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六年一月三日，千里来谒乾陵。印象最深的，不是司马道两侧的石人、石马、石狮，不是断头残臂的六十一宾王像，也不是峥嵘峭拔的无字碑，而是郭沫若的题词、题诗。题词的内容，现在记不清了，诗因为当场抄了下来，至今还作为档案保存。记得，当我乍见他《游乾陵二首》的手书，禁不住打了一个激灵———为他无所不在的吟唱，为他老而弥笃的诗魂。
诗云：一、“岿然没字碑犹在，六十王宾立露天。冠冕李唐文物盛，权衡女帝智能全。黄巢沟在陵无恙，述德纪残世不传。待到幽宫重启日，还期翻案续新篇。”二、“巨坟云是旧梁山，山石崔嵬颇耐攀。南对乳丘思大业，下临后土望长安。千秋公案翻云雨，百顷陵园变土田。没字碑头镌字满，谁能认识古坤元？”在陕西各地游历，几乎随处可见郭沫若的题词和题诗，如黄帝陵、半坡遗址、华清池、霍去病墓、顺陵等等。不，岂但三秦大地，放眼赤县神州，东西南北中，哪一处不“虎卧龙腾”(沈尹默语)着他的书法？哪一处不抑扬顿挫着他的歌吟？
最初感慨他的咏唱，是十年前在广东顺德。顺德的县城为大良镇，大良镇的景致为清晖园，郭沫若一九六二年游览清晖园，曾口占一首七律留作纪念。一九八八年春我到大良，步入清晖园，立即就被刻在显要处的郭诗吸引了。诗云：“弹指经过廿五年，人来重到凤凰园。蔷薇郁郁红似火，芒果森森碧入天。千顷鱼塘千顷蔗，万家桑土万家弦。缘何黄竹犹垂泪？为喜乾坤已转旋。”我在郭诗前低徊留连，并不是因为他这首律诗写得是怎么之好，也不是因为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盛名，而是联系数天来在南国的山陶水冶、烟濡云染，豁然省悟沫若的人格、书法、诗艺，已和这儿的地理泯化成了一体。浪漫地说，郭沫若这个名字就象征着风水。站远了看，诗翁本身就是一道风景。人文笔触加上自然抒发，园林便平添了无限氤氲。比方说，当我转身打量一株百年公孙树，脑海里腾地就浮起沫若的散文《银杏》，定定神，依稀记起篇中的名句：“你没有丝毫依阿取容的姿态，但你也并不荒伧；你的美德像音乐一样洋溢八荒，但你也并不骄傲；你的名讳似乎就是‘超然’，你超在乎一切的草木之上，你超在乎一切之上，但你并不隐遁。”郁郁乎美哉！昂昂乎高哉！进而联想到沫若本人，恍若也是一株华盖巍峨的银杏！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留心郭沫若的行吟。收获最丰的一次，是在桂林。本来是从北京去长沙，因为湘中一带大雨，飞机不能降落，不得已改飞桂林。我在当地仅仅停留了一个晚上，但见到的、听到的沫若的纪游诗，不下七八首。至于题字、题词，那就多了。山水有情，沫若有兴，情酣兴逸，援笔如飞。如果我当日在场，相信也会诗心大动。沫若游桂林是在六三年三月，我被老天迫降桂林是在九三年十月，相隔三十年有半，咏其丽句，仰其流风，全然不觉光阴之飞逝，日月之阻隔。沫若的《登月牙楼》及《游阳朔舟中偶成之一》，颇为我喜爱。原诗不长，兹分别抄录如下：“月牙楼是画廊楼，八面奇峰豁远眸。毋怪楼中无一画，画图难及自然优。”“桂林山水甲天下，天下山水甲桂林。请看无山不有洞，可知山水贵虚心。”郭沫若的华盖已经收起来了，如今，不是专门研究人员，大概很少有人再去翻阅他那些风干了的书页；但是沫若的另一种作品：题词，题诗，却伴着他的书法，依然精精神神地活跃在名山胜水，崇楼杰阁。一个因经济杠杆而带动文明升值的社会，开始借重沫若的盛名展现其文化经纬，沫若的大名也随着游人的脚步而日益远播。不管你服气不服气，死诸葛傲视生仲达，沫若身后，仍然拥有潮水般涌来涌去的最广大的读者。
二
前些日相继看到两份“现当代诗人排行榜”，郭沫若都明显靠后，一些当红当令的骄子，则高踞着前几把交椅。
一笑。举手投票的读者，或者加上津津乐道座次的局中人，显然忘了五四———对不起，我重温即将逝去的世纪，几乎篇篇不离五四，这也没办法，如同我叙述这个时代的英雄总也绕不过毛泽东———五四是属于黎明、觉醒的，五四是属于地火、熔岩的，五四是属于洪波、狂飙的。郭沫若的《女神》诞生于五四，而又挟紫电青霜报效于五四。胡适在新诗的尝试上是第一。沫若在新诗的成功上是第一。凡第一，都具有不可比性。人们说，《诗经》出，而四言诗立；《离骚》出，而楚辞立；三曹诗出，而五古风成；陶渊明出，而田园诗有所宗；李、杜出，而唐诗鼎兴；苏、辛出，而宋词昌盛……那么，说《尝试集》出，而新诗得以萌芽，初叶如花，《女神》出，而新诗得以傲然挺立，亭亭如盖，是恰如其分的。沫若无疑是新诗史上的女神。凡五四过来人，大抵都膜拜过他的《凤凰涅槃》，为他的“新鲜”、“净朗”、“华美”、“芬芳”，为他的“热诚”、“挚爱”、“生动”、“自由”，为他的“欢乐”、“和谐”、“雄浑”、“悠久”。试问眼下有几位诗家，能相埒他在新诗史上一代宗师的地位？又有几部诗集，能像他那样在世纪的天幕上点燃起长明不熄的炬火？
郭沫若在文化世界里的贡献，至少还有两道山脉，这就是三、四十年代的史学研究和戏剧创作。前者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历史人物》、《甲申三百年祭》等为层峦，后者以《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为叠嶂。自从盛唐化为前尘，诗人的公众形象便迹近轻浮，或者趋于单薄。沫若不仅拥有以《女神》为代表的诗作，还有学术研究与戏剧创作这两项重量级记录，因此，他的声名就显得比柳亚子、徐志摩辈更充满张力。而比较起单纯的学者、戏剧家，他的生花之笔又意味着更加葱茏的生命。
我接触郭沫若，是从《女神》。十五岁的少年，正徘徊在吴道子、郑板桥、达·芬奇、列宾的门外，这节骨眼上，沫若出现了，《女神》出现了。“《女神》哟！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你去，去在那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沫若三十余年前的期待没有落空，“女神”依然魅力非凡，她的长袖只轻轻一甩，就使我义无反顾地离开画室，跟着他走进文学的殿堂。
我只远远地见过一次郭沫若，记得是六四年，在一个日本剧团访华演出会上。同时见到的，还有曹禺、冰心。沫若面容清癯，身材瘦削，最触目的，是戴着一付助听器。看上去，似乎有点心不在焉，甚至郁郁寡欢。回校途中，据一位和沫若握了手的师长讲，他的手柔若无骨，比女人的还软。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失落感不言而喻。好在，不久见到郭沫若五十大寿时拍的一张照片，激情又缓缓流回血管。人是需要偶像支撑的，那年月，沫若于我不仅是文学的引路人，更是跑道上的跨栏，沙坑前的横杆，我希望他永远是一项激励人心的记录，永远保持最佳状态。沫若的那张照片，若干年来，我在他的许多选本上反复看到过，最近又在他北京的故居兼纪念馆里看到过。读者一定不会陌生，照片上，沫若左手照拂身前的幼子，右手高拄一支丈八长矛似的毛笔，笔杆上赫然刻着“以清妖孽”四个大字。
三
周作人晚年爱说“寿则多辱”，这是他咎由自取。郭沫若不存在“寿则多辱”，但也是“寿则多垢”。五十年代之后，沫若把自我定位为一只昂首顾盼的“雄鸡”，只要一见到太阳，马上就引吭高歌。———此举近年来颇受抨击，被说成是堕落为“文学弄臣”。这里面当然有安身立命的因素在，但更多的，恐怕还是缘于信仰，缘于特定时代下人民群众对领袖人物的挚爱。
说话到了一九五九年，作为文坛首领的郭沫若，政治上须借势的，都权衡斟酌了，良心上该支付的，也打点兑现了。共和国正在为连续不断的整风、反右、跃进，付出沉痛的代价，在各方面，首当其冲便是残存的，亦已日渐萎缩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沫若彼时内心究竟怎么想？他在本质上，应该还是一位诗人，而且是天才的诗人。凡天才，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天马行空，狂放不羁。郭沫若曾以屈原、李白、歌德、席勒自许，透视他的《女神》、《屈原》等篇，确和上述天才一脉相承。可惜当他碰到更大的天才，也就只剩下字面上的“歌德”。———“歌德最痛苦的，是理想的不能实现，实现的不是理想。”若干年后，沫若曾向一位年轻朋友如此吐露。———当日，他的眉心开始纠结，嘴角开始抿紧。我不是沫若的研究者，他是否有过叛逆的念头，或忏悔的情结，不得而知。但是我看到，从五九年一月，沫若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一种散漫的生活方式，这就是连续不断的出访、视察，尽可能多地感应天声地籁。
这里仅仅讲国内，从五九年到六六年，郭沫若足迹所至的省份、地区，据他的小女儿郭平英介绍，包括广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云南、海南岛、广西、湖南、湖北、山东、四川、上海、福建、浙江、安徽、江西、辽宁，等等。有的线路，他反复跑过多次。当年有一幅毛泽东手拿草帽、风尘仆仆的国画，如果我没有记错，配的正是沫若的题诗：“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其实，毛泽东在那几年走过的地方，绝对没有沫若多。毛泽东更没有像沫若那样，每到一处，都挥毫题字，即兴赋诗。古人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沫若兴致勃勃地在山海之间跑来跑去，或是仰成岩际一片云，或是倚成溪谷一株松，或是卧成沙滩一块石；他的诗人的灵性，在天地的怀抱里找到了寄托。
“旅行是最好的事，我在一处旅行，便可以有些创作，一停顿在京里，就像化了石一样。”郭沫若曾写信告诉徐迟。注意上句“化了石一样”的比喻，就是说，沫若在京城，已经抓挠不着灵气。在那种连“浪漫主义”也要经御批才敢伸头缩颈的氛围中，他这位靠连续不断的叛逆而享誉文坛的风流才子，自然会感受到难耐的窒息。因此，当政事、揪心事、麻烦事略微告一段落，他就赶紧向外跑。这个社会，压力都是来自近距离，来自上下左右。火星上的强震绝不会晃动宴席上的酒杯，南太平洋上的飓风也绝不会撼醒深闺里的甜梦。通常，不管你在本单位、本部门有多少烦恼，只要拿上机票、车票，踏上旅途，心情就会随外界景色的翻新而一节一节放松。距离隔断了压力，挥发出美感。
让我们随郭沫若去一趟海南，听听他在椰风海韵中的行吟。
九五年六月，我采风到天涯海角。在一片柔软的滨海沙地上，簇聚着一堆庞然顽石。有同伴戏言，这大概是女娲补天用剩的材料吧。为首的一块，朝南的方向，镌着“天涯”二字。转过去，偏东的部位，刻着郭沫若的五律《游天涯海角》。沫若的诗平常见多了，不觉新鲜，但这会儿不同，在这天荒海陬、地老人稀之处，于椰风的吹拂和海涛的伴奏声中，我一手遮蔽刺目的阳光，一边兴致勃勃地朗诵，不禁涌起江山在睫、千古如斯的胜慨。
石刻毕竟不如印刷清楚，加之我当日尚不谙行草，有一个字，怎么念也顺不下来，请教同行的作家，也是瞎蒙蒙。一字之障碍，心下顿时不舒。干脆举起相机，咔嚓一声，把沫若的手书全部收入镜头，以备他日有暇时再仔细琢磨。
回到宾馆，得当地朋友的帮助，终于找来郭沫若《游天涯海角》的文本及相关资料。原诗共为三首。沫若六一年二月南游天涯，曾赋诗一首，讴歌海角仙境，并记录了自己童心大发，奋力帮渔民拉网的小插曲。翌年旧地重游，看到前诗已经刊刻于石，激动之余，复赋诗一首。未久，第三次前往，又留咏一首。三首诗都已摩崖纪念。现将第一首抄录如下：海角尚非尖，天涯更有天。波清湾面阔，沙白磊头圆。劳力同群众，雄心藐大千。南天一柱立，相与共盘旋。诗不尽言，歌不尽兴。沫若还精心地创作了一篇散文，记录天涯海角之胜。试看其中的一节描写：“海水呈深蓝色，近岸处则青如翡翠。帆船三五，在远处如画中点缀，寂然不动。空中有白云呈波状。岸上细沙如银，滨海潮湿处色呈微黄。奇石磊磊，纵横成聚落。石身多呈流线形，顶秃而圆，如馒头，如面包，如蹄膀，如覆舟，如砗磲贝壳，如大弹丸，如巨炮弹。……”瞧，我们的沫若先生已全身心融进了山水。此时此地，北天为远，朝歌消歇，清风拂尘，碧水涤虑，嬉嬉乎，洋洋乎，他仿佛又回到了歌乐山下的童年，又找回了博多湾畔的青春。
郭沫若在海口访问苏轼祠，感慨“东坡流谪曾来此，朝夕常思返蜀山。”沫若与东坡均是四川同乡，不知他在翘首西望之际，是否偶尔也掠过田园之思？沫若转去访海瑞墓，留诗云：“三百余年岁月深，墓犹完整碑无缺。生前身受人折磨，死后墓为人护摄。……我知公道在人心，不违民者民所悦。史存直言敢谏疏，传有平产均田说。刚亦不吐柔不茹，布衣粗食敦鲠骨。……”沫若去东方县访马伏波井，也留七绝三首，其三云：“薏苡烹来可作糜，军行用以止朝饥。功成人竟明珠视，古井无波水自知。”沫若此间礼拜海瑞，凭吊马援，似含有不平则鸣、旁敲侧击之意。无论如何，比较起《百花齐放》一类的纯粹应制应景，要高出一大截。
四
文革骤临，灾星高悬，郭沫若慌了手脚。他在人大常委会上表态，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们烧掉，没有一点价值。”沫若的这番话经毛泽东批示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如同在举世的惶惶不安之中，又扔下一颗重磅的燃烧弹。
类似这种要把全部作品付之一炬的表态，巴金后来也作过。据陈明远引述宗白华的话，认为：“这是来自对于焚书坑儒的强烈预感，和在劫难逃的恐怖的直觉。其潜台词是：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任造反派宰割了，饶我一条活路吧！”我倒宁愿这是一种“夫复何言！”的反抗。
沫若文革中还有一些自轻自贱的言行，比如当面朗诵拍江青的马屁诗。如此一来，他的政治人格黯然失色。沫若曾经在《女神》的《湘累》篇中塑造过屈原，那气魄何等惊天动地！屈原向世界宣布：我的诗，我的诗便是我的生命！我能把我的生命，把我至可宝贵的生命，拿来自行蹂躏，任人蹂躏吗？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我一身难道只是些胭脂、水粉底材料，我只能学做些胭脂、水粉来，把去替女儿们献媚吗？哼！你为什么要小视我？我有血总要流，有火总要喷，不论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驰骋！
沫若话剧《屈原》中，更有一段脍炙人口的“雷电颂”：啊，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炸裂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像这风一样，像那海一样，滚动起来，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秽，烧毁了吧，烧毁了吧！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
文革时期，郭沫若要能拿出几分屈原的骨气，该多好！可惜，沫若写活了屈原，他本人却距三闾大夫的境地甚远。沫若虽然是富贵中人，到老似乎也没能树立彻底的贵族精神。那真是一个翻天覆地，而又分筋错骨的年代，那个年代值得后人长久地警醒。作为天纵英才的郭沫若，他本应做得比我们看到的更好。不幸的是，他没能，因而给世人留下了诸多垢病。不过，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的人品———否则，你又如何解释同样“郭化”“异化”了的数以亿计的脑袋？我这么说，绝无意替郭沫若辩护，只是希望对那个“史无前例”的“历史断层”的反省，能够越出单一的道德批判的平面，深入我们这个民族“体制链”以及“国民性”的内核。……闲话打住，且说我的一位朋友去了趟云南，回京后，听说我在写郭沫若，特地打电话相告，说：“郭老头子到处题诗，简直成了乾隆第二。他在新诗发展上是有成就的，旧诗实在写得不怎么样。他要是有自知之明，当初倒不如把这些旧玩艺儿统统烧掉。”“老兄，你恐怕主要是不喜欢他的晚年，但你应该看到这里还有别一层意义。”我当即把他的话挡了回去。说郭沫若是乾隆第二，说他的旧体诗不如新诗，这我都不想反驳。沫若对写旧诗有过解释，他说：“进入中年以后，我每每做一些旧体诗。这倒不是出于‘骸骨的迷恋’，而是当诗的浪潮在我心中冲出的时候，我苦于找不到适合的形式把意境表现出来。诗的灵魂在空中游荡着，迫不得已只好寄居在畸形的‘铁拐李’的躯壳里。”但要说他的题诗是如何之差，不如统统烧掉，未免失之过激。“我们没必要因人废言。”我对他说，“那些纪游诗，尽管形式有点儿僵化，思想、技巧也未必都很高明，但应该看到，其中有一部分，是郭沫若与祖国山川大地的亲切对话，是他的灵魂在相对轻松状态下的自然流淌！”情况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么？纵观郭沫若的一生，创作《女神》时代是在日本，研究甲骨文和史学的高潮也是在日本；卢沟桥事变后脱身回国，总算可以和故国山川亲近了，但那之后一直战火纷飞，阴云密布，腾不出身来也分不出心；好容易等到山河共和，日月重光，谁知又遇上暴雨雷霆，天旋地转；难得有那六七年，终于拨冗偷闲，冲出高墙围城，投身于无限广袤而又充满无穷慰藉的大自然。诗人永远追求空间。京城太功利，书房太逼仄，唯有在大自然的怀抱，他疲惫的翅膀才又开始轻轻扇动，负伤的灵魂才又得以慢慢复苏。
毋庸置疑，即使直面大自然，郭沫若的上述诗文也没能摆脱外界加于的束缚，尽展个人怀抱。———浪漫的诗魂注定要以某种缺憾印证历史。有趣的是，沫若的情性，倒是在笔墨纸张中得到了随心所欲的挥洒。比较起文学、戏剧、影视、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书法的确是最无拘无束而又最不惹是生非的品种。难怪古往今来，骚人墨客、仁人志士都喜欢借之抚慰胸襟，张扬天性。沫若的书法自成一格，他以行草为工，熔学识、肝胆、才情于一炉，尤钟前人“逆入平出，回锋转向”之妙道，内力雄浑、绵密，外形沉稳、放达，存郁勃奋张之势，具磅礴峥嵘之象，赫然令人想起他以《女神》为旗帜的浪漫主义情怀和狂飙气概。
这里，不妨顺便说几句乾隆。乾隆大帝的政务姑且撇开，他生平有两大癖好，一、爱游山逛水，二、爱吟风弄月。皇上好吟，又好游，手泽免不了覆盖全国。仅以上个礼拜天而言，我就在西山八大处和北大未名湖畔，两次碰到他的御题。乾隆的诗作，据说有四万多首，产量天下无敌，质量却平平，因此，常常受到今人讥讽。我觉得对于乾隆的这种雅好，完全可以换个角度看。作为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天子，他毕生致力于汉诗，虽然不够地道，有欠老到，说到底，也是对中华文明的一种认同、宣扬和追求，没有什么不好。
还是回到郭沫若的纪游诗。遥想当初，沫若振纸挥毫，力驱龙蛇，多半是触景生情，兴之所至，并没有奢望它流传长久。游人在他的条幅、刊刻前低咏轻吟，摄影留念，注重的也不过是一种时代情结，文化符号。譬如说我，当日在泰山主峰拜读沫若的“云雾移时合，雷霆指路迷。我来登极顶，果见众山低。”顿觉振衣千仞，遗世而独立；在黄帝陵乍见他笔奔如风、人书俱老的淋漓大字，心头立时飞扬起浓郁的诗情和苍茫的韵致；在司马迁墓咏他的“学识空前古，文章百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耳畔便仿佛响起历史的冲天啸吟。
去夏游武夷山，在宾馆和山脚，两次见到沫若的《游武夷泛舟九曲》，便随手抄了下来。而后，当一行人乘着竹筏，沿清粼粼的九曲溪顺流而下，我便掏出他的诗，仔细品味：“九曲清流绕武夷，棹歌首唱自朱熹。幽兰生谷香生径，方竹满山绿满溪。六六三三疑道语，崖崖壑壑竞仙姿。凌波轻筏觞飞羽，不会题诗也会题。”一边自得其乐，一边就想到，还是文化金贵。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声色歌吟，更是一种社会认同，一种时代的回应，一种化入目光融入血液的基因。莫道三代之下人皆好名，这个民族走到今天，不能没有一批和山水融为一体的诗文，更不能没有一批和山水融为一体的精魂。
五
二百多年前，法国思想家圣西门说：“假如法国突然损失了自己的五十名优秀物理学家、五十名优秀化学家、五十名优秀诗人、五十名优秀作家、五十名优秀军事和民用工程师……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借喻发挥，我们完全可以说：“假如神州大地突然失去了上至李白、杜甫，下至乾隆、郭沫若等人的题咏，这片国土将会变得无比寂寞。
在我们这个世纪，毛泽东既擅书法，又具才情，本可使大地变得更加文采斑斓。但是，毛泽东似乎别有隐情，他曾明确指示“我们不要题字”。鲁迅是另一个最佳人选，可惜他既无闲暇，更无兴趣。其他的文人墨客，骚人志士，不是没有足够多的机缘，就是没有相当的身份。唯有郭沫若各项条件具备，对他而言，散布在各地的纪游诗文，如同在龙钟老态的文学躯干外又分出的一根嫩杈，虽然不及主干的苍劲挺拔，却也花繁叶茂，清香扑鼻。这是另一种发挥，平地亦高峰。
不久前去河南林州，中午从北京出发，傍晚五点半抵达安阳，出站后的第一个向往，就是驱车去殷墟博物馆，亲炙郭沫若的墨泽。沫若这会儿在我心头，既具体，又抽象。说具体，殷墟是甲骨文出土地，沫若和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并称甲骨文研究四大家，他不可能没有到过这里，更不可能没有留下题咏。换句话说，假设连沫若都没有留下诗词，上述诸公，我们还能指望谁？说抽象，自打那次在乾陵劈面直视郭老，心下打了一个激灵，郭的题诗、题字，对于我，亦已转化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山林气象，湖海意韵。彼时彼地，绝大多数的游人———我相信———并不在意他是否着述等身，地位显赫，白璧无瑕，而仅仅把他看作一只随风而振的风铃———文化的风铃。话说那一天，我正是追蹑着虚空中的铃音，在殷墟博物馆兜来兜去。你说怪不，临了，居然没见着沫若的任何手书。问一位年轻的女馆员，答说不知道。这怎么会呢？这怎么会呢？想要再问，对方忙于下班，懒得答理。只好怏怏退出。一路愁眉不展，像是错过了多年未见的老友。
第二天游红旗渠，惊讶崖上刻着的“红旗渠”和“青年洞”，都是郭沫若的手笔。问东道主、散文作家唐兴顺：郭老什么时候来过这里？答说大概没来过，这字是别人登门请写的。又问：郭老有没有到过安阳？答说到过，并顺口背出他的《访安阳殷墟》一诗。诗云：“偶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肇此人。百克东夷身致殒，千秋公案与谁论？”在殷墟擦肩而过的，却在太行山麓抵面了。也算千里有缘。恍惚又觉得，沫若的作派———这里指的不是他的一生，而是他晚年的直面山河———就有点像这红旗渠水，从千山万壑的那头曲曲折折地流来，在平地打一个转，翻一路浪花，然后又向历史深处，泠泠淙淙地流去。
己卯年初夏 北京
本文刊于卞毓方散文集《长歌当啸》（东方出版中心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