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历史学应根据自身特点、积累及现状，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第一，以丰富史学遗产为依托，以重大历史问题和史学问题为研究主干，立足新时代，提出新认识；第二，以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为参照，培育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史学新风貌；第三，“两个结合”是史学传承创新的必由之路；第四，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使命的新时代史学，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目标。
一、以丰富史学遗产为依托，以重大问题为研究主干
中国史学在三千多年的持续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遗产，包括史学思想、著作、传统的遗产，是当今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资源和依托。20世纪60年代初，白寿彝先生发表《谈史学遗产》一文，指出史学遗产研究的几个重要方面：对历史观的研究，对历史观点在史学中地位的研究，对史学工作社会作用的研究，对史料学遗产和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对各历史问题的前人成果的研究，对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对历史启蒙书遗产的研究等。他把这些内容比作“花圃”和“花”，意在强调它们具有重要价值。1981年，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研究》上连续发表4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文章，对推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史研究的发展产生重大积极影响。在当时史学界“理论热”氛围和《中华大典·历史典》编纂工作中，我们还深刻认识到历史理论遗产、史学理论遗产及史学批评遗产的重要性，将它们看作对白寿彝先生史学遗产论的补充发展。这些方面的史学遗产既反映古代史学的基本面貌，也是现代史学进一步发展的资源。以历史编纂学遗产为例，它涉及采撰、书事、叙事、直书等方面，在体裁体例上有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等多种形态，相较于当今史著的主要形式——章节体，要丰富得多。再如历史理论遗产，主要涉及天人古今、时势理道等观念，即人类社会发展的古今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历史形势的变化及其法则等。显然，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不能不以史学遗产为依托，赋予其现代价值。反之，如果脱离甚至抛弃中国史学遗产的宝贵资源，而引用一些“新奇”概念来谈论和评价中国史学，只会陷于错误、荒谬之中。
在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中，有一些重大问题仍值得当今学者继续深入研究。如司马迁《史记》记载战国、秦汉间历史，提出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战国时期，弱小的秦国怎样经过变法发展成强大诸侯国，进而先后灭掉其他六国、统一中国？强大的秦王朝又为什么成了一个短祚的朝代？楚汉战争中，为什么强大的项羽最终失败而势力较弱的刘邦却取得成功？面对经济凋敝的汉初社会，统治者实行怎样的政策恢复社会经济？处于盛世的汉武帝统治时期又出现了什么社会矛盾？司马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其中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在“太史公曰”中留下的启示，值得后人反复品味、解读。又如唐代史学家杜佑撰《通典》，指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都有许多落后的风俗，后因“中华”聚居处自然条件好，多出“圣哲”，改革了落后风俗，而夷狄聚居地自然条件不好，难出“圣哲”，故“多仍旧”。杜佑用自然条件差别来解释民族间文明发展程度的不同，在当时是相对进步的理论。他的理论是否也提醒后世，要注重发展自然条件较差地区的社会经济，以利于全社会的发展进步？再如，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纂《资治通鉴》，在一千多年纷繁复杂的历史中最着意于“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史事，是思想深刻的史学家。改朝换代，千头万绪，都不曾干扰他的撰述主旨。这一主旨关系一个朝代或一个国家的根本，给后世历史研究者以深刻启发：怎样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中的什么问题？
又再如元代史学家马端临作为有“会通”思想的史学家，在《文献通考》序言中提出一个他认为普遍的历史法则：“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我们不妨把它称为“马端临命题”。今天来看，“马端临命题”有合理之处，因为各个朝代的兴起都有不同的时势条件，其灭亡也各有具体原因，但历朝历代之制度都有继承关系，中华文明在制度方面是不曾中断、一脉相承的。但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所谓“不相因”的治乱盛衰其实也有“相因”之处。古代历朝历代的统治集团都是剥削者，贪得无厌、勾心斗角、互相残害是其不可改变的阶级本性。这种本性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使其走向灭亡，另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则乘势兴起。而典章经制的所谓“相因”，是就整体而言的，如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但“相因”不是绝对的，“相因”之中也有变化，即“相革”，也就是孔子说的“损益”。故商鞅论变法必要性时强调“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所谓“汉因秦制”也是就整体制度架构而言的，如秦的严刑峻法，汉朝就没有继承。后一朝代对前一朝代的制度弊病都会进行一定变革，“因”中必有“革”，汉之于秦如此，唐之于隋也如此。因此，我们对“马端临命题”应采辩证态度，既要肯定它的合理性，也要指出它的不足之处。而“马端临命题”背后蕴藏的如何总结中国政治史和制度史规律这一问题，值得后人进一步思考和解答。
在史学理论方面，唐代史家刘知幾认为“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后来者读史，“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论述了史学对做人和治国的重要性。如何以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论证刘知幾的说法，这种论证对今天的史学有何启示，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再如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重视史学的经世作用，引用唐人殷侑批评“史学废绝”现象、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加强“史科”的言论，指出：“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总结而言，要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须高度重视中国史学的丰富遗产，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作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含义与生命力。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
二、以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为参照，培育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史学新风貌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积累并形成许多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汇聚历代史学家智慧，是史学史中的宝藏。举其要者如下。
其一，深刻的历史意识传统。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到清人龚自珍倡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意识贯穿在从古到今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的思想中，是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层面。中国古代史学经历数千年而绵延不绝，史家、史著代有新出，史观、史法不断进步，正是中华民族具有深刻历史意识的反映。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英国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名家李约瑟，因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大部分商王之名在安阳出土甲骨文中得到证明，感慨地写道，“这一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传统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影响之大。
其二，恢宏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传统。历史视野方面，刘知幾评价司马迁《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这一特点使中国史学在初始阶段就具备宏伟阔大的规模气度，对后世影响极大。班固自述《汉书》记西汉两百多年史事，“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刘知幾评价《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史家能在一部断代史中叙及如此广阔丰富的内容，若无恢宏的历史视野是不可能做到的。《汉书》无愧于中国古代断代史撰述的典范。其后，唐代史家杜佑撰《通典》，宋代史家司马光主持编纂《资治通鉴》、郑樵撰《通志》，元代史家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清代史家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都继承发展了恢宏历史视野的传统，成就了不朽的史学事业。
时代精神方面，孔子修《春秋》，一方面尊王道，另一方面又重人事，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只有在秦汉大一统的历史条件下才可能诞生，前者撰写国家统一历史进程中多民族的历史，后者完备撰写西汉王朝之兴衰，都具备鲜明的时代精神。唐修《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南史》《北史》，摒弃“索虏”、“岛夷”蔑称，并在新修《晋书》中以“载记”形式肯定十六国的存在和成就，充分反映隋唐政治大一统的时代精神。元修辽、宋、金三史和清修《明史》、“续三通”、“清三通”，更展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巩固阶段的时代精神。恢宏历史视野和鲜明时代精神等优良传统，是当今史学应当努力继承并发扬光大的。
其三，经世致用的传统。中国先民很早就懂得历史对现实的意义，如《周易·大畜》言“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意为多了解前人的嘉言懿行，对培养德行、增益历史智慧是大有益处的。当时可能还未有史书，人们只凭口耳相传了解历史，却也产生了真知灼见。当社会发展到可通过阅读史书了解历史的时代，人们便更清楚地认识到历史对现实的意义。如孔子所修《春秋》是现存较早的史书，孟子指出，“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道出史学的经世功能。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把人们了解历史是为了从中得到借鉴的目的说得更清楚了。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深知历史和史学的重要性，认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这是真正感受到历史借鉴作用和史学经世价值而发出的感慨。杜佑撰《通典》，目的即在于经世致用：“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司马光主持编纂《资治通鉴》，进一步论述史学经世致用的目的，“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兴衰、得失、善恶、是非，概括了一定时期的历史形势和社会实践，展现出司马光深邃的历史思想和明确的现实关怀。后人对《资治通鉴》有续作、改作以及更换体裁的重作，证明其影响之大。
明清之际，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高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王夫之《读通鉴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是其中的代表。尤其是王夫之把中国古代史论推向新的高峰，《读通鉴论》中的4篇叙论更从理论层面阐释史学“资治”价值以及能发挥这种作用的原因，极具启示意义。
其四，史学家重视自我修养的传统。自孔子评价春秋时期晋国史官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后，“良史”成为人们对杰出史学家的敬称。西晋时，人们称颂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编年、纪传体孰优孰劣的争论引发“良史”标准的争论，唐人皇甫湜作《编年纪传论》，对“良史”标准作了概括：
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
在他看来，优秀史著重在内容，而形式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最重要的是“是非”判断符合“众人”看法，“善恶”评价合乎“圣人”之意，做到“不虚美，不隐恶”。这是对“良史”比较全面准确的总结，也可被视作对史家提出的要求。
史学批评家刘知幾也从理论层面论述了史学家应具备的修养。他在回答“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问题时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史才三长”的“史才”指史学家的综合素养，“才也，学也，识也”中的“才”指史学家的撰述表达能力。此论对后世影响甚大。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多次论及才、学、识三长，并以“史德”补充“史才三长”论。近人梁启超综合刘、章之说，将四长重新排序：“史德”为先，“史学”其次，“史识”再次，最后为“史才”。从关于“良史”的讨论到“史才三长”及“史德”论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史学家重视自我修养的传统，也反映了社会对史学工作者的极高期望。这对提升当今历史研究者的修养、培养史学人才、改进史学风貌，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两个结合”是史学传承创新的必由之路
优秀史学遗产和优良史学传统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基本资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这些基本资源若要走向现代，转化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部分，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尤其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毛泽东曾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正是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当今中国进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他站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化发展整体的高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这一真理，指出这种契合性表现在“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以及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相似等方面。“‘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
就历史学而言，中国优秀史学遗产和优良史学传统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也有许多契合之处。如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而中国具有重视历史、重视史学的悠久思想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历史，以探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为基本宗旨，而中国史家主张学习和研究历史使人“明理”、“明道”、“通古今之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同中国“衣食足则知荣辱”、“民以衣食为本”的思想也有相通之处；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历史的启示”，“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而中国史学主张“彰往察来”、“知古鉴今”、“以史为鉴”，如唐太宗“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王夫之曾细致分析历史的启示作用：
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则必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无取于似仁似义之浮谈，祗以致悔吝而无成者也。则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所固然矣。
“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这些认识能帮助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启示”论的理解，中国史学以史为鉴的思想传统也能因“历史的启示”论的滋养而走向现代。
在历史评价的方法论上，列宁有一段名言，“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也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这种历史地看待问题、尊重历史连续性的方法论，被称为“历史主义”。中国史学史上也有不少持类似观点的史学家。杜佑作《通典》，在叙述历史上主张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两种观点时，以自注形式评论道：
自五帝至于三王，相习建国之制，当时未先知封建则理，郡县则乱。而后人睹秦汉一家天下，分置列郡，有溃叛陵篡之祸，便以为先王建万国之时，本防其萌，务固其业，冀其分乐同忧，飨利共害之虑。乃将后事以酌前旨，岂非强为之说乎？
他批评主张分封者看到秦朝“祚促”和西汉曾有叛乱，就认为先王实行分封是早有预测的观点，认为这是以后来发生的事情推测前人意旨，是不可取的。清人章学诚同样认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他既讲到“世”（历史环境），又讲到“身处”（具体经历），主张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评价历史人物的文辞言行。杜佑、章学诚之论能充实列宁之论的文化生命，也能在列宁之论的引领下更新生长，富有现代意义。
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中还曾讨论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中国史学中一系列民本思想的关联，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以揭示历史规律为宗旨的本质与中国史学关于史学和明道关系论述的关联，阐明中国优秀的史学遗产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五千多年的丰富积累。两者在历史学方面的契合性是人类历史认识规律性的反映。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总体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有的认识发展成现代的科学理论体系，如马克思主义；有的长期处于朴素阶段，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若二者彼此结合，就都能得到丰富和提高。认识到两者契合性并将两者结合的取向，在一些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论述中已有端倪。
侯外庐在《中国历代大同理想》的小结中写道：“中国前代哲人虽然有着‘大同’的理想，但他们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科学地指出走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才能批判地吸收前代哲人梦想中的有价值的东西，才能把前人的美好理想变成现实。”可见中国历代“大同”思想的价值所在，更可见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伟大力量。
刘大年在《评近代经学》结束语中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能与中国固有文化结合起来的原因，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是可以沟通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内在的根据”。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国文化现阶段的重要发展。”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时曾说，“多年以来我们有个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点都是历史唯心论，好象是一无可取”，但他认为，“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自慎到、韩非以后，说势，说理，不尽相同，但对于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的观察，都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是有唯物主义因素的。我想，这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研究这种萌芽的思想，对于史学遗产的理解，有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若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活动，必产生伟大的成果：“‘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四、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使命的新时代史学，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目标
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使命的新时代史学，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目标，任重道远，前途光明。依笔者浅见，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第一，理论研究方面，首要任务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理论知识体系，包括自主的历史理论知识体系和史学理论知识体系。
历史理论层面，中国古代史学家在天人古今、时势理道、治国理政、嘉谋善治、治乱盛衰等方面都有丰富论述，其中不乏佳篇杰作，涉及国家、民族、人口、地理、土地、资源、制度设施、风俗、杰出人物等丰富内容。王夫之读《资治通鉴》而发论，是因为“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抑岂曰此所论者立一成之侀，而终古不易也哉”。可见理论运用之广泛，理论发展之不可穷尽。为提高中国学者对历史理论遗产的认识，驳斥某些外国学者称中国史学没有理论的谬说，须总结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的优秀遗产，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史学遗产进一步结合，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理论知识体系。
史学理论层面，唯物史观是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共同的理论基础，但各学科也各有独特理论。就史学而言，涉及史学理论的问题有：史学的本质是什么？史学有什么社会作用？史学成果（著作）形成的原则要求和方法是什么？史学家怎样提升自身的史学修养？史学批评（反思）有何价值？中国史学形成了哪些优良传统？等等。中国史学史上有大量专论、专文、专著对这些问题作了论述，包含丰富的史学概念、观点和术语，形成中国传统史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研究和总结这方面的史学遗产，对建构中国自主的史学理论知识体系、推进“三大体系”建设大有裨益。
第二，历史研究方面，要关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成、演变、发展史，研究它的丰富内容和特点，研究它的包容性和凝聚力，分析它在各族交往中的功能和作用，进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阐述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只有认真进行这些研究，才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正确全面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到实处。
当代史学工作者要研究阐释中国史学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这些认识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存在许多契合之处，可以加深我们对二者“结合”及其意义的理解。中国古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改革家多对历史发展趋势及其阶段性特点有着自己的看法，先秦、秦汉时期就表现得十分清晰。如商鞅在论述变法合理性时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认为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到文王、武王是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韩非把历史划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分别论述各阶段人们的生活、生产状况及其特点，认为是“人民少而财有余”还是“人民众而货财寡”解释了社会的治与乱。司马迁著《史记》的主旨之一是“通古今之变”，对历史进程的描述、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更清晰具体。从《五帝本纪》到夏、殷、周诸本纪和《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从《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到《六国年表》再到《秦楚之际月表》，一目了然。他称赞商鞅变法，肯定秦朝的成功以及汉朝的兴盛，证明他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值得注意的是，历代史学家、思想家都肯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司马迁《史记》描写众多历史人物的言行，发展了中国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认为从皇帝、诸侯到名臣，从工商业者到农民大众，都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唐代柳宗元在《贞符》中批评自董仲舒以来“三代受命之符”的说法，认为是“淫巫瞽史”之言，指出人类在自然条件下“噬禽兽，咀果谷，合偶而居”，后因争夺生活资料而发生争斗，乃有“强有力者出而治之”，才有“君臣什伍之法立”，描述了从无阶级社会到国家产生的历史发展进程。他的《封建论》更指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不认为分封制出自所谓圣人的安排，而是形势使然。《贞符》以“生人之意”与“天命”对立，《封建论》以“势”与“圣人之意”对立，虽各有历史局限性，但都包含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历史撰述和理论阐释中，司马迁与柳宗元都强调人（包括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存在不同程度的契合。
当代史学工作者要研究历史上最基本的生产关系问题。中国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重视不同时期田亩、户、口的记载，将它们与历史发展的进程联系起来。而马克思也强调土地对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它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离开了土地，生产和生存不能维持，共同体无法出现，民族的形成、国家的建立更是不可想象。
第三，世界文明研究方面，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不是封闭的体系，不是只看到“自我”的体系，以自主的立场研究世界、研究世界文明，同样十分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在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热烈响应。如下这些问题，无疑是学术界、理论界必须关注的：“三大倡议”提出的世界背景为何？它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三大倡议”显示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怎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答将极大提高我们对人类前途命运、人类文明发展的认识，也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当代意识和世界意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现代化是一个什么概念？中国式现代化与以往的现代化有何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对世界历史有怎样的意义？这些都是当代学人有责任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在世界史研究领域，要研究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古今中西之争”。中华文化主张“通古今之变”，不赞成古今割裂，主张“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借鉴人类文明中所有有益的文化成果，不赞成中西对立、冲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要加强地区国别史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这方面的研究对借鉴历史、关注现实、展望未来，尤其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十分重要的。要加强国家类型研究，这是认识世界的必然要求，也是更深刻地认识中国何以成为社会主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必然要求。
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使命的新时代史学，是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也必然是一个百花盛开的园地。各个方向、各个学科的史学工作者都有展示本方向、本学科创新所得的机会。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必将掀开新时代史学前所未有的辉煌篇章。
结语
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具有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的作用。我们尊重外国史学和域外文明，但对涉及中国史学与中华文化者，借用刘知幾的话说，就是：“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广泛接触吸收外来文化是必要的，关键在于一个“择”字：凡对中国史学与中华文化的理解、阐释有所裨益者，取之；对中国史学与中华文化有所曲解、诋毁甚至企图用各种名目方法“解构”中国史学与中华文化者，或辩之，或弃之。这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必须坚持的原则，如此才可确保中国史学与中华文化健康发展。
（作者瞿林东，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