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会通之义”
郑樵一生与宦途无缘，亦终未借重皇家藏书，但他还是撰成了《通志》这部巨著。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郑樵毕生精力，也是尽于《通志》了。
《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共200卷，含帝纪18卷、年谱4卷、略52卷、世家3卷、载记8卷、列传115卷（内有后妃传2卷，附于帝纪之后；宗室传8卷，附于同姓世家之后；四夷传7卷，置于载记之后，以及其他列传98卷）。全书记事，起于三皇，迄于隋末，诸略所记下及于唐。其所综合的6种体例，略由书、志而来，年谱系年表别称，世家继承《史记》，载记采自《晋书》。它是《史记》以后纪传体通史著作发展的新成果。
《通志》集中反映出作者以“会通”为主的史学思想。这一方面表现在本书的结构，即其表述形式上，另一方面表现在本书的《总序》中，而后者具有理论价值。《通志·总序》开宗明义写道：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
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这里说的“同天下之文”，是从空间上也是从文献上着眼的；他说的“极古今之变”，则是从时间上亦即从历史进程上着眼的。“会通之义”在学术方面的含义主要就在于此。当然，他评价孔子为“百世之下不能及”，显然是过分夸大了。
从“会通之义”来看，在孔子之后，郑樵只推重司马迁一人。认为：“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他对司马迁的“会通”之作《史记》，评价也是很高的。不过从郑樵的观点来看，他也提出了司马迁有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使其“得书之路未广”，“博不足也”；一是司马迁对待前人之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逞”，“雅不足也”。他的这个批评，可谓得失参半：前者所得多，后者所失亦多。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郑樵从后者出发，认为司马迁似还不能“自成一家言”，亦未见中肯。但由此倒是更可看出郑樵对于“会通”的认识和要求。他在《献皇帝书》中自谓，“入山之初，结草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这说明他的“会通”思想由来已久，并不断发展和丰富起来。
通观《通志·总序》，郑樵所谓“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其主旨在于：一是重视古今“相因之义”，意在贯通历史的联系；一是重视历代损益，意在揭示“古今之变”。在这一点上，他无愧是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唯其如此，郑樵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他感叹“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要之，郑樵的“会通”思想的理论价值，反映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是提出“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在历史观方面，是强调重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这两个方面体现在历史撰述上，为的是克服和防止“烦文”“断绠”“曲笔”（亦即所谓“伤风败义”）等弊病，是很有意义的。不过，有一点是应当指出来的：刘知幾推崇班固“断代为史”而贬抑通史之作的价值，是片面的见解；郑樵与之相反，推崇通史而贬抑“断代为史”的价值，也是片面的见解。他们的论点恰恰证明，会通与断代，反映了史家两种不同的历史视野，在历史撰述中都是不可缺少的。
二、《通志·略》的“自有所得”
从历史撰述的发展来看，唐代史家在通史著作上的多方面成就和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广泛影响，无疑会对《通志》的撰写提供思想上的启迪和文献上的借鉴。而《通志》作为纪传体，即综合体通史，成就也是多方面的。首先，《通志》的问世，是在纪传体通史撰述上恢复了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优良传统。其《总序》对“会通之义”的阐释，是论说通史撰述之必要性的一篇宏文，是古代史学理论中涉及这方面问题的杰作，对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的会通之史有理论上的价值。其次，《资治通鉴》的问世，证明编年体通史撰述的必要性；而《通志》的问世，证明了在《史记》之后千余年、断代的纪传体史书盛行于世的情况下，纪传体通史的撰述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最后，在撰述方法和体例思想方面，郑樵提出：“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故于纪传即其旧文，从而损益。若纪有制诏之辞，传有书疏之章，入之正书，则据实事；置之别录，则见类例。”[1]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针对文献浩繁提出了撰述纪传体通史的方法论。郑樵的这个撰述思想，后来为章学诚所继承、阐扬。《通志》在这三个方面的成就，是应当被肯定的。至于郑樵认为“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故名其书为《通志》；“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故“复表为谱”，倒是无可无不可的了。
然而，《通志》成就之最突出者，还在于它的《二十略》。郑樵在《总序》中，除阐释“会通之义”外，主要是对《二十略》做了提纲挈领的说明，并对此自许甚高。郑樵引用南朝江淹的话“修史之难，无出于志”，然后说：“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这里说的“志”，司马迁称“书”，班固称“志”，蔡邕称“意”，华峤称“典”，张勃称“录”，何法盛称“说”，郑樵均不采，而独以“略”称。他说：“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二十略》名称，卷帙如下表：
《二十略》共52卷，约占《通志》全书卷数的四分之一。郑樵自谓：其中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它们“虽本前人之典，亦非诸史之文”，另外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又说：“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均见《总序》）今细察《二十略》的立目与内容，以其同前史书志及典制体史书相比较，大致可以区别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立目与内容都依据前史。郑樵所说“五略”即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从标目到史文，基本上出于杜佑《通典》，或直接移用，或加以隐括。郑樵说它们“本前人之典”是对的，说它们“非诸史之文”则不确。第二种情况是立目参照前史，而在内容上有所继承和发展，这包含天文、地理、器服、乐、艺文、灾祥六略。于《地理略》，尊《禹贡》之说，其序云：“今之地里（理），以水为主。水者，地之脉络也：郡县棋布，州道瓜分，皆由水以别焉。中国之水，则江、河、淮、济为四渎，诸水所归。苟明乎此，则天下可运于掌。”故首叙四渎、诸水，次叙历代封畛，末叙“开元十道图”。于《艺文略》，对历史文献分类不采七分法和四部分类法，而把历史文献分为经类、礼类、乐类、小学类、史类、诸子类、艺术类、医方类、类书类等。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文化史、医学史的地位突出了。其史类之下，分为正史、编年、霸史、杂史、起居注、故事、职官、刑法、传记、地里、谱系、食货、目录十三子类。“食货”之书独立于历史文献分类尚属初创。各类的子类之下，或以类相从，或以时代相别，又分为若干个小类，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三级分类体系。这种情况包含了作者不少创见。第三种情况是立目与内容多属作者自创，这包括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谥、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九略。这涉及广泛的领域：《氏族略》《谥略》是关于中国社会的传统和特点的两门学问；《都邑略》是关于政治地理的学问，它同《氏族略》的设立，都是受到刘知幾《史通·书志》篇思想的启发；《六书略》《七音略》是关于文字、音韵的学问；《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是历史文献学范围的几个新的领域；《昆虫草木略》是在天文、地理、灾祥之外，扩大了对自然史认识和研究的范围。这都是前史诸志不曾专门论述的，可以看作是郑樵的新贡献。
总的来看，《二十略》有继承、发展前人的部分，也有作者首创的部分，在总的格局上，其创造性方面居于主导地位。它在史学上的价值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第一，它继《隋书》志和《通典》之后，进一步扩大了史学对于典章制度的研究和撰述范围。作者在综合、损益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突破了主要以记述政治方面典章制度的樊篱，开拓了有关社会、文化、自然等方面的撰述途径。这一方面开扩了人们的历史视野，一方面也为发展新的专史研究和撰述提供了思想资料与文献资料。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史学发展来看，郑樵说《二十略》是“总天下之大学术”，并非夸大之词。
第二，在天人之际问题上，贯穿了作者的无神论思想。作者撰《天文略》，是要说明“民事必本于时，时序必本于天”，他要把以往关于“天”的那些“惑人以妖妄，速人于罪累”的说法清除出这个领域。他批评董仲舒的阴阳之学是“牵合附会”，慨叹“历世史官自愚其心目，俛首以受笼罩而欺天下”（以上均见《总序》）。郑樵认为：“国不可以灾祥论兴衰”，“家不可以变怪论休咎”。他撰《灾祥略》，“专以纪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2]。这都反映出作者的无神论战斗精神。
第三，倡言实学。《昆虫草木略·序》云：
学者操穷理尽性之说，以虚无为宗，实学置而不问。仲尼时，已有此患。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曰“小子”者，无所识之辞也。其曰“何莫”者，苦口之辞也。
他把“实学”与“无识”的区别，提到了历史的高度来认识，实则是针对当时一味“穷理尽性”的学风而言。在这个问题上，郑樵已走到了重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之真理认识的边缘。他说：“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为改变这种状况，郑樵自谓：“少好读书，无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他的《昆虫草木略》就是在参考前人成果并结合实际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
第四，是理论上的价值。这反映在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和历史文献学理论方面。《地理略·序》写道：“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经界，使兖州可移，而洛河之兖不能移；使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不能迁。是故《禹贡》为万世不易之书。后之史家，主于州县，州县移易，其书遂废。”这里有些论点似不可取，但他实际上是提出了自然地理和政区地理的关系的理论认识。于《都邑略·序》，郑樵阐述了“建邦设都”的地理条件，并征引唐末朱朴的献迁都之议以证己说，涉及地理条件和政治统治之关系的一些理论认识，这是历史理论方面的问题。在史学理论方面，《灾祥略·序》批评了“务以欺人”的“妄学”和“务以欺天”的“妖学”，认为：“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他的这个认识，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上，反映出严肃的求实精神，这同他作《灾祥略》以反对“欺天之学”的朴素唯物思想是一致的。郑樵在历史文献学的理论方面，是论证了“款识”的史学价值，指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方册所载，经数千万传，款识所勒，犹存其旧。盖金石之功，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3]，撰为《金石略》。这个认识，开阔了史家关于文献的视野，有利于史家把历史撰述写得更加丰腴、真切。郑樵自信地写道：“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4]郑樵在八百多年前说的这番话，在今天显得越发重要了。他在《通志·总序》中，还为历史文献的三级分类做了理论上的说明。总之，《二十略》在理论上的价值是很丰富的。
明朝人龚用卿撰《刻通志二十略序》，引时人之言，称《二十略》是郑樵“自得之学，非寻常著述之比”，可谓确论。从以上四个方面，或可窥其“自得”之处。
《通志》是一部500多万字的巨制，全书成于一人之手，这在中国史学上是不多见的。清人于敏中称赞郑樵：“爰自著此书，推天地之中，极古今之变，网罗数千载之典籍，而才与识足以贯之”，“可谓良史才也已”。然如此巨制，可议之处，在所难免；其评论前人或自我估量，亦非全然中肯。这是大醇小疵，不足为怪，也不难做历史的说明。
[1] 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页。
[2] 郑樵：《通志》卷七十四《灾祥略》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53页。
[3] 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页。
[4] 郑樵：《通志》卷七十三《金石略》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