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研究生前，曾看过任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看过他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1978年到北京读研究生，按导师黄心川先生的安排修习了任先生的佛教概论与古代汉语。1984年起跟随任先生读博士。其后，在先生指导下从事佛教文献学研究，整理敦煌遗书，作为先生的助手参加《中华大藏经》的工作，亦曾在先生直接领导下在北图善本部工作多年。几十年相随，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座高山。《论语》中弟子论孔子，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慨。对先生，我有同感。先生精通儒释道三教，曾对我说，尤其对道教有心得。我自愧愚钝，先生博大的学问，并没有完全学到。先生辞世，泰山其颓。悲痛之余，深为惭愧，先生交待的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做完。但先生的教导，未敢或忘。
几十年相随，先生的存在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份。现在落笔，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处说起。这篇文章，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讲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
三年硕士研究生，跟随黄心川先生学习印度佛教。毕业论文为《那先比丘经初探》。这篇论文，我写得很苦。一些核心观点，自己感觉触摸到了，却又很难清楚地表达出来。黄先生对这篇论文能否通过曾有点担心，一度让我避开那些敏感的问题。但是，我已经钻到牛角尖里了，虽然力求按照黄先生的要求去修改，但三转两转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我向任先生表达自己的苦恼，任先生支持我的观点。有了任先生的支持，黄先生也放心了。于是进行论文答辩。记得答辩委员主任是任继愈先生，委员是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因故没有参加）、黄心川先生、宫静先生、张保胜先生。答辩会上，任先生特意拿来庐山慧远的《三报论》、《明报应论》，让我讲解这两篇文章的含义。实际是从侧面支持我的观点。答辩会上，先生们对后辈爱护有加。特别是季先生，虽然我的观点与他不同，且在答辩会上与他当面争执起来，但依然宽容大度地对待我。最终全票通过答辩。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心里十分温暖，也深为老师们的风采折服。
1984年，在同学的鼓动下，决定报考博士研究生。动机之一，就是印度佛教是中国佛教之源，但在中国，研究印度佛教的人太少了。许多人，包括一些大家，往往一进入印度佛教领域，就会说错话。所以，加强印度佛教的研究，非常必要。我自己学习、研究印度佛教已经6年，有些体会，有点想法。但能力实在有限，自觉好像面前有一堵墙，不知怎么突破。所以希望有深造的机会，把印度佛教的研究深入进行下去。
当时在我的专业范围内，有资格带博士的，只有季先生、任先生两位。于是我找到任先生，表示想考他的博士生。任先生说：好，欢迎你报考。我提出两个希望：一、希望让我继续研究印度佛教。二、我的外语，只有日语马马虎虎还能凑合。因此，外语考试希望能让我考日语。先生当时没有说什么。
过了几天，先生通知我去三里河寓所。开门见山讲了如下一番话：
关于你考博士生的事情，我考虑再三，今天找你谈谈。
你说希望继续研究印度佛教。我觉得不合适。研究印度佛教需要相应的条件。首先是语言，需要通梵文、藏文、英文。这几门语言，你都不行。如果下决心把这几门语言学好，那就要花费很多时间。你今年已经36岁，有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不真正搞通那些语言，研究印度佛教，充其量只能做个二流学者。我这里只培养一流学者，不培养二流学者。再说，培养一个中国佛教的博士生，我心里有底。培养一个印度佛教的博士生，怎样才算合格，我心里也没有底。
我考虑，你如果想报考博士生，就要改专业。改为佛教文献学。佛教文献学是佛教研究的基础，我们现在正在编纂《中华大藏经》，国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但是，佛教文献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你以前在《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有这个基础。如果专业改为佛教文献学，你要下决心，从你开始，把中国的佛教文献学建立起来。
任先生让我回去好好考虑，说：你考虑以后，愿意改专业，告诉我；不愿意改，也告诉我。愿意改以后，如果反悔了，不愿意改了，也可以；开始不愿意改，想想又愿意改，也可以。允许反复。然后给我讲了一段王阳明的故事：王艮去与王阳明辩论，辩输了，拜王阳明为师。回去以后，想想不服气，回过头来再辩，又输了，重新拜师。如此反复。王阳明的其它弟子很不耐烦，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反复无常。王阳明说：这个人能够独立思考，很好。现在，在专业方向问题上，我也允许你反复。
回到北大，我反反复复地掂量，曾一度决定放弃报考任先生的博士生。详细经过这里就不讲了。总之，任何东西，如不能正确对待，都会成为前进的包袱。6年的印度佛教研究生涯，当时成为我一个放不下的包袱。但最终，还是按照任先生的指引，改攻佛教文献学。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段经历，深深感到当年任先生指引的正确。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现在依然在印度佛教领域耕耘，语言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难关。我虽然学过梵文、藏文、英文，但都只浅涉一点皮毛。过不了语言关，的确充其量是一个二流、三流、乃至不入流的角色。即使过了语言关，也可能干脆成为一个语言研究者。我体会，搞学术研究，与用兵一样，正中有奇，奇中有正，奇正之道，因势转化。虽然刚开始研究印度佛教是目标，学语言只是手段。但这几门语言本身都是博大精深的学问，值得搞一辈子。很可能学语言学出兴趣，成为一个放不下的包袱，从而将主要精力花在语言研究上。毕竟研究那几门语言，资料更多，更容易得到，比研究印度佛教更容易出成果。
而在中国佛教研究领域，佛教文献学是基础性学科。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巴利佛教研究、梵文佛教研究，都是先从文献整理、研究开始。中国佛教的文献，以历代大藏经为代表，固然汗牛充栋，但真正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过科学整理的却非常有限，还有大批资料散在大藏经之外，甚少有人关注。任先生后来经常表述这样一个观点：中华民族的文化迟早会复兴，在文化复兴之前，必然有一个资料整理的阶段。资料整理，就是为文化复兴做准备。这种工作，很枯燥，但总得有人来做，而且要靠中国人自己做。任先生让我从敦煌学切入佛教文献学，而敦煌学又是陈寅恪所谓“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先生站得高，看得远，以他的学术洞察力，敏锐地发现佛教文献学对当今乃至将来中国佛教研究的重大意义及其蓬勃生命力，指引我走上敦煌学、佛教文献学的治学之路，从而取得今天的成果。我深深感到先生是对我学术道路影响至深的少数几个人中最为重要的。
但这个问题仅从个人角度谈，未免太小。上面已经谈到，任先生认为，为了民族文化的复兴，需要提前整理资料。他是从这个思路出发招收相关研究生。实际上，略微回顾一下任先生历年招收博士生的情况，就可以明白先生心中有一个宗教学建设的全局。1983年先生招收第一届博士，原定计划2人，一个中国哲学，一个藏传佛教。后来因故收了李申（中国哲学）一人。1984年招收金正耀与我。金正耀是道教研究，侧重外丹。我是佛教研究，侧重佛教文献学。同年赖永海从南大转来，也是佛教研究，侧重佛教思想。1985年招收何光沪，宗教学原理。1986年招收宋立道，侧重南传佛教。从专业设置可以看出，先生培养学生，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布局的。显然是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挑选学生，加以培养，分兵把口，希望中国宗教研究的各个领域都能均衡发展。这体现了先生作为中国宗教研究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先生给我的任务是建立中国的佛教文献学，这与当时佛教研究的现状有关，更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中华藏》编纂有关。也就是说，先生培养学生，立足于学科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有着长远的目标。
我认为，这体现了先生培养学生的第一个特点：立足国家需要，放眼学科全局，穿透历史需求。
先生培养学生的第二个特点，选好对象后，既不拘一格，又严格要求。
不拘一格，讲两件事情。
一、入学考试。外语按照我的希望，考的是日语。专业课考卷是两道大题，第一道题为：学术界一般认为宋以下中国佛教已经衰落，你的观点如何？第二道题则是关于《那先比丘经》。这张专业课考卷，鲜明地反映了任先生的风格。第一道题，直入学术最前沿。第二道题，不拘一格收人才。
我们都知道，中国佛教史研究，宋以下至近现代以前，始终是最薄弱的领域。第一道题直指这一领域。如果说，20多年来，我在宋以下佛教领域有所思考，提出信仰性佛教、仪轨佛教等一些新的观点，最初就滥觞于这张考卷。至于第二道题，本来就是我硕士论文的题目，对此，我自然驾轻就熟。
二、博士课程。先生一向主张，研究生以自己学习、研究为主，不要上那么多课。上课只是启发思路而已。至于博士生，更应该通过实践培养独立研究的能力。对我的博士阶段学习，先生指点了方向，交代了任务，规定我两周汇报一次，每次依据我的汇报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外，没有为我开设过一门课，也没有特地坐下来，专门为我讲过一堂什么课。要毕业了，从研究生院领来登记表，上面必须填写两门专业课的成绩。我既没有上课，也没有考试，哪来的成绩呢？任先生接过表，顺手给我填写了两个不高不低的分数。于是交给研究生院。
至于讲严格要求，那事例真是讲不完。我想讲如下几点体会：
一、提出目标，讲明要求
研究生考试结束，还没有正式发榜，先生便把我叫去。以往与先生也经常见面，先生从来非常客气、和蔼，但这次与不同以往，先生与我作了一次十分严肃的长谈，所以至今记忆犹新。
先生指出：你没有上过大学，属于自学成才。自学成才有好处：肯吃苦，某些领域的知识比较丰富。但也有缺陷，知识结构不均衡。因此，要认识自己的缺陷，补上自己的缺陷。
先生又说：我讲过，我只培养一流学者。你自己要立下志向，向一流学者去努力。你以前兴趣比较广泛，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把精力放在专业上，不要旁骛。不要东搞一点，西搞一点。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做出成绩。他举了一位挺有名的先生做例子，说：“以前，我不会在你面前讲这种批评他的话，今天我要讲一下。他这也搞，那也搞，几十年了，到底是搞什么的呢？你要接受教训。敲锣卖糖，你的铺子到底是卖什么的？要明确。”
先生说：你聪明，肯动脑筋，是好事。但有时不扎实。你要培养自己“沉潜笃实”的学风。学问要做扎实。一是一，二是二。你以前的硕士论文，为什么不能充分说服人？就是材料不足，根据不足。材料充足了，问题自然清楚了。
先生说：我们现在正在编纂《中华大藏经》。你的任务是从敦煌遗书入手，把敦煌遗书中那些没有被历代大藏经收入的资料整理出来，准备将来收入《中华大藏经》。你要踏踏实实地从原始资料着手，对敦煌遗书一号一号地进行研究、整理。在这个过程中，认真研究敦煌地区佛教的特点。你的博士论文，可以以“敦煌佛教”为题目。
二、严格督促，决不放松
那次谈话时，先生规定我每两周到三里河寓所去一次，汇报两周的学习情况。
从1984年秋天正式跟从任先生学习佛教文献学，到1988年夏天论文答辩，整整四年。四年中，如无特殊情况，则风雨无阻，每两周与先生见一次面。起先是单独见面，没多久，先生让我参加《中华藏》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也是每两周开一次会，以研究、解决《中华藏》编纂中的各种具体问题。于是，学习汇报与小组开会便结合在一起。一般是先开会，会后我单独留下，汇报两周的学习。每次汇报，必须有扎扎实实的内容。这两周，看了哪些书，研究了多少敦煌遗书，有什么收获、心得？有什么困难、问题。先生则对机予以指导。因为先生认真，我不能不认真。所以，每次基本上都能够带着问题去，带着收获回来。
三、不仅言传，而且身教
对我每次提出的问题，有些任先生当场给予解答。有些他让我请教其它先生。比如，他说周绍良先生在佛教文献方面很有造诣，便向周先生打了招呼，让我有事多向周先生请教。当时周先生在法源寺佛教图文馆上班，于是我经常往法源寺跑。周先生对我的教育、培养，也是我终生难忘。此外，任先生还曾介绍我登门请教张政烺先生、周一良先生等。
回想当年任先生说“培养一个印度佛教的博士生，怎样才算合格，我心里也没有底”，回想他让我就一些问题请教其它先生，深深为先生的人格所折服。先生用他自己的实际行动，教我怎样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怎样老老实实地做人。
四、如有毛病，绝不姑息
先生对学生人品的要求很严格。这么多年，跟从先生学习，跟从先生做事，事情做得不好，或者做错了，甚至让先生被动了，先生从不批评。比如1986年，我与有关方面合作进行《中华藏》电子化试验。试验初步成功，为了进一步开展此项工作，任先生向古籍小组申请了专项经费，又调了一个计算机专业人员到宗教所。但此项工作后来因故中止。经费没有去领，这倒罢了。已经调到宗教所的人成了问题。人家的专业是计算机，不是搞宗教研究的。人调来了，工作却中止了，又回不了原单位，等于把人家吊起来了。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是我，有关压力却全部压在先生身上，压在宗教所相关领导身上。虽则如此，先生从没有因此批评过我一句。只是我内心自疚。但是，如果先生发现哪个学生身上有他不能容忍的毛病，绝不放过。甚至到了嫉恶如仇地步。
我曾经受到先生两次严厉批评。
第一次严厉的批评是博士生期间。前述入学前的第一次谈话，先生还对我作了一项规定：集中精力学习，三年不许发表文章。1985年，北京大学成立中国文化书院，要搞函授。魏长海找到我，让我写一本《印度文化概论》。当时函授日程已定，书稿要得很急。因为搞中国文化书院的几个年轻教师与我都很熟，却不开情面；也因为稿子要得急，开的稿费比较高，有点诱惑力。于是我花了大约一个月时间，搞了一本10万字左右的急就章，并请朋友张九林帮忙，收集了几十万字的参考资料。合为一本书。这件事让先生知道了，把我叫去，沉着脸问是怎么回事？我解释了原委。先生责问：“我让你三年不准发表文章，你为什么不遵守？”我当时实在无话可说，只好不吭声。先生提高语调，严厉地斥责：“你不就是要名要利吗！”我无法，只好坦承：“我没有想到要名，但想到要利。”先生从来温文尔雅，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脾气。用那样严厉的口气当面批评，在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这一次，已经足够我牢记一辈子。
第二次严厉批评在1995年1月，当时我正在日本京都访学。知道先生预定2月到东京参加国际图联的会，很高兴，便调整了日程，计划2月也到东京，以与先生见面。忽然接到先生来信，严厉批评我为什么把北图敦煌遗书资料随便发表，以及私下送给日本学者。先生说：你有很多文章可写，为什么搞这些东西？先生从来主张形成学术团队，以团队的优势合力攻关。既然是团队，就要有团队的规矩，比如集体研究的成果，个人不能随意发表。这也是先生这一次严厉批评我的主要原因。我当时有点懵，仔细回忆，感到先生可能有点误会。于是写了一封详细的信，说明事情的原委。先生是通情达理的，事情解释清楚了，恼怒也就云消雾散。2月到东京先生旅居的饭店拜见先生，我再次对有关事情加以说明，先生则一语带过：“这种事情，将来注意就行了。”这次写这篇文章，虽然先生的手泽保存在我北京家中，但我回信的计算机稿保留在带来的计算机中。看着原始信件，感慨无限。
至于先生嫉恶如仇的事，例子不少。由于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人和事，这里就不详细叙述。总之，虽然是自己的学生，无论是谁，无论有什么了不起的背景，有多大的活动能量，只要做出先生认为不能原谅的事情，先生绝不姑息。
先生培养学生第三个特点，就是对学生不仅有严格的要求，也有无尽的关心与爱护。
硕士三年级下学期，由于某些原因，我经济比较紧张，每月伙食费，必须控制在11元以内。而正在这时，又发现肝功不正常。任先生知道后，要我注意身体，并给我寄来10元钱，说：以后每月补贴我10元生活费，加强营养。10元钱，当时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我非常为难，受之有愧；退回去，又怕伤了先生的心。我托任远转告先生，我是带薪上学，经济还可以。最近的困难是暂时的，请先生务必不要再寄。任远说：可以转达，但我管不了我爸的事。此后任先生的钱，还是每月寄来。三个月之后，在我再三苦辞之下，先生纔停止寄款。
现在大家都知道，任先生经常接济学生。我就是曾经受到先生接济的学生之一。
大约在80年代末期，一次我到三院看病，医生怀疑我有癌症，让我各个系统、各个器官细致检查。害得我每周去一次三院，楼上楼下各科跑。先生得知此事，给语言所的金有景先生打招呼。介绍我去找他，说金先生治疗癌症有一手。金先生知道我是任先生的学生，特别热情。向我讲述任先生当年怎样帮助他。介绍了他对治疗癌症的基本思路，为我搭脉开药。于是我停下三院的门诊，专吃金先生的药。
还有一次，我已经搬到劲松了。一天生病，在家里休息。不知怎么惊动了先生，他特意来到家中，让我伸出手来，亲自为我搭脉。我知道，他学过中医，还有过赤脚医生的美誉。当时真是不知怎么是好。
先生一直记得我的肝不太好。打电话时，见面时，经常会提醒我，要我不要太累。要注意保养，特别要注意保养肝脏。
先生培养学生的第四个特点，是针对实际，因材施教。
我以前很喜欢马克思答女儿珍妮的一句话：“别人知道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生疏。”（大意）兴趣比较广泛，思路也比较活泼，往往会有一些奇思怪想。学风相对也比较浮躁。记得硕士生期间，我不知怎么对佛教初传有了兴趣，找来不少资料，企图研究这个问题。中国的，从张骞通西域，追溯到战国史料，再追溯到穆天子乃至《山海经》；外国的，从斯特拉伯的《印度记》到所谓海盗赛利斯人等等。总觉得起码张骞通西域时，佛教应该已经传入中国。任先生听任远说我在探讨这个问题，便让我去谈谈。我到了三里河，滔滔不绝地讲了40多分钟，讲我收集到的各种资料，讲我对这些资料的分析与结论。任先生静静地听，一声也不吭。我讲完了，先生说：“你讲了很多，可能觉得自己很有道理。但都是间接材料，没有一条是直接材料，没有一条是铁证。所以，你的结论只是一种推测，不能说服人。以后这种别人不能说服你，你也不能说服别人的文章，不要写。”先生的话，犹如兜头一盆凉水。回过头来检讨自己，我的确拿不出铁证。当时真为自己的浅薄浮夸而羞愧，也为先生大度地容忍我滔滔不绝40分钟而感动。从此，我牢牢记住先生的这句话，不写那种“别人不能说服你，你也不能说服别人的文章”。也多次拿这段经历教育我的学生，让他们写文章要言必有据，端正学风。
从博士生起，跟从先生研究佛教文献学。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更加注重用资料讲话。所以任先生第一次与我谈话，特别强调必须以“沉潜笃实”的学风要求自己，对自己进行彻底的改造。其后不久，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再次要求我一切从原始资料开始做起，要锻炼自己“沉潜笃实”的学风。
按照先生的要求，我借来一部《敦煌宝藏》、一部《大正藏》，搬到宿舍。一号一号地阅读、记录、整理、研究。我后来在《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跋》中总结那一段时间的生活：
其后的几年，我几乎一直泡在大藏经及敦煌遗书中，我不敢自诩通读了大藏与《敦煌宝藏》，但确实把它们翻了几遍。春夏秋冬，日复一日，阅读、编目、録文、校勘、研究。其间的种种甘苦，诚不足与外人道。任继愈先生曾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为学须入地狱”。金克木先生在他《谈谈汉译佛教文献》一文的结尾这么说：“实在不应再谈了。但在佛教文献（学）的大门上，我想还要写上马克思引用过的，诗人但丁在地狱门上标示的话：‘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到了这时，我才体会到两位先生这些话的份量。
脱胎换骨的磨练，的确是痛苦的，但得到的是化蛹为蝶的欢欣。
在先生的严格要求与锤炼下，1988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八—十世纪中国汉文大藏经研究》。由于在原始资料中沉了几年，所以论文题目一经确定，撰写起来格外顺利。春节之后动手，仅三个月就完成20多万字的正文，10多万字的附録，而且是一遍成稿，几乎未作大的改动。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是季羡林先生，成员是任先生、周一良先生、周绍良先生、王永兴先生。答辩结束，季先生的一番话我至今记得。他说：“方广锠的学风全变了。他的硕士论文，三份材料能讲七分话。现在的论文，扎扎实实全是材料说话。真好像变了一个人。”这篇论文出版时，我在跋中写了这样一句话：“我深深感到树立良好的学风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是何等地重要，更深深地为先生在学风上锤炼、培养我而满怀感激之情。”这是我当时的，也是我现在的肺腑之言。论文出版后，在学术界，特别国际学术界有较为良好的正面评价。这完全是任先生对我严格要求，在学风上锤炼的结果。
先生培养学生的第五个特点，是创造环境，提供条件。
先生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人才成长要有合适的环境。先生培养学生，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学生放到适合他成长的环境中，并尽量给学生提供成长的条件，让他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比如1986年上半年，任先生让我把铺盖搬到《中华藏》编纂现场，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调查研究，具体制定工作流程与工作规范。半年的深入实际，使我对编纂大藏经工作，有了深入的了解；也为其后当好先生的助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4年，我面临抉择，到底是留在中国社科院，还是到中国人民大学，或到上海师范大学。带着这个问题，我去请教先生。先生认真考虑后表示：到上海去好。事实证明，先生的指引又是正确的。有关事例很多，我想将来有机会再作叙述。这里讲讲先生怎样为我创造从事敦煌遗书研究的条件。
如上所述，跟从先生读博士后，先生给我的任务，是清理敦煌遗书，找出未入藏文献。原来以为这个任务并不难，按照现有敦煌遗书目录进行核对、整理，列出未入藏佛典目录即可。但真正动手才知道，现有的敦煌遗书目录，实在不足以反映敦煌遗书的现实，无法真正依靠。这才明白先生为什么让我一号一号去整理。于是我开始一号一号地阅读、记录、整理、研究。
在整理的过程中，深感没有一个完整、详实、编排科学的目录，对研究者从事相关课题研究是多么不便。敦煌遗书又是中华民族如此重要的珍贵文化遗产，于是萌发自己编一个敦煌遗书目录的想法。我把这个想法向先生汇报，先生非常支持。但敦煌遗书数量巨大，编目工作量非同小可。先生当即决定，由我招聘一名助手，工资由他设法解决。80年代中期，一个文科博士研究生，可以有自己的专用助手，我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接着，先生又向季羡林先生、宁可先生打招呼，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为敦煌目录立项，给予1万元课题经费。80年代中期，那是一笔大数字。我记得经费到手，我在五四大街的新华书店，花了800多元，买了《二十四史》、《文苑英华》、《全上古》等一大堆书，几乎装满了一个三轮蹦蹦车。我还买了一批卡片、卡片盒，自己动手，再花钱请人，把《大正藏》中的佛教经录都做成卡片，约有五万多张。我又请任重帮助把黄永武的《敦煌最新目录》输入计算机，编撰成敦煌学界第一个计算机版敦煌遗书索引。因为当时计算机字库有限，有些字无法表述，只能用符号替代。所以，索引完成后一直没有公布，只供我个人使用。所有这一切，为我的敦煌遗书研究工作提供极大的方便。而这一切，没有任先生创造的条件，是不可想象的。
开始，我的工作依靠台湾出版的《敦煌宝藏》进行。但是，深入工作才知道，光凭图版无法真切把握敦煌遗书。北京图书馆收藏大量敦煌遗书，能否与北图合作从事这项工作呢？我向北图的有关人士提出，最终未能有积极回音。没有想到，1987年，先生被任命为北图馆长。1988年，我博士毕业。1989年，先生把我调到北图，任善本部副主任。从而为北图敦煌遗书编目铺平了道路。1990年底，北京图书馆敦煌遗书的编目，克服种种障碍，正式启动。但工作量大，缺少人手，依然是一个巨大的困难。最终，这个困难依然是在任先生支持下得到解决，使编目工作得以顺利展开。此外，这些年，只要有信息、有可能，我尽量到各地调查敦煌遗书的收藏情况。有时候，任先生还亲自为我写介绍信，利用他的社会关系，为我考察外地敦煌遗书排除障碍。
除了上述种种，先生在编纂北图敦煌遗书图录、目录的指导思想方面，给与很多具体的指导。他多次指出：我们做的是工具书，一定要详尽、扎实、正确。不但要让使用者信得过，而且要让人家用得方便。要我在这方面多动动脑子。他还反复强调指出：“工作要精益求精。不做则罢，做就要做到最好。做过的工作，不要让后人再做第二遍。”这些年，我们的图录、目录编纂工作就是在先生的上述指导思想下展开。北图的敦煌遗书，哪怕一些很小的残片，乃至背面揭下的古代裱补纸，只要有文字，一律收入图录。北图的敦煌遗书目录，将遗书上各种信息，依照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尽量予以著录。就文献而言，我们尽力对遗书上的每一行字都有所交待，以尽可能为研究者提供有关信息。
为了让北图敦煌遗书目录这一基础工程尽快完成，2005年，先生又向国家社科基金推荐，将由我主持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列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给予50万元人民币的特别资助。2008年，为了集中精力完成敦煌遗书图录与编目这些工程浩大的项目，我向先生提出不再参加《中华藏》的工作。先生虽然不答应我的这一要求，但同意减轻我在《中华藏》的工作负担。现在，由先生主编，我任常务副主编的大型图录《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已经出版110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的完成指日可待，《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的初稿基本完成，涵纳全世界敦煌遗书的《敦煌遗书总目录》的基础工作也已经大部份做完。
回顾我做敦煌遗书研究25年，每一步都有先生的全力支持。如果不是先生发现我、不拘一格地接受我、严格地要求我、爱护我，从各方面提供条件培养我，不会有我今天的成果。我能够潜心工作，完全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我能够做出一点成绩，完全离不开先生为我提供的条件。
当然，先生让我做敦煌遗书，并非仅仅是对我个人的培养。如前所述，先生从来把人才培养与国家需要、学科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统筹考虑。他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角度，认为敦煌遗书的整理与研究是传统文献整理的重要组成部份。不仅如此，他主张这种整理与研究不能靠外国客卿，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好。所以他重视这一工作，关注这一工作。他曾一再对我说：要选拔、培养研究敦煌遗书的接班人，不要断档，要后继有人。去年有一天，我正在北图查核敦煌遗书原件，做图录与目录的定稿。他打来电话，要我去办公室。谈完有关工作后，他又提起接班人问题，问：“李际宁以后，谁接这个班？”我汇报：“我们正在反复选择苗子。现在已经选了一个，她对敦煌遗书很有兴趣，人也很有灵性，看来很有希望，目前已经让她参加图录的编辑出版工作。她自己也有意再读一个博士，继续深造，加强佛教与佛教文献方面的基础。”任先生很高兴。连连说：“那就好！那就好！”接着又嘱咐：“一个不够，还要再选一个。至少要有两个。”日前看到北图张志清的文章《学人本色，文化传灯——怀念任继愈先生》，文中也提到任先生说：敦煌研究“要形成梯队,保证这个事业进行下去。”
作为长期教育、科研、文化部门工作的著名学者，任先生对我国的教育，一直非常关心。以前每次去见先生，谈完正事就走，一般不闲聊。再后来，往往闲聊一会。闲聊的话题很广泛，经常会谈到教育问题。这些年每年到三里河拜年，教育问题都是重要话题之一。
任先生认为：我国人才资源非常丰富，问题在教育。中央电视台采访他，原定题目是其它方面，他主动提出：“关于教育，我有话要说。”在访谈节目中，他说“人才的选拔和成长，是国家当务之急。”面对我国当前教育现状，他忧心忡忡，说：“我从事教育几十年，一辈子一直搞这个，我就眼看着教育的路子走得不大对。”他说“博士生论文质量下滑等教育问题十分突出，这也说明，注重考知识，而不是靠能力的学校教育，使得人的素质在下降。现在的高学历人才与过去相比，逊色了很多。”其实，这个问题他早就发现。1990年，一次他参加一个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回到北图，刚好我去办公室找他。他感慨地说：“现在的博士生，水平只相当于当年你们硕士生。”所以，这些年来，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呼吁进行教育改革。甚至大声疾呼：“我说得先救救教育。”
任先生对教育有许多想法，本文无法一一涉及。还是从任先生怎样培养我，谈谈任先生对研究生教育的一些观点。
首先，先生非常注重人才的选拔，认为导师的责任之一是把学生选好。有人给我讲过这样一句话：“学生找一个好老师难，老师找一个好学生也难。”我现在自己当老师，深深感到这句话的正确。非道弘人，乃人弘道。先生从教数十年，就是不断注意选拔人才的数十年。所以，经先生发现、培养的人才，不断涌现。
其次，选定学生后，要敢于破格，给予脱颖而出的机会。先生说：“中国拥有三四亿青少年，不可能没有青年俊才，只是目前没有给他们得以脱颖而出的通道。尤其当今教育体制，过于强调统一性，只能收获大量规格整齐的中等人才，无法得到灵异秀敏的尖端性人才。”
就破格选拔人才而言，以前我们有成功的经验。比如，1978年，是文化革命十年后，全国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当年考外语，允许查词典。正因为这样，我这个只有初中俄语底子的人，也能考上研究生。1978年的这批研究生，后来大部份成为承上启下的骨干力量，其中出了一批佼佼者。而现在，多少人才被挡在外语分数线之外！我不是说研究生可以忽视外语。但除了外语专业外，对其他人来说，外语毕竟是工具，不能本末倒置。外语是可以学习的，而一个人才放过，可能就再也找不回来。真正的人才，自觉外语不过关，一定会刻苦把它补起来。再说，不同的专业，对外语的要求也不同，不能用一根尺子量尽天下人。
第三，先生主张研究生主要靠自己学习、研究，他说：“我带研究生，就是要求他们阅读指定的书，写读书笔记，然后定期进行检查。”现在研究生的课程太多，以致学生没有时间自学。其实，仔细追究一下，那些课程，是否研究生之必需呢？许多情况未必。有的是为了满足教师的工作量需求开设的。教师为了自己的工作量，强制占用学生的宝贵时间。在我看来，说轻一点，这是一种不正之风。其实，很多知识性的东西，是不需要在课堂上讲的，指定书籍，让学生自己阅读就可以。老师要讲的，是方法，是前沿，是规范。教给学生治学的方法，开拓学生学术的视野，训练学生以规范的学术标准去从事学术研究。
第四，先生反对完全用量化的、划一的标准来衡量学生，衡量教学、科研成果。他说：培养人才不是蒸馒头。我“从不硬性规定他们（指研究生）发表文章。”如前所述，先生不但不规定发表多少文章，甚至不允许我在学习期间发表文章。前贤有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现在似乎把研究生培养，把社会科学研究，当成装配自行车的流水线，定时定额验收。以发表论文的多少、刊登论文的杂志档次、得奖多少与档次，作为评价的标准，这完全违反了研究生培养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目前学风浮夸、抄袭成风、杂志卖版面、评奖拉关系，败坏了学风，败坏了一代学人，难道不就是这一套评价体系制导的结果吗？
第五，先生主张研究生教育应该宽进严出，引入淘汰机制。我们现在恰恰相反，是严进宽出。只要能进校门，不管学习情况如何，论文水平高低，几乎个个都能毕业，人人都能拿学位。偶尔有个把毕不了业，拿不上学位的，就会出现纠纷，甚至对簿公堂。
第六，先生主张给人才成长的环境，主张因材施教。他说：“人的天性禀赋是不一样的，用一种模式培养人才，只会削足适履，造成‘南橘北枳’的结果。”但现在，我们这些当教师的，能够为自己的学生，创造一些什么样的适合他们成长的环境，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
先生已经辞世，情况并未改观。需要我们从自己开始，一点一滴地做。
2009年8月5日至30日于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