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1963年结集出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其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最早成果，其中关于佛学研究的文章被毛泽东称赞为“凤毛麟角”。
由反思“中华真精神”到接受马克思主义
任继愈先生（1916—2009）出生于山东平原县一户殷实之家。1931 年，考上北平大学附属高中。求学期间，他读到胡适、梁启超、唐兰、冯友兰等关于老子年代的讨论，并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934年，任先生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先是淞沪会战失利，接着南京沦陷，日寇进逼武汉。在此危局中，中国人民“与强寇周旋，断头抉胸，死不旋踵”，这在任先生看来，正是“有深厚不拔之基，有一段真精神在”，而这一负载中华真精神的文化，就是儒学。然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把儒学作为奴化中国人民的思想武器。日军在华北扶植的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以《卿云歌》为“国歌”，其伪币印孔子像，每年举行隆重的祭孔活动。日本侵略者还推行所谓“皇王一道”，宣称孔孟王道和日本皇道思想一脉相承。现实与学问的矛盾，促使任先生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
抗战期间，身处西南联大的任先生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深感国民党救国无望。因此，他和中共地下党员汪子嵩、马识途等人来往逐渐密切。
抗战胜利后，民众和平建国的呼声日渐高涨。然而，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随后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在内战中大发横财，贪腐程度更甚于抗战时期。1948年底，国民党到了全面崩溃的前夕，蒋介石开始经营台湾，制订了所谓“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然而，除胡适等少数人外，中央研究院80 余位院士中的绝大多数都留在大陆，他们留下的共同原因，就是对国民党政权的极度失望。这是一段黑暗的岁月，是中国社会即将发生转折的黎明时期，也是任先生的苦闷时期，他不断在变动的时局中寻找救国的真理。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5月9日，周恩来到北京大学参加座谈会，发表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讲话。此后，各大学组织多场报告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不少干部，向学生和教师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如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的谢觉哉讲民主和法治，陈毅讲苏区革命史，郭沫若、胡绳讲北伐战争，丁玲讲解放区文化生活，等等。1951年，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组织全校教师进行40多天的学习，动员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任先生作为北大青年教师，积极参加实践活动，并取得优异成绩。同时，任先生还主动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
学习马克思主义，使任先生摒弃了一些旧观念，开拓了新视野，并逐渐树立起新的世界观。他积极参加土地改革，与农民共同生活，深切感受到，“过去儒学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虚的。即使古人真正这样想的，也救不了天下，救不了人民”。在经历多方苦难和多年求索之后，他找到了真理——马克思主义。此后，任先生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宗教问题的道路。
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
自1956年开始，任继愈先生撰写、发表了一系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佛教研究文章，如《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1956）、《禅宗哲学思想略论》（1957）、《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1960）、《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1961）、《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1962）、《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1963） 等，并于1963年集结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当时，毛泽东对中国宗教研究状况的判断是，“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这是毛泽东对任先生的肯定，也表明建立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宗教研究机构已迫在眉睫。
毛泽东还对宗教研究提出具体要求——“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不研究宗教，就没有宗教方面的知识，有了宗教方面的知识而不批判神学，就写不好各种学术史。然而以往的宗教研究缺乏自觉批判神学的意识，所以，任先生关于佛学的几篇文章，才如同“凤毛麟角”一样珍稀。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区别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本特点，任先生将其概括为“研究宗教，批判神学”。任先生开创的宗教学研究，正是在这个方向上行进的，即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而不是一般的、在其他方向上行进的宗教学研究。
1964年，经过紧张筹备，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任先生成为首任所长。他注重人才培养与资料积累，从建所之初到改革开放，研究所聚集了100多位宗教学研究人员。1978年，研究所招收第一批研究生23 名，任先生任导师，他在繁忙的所务和研究工作外，每周授课三个半天，亲自指导学生的学习和研究。此外，在任先生积极推动和指导下，世界宗教研究所图书馆收集了当时国内最齐全的宗教类书籍。
除保证研究工作正常进行外，任先生还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的发展。
第一，创办杂志。基于当时国内没有一本“可看”的宗教学刊物，研究所先后创办了《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资料》，均由任先生题写刊名，指导编辑工作。前者是国内首创的宗教学专业学术期刊，影响了一代代学人；后者则是世界宗教文化研究的前沿窗口。二者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者发表研究成果、了解学术动态的阵地。
第二，创立学会。为壮大研究队伍，团结更多宗教学研究者，任先生经多方奔走和努力，以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人员为基本队伍，创建中国宗教学学会和中国无神论学会，并分别担任会长和理事长。中国宗教学学会偏重研究宗教学理论和宗教思想，中国无神论学会则偏重批判宗教神学。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无神论”，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宗教研究机构，必须始终贯彻对宗教神学的批判。
第三，制订规划。1979年2月，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召开，会上讨论了任先生主持制订的1979—1985年宗教学研究规划。这是中国第一次将宗教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门类制订研究规划，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发展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
第四，编撰著作。任先生率领研究所同仁，主编了《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词典》《道藏提要》，总主编包括《佛教史》《道教史》《伊斯兰教史》《基督教史》在内的“宗教史丛书”。这些著作不仅推进了当时的研究，而且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作了充足的资料和理论准备。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任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研究各种宗教的产生、发展及其走向消亡的规律的科学；宗教学既要研究各种宗教的历史、现状、教派、教义、经典以及宗教在社会历史上的作用，也要研究科学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无产阶级对待宗教的政策等方面。”他希望以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宗教学研究队伍为骨干，团结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使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的学术研究繁荣起来，顺利地发展，不断地向新的水平前进”。
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宗教学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腾飞，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飞速提高，文化娱乐生活更加丰富。然而，自1979年开始，在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一股假借“科学”名义的“特异功能热”迅速发展起来。从1979年3月四川省一个小学生宣称可以用耳朵认字开始，到自称有超自然特异功能的所谓“气功大师”的涌现，这类新的造神运动达到了顶点。
与之相呼应的是，宗教学领域开始有人质疑“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术合理性。他们宣称，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的论述，只可称为“宗教观”，而不是“宗教学”。与此相关，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无神论学会的活动停止十年之久，出现了“有神论有人讲，无神论无人讲”的怪象。在此背景下，有人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能否指导宗教学研究。
面对这种局面，任先生一方面继续著书立说，主持整理《中华大藏经》正编和续编，主编《中华大典》，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发展准备资料；另一方面联合自然科学家，于1997年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坚定宣传无神论。1999年，任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一文，指出相信特异功能就是愚昧的表现，在思想上脱愚与经济脱贫同等重要。此后他又多次发表文章，呼吁要坚定地宣传无神论，并创办了《科学与无神论》杂志。这是我国无神论研究、宣传和教育事业的新起点，“无神论无人讲”的局面得到改观。直到以90多岁高龄病重住院时，任先生仍在病床上与有关人员商讨创办“无神论研究室”事宜。
随着无神论宣传的必要性逐渐得到党内外人士的肯定与支持，“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概念的科学性也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越来越多的宗教学研究者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不仅是一种宗教观，而且是一种内容丰富、理论深刻、体系完备、判断正确的宗教学，即马克思主义宗教学。2021年12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明确提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的任务，我们相信，如同任先生期望的那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一定会蓬勃发展，枝繁叶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