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丰富的史书体裁
史书体裁是史书编撰形式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历史编纂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史学家不仅在具体做法上有很多创造，而且在理论的说明上也有不少值得重视的论点。批判地总结这一部分遗产，对今天的史学工作，尤其是对今天的史书编著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的《隋书·经籍志》，把中国历史文献分为甲、乙、丙、丁，即经、史、子、集四部。其中史部包含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13类。以后的目录学家，大多沿袭这种分类并不断有所损益。至清代修撰《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书有15类。在这许多不同种类的史书中，包含着丰富的史书体裁，显示了我国古代史家讲求史书编撰形式的优良传统和辉煌成就。
史书体裁是史书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中国史学的童年时期，历史记载的形式比较简单，主要有记言、记事两种。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一方面记言、记事这两种古老的体裁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记言和记事相结合的史书逐渐多了起来，因而一些新的体裁不断出现，如编年体、纪传体、史评体、典制体、文征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以及图和表，等等，使我国史书在编撰形式上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景象。
二、关于编年体与纪传体的辩难
在这些体裁中，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史书出现比较早，如《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是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的作品。其后，继起者虽不乏其人，但编年体真正获得长足发展，是在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以后。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的纪传体史书，始创于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它包含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实际上是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东汉班固继承《史记》体裁而断代为史，撰成《汉书》。《史》《汉》问世以后，仿效者蜂起。至唐初以纪传体修撰八部前朝史[2]，这种体裁已得到充分发展，而先出的编年体反退居次要地位。故从《隋书·经籍志》开始，“乙部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3]，说明在实际运用上和社会影响上，晚出的纪传体已经超过了编年体。
但是，中国古代史家对这两种体裁的孰优孰劣，却是经过了几番深入的思考和长时期的争论的。这个争论，自晋迄唐尤为激烈。在这几百年的辩难当中，大致形成了以下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编年体优于纪传体。例如，东晋史家干宝“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根据是《左传》一书“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4]。北齐魏收曾以纪传体撰成《魏书》，但他却是纪传体的批评者，认为：“鲁史（按：指《春秋》——引者）既修，达者贻则，子长自拘纪传，不存师表。”[5]这种批评的口气是很严厉的。唐玄宗时，朝臣裴光庭提出：纪传体改变了《春秋》的体裁，“既挠乱前轨，又聋瞽后代。《春秋》之义，非圣人谁能修之”[6]。他进而倡议：“撰《续春秋经传》，自战国讫隋，表请天子修经，光庭等作传。”[7]他的这些主张，受到唐玄宗的赏识，然其计划并未能实现。这时，还有一位文史学家萧颖士，也积极提倡编年体，他说：“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于是，他“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8]。萧颖士撰的编年体史书未能流传下来，而他说的《史记》“失褒贬体”，确是一些赞成编年体的史家批评司马迁的主要原因。唐德宗时，出身于史官世家的柳冕十分强调地说：“（司马）迁之过，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使杨朱、墨子得非圣人。”又说：“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求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而迁舍之。《春秋》尚古，而迁变古，由不本于经也。”[9]柳冕出于史学世家，这种看法自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对纪传体的批评，具有较多的理论上的辩难的成分；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法者，凡例、褒贬是也”这句话。
第二种看法跟第一种看法相反，认为纪传体优于编年体。《后汉书》作者范晔在讲到他为什么采用纪传体撰史时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10]所谓“网罗一代，事义周悉”，是说纪传体能够容纳广泛的史事，更全面地反映作者的历史思想。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范晔的这些话可以说是讲得很中肯的。据《宋书·范晔传》载其《狱中与诸甥侄书》，有所谓“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的说法，范晔当有《纪传例》专篇，上引《隋书·魏澹传》所述范晔语，或许就出于这篇《纪传例》。唐初史家所修前朝八史，都采用纪传体。他们批评《晋纪》作者干宝和《晋阳秋》作者孙盛：“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书惜非正典。”[11]《晋纪》和《晋阳秋》都是编年体史书。在他们看来，编年体史书写得再好，也不能被视为“正典”，即所谓“正史”。这反映了唐初史家的看法。针对前人批评司马迁“变古法”“不本于经”“失褒贬体”等论点，唐代后期学者皇甫湜还撰《编年纪传论》予以驳难。这是一篇略带总结性的文字，兹节录如下：
论曰：古史编年，至汉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移之。历代论者，以迁为率私意，荡古法，纪传烦漫，不如编年。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
……
又编年之史，束于次第，牵于浑井，必举其大纲而简于叙事。是以多阙载，多逸文，乃别为著录，以备时之语言，而尽事之本末……子长病其然也，出太古之轨，凿无穷之门，作为纪、传、世家、表、志，首尾具叙录，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以是无愧。太初以来，千有余岁，史臣接躅，文人比踵，卒不能有所改张。奉而遵行，传以相授，斯亦奇矣。唯荀氏（按：指荀悦——引者）为《汉纪》、裴氏（按：指裴子野——引者）为《宋略》，强欲复古，皆为编年。然其善语嘉言、细事详正所遗多矣，如览正史，方能备明，则褒贬得失，章章于是矣。
今之作者，苟能遵纪传之体裁，同《春秋》之是非，文敌迁、固，直踪南、董，亦无上矣。倘谬乎此，则虽服仲尼之服，手握绝麟之笔，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谓之好古则可，顾其书何如哉。[12]
在几乎所有关于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辩难文字中，这可以被看作最精彩的一篇。它首先肯定：不论编年、纪传，只要做到“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都可以成为良史。这就比一般参加辩难的史家看得更全面一些。它还提出了编年体史书“多阙载，多逸文”的缺点和司马迁“出太古之轨，凿无穷之门”，创立纪传体的合理性。它最后强调了不懂得继承创新，只是简单地模仿古人的史家，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总之，这一篇文章，是从理论上说明了纪传体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第三种看法，认为编年、纪传各有得失，不可偏废。较早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南朝梁人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写道：“观夫《左传》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范文澜作《文心雕龙注》，于此句下注曰：“《左传》为编年之始，《史记》为纪传之祖，二体各有短长，不可偏废。《史通》本彦和（刘勰字彦和）此意，作《二体》篇，可备参证。”刘知幾撰《史通》，作《二体》篇置于《六家》篇之后，足见他对史书体裁的重视。他不赞成编年、纪传“惟此二家，各相矜尚”的做法，主张“辨其利害”，以便使治史者有所遵循。他认为编年体的长处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它的短处是：其记述人物时，“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他认为纪传体的长处是：“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它的短处是：“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刘知幾的这些话，是分别针对《左传》和《史记》说的。他的结论是：“考兹胜负，互有得失”，“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因此，他主张编年、纪传“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刘知幾的这些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比起前两种看法来说，确有高屋建瓴之势，因而也就跳出了“唯守一家”的窠臼。这反映了刘知幾的卓识。《二体》篇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在史书体裁的创新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所谓“后来作者，不出二途”的看法，甚至反映了作者认识上的狭隘。不过刘知幾所撰《史通》一书本身，却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史评，这是应当受到重视的。史评体史书所记内容并不是史事本身，而是对史事的评论，或是对史书及史学的评论，《史通》是属于后一种史评。这一点，本文下面还要讲到。
三、典制体与纪事本末体的创立
所记内容仍属于史事而在体裁上又另辟蹊径的，是稍晚于刘知幾的中唐史学家杜佑所撰的《通典》。《通典》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综合各代，贯通古今。这是典制体史书。它的特点是：“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13]因此，“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14]。作为典制体史书开山的《通典》，共分九门[15]，所以人们也曾把这种体裁的史书称作“分门书”。《通典》之后，有《通志》《文献通考》的出现，世称“三通”。“三通”之后，续作者不绝，以至达到“十通”之多，可见这种体裁深受史家重视。不过“三通”在“通”的含义上并不是一致的：《通典》在于通典制的历史，《通志》在于通社会的历史，《文献通考》在于通文献的历史。当然，典制和文献也都是不可脱离史事的。马端临在讲到他著《文献通考》时说：文，是历代史事；献，是前人及近人的奏疏和评论；考，是考订可疑和未当之处，故名其书曰《文献通考》。[16]值得注意的是，马端临在讲到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同典制体史书的区别时，有一段话说得很好：“至司马温公（按：司马光死后追封温国公——引者）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17]，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18]这就是说，史书体裁不同，它们所反映史事诸方面内容的详略必有不同，史学家不可能超越一定体裁所能容纳的内容进行撰述；这与其说是史家智力所限，毋宁说是体裁自身的特定要求。马端临这样看待史书的不同体裁，其见识似又在刘知幾之上。
其实，在马端临之前，宋人杨万里在谈到《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二书在表述上的区别的时候，已提出了类似的见解。南宋史家袁枢把《资治通鉴》主要内容总括为239事，分别列目，各自成篇，略按时间顺序编排，撰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从而创立了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与袁枢“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的杨万里对这种新的史书体裁是有深刻的认识的，他在《通鉴纪事本末》序中写道：
子袁子（按：指袁枢——引者）因出书一编，盖《通鉴》之本末也。予读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
一言以蔽之，纪事本末体的长处，是把事件的原委始末，表述得清清楚楚。前面曾经说到，唐人皇甫湜撰《编年纪传论》，批评编年体不能“备时之语言”，“尽事之本末”。实际上，纪传体也同样不能“尽事之本末”，这一点皇甫湜没有提出来。但他提出了“备时之语言”和“尽事之本末”这一史书编著上的要求，却具有重要意义。这个任务由袁枢完成了。
杨万里又讲到他读《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二书时感受的不同，说：
予每读《通鉴》之书，见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
在杨万里看来，好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不仅可以使读者对历史事件的原委本末有完整的和清楚的认识，而且它还有一种巨大的感染力，足以唤起读者的强烈的历史感。至于《通鉴》记事，使人有隔膜和茫然之感，那是因为它“编年系日，其体然也”，本不足为怪。杨万里是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他的话也许有过于渲染的地方，但绝不是毫无根据的溢美之词。从他概括纪事本末体的特点的准确来看，他的这些话不是随便说的。纪事本末体在南宋时已有人仿效，而在明、清两代得到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断代的或分皇朝的纪事本末体史书。
以上是我国古代史家对几种主要史书体裁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评论，而对这些体裁能够做比较全面的历史的考察的人，则是清代史家章学诚。例如，他在讲到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这三种体裁的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时，有一段话是说得很深刻的：
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非圣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盖自刘知幾以还，莫不以为《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书·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苟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光）《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19]
从《尚书》的“圆而神”开始，中经《左传》《史》《汉》《通鉴》，到《通鉴纪事本末》，又恢复了《尚书》的风格、神韵，这就是“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的过程。当然，章学诚的这些话，对《尚书》是过于美化或者说是过于理想化了。但是，它毕竟触及了中国史书体裁发展变化过程中某种规律，即所谓合之则分、分之复合，而在分合过程中走着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路线，于是新的体裁不断出现，而旧有的体裁也在不断发展、提高。章学诚并不认为袁枢是一位大史学家，但他对《通鉴纪事本末》却评价甚高，在这里，他主要是着眼于中国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来进行考察的。
四、几点重要的启示
中国史书还有图、表、学案、史评等重要体裁，古代史家对于这些也有不少评论，本文不一一胪列了。这里，只就史评略说几点。第一，从内容上看，史评有两种，一是对史事或人物进行评论，一是对史书或史学进行评论。第二，从体裁上看，前一种史评是按史事发展过程，选择其中的人或事之有可议者略做评论，依次排列，集为一书，如范祖禹《唐鉴》、孙甫《唐史论断》、王夫之《读通鉴论》等；后一种史评是按史书或史学本身的问题（如史家见识、史料采集、史书体裁与体例、文字表述、史籍源流，前人得失等）命篇，并于各篇之间显示其内在联系，纂为一书，如刘知幾《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等。第三，《史通》和《文史通义》是我国古代史家评论史书与史学之某些方面的带总结性的两部著作。《史通》一书主要论说史书的体裁和体例，其《序例》篇还概述了史家重视体例的传统，并且提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的论点。《史通》关于史书体裁、体例的论断，有许多还值得我们参考。《文史通义》是一部有很高价值的评论史学的专书，它对清代以前的史书体裁和体例有广泛的评论，而着重阐发作者对一些史学理论的见解和探索。关于史书编撰形式问题，章学诚提出区别“记注”和“撰述”的论点，“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20]的论点，以及他对各种史书体裁的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的论点，这些都值得我们重视。此外，他对通史的四种体裁的概括也是很精辟的，他写道：
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悦）、袁（宏），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逭）、萧（统）[21]，裴潾《太和通选》作焉。[22]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23]
章学诚的这一段话，简括而明了地指出了《通志》《通典》《通鉴》《通选》在体裁上的渊源和特点。前三部书，分别说的是纪传体、典制体和编年体。至于《通选》，却未曾为一般史家所瞩目，但按章学诚的说法，这是“以词章存文献”，可称为文征体。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史书体裁的思考和研究的功夫之深。在中国古代史家中，章学诚是对史书体裁做了全面考察和系统总结的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史家对史书体裁一向是很重视的，他们在这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和创造性的论点。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通过对这一优良传统的分析，我以为可以做如下几点概括。
第一，中国古代史家非常注意对各种史书体裁的特点进行分析。许多史家长时间内对编年体、纪传体孰优孰劣的辩难，对各种史书体裁之长短得失的评论，以及对各种体裁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分析，都是从不同的方面来把握某种史书体裁的特点。
第二，中国古代史家还注意于各种史书体裁之间的互相吸收、综合。《史记》为纪传体之祖，实际是包含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在内的综合体。司马迁自己说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24]而成《史记》。班固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25]，撰成《史记》。他们说的，不仅是指《史记》的内容而言，也是就它的编撰形式来说的。杜佑《通典》以典章制度为中心，而在编撰形式上则是吸收并发展了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以事件为中心，但于每篇之中及各篇之间，都略按编年体的要求进行编次。古代史家注意于各种体裁间的互相吸收、综合，这是我国史书在编撰形式上不断有所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中国古代史家尤其注意史书体裁的改革和创新。司马迁创立纪传体，这无疑是创新。但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26]，胡三省也说“自班孟坚以下不能易”[27]，这大概只能从总的方面说。实际上，《史记》以下的纪传体史书，在编撰形式上还是不断有所改革的。《汉书》改《史记》的“八书”为“十志”，《三国志》以纪传体叙三国史事，《晋书》以“载记”记少数民族政权历史，以及纪传体诸史在书志、类传方面的增减、变化等，都是对纪传体的改革。编年体从《春秋》到《资治通鉴》，典制体从《通典》到《文献通考》，也都包含着不同程度的改革和创新。史书体裁的改革和创新，不仅丰富了史书的编撰形式，而且也扩大了史学研究领域，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第四，中国古代史家还重视史书体裁与史学在政治上的要求的一致性。《史记》以下，凡崇编年而抑纪传的史家，大多认为《春秋》编年是圣人“立法之书也”[28]，所谓“法者，凡例、褒贬是也”。他们认为纪传体“黜凡例”“失褒贬”“既挠乱前世，又聋瞽后代”，因而把编年体视为“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的最好形式。这种认识在中国古代史家中有很大的影响，以致为纪传体做辩护的人也要提出“遵纪传之体裁，同《春秋》之是非”的主张，认为这样才无懈可击。其实，纪传体史书又何尝不考虑到它在政治上的要求呢。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撰《史记》，也是要写出“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29]的，而《汉书》旨在歌颂“汉绍尧运”[30]，《史》《汉》以下亦多类此。典制体史书的创立者杜佑在《通典·序》里明确指出，“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同时也指出了他的“致治”的主张及其与《通典》在编次上的“篇第之旨”的一致性。纪事本末体又如何反映它的政治上的要求呢？杨万里在《通鉴纪事本末·序》中说：“由周秦以来，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国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盖安史之乱，则（李）林甫之为也；藩镇之乱，则（田）令孜之为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源，则得医之方矣，此书是也。”这些话虽不是袁枢本人说的，但杨万里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讲这些话，不是更能说明问题么！可见，中国古代史家在历史撰述中决定采用何种体裁的时候，虽有种种不同的考虑和说法，但一般地说，他们都不能不重视史学的政治目的。换言之，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史学，它的政治上的要求是可以通过不同的编撰形式反映出来的。皇甫湜说的史书体裁本“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耳，何常之有”的话，是有道理的。所谓“才之所长”，指的是史家运用体裁的能力；“时之所宜”，主要指的就是现实的需要了。
中国古代史家重视史书体裁的优良传统及其给予我们的这些启示，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还是会有所裨益的。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中国古代史家讲求史书的编撰形式，不仅涉及史书的体裁（各类史书之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也涉及史书的体例（同一史书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表现形式）。史书的体例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可另为专文予以评论。
附：学者雅量 长者风范
——给《安徽史学》的一封信
编辑同志：
最近读《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刊载的罗尔纲先生所撰《我对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索》一文，深受教益。罗先生是治太平天国史的名家，著述丰厚。近三四十年来，他努力探索着运用一种恰当的体裁来撰述《太平天国史》。这种在学术工作上永不止步的攀登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拜读罗先生的这篇大作，使我深深受到教益的，还在于我从中看到了这位学术前辈的学者雅量和长者风范。罗先生在文中对我发表在《安徽史学》1984年第4期上的拙作《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给予肯定，并谦逊地再三申明它对罗先生的探索有所启发：
我对长期探索改变纪传体取得的这个史书体裁，多年未能认识，还错误地仍称为纪传体，认为不能担负撰著具有理论性史书的任务。直到1984年，我读了瞿林东同志《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一文后，认识才改变了。该文说：“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的纪传体史书”，“实际上是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我认为他的提法很好……我对瞿林东同志的提法虽有这点分歧，但我是从他的提法得到启发，然后有所认识的，我对这种体裁采取的名称也是取自他的提法的，谨志明所自，并此致谢！
读了这些话，我是很惭愧的。我的一篇拙文，对罗老的探索有一点参考作用，他竟如此郑重地再三申明和致意，言之诚，意之切，使我有难以承担之感。不仅如此，罗老还在这篇大作的小注中特意注明：“向读者声明（过去的）错误，并致歉意。”可见他的雅量和坦率并非只是对着个别的人，而是面对他的撰述的所有读者。联想到贵刊1984年第4期发表的罗先生《对旧著〈太平天国史稿·科举志〉举行考试始自永安州时说法订误》的文章，和罗先生就此事写给贵刊编辑部的信，我更感受到罗先生说的“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互相切磋、承认错误的风气”，实出自肺腑，非一般套话、虚言可比。我也十分赞成贵刊在“编者按”中说的：“老一辈史学家罗尔纲同志的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治学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里，我愿借用这句话，表达我对罗先生的敬意和向罗先生学习的心情。
最后，我要说明一点：关于“综合体”的提法，最早是白寿彝先生提出来的。1982年，我在《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一文中曾经引证了白先生的这一提法（见《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接着，我在参加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的撰写中，又论述了这一提法（见此书第125页）。拙作《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的有关部分，则是从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对上述提法的进一步发挥。因为罗先生用了“谨志明所自，并此致谢”这样很有分量的话，颇觉有补充说明的必要。
顺颂
编安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1987年3月25日
[1] 本文（原载《安徽史学》1984年第4期）发表后，受到前辈学者罗尔纲先生的关注，并在他的《我对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索》一文（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和四卷本《太平天国史》序言中，一再说明本文对他的启发，褒奖有加，分量甚重。作者为说明学术源流，并向罗老表示敬意，乃致函《安徽史学》，请予以发表。今将此函（原载《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附于本文之后，一则可以使读者明了原委，再则也表示作者对罗老的纪念之情。
[2] 唐初所修八史是《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
[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首《新注〈资治通鉴〉序》，胡三省撰，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3页。
[4] 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页。
[5] 魏徵等：《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19页。
[6]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采撰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84页。
[7]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八《裴行俭传》附《裴光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90页。
[8]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二《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9]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七《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355～5356页。
[10] 魏徵等：《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19页。
[11]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59页。
[12]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二《编年纪传论》，皇甫湜撰，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876页。
[13] 杜佑：《通典》序，李翰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
[14]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15] 《通典》一书，李翰序谓八门，杜佑《上〈通典〉表》自称“书凡九门”（《旧唐书》本传）。
[16]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
[17] 宋人所谓“十七史”，系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
[18]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19]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1～52页。
[20]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京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21] 孔逭，南朝宋人，编有《文苑》百卷；萧统，南朝梁人，编有《文选》30卷。
[22] 裴潾，唐宪宗至唐文宗时人。文宗大和年间，裴潾集历代文章，续萧统《文选》，编成《大和通选》30卷。
[23]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3页。
[24]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3320页。
[25]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7页。
[26] 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27] 司马光：《资治通鉴》前言《新注〈资治通鉴〉序》，胡三省撰，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3页。
[28] 孙甫：《唐史论断》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29]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5页。
[30] 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