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端临撰《文献通考》的指导思想
杜佑《通典》巨制，大为后人钦慕。宋时已有学人续作，因平庸而不传于世。真正继承和发展了《通典》撰述规模的，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马端临（约1254—约1323）[1]，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他有良好的家学传统，其父马廷鸾在宋理宗、度宗二朝屡任史职，并于咸淳五年（1269年）进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不久归乡里，以著述、课子自娱。马端临早年学习朱子之学，19岁时，以父荫补承事郎。20岁时，即咸淳九年（1273年），“漕试第一”。后因父罢归，侍疾，不曾赴京应试。旋宋亡，不复事科举业。
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大约始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历时20余年，至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书。延祜五年（1317年）十二月，饶州路儒学教授杨某向奉旨寻访“道行之士”的王寿衍推荐《文献通考》一书，希望“早为转申上司，令人缮写成帙，校勘完备，官为镂板，以广其传”。次年四月，王寿衍即将已经“誊书于楮墨”的《文献通考》随表上奏朝廷。泰定元年（1324年），《文献通考》刊印于杭州西湖书院，正式面世。[2]《文献通考》自始撰至刊印，历元朝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六朝，首尾约40年。
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有明确的史学思想作为指导。其要旨大致有三条。第一，是主张“会通因仍之道”。他认为：“《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能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3]他说的“会通因仍之道”，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理乱兴衰”，二是“典章经制”。从这一认识出发，他十分推崇《资治通鉴》和《通典》二书。他指出：“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这是前一个方面的“会通因仍之道”。他又指出：杜佑“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这是后一个方面的“会通因仍之道”。他进而认为，这两部书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司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马端临史学思想的高明之处，是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通鉴》和《通典》所承担的任务及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所谓“著述自有体要”，所谓“时有古今，述有详略”，称得上是真知灼见。
第二，是对历史“相因”提出了新的认识。他认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马端临关于理乱兴衰“不相因”、典章经制“实相因”的认识，显然是把二者的关系绝对化了。《通鉴》以“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说明治乱兴衰虽代各其异，但也有“相因”之处。《通典》以论述“法制”“政经”为主旨，在考察历代“损益”“因革”之中，也必然可见“不相因”的成分。再者，“理乱兴衰”在很大程度上也同“典章经制”有关联，未可截然分开。尽管如此，马端临看到了“会通因仍之道”表现在历史撰述上的这种区别，还是有理论价值的。
第三，是从理论上对“文献”的含义做了界定。他认为：“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4]他把自己所据的材料，从大的方面划分为“叙事”和“论事”两个部分，以确定“文”“献”的内涵，这在历史撰述上和在文献学的发展上，也具有理论和方法论的价值。
《文献通考》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撰成的。
二、《文献通考》对《通典》的发展
《文献通考》348卷，凡24门，记事起自上古，迄于南宋宁宗嘉定之年。
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意在继承和发展杜佑《通典》开创的典制体通史的事业，他不仅补充了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宋宁宗嘉定以前的典章经制，而且增加了门类，从而扩大了典制体通史的内容范围。这是马端临的新贡献。
下面是《通典》各门名称同《文献通考》各门名称的一个对照：
由此可以看出，马端临从杜佑《通典》中的食货、选举、礼3门中析出10门，又新增《通典》所无者5门，两项合计超出《通典》15门；而新增门类中，以《经籍考》部帙最大（共76卷），也最有价值。我们还可以看出，马端临不仅继承了杜佑的《通典》各门之间的逻辑体系，而且着意强化了《通典》以“食货为之首”的历史见识，把《食货典》析为8卷。这突出反映了马端临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创新。
马端临之于《通典》各门，或析或增，都概括地做了理论上的说明。他认为：“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贡，贡乃包篚之属，非可杂之于税法之中也。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汨，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宁免小疵？”这是说明他把《通典》的《食货典》《选举典》《礼典》进行厘析的原因，以及把《兵典》专论“成败之迹”改成阐述兵制的根据。他又认为：“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各有志，而《通典》无述焉。”这是交代了为什么要增添象纬、物异、经籍三考的理由。他还认为：“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东汉书》（按：当作《后汉书》——引者）以后无之，然历代封建王侯，未尝废也。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首立‘帝系’一门，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后之编会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而杜书亦复不及，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5]
马端临的这些理论上的说明，有的是很有见地的，如对于《通典》的食货、选举、礼、兵诸典的看法；有的则反映了他跟杜佑在撰述旨趣上的不尽相同，如他对新增五考的申述。杜佑跟马端临在撰述旨趣上的区别在于：前者着意于“将施有政”“经邦”“致用”，后者用力于“集著述之大成”。《文献通考》扩大了典制体通史内容的范围，其主要之点即在于此。
三、马端临进步的历史观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思想，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这主要表现在马端临对历史的认识既包含着朴素的唯物因素和辩证因素，也包含着进化的观点。在这些方面，他继承了前辈史学家、思想家的优秀遗产，同时也在不少地方反映了自己提出来的新的思想表述形式。人们对于《文献通考》这部巨著，犹如对于《通典》这部巨著一样，较多的是把它作为文献资料使用，而很少对它的思想资料进行清理、总结。这种情况是有待改变的。马端临十分重视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活动，发展了《通典》“食货为之首”的唯物思想。他不仅仍以食货居于《文献通考》之首，而且对于“食货”所包含的一些主要部门之相对独立和相互关系提出了更明确的认识。正如上文表中所示，《通典·食货典》所述内容在《文献通考》里已分为八个相互联系的独立部门，这首先是中国封建社会经过两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国家经济制度上有了更明确、更细致的规定的反映，同时也是在考察前代史家在这个问题上分门立目的得失而提出来的。马端临以田制与赋税合为田赋，以土贡从赋税中析出而自成一考，都有别于《通典》，这说明他对于“食货”这一领域思考之深。他的许多认识，是基于“生民所望，曰衣与食”的唯物观点提出来的。
马端临的唯物观点，反映在他对异常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解释方面，也是很突出的。他在列举前人关于妖祥的说法后，以事实反驳说：“妖祥之说，固未易言也。”譬如，人们通常认为“治世”则凤凰见，故有虞之时，有来仪之祥；然汉桓帝元嘉之初、汉灵帝光和之际，凤凰亦屡见，而桓、灵并非“治世”之时。人们通常认为“诛杀过当，其应为恒寒”，故秦始皇时有四月雨雪之异；然汉文帝四年也出现六月雨雪，而汉文帝并非“淫刑之主”。他如斩蛇、夜哭，在秦则为妖，在汉则为祥；僵树、虫文，在汉昭帝则为妖，在汉宣帝则为祥，等等。于是，马端临认为：“前史于此不得其说，于是穿凿附会，强求证应而罙有所不通。窃尝以为，物之反常者，异也……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见者，均谓之异，可也。故今取历代史五行志所书，并旁搜诸史本纪及传记中所载祥瑞，随其朋类，附入各门，不曰妖，不曰祥，而总名之曰‘物异。’”[6]《文献通考·物异考》就是按这个思想编纂的。用“反常”“罕见”谓之“异”来代替唯心主义的妖祥说，继承了古代史学里的唯物思想传统，并提出了具有独到见解的表述形式，从而进一步揭去了笼罩在社会历史上的神秘外衣，这是马端临唯物思想中很可贵的地方。
马端临的历史思想中也包含着辩证的因素。他论国用与政治统治的关系时，引用了贾山《至言》中讲到周秦财之多寡与祚之延促的历史经验教训，结论是“国之废兴，非财也。财少而国延，财多而国促，其效可睹矣”。马端临进而分析说，两汉以下财赋所得，一归“国家之帑藏”，一归“人主之私蓄”，关键在于处理好这里的“公”“私”关系：“恭俭贤主，常用内帑以济军国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娱，故财匮而其民怨。此又历代制国用者龟鉴也。”马端临一方面认为贾山所论是有道理的，一方面还是主张增长财富而推崇“恭俭贤主”。“民裕而其祚昌”，这其中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
关于“封建”问题，马端临也是从“公”心出发来分析的，认为“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后可以行封建”，而汉代以下“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实无唐虞三代之公心；为诸侯者既获裂土，遽欲效春秋战国之余习，故不久而遂废”。此后，魏晋分封，也都没有达到“藩屏之助”的目的。马端临总结了两汉、魏晋、南朝的历史经验教训，指出：“封建之得失不可复议，而王绾、李斯、陆士衡、柳宗元所论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废。”他用“公心”来说明“封建”之可行，其见识显然远逊于柳宗元，但他认为两汉以下不可再行“封建”，并应全面考虑在“封建”问题上两种不同意见中合理的因素，这是从更深一层提出了如何处理皇权和地方关系的问题，其中也包含着辩证思想的因素。
马端临的历史进化思想，从上举各例中已大致可以看出一些。此外，他针对一些主张恢复“封建”和井田的议论，尖锐地批评说：对于秦制，“所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亩以召怨讟。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他在讲到货币的质地和形式的变化时说：“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至于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他认为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古者俗朴而用简，故钱有余；后世俗侈而用糜，故钱不足。于是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在这种发展趋势下，乃有飞券、钞引、交子、会子的出现，乃有以楮为币。这些认识，都是从承认历史的变化中看出了历史的进化。
《文献通考·自序》及诸多按语中所反映出来的马端临的历史思想是很丰富的，上面提到的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这足以说明，《文献通考》并非只是文献的简单排比，它是一部有明确的历史思想作指导而编纂起来的巨制。马端临在观察、阐述历史的方法论方面，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值得总结的遗产。
四、《文献通考》的文献学价值
马端临以“文献”名书，其着意于文献是极显然的。清乾隆《重刻文献通考序》说：“会通古今，该洽载籍，荟萃源流，综统同异，莫善于《通考》之书。其考核精审，持论平正，上下数千年，贯穿二十五代。于制度张弛之迹，是非得失之林，固已灿然具备矣。”这一段话主要是从文献方面评论了《文献通考》的价值，肯定了它在历代制度的荟萃、综统上的会通、该洽、考核、评论的成就。清代四库馆臣几乎对《文献通考》各考都指出了失载、阙略处，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认为此书“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按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7]。这里指出的两点是很重要的：第一，《文献通考》叙宋代典制最详，不少是《宋史》各志所未能包括的。以《文献通考·钱币考二》与《宋史·食货志下二》《食货志下三》所论钱币、会子相比较，则前者援引元丰间毕仲衍所记“诸路铸钱总二十六监”的名称、地点及铸钱数，以及“铜钱一十三路行使”“铜铁钱两路行使”“铁钱四路行使”等名称，后者均不载，而前者所叙交子、会子、川引、淮交、湖会，亦远比后者为详。他如《学校考》因是从选举门析出，其论宋代地方学校之盛，更非《宋史·选举志》所能包容。至于《经籍考》因列举评论，卷帙浩大，自非《宋史·艺文志》仅限于著录书目所能比拟。第二，是《文献通考》比《通典》详赡。这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考》接续了自唐天宝之末至宋嘉定之末四百多年典制发展的历史；二是补充了《通典》不曾论到的五个门类；三是改变了《通典》以“礼”占全书半数的格局，而大大充实了所析各门类的分量，又如《兵考》主要叙历代兵制，亦为《通典·兵典》所无。
以上，都表明《文献通考》在文献方面的重要价值。此外还必须注意到《文献通考·经籍考》在文献学上的价值。《经籍考》共76卷，约占《文献通考》全书22％，是24门中卷帙最多的。它录先秦至宋“存于近世而可考”的各类文献约5000种[8]，按四部分类编次，部类有序，著录之书皆有题解。题解多援引前人所论，间或也自撰按语。《经籍考》具有相对独立性，是一部辑录性的目录书，其辑录诸家所论，多出于宋代，如崇文总目、郑樵、晁公武、陈振孙、洪迈等，故在相当程度上，它也是一部荟萃评论文献的著作。
《经籍考》反映了马端临具有明确的文献学史的思想，其《总叙》列举前代史传之有关文献论述和文献流传的情况，以明“历代收书之数，藏书之所”，实为一篇文献史大纲。《经籍考》在文献分类上也有自己的特点。举史部为例，它以“正史各门”包含正史、编年、起居注3类，以“杂史各门”包含杂史、杂传（传记）、霸史伪史、史评史钞4类，以“故事各门”包含故事、职官、刑法、地理、时令、谱系（谱牒）、目录7类。以上，史部共分为3门14类。这在以往的史部文献分类上还不曾有过，反映了马端临的独到的文献分类思想。从他论杂史、杂传的性质与联系，可见一斑。他说：“杂史、杂传，皆野史之流，出于正史之外者。盖杂史，纪、志、编年之属也，所纪者一代或一时之事；杂传者，列传之属也，所纪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为一人之事，而实关系一代一时之事者，又有参错互见者。前史多以杂史第四，杂传第八，相去悬隔，难以参照，今以二类相附近，庶便检讨云。”[9]马端临对杂史内涵的界定，以及一代之事、一时之事、一人之事的区别和联系，还有对于前史分类的不愿苟同，都反映出他的丰富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要之，后人以《通典》《通志》《通考》称为“三通”，固有一定的道理，但追本溯源，《通志》意在继承司马迁事业，而《通考》则是《通典》业绩的光大。从总的方面看，《通志》和《通考》在历史思想上都赶不上《史记》和《通典》，但它们和《通鉴》一样，在继承、发展中国史学的“通史家风”方面，成就和影响都是很大的。
[1] 关于马端临的生卒年，另有他说：生年，有1260年说；卒年，有1322年及1324年说。
[2] 关于马端临家世及其撰《文献通考》一书的经过，参见《宋史·马廷鸾传》以及陈光崇《马端临家世考略》一文（收在《中国史学史论丛》一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3]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4]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5]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6]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页。
[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史部·政书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97页。
[8]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校点本“出版说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9]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五《经籍考二十二》史部“杂史各门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