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矗立起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郭沫若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存在于过去、现在，也将存在于将来。在他留给后人的丰富的史学遗产中，史学理论方面的遗产，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他的半个世纪的史学生涯，在史学理论方面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既反映了他个人的追求，也反映了本世纪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趋势。

一、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

人们认识历史、研究历史、解释历史，应当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在这个问题上，郭沫若走在他同时代的学人的前头。这除了客观历史条件起了重要的作用外，他在主观上的努力也使他成了一位“先知”者。郭沫若认为，近代的科学方法，近代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他的历史研究，是很重要的。但是，确立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是更重要的。他强调说：“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1]

这种认识，给了郭沫若巨大的智慧和胆识，把恩格斯作为自己的“向导”，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并把它称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创造精神：“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2]他针对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的学术思潮，断然认为，只有掌握辩证唯物论的观念，才能对“国故”做出正确的解释。1920年，李大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在历史思想上率先提出唯物史观对于研究历史的重要，指出：“研究历史的重要用处，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并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成绩的良否，全靠所据的事实确实与否和那所用的解释法适当与否。”[3]郭沫若所做的研究，正是这种开创性工作。他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期间对于中国历史的卓有成就的研究，以及他对唯物史观、对“辩证唯物论的观念”之重要性的见识，把李大钊的认识丰富了、发展了、具体化了。同时，郭沫若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位杰出的先驱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以更大的热情在历史学界倡导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他还始终把学习唯物史观同研究中国历史、说明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结合在一起。

郭沫若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同他重视史家确立正确的世界观的认识是一致的。他在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新版所写的引言中指出：“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4]这是强调了“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和“丰富的正确的材料”，都是研究历史所不可缺少的。他还指出：“任何研究，首先是占有尽可能接触的材料，其次是具体分析，其次是得出结论。”这可以被看作他对历史研究方法论模式的简要概括。从重要性来看，历史观点是“先决问题”；从研究程序来看，“首先”要占有材料。他把两者的关系阐说得很清楚。时至今日，这些论述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二、关于史学与时代

史学同社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郭沫若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开始就自觉地认识到把研究中国历史同中国革命任务密切地结合起来，从而把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发展到现代意义的高度，赋予它以崭新的含义。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5]在大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于1929年写出这些话，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深沉和对于“未来社会”的信念。历史学的时代价值之高和社会作用之大，从郭沫若的这一论述中得到了极有力的说明。如果说郭沫若的文学作品、艺术创作，是时代的号角、历史行程的记录，那么他的史著和史论，便是在更深层的历史意识上揭示出时代的使命和未来社会的去向。

郭沫若对史学与时代之关系的认识，蕴含在他的丰富的历史撰述中，可以说他是真正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之中”的历史表述艺术。大凡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的人，都会从他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迪，以至于引起思想上的震撼。他的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泽东“当作整风文件看待”，被评价为“有大益于中国人民”，“精神决不会白费的”。这一事例，再一次表明郭沫若在史学与时代的认识上高出于他同时代的许多学人。即便是后人，如果不能从这一意义上去认识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是难得对它做出正确的评价的。1959年，郭沫若在讲到“历史研究的方向问题”时说：“在今天，作为学术研究总的方向来说，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史学研究的任务自然也不能例外。”[6]他的这个论点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许多具体的设想，在今天的史学工作中仍具有指导的意义和参考的价值。

三、关于批判、继承和创新

郭沫若自称是“生在过渡时代的人”，先后接受过“旧式教育”和“新式教育”[7]，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由旧而新的转变中，在从“知其然”而追求“知其所以然”的过程中，他一直在走着一条批判、继承、创新的路。对此，郭沫若有深刻的感受和认识。他指出：“我们要跳出了‘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不懂“国学”，当然谈不上“跳出”；掌握了“国学”而又能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它，就可能对国学有新的认识，进而提出创造性的见解。这里包含着批判、继承和创新的辩证法。郭沫若对古代社会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未来社会”的“去向”，即认为历史、现实、未来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他研究古代学说思想，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说：“我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立场来阐明各家学说的真相。我并不是以一个宣教师的态度企图传播任何教条。在现代要恢复古代的东西，无论所恢复的是那一家，事实上都是时代错误。但人类总是在向前发展的。在现代以前的历史时代虽然都是在暗中摸索，经过曲折纡回的路径，却也和蜗牛一样在前进。因而古代的学说也并不是全无可取，而可取的部分大率已溶汇在现代的进步思想里面了。”[8]这是用思想发展的辩证法来说明对待思想遗产应取的辩证态度。郭沫若的史学实践和这些理论性认识，对于当前的历史研究、思想文化研究中有关批判、继承和创新的一些重要问题，依然有借鉴的作用。

郭沫若的史学理论遗产，还表现在其他不少方面，其中如关于自我批判的自觉意识和理论勇气，贯穿于他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许多论著中，从而发展了中国史家重视自我修养的优良传统，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继承。

[1]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页。

[2]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3]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39页。

[4]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

[5]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6]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7页。

[7] 参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页。

[8]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