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文明史上，自史学产生以后，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的社会功能。从中国史学发展来看，春秋时期，人们认识到运用史书作为教材，向青年贵族进行历史教育和道德教育。战国时期，人们认识到史书在惩恶劝善方面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认识到“前言往行”对于自身“畜德”的重要。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往往也要征引史书中记载的史事或言论，以论证自己的学说，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文明进程中潜移默化地、极其自然地发生和发展着。不论人们是否已经自觉地认识到，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思维的转换，即人们是从认识史学而走向认识历史，进而从历史中获得种种启示和教益，包括社会的、道德的、思想的等方面。那么，这种思维的转换是怎样被人们认识到并从自觉阶段走向理性阶段的呢？本文旨在梳理、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们的这一思维的转换过程及其思想成果，亦即其史学观的理论发展过程。
一、人们从史学而认识历史
先秦秦汉时期，人们对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已经提出了各自的见解，而孔子、孟子、司马迁、班彪、班固等人的见解尤其具有时代的特点，并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人们已经具有通过阅读史书和文献而认识历史的思想。[1]东汉班彪因司马迁作《史记》而受到启发，更加明确地指出史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作用，他说：“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2]这把史书对于人们能够“知古”“观前”的作用表述得十分清楚了，而且还把这种作用比之于“圣人之耳目”。
魏晋以后，随着中国史学的不断发展，其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们对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认识也不断深入，显示出一定的理论特色。大致说来，这种认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当时社会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的参考；二是重视制度史的撰述，从制度层面阐说治国安邦之道；三是阐述史学乃是人们认识历史、传承文明的路径和载体。这三个方面，都贯穿着史学的求真与经世，以及人们读史有裨于畜德与明道的思想传统。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人们对史学的社会功能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更开阔的认识，因而在理论上也有了新的进展。这里，我们着重讨论第三个方面的问题。
中国史学表明，从史学出现以后，它事实上在发挥着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同时也在承担着传承文明的作用。但是，当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能够自觉地从理论上认识这一点，并准确地把这一认识表述出来，那是南北朝以后的事情了。南朝梁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开篇写道：“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意谓今人要知道往古之事，依靠的是“载籍”。当然，这里说的“古”含义是很宽泛的，包括“载籍”中所记录的远古的传说。但从刘勰所记的性质来看，“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无疑是一个精练的确论。
此后，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对于史学在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和传承文明的社会功能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理论意义的问题和相关的阐述，成为古代史学理论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唐高祖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的《修晋书诏》，是较早地明确提出这方面认识的两篇文字。武德四年（621年），大臣令狐德棻向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提出撰修前朝史的建议，他认为：“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3]从这个建议来看，令狐德棻是一个很有历史见识和政治眼光的人，他后来参与了唐初一系列的史学活动，表明了他作为唐代史学之开山的突出地位。[4]唐高祖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于次年下达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诏书写道：
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伏牺以降，周、秦斯及，两汉传绪，三国受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自有魏南徙，乘机抚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而简牍未编，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倏焉将坠。朕握图驭宇，长世字人，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5]
从这篇诏书所述，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强调了“史官记事”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即“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二是对于前代历史，如魏、周、隋、梁、北齐、陈等南北各朝，均做同等看待，反映了一个统一朝代君主的宏大胸怀；三是指出撰修前朝史的重大意义，即“方立典谟，永垂宪则”，“有怀撰次，实资良直”。从令狐德棻的建议到唐高祖的诏书，都不是一般的讨论史书“惩恶劝善”的社会功能，而是把史书和修史看作政治上一件承前启后的历史性的工作。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的《修晋书诏》把史书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使之更为具体，更便于人们理解。诏书写道：
朕拯溺师旋，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遂因暇日，详观典府，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自沮诵摄官之后，伯阳载笔之前，列代史臣，皆有删著。仲尼修而采《梼杌》，倚相诵而阐《丘坟》。降自西京，班、马腾其茂实；逮于东汉，范、谢振其芳声。蕞尔当途，陈寿敷其《国志》；眇哉刘宋，沈约裁其帝籍。至梁、陈、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录：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6]
这一段话，是从总体上阐说了通过阅读史书而认识了历史，使之“神交千祀之外”，继而称赞史官和文字的结合而产生了史籍，进而发出了“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的感叹。可以认为，这是从根本上道出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倘无史学的这种功能，则任何“惩恶劝善”，任何历史借鉴，都只能依靠口耳相传而难以求得其实，以致湮没无闻。唐高祖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说的“顾彼湮没，用深轸悼”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般说来，皇帝诏书由大臣起草，经皇帝认可而颁发的。上述两道诏书，不论出于大臣之手还是出于史官之手，都反映了唐初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对史学的这一社会功能的深刻认识，并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而发布出来。当然，唐初的史官、史家们，也对此直接发表过明确的见解。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史臣们撰写《五代史志》（即《隋书志》），其总序开篇阐述了“经籍”对于“匹夫”“王者”和社会的极其重大的作用，“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同时，又借用班彪之语说：“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又说：“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7]这里，不只是阐述史籍的作用，而是综论全部“经籍”，即经、史、子、集、佛、道的文献。但归根结底，有两点非常明确，一是“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是“经籍”的作用；二是“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正是这两点，把史学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传承文明的作用都讲到了。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逆向考察：唐初史家的上述言论，证明班彪所言极是；班彪说的“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由观前”的话，证明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所言极是；司马迁的这一见解，证明《周易·象上·大畜》所谓“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之古训所言极是，等等，都可以归结为“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这一无可比拟的史学之认识历史的功能和传承文明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唐太宗会发出“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的赞叹。
二、对史学社会功能认识的理性发展
上距唐太宗颁发《修晋书诏》六十余年，史学家刘知幾在他撰写的《史通》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他写道：
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8]
同上举两道诏书的庄严堂皇的用语相比，刘知幾的表述格外显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又耐人寻味。他首先提出历史上善恶同在如何区分的问题，接着用“史官不绝，竹帛长存”的优良传统回答了这个“难题”，进而说到人们因拥有史书而可以“神交万古”“穷览千载”，于是可以“思齐”，可以“自省”，进而揭示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这一意义重大的结论。
不论是“多识前古”“神交千祀”，还是“神交万古，穷览千载”，在此前的士人那里，本是重复了无数次的活动，而这些极平常的活动对人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社会进程会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却饱含着史学之深层价值的所在。经上述两道诏书和刘知幾等史学家的有关论说，真正从本质上揭示了史学存在于人类文明社会的必要性及其最根本的社会功能所在。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史学这种对于人们认识历史和传承文明的重要作用，在以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皇朝之下，同样受到高度重视。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当时南宋尚未灭亡，全国尚未平定，时任“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的王鹗，即上奏元世祖，建议设立专门机构纂修实录及辽、金二史，他写道：“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无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久而遗忘，宜置局纂就实录，附修辽、金二史。”他又写道：“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馆学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开创之后，设内外学士院，史册灿然，号称文治。堂堂国朝，岂无英才如唐、宋者乎！”[9]王鹗的奏章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开宗明义指出“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若不乘时纂修本朝史，“窃恐久而遗忘”，这是把史学之有助于认识历史和传承文明二者也都讲到了。二是他举唐、宋为例，并以其为榜样来建议元世祖，并得到“皆从之”的回应。由此可见，史学的这一本质性的社会功能对促进各族的历史文化认同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王鹗的奏章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华文明发展之连续性的特点。
在中国史学上，这种史学使人们认识历史和传承文明的理性自觉，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来。这就是明朝统治者重实录而不修国史，因而引起学人的诸多忧虑，不解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建言者有之，反映了学人对本朝国史的重视。正是在这种史学氛围中，娄坚的《读史商语序》却道出了不俗之言，可以上承先贤之意，他写道：
古今之变，圣人之所不能违也。而史于是焉重？固得失之林，而法戒之所从出也。史盖莫备于周，既经秦火而其书不尽传。汉初藏于民间者，相继复出于时，老生宿儒往往亦口传而笔授，若《春秋》一经，而《公羊》、《穀梁》、《左氏》专门之学，凡三家并行于世。非周监二代，一何文之郁郁若是盛哉！迁、固以降，何代无史氏，何国无史书，至天下分为南北而史益踳驳，然至于今而尤得论其世者，固赖夫史之各有传也。是故胜国之绪余，而兴王必垂于纪。录前人之否臧，而后嗣亟为之叙次，惧夫迹之湮，而遂至于无可考耳。此诚王者所以垂宪百代之深意也。[10]
这段话很有见地，也很有力量。作者是从史学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古今之变”，这是“圣人”也不能违背的；而史书所记得失正是“法戒”产生的根据。当今人们还能反过来去评论某一时代，不正是因为有史书的存在吗，可见修史的重要。
以上这些足以说明，当真理被人们所认识并表述出来时，常常显得很自然、很平实。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的主要途径，是文明传承的载体，这一重大思想成果的产生也是如此。
三、从认识史学到认识历史的丰富性
人们从认识史学走向认识历史的认识活动，其中包含着这样一条客观规律，即随着史学的发展和史书体裁的演变与丰富，人们通过史学认识历史的途径越来越多，进而从理论上对这一认识活动的概括也就越来越明确。
刘知幾《史通·二体》篇针对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和长处，指出：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岁时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
……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11]
这是对“二体”长处的概括，实质上也是人们通过这两种体裁的史书去认识历史的两种途径。其中，纪传体史书可以被认为是帮助人们全面认识历史的途径，但需要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善于综合纪传体史书各部分所提供的历史知识，使这一认识活动收到融会贯通的效果。至于编年体史书，以年代顺序记事，是其一大优点，而于历史人物及其主要言论涉及不多，因而需要从其他的史书体裁所记历史内容来补充这一认识活动，以丰富对历史的认识。
杜佑《通典》一书，为人们从制度层面提供了认识社会历史演变的途径，提供了人们对国家职能及其政治结构之整体认识的清晰思路和逻辑联系。时人李翰《通典序》对此做了明确的阐述：
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故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凡有八门，勒成二百卷，号曰《通典》。非圣人之书，乖圣人微旨，不取焉，恶烦杂也。事非经国礼法程制，亦所不录，弃无益也。若使学者得而观之，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为功易而速，为学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径，其文甚详而不烦，推而通，放而准，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不假从师聚学，而区以别矣。非聪明独见之士，孰能修之。[12]
李翰序文的主旨是论述《通典》作者的经世致用的撰述旨趣，同时也阐述了《通典》一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价值。这一认识把刘知幾所说的“志以总括遗漏”的思想提高到崭新的境界。
当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13]，撰成《资治通鉴》一书并盛行于世时，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的成就达到了它的高峰。于是元代史家马端临概括了《通典》和《资治通鉴》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不同途径及其重要意义。他指出：“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又说：“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14]同刘知幾、李翰一样，马端临论述《通典》和《资治通鉴》二书内容的特点，同时也是指出了人们通过《通典》《资治通鉴》去认识历史的两条途径：前者是“典章经制”的途径，后者是“理乱兴衰”的途径。应当指出，李翰、马端临同刘知幾的论述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即李翰、马端临的论述，在讲到史书内容及其特点时，都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思想，而刘知幾则只是就史书内容进行分析。
《资治通鉴》问世后，续作者、改编者、注释者蜂起，产生了许多新的历史著作。其中，南宋史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是重要的代表性著作之一。《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都是记事之书，前者重视事件的时间顺序，故于同一时间并列同时发生的诸多事件，依时间推移而逐一记之；后者重视每一事件之本末，故所记之事，皆一一详其始终。在中国古代学人的思维模式中，历来是重视事物的“本末”“终始”“源流”的。《礼记·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荀子·富国》也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的说法。这里说的“本末”，有轻重、主次之意，也有详其始末、源流之意。司马迁撰《史记》，旨趣之一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15]。他在讲到自己的不幸遭遇时，也说“事本末未易明也”[16]。唐人皇甫湜撰《编年纪传论》，文中亦有“尽事之本末”[17]之句。任何客观历史事件，总是有本有末，有始有终。史学家通过纷繁的历史现象，原始察终，阐本述末，以记述一个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是历史撰述中主体反映客体的基本特征。《左传》中已包含了这一认识和表述历史的特征。即以编年、纪传二体的全貌来看，这种认识和表述历史的特征也都是存在的，只是或被编年记事所限，或被纪表志传所隔，不能一目了然罢了。史书体裁的辩证发展和史家在认识历史上的渊源以及史家所处社会环境提出的要求，终于促成了中国史学上第四种主要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的成熟和发展。
南宋史学家袁枢是采用纪事本末的形式撰成独立的历史著作的第一人。《宋史》本传说他“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18]。这个简略的记载说明，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出现，除了上面讲的那些原因之外，也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具体条件，这就是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的问世及其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影响。
袁枢把“浩博”的《资治通鉴》“区别”为239“事”，因事命篇，合为42卷。而所谓“贯通”，一则是指每事皆详其本末，明其首尾；一则是指事与事之间略依时间先后编次。全书以“三家分晋”开篇，以“世宗征淮南”收卷，仍保持通史的体例。对于不便独立成篇的事件，则附于有关事件之下；而于篇名之下，有时也注明人名或具体事目，使观者一目了然。全书卷次、所述史事的时期、事目多寡如下：卷1，述战国与秦事，事目3；卷2至卷8，述两汉事，事目43；卷9至卷12，述三国西晋事，事目18；卷13至18，述东晋十六国事，事目44；卷19至卷26，述南北朝与隋事，事目48；卷27至38，述唐事，事目62；卷39至卷42，述五代十国事，事目20。由此可以看出《通鉴纪事本末》一书的结构及其详略所在，以及它的通史特点。
自称跟袁枢“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相劳苦，相乐，且相楙于学”的著名诗人杨万里，于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为《通鉴纪事本末》作序。序中讲到了本书特点和价值。他概括本书的特点是：“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甚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其于治乱存亡，盖病之源、医之方也。”[19]道出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主要特点，即阐述一件史事的结果之前，总要先阐述它的起因；说明一件史事的发生，总要渐次说到它的发展。中间四句，是评价本书在文字表述上的成功。末了两句，是强调本书对历史上治乱存亡的总结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序文一方面指出本书克服了《资治通鉴》“事以年隔，年以事析”的状态，一方面也认为本书是“入《通鉴》之户”的路径，还是肯定了《通鉴》的史学地位。
纪事本末体史书不同于以往编年、纪传、典制三种史书各以时间、人物、制度为纲，而是以事件为纲，着意于叙述每一件重大史事的发展过程、因果关系及其产生的影响。若干件重大史事的连缀，又会使人们在更长的时段和更大的空间里认识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因果关系，以及在更大范围里的影响。这是史家在认识历史上的发展和深化。此外，这种体裁的基本形式是因事立目，较少受到体例上的局限，有广阔的容量来容纳诸多史事，使形式和内容更便于协调一致。只要取舍适当，就能使史书内容丰满而形式又不显得臃肿。这两点，是它在历史认识上和历史编纂上的主要特点。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本源自历史本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史学的发展，人们对过往历史的认识不能不依据史书所记载的“历史”，这是从客体到主体，再由主体到客体循环往复的辩证关系。中国史学以其时代的连续性、内容的丰富性、体裁的多样性，为人们从认识史学走向认识历史、认识文明的传承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1] 《国语·楚语上》记楚大夫申叔时语：“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而戒惧焉”，等等。《论语·为政》记孔子语：“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八佾》又记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2]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6～1327页。
[3]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
[4] 参见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7～172页。
[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
[6] 宋敏求等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7]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03～904页。
[8]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3～304页。
[9] 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六十《王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757页。
[10] 娄坚：《读史商语》卷首序，见《续修四库全书》第4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9～370页。
[11] 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28页。
[12] 杜佑：《通典》序，李翰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页。
[1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进书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页。
[14]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15]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
[16]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29页。
[17]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二《编年纪传论》，皇甫湜撰，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876页。
[18] 脱脱等：《宋史》卷三百八十九《袁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34页。
[19]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首《通鉴纪事本末叙》，杨万里撰，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