地接触他。这才发现他的笑容十分亲切，而且带着几分甜蜜和幽默，跟课堂上的肃穆不一样。他曾写过一篇小文章，登在1982年4月出版的《语文学习》上，题目是《谈谈写信》，教青年如何写信封。他说信封上收信人的姓名，是告诉邮递员将信件送给谁，因此不应称“伯伯”“姐姐”这类私人间的称呼。有人写“父亲大人安启”就更可笑了。可以泛称“先生”“教授”“同志”。不料这善意的提醒引起一名读者强烈反对，这人写信给王先生居然称他“老不死的”。王先生谈起此事不仅面无愠色，而且笑得十分天真，我想他的雅量如果写进《世说新语》，跟谢安等人相提并论也毫不逊色。
中文系的汉语老师都佩服王先生建立学术体系的本领，无论《汉语史稿》还是《古代汉语》教材，或是《古汉语字典》，一个又一个体系被王先生建了起来，于是一个又一个新的学科便有了规模。我还佩服他另一点，就是所写的文稿和讲义常用毛笔小楷，很少涂改，可见他是胸有成竹才动笔。客人来了就到客厅接待，客人一走立刻坐回到书桌前继续写，思维竟没有中断。听师母说，王先生有个好习惯，星期天总是休息的。《王力全集》共25卷37册，约1400万字，如果不是这样勤奋，而且有这样好的写作习惯，怎么可能写得出来！
1982年4月，我应东京大学的邀请前往任教。临行，王先生作了一首诗写成条幅送我。诗是这样写的：
东渡怜君两鬓斑，送行何必唱阳关。
细评月旦文坛上，坐拥皋比广厦间。
兴至驱车饮银座，闲来蹑屐访岚山。
明年今日重相见，名播扶桑载誉还。
这首诗收入《龙虫并雕斋诗集》，于1984年出版。龙虫并雕是王先生的斋号，“雕龙”取义做高深的学问，如上述几本书；“雕虫”意谓兼做学术普及工作，如《诗词格律》。这斋号很俏皮，很睿智。1992年北大成立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即国学研究院的前身，我即借用“龙虫并雕”表示我们研究院的宗旨。
回过头来再说我拟的那副挽联，上联“茹古涵今”是说他的学问涵盖面之广，他既著有《汉语史稿》讲述古汉语的发展史，又著有《中国现代语法》，论述现代汉语的语法特点，在这两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下联“绛帐肃穆”是用东汉马融的典故，《后汉书·马融传》：“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我说“绛帐肃穆”，特别点出“肃穆”二字，意谓王先生既有马融的才学，又不像马融之侈饰。“滋兰树蕙”用屈原《离骚》的典故：“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比喻他栽培了许多人才，所以接着说“身后三千倚马才”。我用这两句话赞美他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的功绩。
写到这里不禁回忆起王师母夏蔚霞女士，“每一个成功的男士，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到王先生和师母身上，王师母默默地为王先生操持家务，培养子女，关照学生。凡是接触过王先生的人，无不钦佩她的风度，她的周到。王先生逝世后，她觉得自己一家住燕南园60号那座二层别墅太大了，便向系里提出，准备让出楼上的房间，并且希望我们家搬去住。我们不肯打搅她，一再婉拒，那座楼只有王先生才有资格居住，我们住畅春园已经很知足。这事拖了一年多也就作罢了。但我们常常去看望她，还是那间陈设简单的客厅，中间的北墙上挂了梁启超先生为王先生写的一副对联，是集宋词的，想必是当年王先生在清华国学院时得到的，梁先生正当壮年，笔力遒劲，我百看不厌。王师母还像以往那样亲切地接待我们，有时还剪下院子里的丁香花相赠。
王先生仙逝30年了，我遇到唐作藩先生时，常常提起他和师母来。我并不是他登堂入室的弟子，要论登堂入室首推唐作藩先生，他是1954年跟随王先生从中山大学调到北大来的，后来成了中文系的名教授，中国音韵学会会长。他忠厚笃实，每年清明必去万安公墓为王先生扫墓。还有与我同届的南开大学向光忠教授，前几年去世时嘱咐家人一定要葬在万安公墓，以靠近王先生。王先生得到学生爱戴的情形，于此可见一斑。
挽吴组缃先生
香山黄叶伊人应喜逢知己
小院紫藤弟子痛惜丧良师
吴组缃先生20世纪30年代以小说享誉文坛，《一千八百担》是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写的，内容是家乡皖南农村宗法制度的崩溃，成为他的代表作。他的家庭原来还算富裕，后来衰落了。听他说过，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有时家里供不上生活费，换季时却可以在去年穿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一些钞票。他从清华毕业后曾被冯玉祥聘为老师，教他国文。抗战期间他在重庆，跟老舍等人结为好友，常常在防空洞里联句作诗，将一些作家的名字嵌在中间，作为消遣。后来回到清华中文系任教，1952年因院系调整转到北大。
吴先生最受欢迎的课程有两门，一门是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另一门是红楼梦研究。我读本科时只听过后一门，他的讲稿写在单页的练习簿纸上，密密麻麻的，就连提醒学生的琐事也写在上面。他以小说家的眼光，对《红楼梦》的人物性格和故事细节分析得入木三分，尤其是对贾家（官）和薛家（商）相互勾结，以及薛宝钗在官商勾结中的处境和她的性格、心思，具有独到的见解。关于贾宝玉的典型性，以及林黛玉的困境和内心的委屈，吴先生也有深入的剖析。他的课成为北大中文系的典范。
“文革”前我兼过几年教研室秘书，那时老师们家里没有电话，遇到教研室开会我便骑着自行车挨家通知。每位老师都要留我进门聊一会儿，我从闲聊中得到的熏陶不亚于听课。吴先生家是常去的，如果隔了一段时间没去，他开门后说的第一句话往往是“稀客，稀客”，临走时他常说的是“骑车了吗？”这就是他独特的让人感到很亲切的欢迎语和送别语。有一次我在他家忽然流起鼻血来，师母沈菽园取出安徽的古墨研磨几下，用棉花蘸了塞进我的鼻孔，很快就止血了。师母本来在卫生部工作，退休后在北大镜春园宿舍居民委员会帮忙，没想到“文革”时被人揪出来批斗，还往她头上扣一个字纸篓，这样的奇耻大辱不知她是怎样忍受过来的。此后我便再也没有见过她。
那时候现代文学教研室还没有独立出来，更没有当代文学教研室，统称中国文学史教研室。教研室在文史楼二楼西头的一间大屋子里，周围靠墙满是书柜，摆了整套的《四部丛刊》，中间是一张会议桌，长方形的。开会时教授、讲师和资格较老的助教坐在桌旁，1957年我刚刚留校任助教时，属于资历最浅的，就坐在靠门边资料员的位子上（常常是晚上开会政治学习，资料员不参加）。如果开教研室会议，主任游国恩先生便坐在会议桌顶头主席的位子上，如果开工会小组会议，小组长萧雷南先生便坐在主席的位子上。会议桌边那些长辈和学长如褚斌杰、裴家麟（裴斐）、傅璇琮、沈玉成等谈笑风生，跟老师们互相递烟敬茶，恍如神仙。吴先生和王瑶先生都叼着烟斗，吴先生常常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事先搓好的纸捻，不断地捅他的烟斗，以清理烟油，一面不断轻轻地咳两声清清嗓子。那位资料员年纪不小了，是京戏票友，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边压着自己的几张剧照，是扮武生的。我一边听人发言，一边欣赏那资料员的剧照。会上说话最多的是吴组缃先生和王瑶先生，只要他们两位到会就不怕冷场了。他们的交往多，消息也多，而且吴先生擅长比喻和形容，王先生擅长抓住要点加以渲染，听他们发言不但觉得趣味盎然，而且增长许多社会知识。在这里稍作一点补充，上文提到的四位学长，1957年都错划为“右派”，调离了北大。否则北大文学史教研室该是多么兴旺。在教研室讨论“右派”处分时，游国恩先生感叹地说：“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这本是《离骚》里的两句，我想游先生并不认为他们是“萧艾”，只是表示惋惜和无奈而已。
1958年夏农村推广深翻土地，把底层的生土翻上来，表层的熟土翻下去，深翻的尺寸是一尺五寸，据说可以提高产量，忘记是哪里的经验，报上一宣传便忙着推广。北大师生响应号召，到北京郊区平谷县参加这项劳动，吴先生也跟我们一起去了。我们去的村子，一天两顿饭，没有早饭，所以头一天晚上得多吃一些。劳动时两人一组，一人翻第一锹，另一人在翻过的地方接着翻第二锹，两锹刚好是一尺五寸，劳动量相当大。我不记得吴先生跟谁一组了，只记得休息时，吴先生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将其中的维生素丸分给身边的同事，以补充营养。我也曾接受过他的馈赠，未见得体力就好些，但他的细心和好意却令人感动。如果写小说，这个细节很能表现知识分子下乡劳动的喜剧性。
吴先生爱说话，因言获罪的次数不少，不知他说了些什么，反右中被取消了党员预备期。1958年“大跃进”中，学校鼓励年轻教师上讲坛，吴先生说年轻教师都很可爱，但学问还不够，好比“糖不甜”。又批评有的老师上课是“四两染料开染房”，缺乏足够的积累。他的话正道出我的缺陷，我是心服口服。他也批评自己，说过去在兵荒马乱中没有机会多读一些书，现在正补课。他还在私下说“大跃进”不过是“一篷风”，意思是很快就会过去，这话被揭发出来后受到批判。“文革”中吴先生进了牛棚，不过听说星期六晚上看管他的红卫兵常放他回家，让他星期一带几本小说来给他们看。“文革”后期他仍然喜欢说些直率的话，例如听说“文革”七八年就要搞一次，他便在会上说听到这话“毛骨悚然”，为此又挨了一通批，其实这是说自己跟不上形势，并没有其他意思。
“文革”后期安排吴先生给工农兵学员讲一次课，课中说到写小说切忌笼统，他举例说：“比如写我吴组缃吧，说吴组缃是知识分子当然是对的，但不具体。要说吴组缃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还不够。要说吴组缃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才确切。”这几句话吴先生是当真说的，不过语带幽默，颇耐人寻味。他有时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幽默，大概是1980年，我和他一起参加北京市作协代表大会（我不是作家，不知道为何请我出席），闭幕式由吴先生主持，各项议程进行完毕之后，吴先生忽然说：“现在报告一个诸位都不愿意听的消息”，大家都愣了，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现在散会！”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难忘的是1979年我跟他一起去昆明参加第一届中国古代文论研讨会。会前他听说我也收到邀请函十分高兴，我便将自己的论文带到他家读给他听，中间他几次拍着大腿说好，我受宠若惊，他竟如此毫不吝惜地鼓励后辈！我曾听他说过：老舍有时也将自己的小说读给他听，读到得意之处便拍着大腿说：“这一笔，除了我老舍谁写得出来！”原来他们老一辈的作家有这样交往的习惯，他们不会隐藏自己的看法，天真得可爱啊。
1988年4月他八十华诞，我们在临湖轩为他开了一次小型的祝寿会，他在会上读了自己的两首诗。第一首题为《八十抒怀乞正》：
竟解百年恨，蹭蹬望庆云。
燃藜嗔笔俭，忝座觉书贫。
日月不相假，经纬幸可寻。
老柏有新绿，桑榆同此春。
第二首题为《八十敬谢诸友》：
四竖三山除，神州振以苏。
此心随绿水，好梦到平芜。
花发频来燕，萍开富有鱼。
莲池何烂漫，满目是玑珠。
祝寿会上臧克家、陈贻焮、程毅中、赵齐平诸位都有诗祝贺。我写的贺诗是这样的：
天为斯文寿我师，老松生就傲霜枝。
世间风浪凭吹帽，笔底烟霞自玮奇。
肝胆照人光德布，齿牙吐慧雨露滋。
群贤济济添遐寿，正是桃花斗艳时。
1992年北大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任命我做主任。次年，我鼓动他写一部《吴批红楼》，收入中心所编的《国学研究丛刊》中出版。他很高兴地同意了，也认真做了一些准备，可惜没做多少便一病不起。我们教研室的年轻教师轮班到北医三院看护，轮到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切开气管，不能说话了，只见他用手势索要纸笔，我将纸笔呈上之后，他颤颤巍巍地写了两个字，我反复辨认，才认出来是“抢救”。他或许还惦记着那本书呢！我只好安慰他，医生一定会尽最大的力量挽救他的生命。但医生已无力回天，几天后他就遽归道山了。
吴先生不以书法名家，但是他的书法结体严谨，精神内敛，实在是上乘的。他说有一段时间，他用毛笔写日记，书法很有长进。他曾写有《颂蒲绝句二十四首：蒲松龄诞生百四十三年纪念》，用毛笔小楷写在稿纸上送我，诗好，字也好。例如其四：
绘声绘影绘精神，狐鬼物妖皆可亲。
纸上栩栩欲跃出，多情多义孰非人。
我写的挽联，上联是说吴先生是曹雪芹的知己，曹雪芹在九泉之下见到他应该感到高兴。“香山”是曹雪芹晚年居住的地方。下联的“小院”指北大五院，中文系之所在，夏初开遍了紫藤。中文系的师生无不为他的逝世感到悲痛，一位敢说真话的人离开我们，怎能不伤心呢！
同事方锡德教授在吴先生晚年为他编辑了《说稗集》《宿草集》《拾荒集》《苑外集》，使我们得以较完整地了解他的成就，我很感谢的。
挽王瑶先生
率真旷达上追六朝人物
渊综卓荦下启一代学风
王先生是著名的现代文学专家，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不过他也是中古文学的专家，20世纪50年代初，他的《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出版不久我就拜读了，十分佩服他搜集资料、处理资料和提炼观点的能力。而且从我与他接触的过程中感到他颇有六朝人物的潇洒，我为他拟的挽联所谓“率真”“旷达”就是讲他这个特点。他不善于掩饰自己的观点，不管说出来对自己好不好，想说就说。他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的名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一方面表示经过“文革”，客观的形势已经允许各抒己见，同时也遗憾个人意见之无济于事。有人补充了一句“白说也要说”，也常常在政协会议上流传。
大概是1987年夏，江西九江师范专科学校召开陶渊明研讨会，王先生和我都在被邀之列。我们结伴先到武汉，好像是王先生受邀在武汉大学演讲，停留一宿，再乘船沿江而下抵达九江市。会议期间游览了庐山，在东林寺随喜，并参观了陶渊明的纪念馆和墓地，不过所谓墓地是清代陶氏所修的，我们兴趣都不大。
王先生对李白也有研究，他写的《诗人李白》跟冯至先生的《杜甫传》有异曲同工之妙。1985年安徽马鞍山市召开第一届中日学者李白研讨会，我和他一起参加了会议，并住在同一个房间。那年他刚过七十岁，仍然十分健谈。晚上我们对床夜话，古今中外，十分畅快，有一天谈到凌晨，东方既白，王先生谈兴不减，我说：“王先生，咱们睡吧！”才睡了一会儿。原来熬夜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但那天睡得太少，白天开会他竟打气盹来。最愉快的是会议组织坐船游览天门山、采石矶、太白楼，还到当涂县参拜了李白的衣冠冢。吴先生兴致勃勃，毫无倦容。
1988年我担任了一年副系主任，负责研究生工作。我曾请吴组缃、王瑶、朱德熙三位先生跟全系研究生座谈，王瑶先生讲学问的层次：第一等是定论，第二等是一家之言，第三等是自圆其说，第四等是人云亦云。他说大量的论文不过是自圆其说，这就不错了，千万不能人云亦云。这段话是他多年做学问的深刻体会，对我本人也是一个警示。
关于他的逝世，许多文章中都提到过，我在这里就不赘叙了。他是1989年冬在苏州参加现代文学年会时得了肺炎，到上海某家医院医治无效，撒手人寰的。我所拟的挽联，出自我本人对王先生的认识。上联讲他的为人，他是一位“率真旷达”的学者，堪比魏晋人物。“文革”初期他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批斗。有一天在中文系所在的五院的庭院中斗他，不知是谁找来他家的保姆，揭发他对毛主席不尊敬，被红卫兵殴打。听说有一个红卫兵竟然提着自行车链条，那天他吃了许多苦。他亲自跟我说过，“文革”后那名提链条的红卫兵到他家道歉，他说“不记得了”，这四个字柔中带刚，既不失老师的尊严，并对那段浩劫表达了不屑，又原谅了殴打他的红卫兵。他的雅量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下联说他在现代文学方面的成就，他开启了一代学风。如今现代文学已成为一门显学，他的弟子都是这方面的中坚力量。他的弟子们对他在现代文学方面的贡献讲述很多，我只想补充他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些情况，他没有指导过古代文学的研究生，此文权作一点补充吧。
挽冯锺芸先生
华星乍陨举目尚馀几元老
霁月高悬伤心最是老门生
冯锺芸先生是北大中文系的女教授，此所谓先生，是北大对老师的惯称，无论男女，只要是老师就称先生。冯锺芸先生是哲学家冯友兰和文学家冯沅君的侄女，地质学家冯景兰的女儿，哲学家和古典文献学家任继愈的夫人。我于1953年考入北大时，她是我们的班主任，同时担任写作实习这门课，那时候写作实习由三位老师共同教，林焘先生教语法修辞，叶兢耕先生教写作理论，冯锺芸先生教作品选读，我们的作文由他们三位分别批改。这一年我们共写了九篇作文，我的文章分到林焘先生那里，他用毛笔沾着红墨水涂涂改改，遇到好句子便在旁边画圈圈，出现一个错别字罚我重写五遍，一年下来我的作文大有长进，我猜想冯先生也是这样做的。那一年中，冯先生常常在晚饭后到文史楼前的梧桐树下辅导我们，带着她的女儿任远和儿子任重，他们大概只有三五岁。她毫无教授架子，我们对她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一年后她借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高中语文教科书，这就是将汉语和文学分成两本的那一套，1955级和随后的一两届学生便是学这部教科书长大的，他们的语文程度很好，无疑是得力于这套教科书。
等冯先生再回到北大时，我已经留校任助教了。
1958年她为中文系本科生开讲隋唐五代文学史，我当辅导老师，对象是1955级的学生，冯先生以其亲切和蔼的台风，简明朴实的语言赢得了他们的赞扬。那时候时兴到学生宿舍去辅导，我经常利用晚餐后的时间去敲一间间宿舍的门，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解答他们的问题。有的学生在读《杜工部集》，遇到难懂的词语便问我，有时我觉得并不是我在辅导学生，而是学生在考我。每逢问题回答得不完善，便事后请教了冯先生再转告学生。
就在这年五一节后的第二天，冯先生忽然一早就到集体宿舍敲我的门，告诉我叶兢耕先生失踪了，似乎留有遗书，恐怕是自杀了，让我到学校附近一些荒野之处寻找。我先到蔚秀园、承泽园，那时这两座园子还没盖楼房，有大片池塘、土坡，树木葱茏。找遍这里没有任何发现，又跑到白石桥，沿着河道找了半天，还是毫无结果。中午赶回学校，听说警察已经找到他的尸体，确实是自杀了。那时叶先生也就四十岁出头，好好的，为什么忽然自杀呢，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他自杀后叶师母的经济拮据，便将家里的书籍送到系里出售，他的藏书不多，其中有一部同文书局石印的《全唐诗》，标价五十元，冯先生力劝我买下来，但我一个月的薪水不过四十六元，还要接济我的姐姐，实在买不起，只好作罢。另外，如果真买了这部书，便会常常想起叶先生，心里也不是滋味。我之所以说这件事，一来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提叶先生了，他身后太寂寞，二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冯先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她表面上对人不是很热情，似乎总是跟人保持一点距离，但相处久了就知道她的心是热的。冯先生当时似乎并没有担任行政职务，她对叶先生的关心，完全出自一片友谊。叶先生跟她本是清华大学的同事，1952年院系调整时一起来到北大，他们又是同住在中关村宿舍的邻居，她出面张罗此事，可见她的热心肠。
她的热心肠还表现在对学生的态度上，她在清华时有个学生是马来西亚归国求学的华侨，后来跟她一起转到北大。解放初期东南亚爱国华侨送子弟回国求学的很多，香港的《大公报》和《文汇报》还刊登祝贺广告，亲朋好友为华侨子弟归国求学表示祝贺，当然这多是有钱人家的举动。这些华侨学生的经济状况较好，从国外带回一辆英国产凤头牌自行车，骑在上面颇为气派。但这位学生家境不佳，不但没有凤头，连生活也难以维持，为人却十分忠厚老实。冯先生便常常接济他，他视冯先生如同自己的母亲，他和冯家的关系一直维持着，每年总要亲自做些丰盛的菜送到她家，直到冯先生和任继愈先生逝去。我也受到过冯先生恩惠，1958年我姐姐患病，没有钱医治，我想把她接到北京来却没办成。正为此着急时，冯先生主动拿出三百元借给我，让我马上寄去以救燃眉之急。因为我姐夫随国民党去了中国台湾，之后杳无音信，而我姐姐带着一个幼小的儿子没有工作，身边还有上小学的弟弟，她不肯改嫁，生活没有着落。我念本科时在北大职工业余学校兼课，每月将兼课费12元全部寄给她，当助教后每月从薪水里省出30元给她，自己只留16元。这窘状冯先生是看到眼里的，所以没等我开口（我从未开口向人借过钱），便将钱送来了。那时她的月薪也不过二百多一点，一下子拿出这么大一笔现款并不容易。但她将钱递给我时表情很平淡，既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一丝怜悯，好像是一件平常不过的小事。这使我更加感动。当我1964年得到《历代诗歌选》（林庚先生主编，我负责初盛唐部分注释）的稿费后，立刻如数将这笔钱奉还了冯先生，她依然淡淡的，没说什么，这更增加了我对她的感情。
1958年秋我跟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到京西煤矿半工半读，两个月后又转到密云县钢铁公社劳动，在密云的同伴主要是中文系的教师，吴小如先生也在其中，不过他没过多久就因为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而返校了。还有一位从北欧留学回来的先生，曾辅导我们学习汉语方言学的。再就是跟我辈分差不多的年轻教师。另外还有东语系、俄语系的几位年轻教师。奇怪的是还有一名技术物理系的小伙子实验员，一名后勤的工人。我不明白这支杂牌军是按什么标准挑选组成的。我们去的地方名曰公社，但是见不到农民，也见不到工人，这怎么向工农学习呢？大概在1959年春，学校领导派东语系主任季羡林先生和中文系冯锺芸先生前来看望我们，也许还有一位俄语系的领导，但我记不清了。季先生和冯先生并没有讲什么大道理，也没有给我们鼓劲儿，只是默默地跟我们一起干活儿。不知道他们向校领导汇报了什么，这年夏天钢铁公社还没解散，我们就被接回学校来了。我敬佩他们的这种作风，在盛行浮夸风的时候，像他们这样的领导越发显得可贵。
此后，我又到西郊白虎头大队劳动，八个月后才回校。而冯先生受邀赴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执教，前后两年，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等冯先生回国，我又赴湖北江陵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1965年夏才回校，那时北大已轰轰烈烈开展社教运动，接着是“文化大革命”。时光荏苒，1969年我们都去了南昌鲤鱼洲“五七干校”。在那集体化的生活中，难得有个人之间的交往。1970年鲤鱼洲作为北大分校招收了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冯先生和我都被选为五同教师，跟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训练。次年春我们前往井冈山修铁路，在鄱阳湖大堤上翻了车，我和几名受了轻伤的学生留下来养伤，冯先生则随大队先到了永新县工地。等他们伤好后再赶往那里，在离工地大约十里的路口，冯先生跟陈贻焮大师兄迎接我们，抢着背我们的行李，那时她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步履仍旧很年轻，她走在前面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
“文革”以后，她们全家搬到南沙沟的宿舍，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教研室开会她是必到的，但很少说话。在2004年林庚先生九十五岁华诞的祝寿会上，她和任继愈先生一起出席。只见她的双眼添了一圈晕，两颊也陷了下来，显得苍老了许多，但没听说患有什么重病。没想到第二年她就溘然长逝了。我在第一时间赶到她家，听任先生说，她是晨练后觉得有点累便躺下休息，竟然没醒过来。救护车赶到后抢救未能成功，就直接送往医院太平间了。她走得很平静，没受太多折磨，这是她一辈子做好事修来的福气。从南沙沟回家后，我随即拟了这幅挽联，将最想讲的话写了下来。
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就留校任教，当然属于北大的元老了，她去世那年，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元老如游国恩、浦江清、王瑶、朱德熙、季镇淮等诸位先生均已逝世，冯先生一去，几无其他元老在世了，所以说“举目尚馀几元老”。她走得那么突然，所以说“华星乍陨”。但她的善良、她的从容、她的娴雅仍然留在我们心中，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老学生更是伤心不已。所以下联说“霁月高悬，伤心最是老门生”。
感谢张世林兄趁冯先生健在时，为她编了一部自选集，名《芸叶集》，收在名家心语丛书中，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日期在2002年1月，为她的老门生们留下一份永久的纪念。
挽启功先生
学为人师一代名师成正果
行为世范千年型范仰人宗
大凡享有盛名的人总会有一两件事或一两句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众人口中不断传颂。启先生早在1992年，就将在香港举行书画义展所得的170万人民币，加上平时的稿酬共200万元捐给北师大，设立了奖学金。但不用他自己的姓名，而是用他老师陈垣先生的书斋名“励耘书屋”，称“励耘奖学金”，此事一直传为美谈。他为北师大所题的八个字“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不仅成为北师大校训，而且广泛流传于教育界，成为一切教师努力的目标。此外还流传着许多隽语，赵仁珪和张景怀两位先生编了一本《启功隽语》，收录了不少，其中多有警世之言。
我不善交际，虽然早已知道启先生的道德学问和书画的成就，很想聆听他的教诲，但一直不敢打搅他。我的堂兄袁行云跟他交往较多，“文革”后一天傍晚，他带我到小乘巷启先生的住处，我才第一次见到他，觉得他很慈善也很随和。小乘巷在西直门内，房屋很简陋，真所谓负郭穷巷。启先生住在一座小院的南房，卧室兼做书房。当时他正在用晚餐，不过一碗片儿汤而已。餐后他将饭碗一推，桌上留出一小片空隙，随即为我挥毫，须臾间一根孤竹便从石隙中生长出来，风神俊朗。后来听说他搬到北师大小红楼宿舍，去拜访的人很多，学校在他门上贴了谢绝来访的布告，我便没敢打搅他。只是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见到他，偶尔还会分到同一个小组开会，但没有机会深谈。这期间还应启先生之命，主持过他指导的博士生张廷银的学位论文答辩。此外便没有过多的交往了。
直到1999年2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萧乾先生逝世，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希望我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兼职，帮助启先生做些工作，我当然很愿意。这年10月他和我分别被聘为正副馆长，在钓鱼台的一座小楼里，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统战部部长和有关领导特地宴请我们。启先生虽有些苍老，但精神健旺，谈笑自若。启先生任馆长后的第一次会上，孙天牧老先生说：“启老任馆长众望所归。”启先生说：“我何德何能，获此殊荣！”他说出我同样的心情。
在担任副馆长期间，我常常打电话或到启先生府上请示汇报工作，未敢稍有怠慢。有一次闲聊，他忽然说我们是世交，我没深究，只是说：“当初我考大学时报了北大和北师大，如果被师大录取，我就可能成为您的入室弟子了。”前面说到我的堂兄袁行云，他以中学语文教师的身份直接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得到张政烺先生赏识。这是中国社科院唯一的一次“举逸才”的举措。在社会科学院他写了三大本《清代诗集叙录》，白天跑图书馆读书写笔记，晚上在灯下用毛笔文言写叙录，不幸积劳成疾，六十岁就患癌症去世了。启先生得知他生病的消息后，主动托香港的朋友买来最新的药物送他，这份情谊我是忘不掉的。
在文史馆我协助他修订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编了馆员的书画选《砚海连珠》，馆员们的诗选《缀英集》。为编《缀英集》，各位编委到一些图书馆搜集资料，有未出版的诗集，便向家属搜集。编委分别做了初选工作，选目在编委会上逐篇讨论。这几部书出版后反响良好，我在和启先生的合作中获益匪浅。
启先生85岁以后身体逐渐衰弱下来，他被多种疾病缠身，仍然坚持做研究，参加各种活动。国务院分给他一处宿舍，他作为书房，称之为“第三窟”，在那里写了两篇论文。2001年秋他由赵仁珪先生陪同到寒舍来聊天，那年我女儿刚从新加坡国大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她知道启爷爷喜欢毛绒玩具，特地买回一只小猫，叼着小鱼的，准备送他，我说启爷爷是属鼠的，送他猫恐怕不合适，就拦住没送，但还是把我女儿介绍给启爷爷。我女儿把自己的心意告诉了他，并且聊了几句，可以看出来他很高兴，说道：“你女儿真可爱！”北师大为他召开九十岁华诞祝寿会，场面之隆重热烈超出我的想象。他在讲话中回忆了自己的家庭和经历，虽然很简单，但描绘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却少了平时的幽默，我感到有点凄凉的意味。2005年以后，他的身体日益衰老，不断出入于北大医院。后来进了加护病房，且已不省人事。我去医院探望，握着他的手跟他说话，似乎他还有一点反应。但医生无力回天，一代著名学者、书画家、智者、忠厚的长者、总是给人带来欢乐的大好人，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我为启先生拟的挽联，将他给北师大写的校训嵌了进去，上半补充一句“一代名师成正果”，我之所以用“正果”二字，是因为启先生三岁时家里让他到雍和宫按严格的仪式接受了灌顶礼，成了寄名的小喇嘛。多年来每年正月初一他都要到雍和宫拜佛，至今雍和宫还有他写的一副匾额“大福德相”，一副长联“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万亿劫之中”。挽联的下联补充一句“千年型范仰人宗”。在他之后中央文史研究馆还能否聘到像他这样的人担任馆长，恐怕难说了。
挽任继愈先生
哲人萎矣更留有千株桃李
魂气何之应化为万朵莲花
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燕大三校的文科和理科合并，成为新的北大文、理科。这样一来教师和职工的人数忽然增加许多，于是北大购买了附近中官村的土地，匆匆建起一片红砖红瓦的平房，样式一律，房前各有一小片庭院，面积有100平方米、75平方米和50平方米三种。所谓中官者，宦官也，这里还有些宦官的坟墓，这名称做为北大宿舍实在欠雅，据说校务会上讨论后决定改为中关村，中关村的名称一直保留到现在，而且是出了名的高新科技区。北大许多著名教授例如王瑶教授、周祖谟教授、季镇淮教授、林焘教授都住在这里，中关村也是学生们常去拜访请教老师的地方，每逢元旦我们还要挨家拜年，老师以糖果招待，其乐融融。阴历除夕有的老师还请我和我妻子到他们家过年，则更是特殊的荣誉了。
所以，我对中关园相当熟悉。任继愈先生和夫人也就是我的班主任冯锺芸也住在这里，因此我去冯先生家时有机会见到任先生。其实我跟任先生接触并不多，只是读过他的著作《汉唐佛教思想论集》《老子今译》，以及他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他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古典哲学，1964年被毛主席召见，并命他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即使如此，他在“文革”中还是被红卫兵揪斗，一天我经过北大四十四楼，远远看到他在楼前的空地上挨斗，没敢靠近，为何要斗他简直莫名其妙。“文革”中他家的住房大概被别人占了一部分，所以有时任先生只好坐着小板凳，在床上写作。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才搬到南沙沟去，那里有政府为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建的宿舍，俞平伯先生、顾颉刚先生都搬到了那里。
他搬走以后我跟他见面的机会更少了，只知道他受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委托，负责整理《中华大藏经》，1987年他出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我很为国图得人而高兴，但我对佛教完全外行，没有机会接受他的教导。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北大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即国学研究院的前身，我邀请他参加我们召开的学术会议，才得以聆听他的高见。大概在同一时期政府设立国家图书奖，我被聘为评委，分配到季羡林先生领导的文学组，任先生领导古籍组，每次评奖都要集中开会好几天，这才有了跟他来往的机会。他后来辞去评委，由我接替古籍组组长的职务，这是我们的一点工作因缘。
任先生话不多，但说出来的话显得深邃、幽默，也带着哲学味儿。他给我总的印象是朴实，或者说是一个“厚”字，厚朴、厚道、厚重。我到他家拜访时，不记得怎么一来说起繁体字和简化字的争论，他提出应当“识繁写简”，我认为这是最佳方案。长期以来，古籍整理出版仍然得用繁体字，古籍影印当然也只能是繁体字，目前政府提倡弘扬传统文化，认识繁体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就连《现代汉语词典》，在每个简体字后面不是也用括号标出繁体来吗？随着教育的普及，人民素质的提高，社会上文化水平的整体上升，认识繁体字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至于写字，可以提倡写简体，报刊和一般的书籍用简体也应该。但不要把繁体当错字，有一段时间，动员中学生上街，把王府井百货大楼大字招牌中的繁体字换成简体，西单百货大楼的招牌也同样做了修改，这是不必要的。另有一次，王林之类气功大师红得发紫时，任先生说：“不但要脱贫，还要脱愚。”意思是希望加强民众的文化素养和科学素养，也是很有见地的。
2009年1月，任继愈先生接受国务院总理的聘任，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可惜这时他已经身患癌症正在放疗，未能亲自出席聘任仪式，事后由我将聘书送到任先生府上。他因身体的关系一直没有参加文史馆的活动，这是我深为遗憾的事。这年夏天他病重住院，我曾到医院看望，那天他挺精神，也颇健谈，可惜不久就辞世了，享年93岁。
国家图书馆为他设立了灵堂，我前往吊唁。几天后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特地推迟外出行程，参加了告别。国图将仪式组织得十分庄严，前来告别的各界人士很多，国图的年轻人一律穿着黑色的服装，排成整齐的队列站在台阶下面，以大幅标语向他致敬。这是我参加过的告别仪式里最为隆重的一次。
我拟的挽联，上联赞美他身为教授，桃李满天下；下联赞美他为佛教研究做出杰出贡献，身后将化为万朵莲花，莲花自然让人想到佛教。佛祖一出世，便站在莲花上，他的座位也是莲花座。我自以为用这副挽联概括他的一生是恰到好处的。写到这里应当补充一句，任先生去世前已聘请詹福瑞先生接替他任馆长，从他生病到辞世，詹馆长倾注了大量心血。
挽林庚先生
金色的网织成太阳，那太阳照亮了人的心智
银色的网织成月亮，那月亮抚慰着人的灵魂
女儿问我：“林爷爷最喜欢谁？是你吗？”答曰：“不是我，是商伟。”商伟是中文系1978级的学生，16岁入学，是班上年龄最小的。我当年入学是17岁，也是班上最小的，但比商伟还大一岁。他聪明过人，性格也开朗，很受班上大哥哥大姐姐们喜爱。他的才华是林先生先发现的，一次我到林先生家，见他正在看学生的“楚辞研究”课作业，他高兴地抽出一份给我看，同时说这个学生的最好，我一看是商伟的，字写得整整齐齐，内容也颇有创见，随即有了鼓励他读研究生的意思，不久他果然提出要跟我读硕士，我立即答应。硕士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同时做林先生的学术助手。这期间他跟林先生相处十分融洽，不久就由林先生口述他笔录，完成了一部《西游记漫话》，从此他的研究领域竟由唐诗转向小说。他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现在已经是那里的讲座教授了。如果当初没有林先生的慧眼，这个才俊少年的路或许不会走得如此顺利。以上这段话，固然是赞扬商伟，更主要的是赞美林先生之知人。
林先生喜欢年轻人，即他称之为“少年”的。他一生提倡“少年精神”，他所谓“少年”跟今天所说“少年儿童”之“少年”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曹植《白马篇》、王维《少年行》中的少年，是李贺《蝴蝶飞》中“白骑少年今日归”、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所谓的少年，应该包括青年在内的。他所谓“少年精神”是指充满创造力的、勇往直前的、乐观进取的、生机勃勃的精神。他在诗里反复地歌颂少年，歌颂青春，例如《乡土》中的这几句：
年青的朋友拍着窗口
说是他们要明天就走
世界是属于少年人的
如同从来的最新消息
又如“青春应是一首诗”“青春是一座美的工程”“美与力/青春旋律之标记”。他的气质，他的思维，是年轻人的，看不到老气横秋的模样，即使在他八十以后，九十以后，仍然保持着少年的心。他家里没有多余的摆设，但卧室床头的墙上，别人家常常挂结婚照的位置，竟挂着一个大风筝，也许让他惦记着春，惦记着蓝天，惦记着少年的游戏。跟他在一起，总是轻松而快乐的，如果谈到不愉快的话题，他便说：“换个话题吧，不谈这些了。”他活到九十六岁，无疾而终，跟这种心态有很大关系。
林先生是属于少年的，属于诗的，属于天真无邪之梦境的，属于被李白呼做白玉盘的月亮的。我跟随他选注初盛唐诗歌，他告诉我李白的《独漉篇》好，一定要选，这诗里有四句曰：“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是啊，林先生就是一位无心可猜的、透明的人。在他九十五岁的祝寿会上，任继愈先生说：跟他在一起不用担心什么，他不会像有的人那样，把别人的话记在小本子上去告状。任先生的话很真实地刻画了林先生的人格。“文革”期间林先生没受迫害，但心情一直很抑郁，说话很少，也很少参加活动。即使他注释的庾信《枯树赋》得到毛主席称赞，他也没有张扬，连我都没听他提起过。这是我后来从别人那儿听说的，至于称赞的原话我至今也不详。大概这事引起江青注意，江青送他花，他处之泰然，江青的亲信谢静宜到他家问花放在哪儿，他回答“扔了”。这倒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我知道他不是那种跟风的人，他生活在诗的世界里，一片纯真，哪里看得上什么江青、江蓝的。
林师母和林先生同岁，是清华大学的同学，后来在北京农业大学任教授。师母是林先生诗歌的知音，每当他有新诗草就，首先读给她听，她还为林先生早年的诗集设计过封面。他们相濡以沫，携手度过数十年的岁月。师母晚年多病，林先生提醒她服药，照顾她生活，感情弥笃。林先生是1910年2月22日的生日，八十华诞前，我们已筹备了祝寿活动，不幸师母竟在前一天撒手人寰了。祝寿活动只好停止，几个月后林先生的几名老学生在他家的客厅里，跟林先生聚首，各献上寿联和寿诗，极其简单而亲切地为他补过了一次生日。最精彩的莫过白化文先生所拟的一副寿联：
海国高名，盛唐气象；
儒林上寿，少年精神。
这幅寿联由18位同学共同署名。程毅中学长另送一首寿诗，是七律，其中的颔联最为人称道：“板书飘逸公孙舞，讲义巍峨夫子墙。”特别是第三句以公孙大娘舞剑器，比喻林先生的板书，巧思妙语，非常人所及也。林先生的板书是中文系的一绝，带给学生的惊叹与赞美，不亚于他讲课的内容。可惜现在教室的设备先进了，原来的黑板已大为改善。当年在水泥墙上用墨涂出一块长方形，横着的，便是黑板了。老师手执粉笔在黑板上写字，颇能展示书法的功力，如果气候潮湿，粉笔不太干，用粗的一头写字，可以正着用也可以稍微侧一点，那笔画便有了粗细的变化，配合着落笔的轻重，能写出毛笔的效果。如果学期之初，刚刚刷过墨的黑板，有点毛糙，写出字来竟像一副拓片，更现神采。林先生有点手抖，写字很用力，似乎要穿透墙壁的样子，那才叫绝呢！程大师兄用公孙大娘舞剑器比喻他的板书，可谓参透了林先生的板书艺术。现在用玻璃黑板和油笔，太滑，写不出那效果。更常用的是PPT，老师站在黑影里，学生看不见老师的表情，便少了一种感染学生的氛围。当然，现在学生在PPT前，有一目了然的效果，写笔记也省力了，特别是理工科的课程还可以展示图片，其优点是明显的，我并不反对。有时我上课也要用到这些先进的手段，并不主张一律恢复过去那一套，但还是怀念原先的黑板，这只是个人的爱好，不能改变大趋势的。那次聚会，我也献上一首祝寿诗，不过写得很平淡，可以不提了。
林先生原来是学物理的，那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轰动世界，林先生也在考虑宇宙、时间、空间等等问题。但一年之后，他因对文学怀有强烈的爱好，便转到中文系。可是他探索时空的热情并没有消逝，他在1980年写过一首《光之歌》，第一段说：
飞翔啊飞翔划过边缘
在烈火之中生出翅膀
从那幽暗的物质深渊
甩掉残余的一身灰烬
奔驰在宇宙广漠之乡
多么陌生啊多么寂寞
倾听生命界一切音响
他以光代表精神，以及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的标志。他说“物质深渊”，又说甩掉“一身灰烬”，说“划破边缘”，他的确是轻视物质的追求，而更看重精神的力量。这首诗可以看作是他九十高龄以后所写的《空间的驰想》的前奏。《空间的驰想》是用他的手书影印的，他赐给我的那部，签名下署2000年元月，距今正好17年。他在这本诗集里写下这样的警句：
人不仅寻求快乐
而且寻求超越
思维乃人的天然王国
人类以其文明走出
动物的巢穴
他平时的生活很简单，他上课时穿的是普通的中山装或学生装，手提一个草篮子，家庭妇女用来买菜的那种，用来装讲稿。但是他提着便别有一种名士的派头。他不懂得治理生计，只会把薪水攒起来，1985年通货膨胀，他存的钱贬值不少，从未听他抱怨过，他依旧沉迷在诗的世界里，吟咏他理想的精神。家具大概是抗战胜利后，他从厦门大学转到燕京大学时置办的，一直用了70年。但他喜欢那间东南西三面朝阳的屋子，是卧室兼做书房的，八十岁后他便经常独自坐在这里沉思。在《空间的驰想》最后，他写出这样的诗句：
蓝天为路
阳光满屋
青青自然
划破边缘
《空间的驰想》在九十五岁华诞前出版，那年的祝寿会上，他说“我没有偷懒”，指的就是写这部诗集的事。这部诗集是平时一首首积累下来的，草稿写在一份台历的背面，写一张撕下一张，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我到他家时他常常取出来读给我听。他所思考的是关于宇宙、自然、人生的大问题，在他看来，空间乃是广袤无垠的宇宙，这里充满光与力，也充满诗。
林先生是新诗人，但他的旧诗很有功力，例如：《佩弦新诗诗选班上得麻字成一绝》：
人影乱如麻，
青山逐路斜。
迷津欲有问，
咫尺便天涯。
将这首诗置诸唐人诗中也是佳构，以至太老师宰平先生看后问道：这是你写的吗？又如《九一八周年书怀，时读书清华园》：
铁马金戈漫古今，
关河尘断恨何深。
方回枕上千重梦，
欲写平生一片心。
林先生的旧诗写得虽然好，但他并不满足于步古人之后尘，他追求的是用当代活泼泼的语言，建立新的诗行，创建新的格律，开辟新的意境。他追求的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是为诗歌发展的大计努力探路，所以他晚年把自己这方面的文集命名为《问路集》。
“文革”后有一段时间我向林先生学作诗，旧体新体一起上。他每有新作辄读给我听，我有时还大胆和他一首。他从未称赞过我，倒是说过一句话：“你真该写新诗。”这是对我新诗的肯定吗？抑或是对我旧诗的否定呢？我不敢问下去，只是自己反复琢磨。我觉得旧诗好写，有固定的格律，有前人创造的美妙意象，有数不清的典故，只要熟悉那套路，把自己的意思装进去，别出格，好歹也算一首诗了。不过，好的旧诗实在不容易，闻一多先生说好诗都被唐人写尽了，意思是很难翻出新的花样。跟旧诗相比，新诗更难写，写不好只能算分行的散文。季羡林先生在《漫谈散文》中回顾“五四”以来的文学成就时说：“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至今人们对诗也没能找到一个形式。既然叫诗，则必有诗的形式，否则可另立专名，何必叫诗？”我想，新诗总得让人读得懂，觉得美才好。所以我写新诗总是觉得难以下笔，要么就是晦涩，要么就是白开水。中国是一个诗国，诗歌创作的出路何在？如何建立新的形式？这是林先生深感困惑的问题，也是摆在所有爱好诗歌的人面前值得探索的问题。林先生虽然鼓励我写新诗，但那只是鼓励我探索，并不是认为我的新诗好。我很清醒，所以轻易不敢动笔。
有人认为林先生的诗是晚唐体，这是误解。林先生何尝迷恋晚唐？他要的是盛唐，是盛唐气象，或者上追建安，欣赏的是建安风骨。他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不是甘心被狭小的庭院锁住心灵的人，不是为个人的遭际而忧心忡忡的人。他永远是年轻的、乐观的、向上的，“颓唐”二字跟他搭不上界。他跟我说过：“我们都是盛唐派。”真是这样。我最喜欢他1961年五十一岁时写的《新秋之歌》：
我多么爱那澄蓝的云
那是浸透着阳光的海
年轻的一代需要飞翔
把一切时光变成现在
我仿佛听见原野的风
吹起了一支新的乐章
红色的果实已经发亮
是的风将要变成翅膀
让一根芦苇也有力量
啊世界变了多少模样
金色的网织成太阳
银色的网织成月亮
谁织成那蓝色的天
落在我那幼年心上
谁织成那蓝色的网
从摇篮就与人作伴
让生活的大海洋上
一滴露水也来歌唱
这首诗才脱笔砚，林先生就读给我听，在三年困难的时候，这是多么乐观的声音啊！
因为林先生是新诗人，我给他拟的挽联也用白话，而且将这首诗中最精彩的句子嵌在其中。不知道林先生九泉之下对此做何感想。
挽孟二冬
春风细柳此日护君归后土
明窗朗月谁人伴我话唐诗
孟二冬三进北大，第一次是在1983年，从宿州师专来跟我进修；第二次是1985年考取我的硕士生，取得硕士学位后到新成立的烟台大学任教；第三次是1991年考取我博士生，这次我没放他走，争取将他留校了。
他本来对古代文论有兴趣，曾在《文学遗产》发表过一篇论文，据他说是读了我关于古代文论的几篇文章后，决定来进修的。他的性格内向，话很少，我常说他“沉默是金”。他读书十分刻苦，当进修教师临行前交来一份作业，搜集了不少关于文气的资料，但对资料缺少提炼，论点也不鲜明，我告诉他可以在此基础上加以删节，以何谓文气为主线，写出历代对文气的理解，并讲出自己的看法。如果他愿意，我们两人可以合作，参考顾颉刚和杨向奎两位先生合作的《三皇考》，合写一篇论文，对这个问题给予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同意我的意见，回宿州不久，便寄来初稿。初稿资料不少，但结论还是不明确。我在他的基础上做了增删，提出所谓文气，是作家创作前和创作中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在文字中的表现。这个结论完全取决于孟二冬所搜集的资料，我只是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并归纳出一个说法而已。这篇文章共约四万字，当时没有刊物可以容纳，我便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刊登在他们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集刊第4辑中。
他第二次进北大当硕士研究生的三年是非常愉快的，和他同时进校的还有三位青年才俊，他们现在都成了重点大学的教授。我们一起上课，一起讨论学问，孟二冬的兴趣转移到唐诗方面。最难忘的是我们一起去敦煌做学术考察，这是趁我的老同学孙克恒教授邀请我到西北师大讲学的机会，带着他们一起去的。先到兰州，再穿过河西走廊到嘉峪关，最后到达敦煌。一路上我们五人说说笑笑无话不谈，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专业古代文学。这时的孟二冬话很多，而且说了一些俏皮话为大家解除疲劳。他沿途还写了一些旧诗，但没有给我们看，前几年他的夫人耿琴整理他的遗稿才发现的。他的硕士论文题为《韩孟诗派研究》，毕业不久就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
孟二冬在烟台大学任教很受欢迎，但做研究的条件不好，1991年在我的劝说下他第三次来北大攻读博士学位。1992年我应邀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任客座教授，同时我的妻子应邀到韩国外国语大学任客座教授，女儿跟我一起去了新加坡，家里没人，就请孟二冬搬来为我看家。等我回国后注意到家里的气压式暖瓶里积了厚厚的水碱。他整天读书，连冲洗暖瓶都忽略了。但他拿出了一篇十分扎实而又多具新意的博士论文，在他交了初稿到答辩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不断地琢磨讨论，有时头一天我出个主意，第二天又改了，天不亮就给他打电话让他修改。1994年他终于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他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出版，这就是《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对中唐诗歌最有价值的研究著作之一。从此，他参与了我的好几项工作，如编写《中国文学史》《中华文明史》，编辑大型学术集刊《国学研究》等等，他成为我得力的助手。此外，他还以顽强的毅力到图书馆查阅资料，校补清人徐松的《登科记考》，他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即研究科举考试与唐诗的关系，关于《登科记考》的研究只是初步的资料准备。在学术风气浮躁的当今，这样扎扎实实做研究的人不多见了。书稿完成后，他接受我的建议将书名改为《登科记考补正》出版，获得一致的好评。
2004年3月，他从东京大学讲学归来不久，便到石河子大学支教，病中坚持讲课，倒在讲台上。急忙送回北京，诊断为食道癌，转移肺癌。气管里的肿瘤几乎将气管完全堵住，只剩下一条很细的缝，使他呼吸十分困难。北大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刘玉村召集大夫会诊，我和他的夫人也在场。如果不手术，眼看着他就会憋过去，如果手术，往气管下麻药很可能刺破肿瘤大出血，导致不堪设想的结果。刘大夫提出用儿童专用的最细的管子注入麻药。这样虽然仍有危险，但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决定了手术方案后，立即将孟二冬推出病房，我在病房门口握着他的手，四目相对，竟无语凝咽。生死只隔一条缝隙，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了。我们等在手术室外，眼盯着手术室的门，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位大夫从手术室出来告诉我们手术成功了，孟二冬得救了，我们才放了心。
孟二冬的生命力很顽强，手术后很快就恢复了。他学会了开车，参加了学校教职工的跳高比赛，每天练习书法，他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厄运，也以极其乐观的态度面对未来。但病魔还是不肯放过他，癌细胞几经转移，2006年4月22日，他的生命终于结束了，这年他才49岁。这正是做学问出成果的时候，太可惜了！我们国家失去一位好教师，我个人失去一位好帮手、好朋友，失去一位接班人。我想念他！
孟二冬去世几天后，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他盖着白布躺在台子上的样子，这不是我心目中的他，我不敢参加这个仪式。他的父母也没有参加，或许是同样的心情吧。他应该是教室里神采飞扬深受学生爱戴的师长，应该是田径场上面对跳高横杆一跃而起的冠军，应该是为我排忧解难的知己。他应当飞得更高更远，应当活到八十、九十，甚至寿登期颐。可惜天不遂人意，“忍剪凌云一寸心”，把这么好的一个人带走了。或许是天将另有大任交给他！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
孟二冬所指导的硕士现在都已成材，去世时正在就读的博士生徐晓峰转到我的名下，他继承孟老师的遗愿，研究唐诗与唐代科举制度，写了一篇内容十分扎实的学位论文。另一名硕士曾祥波在孟二冬病中考我的博士生，孟二冬竟没有给我打声招呼要我给予关照，面试时我觉得他的举止像孟老师，随口说了一句，他才说自己是孟老师的学生。这两名博士现在都已成果累累，再过几年必将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为他拟的挽联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是上联的“后土”二字是大地的意思，如误以为是故土，那意味就减弱了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