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之一。他的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著述，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思想界的遗产中最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珍贵品质的重要部分。它们引导了两三代人的学术道路的发展，而这种引导作用还会继续延伸下去。

外庐先生以治中国思想史、社会史而著称。他在这两个方面的撰述，均被国内外同行公认为权威性的著作。关于这方面的评论和研究成果，已有不少；而系统的研究论著，也一定会逐渐增多。

这里，我想就目前研究得较少的一个方面，即外庐先生在史学理论方面的遗产，讲几点初步的认识，作为纪念外庐先生诞辰90周年的一份心迹。

外庐先生在1982年写成、1986年修改的《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的序言中，总结了自己的学术经历和治学原则。这对他本人来讲，是表明他对社会、对读者的庄严的责任心；而对于广大的学术晚辈来说，它的确是一份珍贵的理论遗产，应当以同样庄严的心情来接受它。诵读这些思想深刻的文字表述，我们总是感觉到：一位哲人和史学家虽然停止了思考，而他的思想却还是活泼泼地在延续和扩大着。同时，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史学理论遗产，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历史学界，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存在。

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

外庐先生对自己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原则和方法，不仅有坚定的信念，而且有明确的和清晰的概括。他的基本信念是：“总的说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1]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并不限于这几个方面；而外庐先生所概括的，无疑是最重要的几个方面，也是对他的社会史、思想史研究最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几个方面。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外庐先生从不动摇和改变这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足以证明他对自己的信仰的坚定，这正是一个杰出的哲人和史学家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

但是，外庐先生给予我们更深刻的启示在于：对于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的运用，只有在取得一定的理论模式和方法论模式的情况下，才能同具体的研究真正结合起来，使理论不至于流于空论或成为教条，从而对具体问题的认识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和有系统的认识。外庐先生从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总结出他所遵循的一些理论、方法论模式。其一，社会史研究，先从经济学入手。其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首先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其三，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强调以法典化作为确定历史分期的标志。其四，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私有权的缺乏”，“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关键”的理论，分析中国自秦汉以来封建社会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封建的中央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其五，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其六，研究工作重在阐微决疑。其七，实事求是，谨守考证辨伪的方法。其八，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其九，执行自我批判，聆听学术批评。[2]他对每一条都做了扼要的说明，而对第五条则有进一步的申述，又从六个方面做了概括。外庐先生所概括的这些理论、方法论模式，有的已经涉及对于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若干具体的论断，其中仁智之见，在所难免，但像外庐先生这样对于自己治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有如此自觉的和系统的认识的史学家，却并不多见。当然，这也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共同特点。他们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许多辉煌的巨著，而且还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总结出来的治学路径和学术宗旨。这后一个方面的遗产，在史学理论上有重要的价值。它向所有有志于史学的后来者展现出一条艰难的但却是通向成功的道路。中国古代著名学人，给我们积累了治学重在把握“宗旨”的优良传统。诚如黄宗羲所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3]治学贵有宗旨，读书亦贵在能明所读之书的宗旨，外庐先生继承、发扬了这个优良传统，不仅自己有明确的治学宗旨，而且希望“读其书”的人也能明其宗旨，俾便于“进行批评”。这种学术境界，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不禁要自问：自己的治学究竟有无宗旨？是怎样的宗旨？读名家论著是否得其宗旨？所得于己又有何益？学海茫茫，前路悠悠，做这样的自问和思考，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二、辩证的史学方法论

外庐先生对于自己在治学上所遵循的理论、方法论原则本身都持辩证的认识，而不做绝对的看待。这样理论上的造诣使他在具体的研究中始终处于创造性的、超越前人的境界，使他的学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活力。关于这一点，外庐先生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反映得最为突出。例如，他指出：“经济发展虽然对思想史的各个领域起着最终的支配作用，但是，由于思想意识的生产又属于社会分工的特殊部门，因而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形成，都不可能离开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应当说，思想的继承性是思想发展自身必不可少的一个环链。”[4]既要看到经济发展对思想有“最终的支配作用”，也要看到思想的继承性对思想发展所起的作用。时代的脉搏和历史的传统总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着思想家的思想发展的轨迹。大致说来，在研究前人的思想学说的时候，人们能够比较自觉地运用这一方法论原则；而在研究前人的思想学说跟今天的思想学说的关系时，便容易忽略这一方法论原则，误以为今天的某种思想学说仅仅是从今天时代来加以说明。这种忽略的结果之一，是容易导致对于思想遗产的轻视而不利于今天的思想学说的发展。我以为这种情况在历史学界是存在的。以对史学自身的研究来说，我们对于古代的、近代的史学思想的研究及其与当今的史学发展的关系的重视，还没有形成比较普遍的自觉意识；而我们对于20世纪以来的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思想上的成就，跟当今史学发展有什么关系，重视和研究就显得更加薄弱了。诚然，这种缺陷，只有当人们真正建立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才可能逐步地有所克服。外庐先生说：“历史上有建树的思想家总是在大量吸收并改造前人思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学说。”中国历史学家在理论上的进步发展，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大量吸收并改造”前人和外国同行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为此，我们只有加倍努力。

又如，外庐先生认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相联系。一般说来，二者是一致的，但有时也会出现矛盾。或者世界观是先进的，方法论是陈旧的；或者世界观是陈旧的，方法论是先进的。问题都要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5]这一辩证的认识，对于评价前人今人、中外学术，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结合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来说，近代史家中有些人并没有接受唯物史观，但他们的方法论是先进的，因而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同样，当代西方史家当中，也有在方法论上是可取的，我们在吸收的过程中自然应当把它跟世界观不做完全相同的看待。这一方法论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对前人或今人思想学说的评价更近于全面和真实，避免或减少片面性。

近十几年来，史学界关于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成果问世，成绩是不小的。但是也应当看到，有些论述，或者过分地夸大某种方法的作用，或者只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而忽略了世界观的重要性，或者又因某种思想学说在世界观上的不可取而轻视了客观存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的方法论，这对于理论的发展和具体研究的深入，都是不利的。外庐先生的许多关于方法论的辩证认识及具体运用，对当前史学方法论的深入研究有很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自得、自省的治学方法

外庐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研究的一代宗师，胸襟博大，虚怀若谷，一方面倡导坚持真理，敢于创新，另一方面“执行自我批评，聆听学术批评”。他说：“我认为，学贵自得，亦贵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前者表现科学探索精神，后者表现自我批判勇气。历史科学如同其它科学一样，总是在探索中前进的，难免走弯路，有反复，因而不断执行自我批评，检点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会固步自封。”[6]外庐先生这种对待历史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学术研究的态度，是严肃的，也是科学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今天的历史学界是需要大加发扬的。外庐先生举例说：“我和我的合作者可以互相改稿，没有顾虑，即或是青年同志，只要他们对我的稿子提出了意见，我总是虚心考虑，将不妥之处反复修改。仅以《老子》研究而言，我从30年代撰写《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至50年代修订重版《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的20年间，曾四易其稿。每易一稿，都可以说是执行一次自我批评。”[7]学人的自我批判，尤其是名家的自我批判，是需要勇气的；而这种勇气，总是跟超凡脱俗的自省意识结合在一起。这种自省意识愈是自觉、愈是强烈，就愈显出名家的风范、学者的本色。外庐先生说：“就资质而论，我是个常人，在科学道路上自知无捷径可走，惟有砥砺自学，虚心求教，深自省察，方能不断前进。”读着一位史学大师说的这些话，联想到自己，也“深自省察”，不觉汗颜，于是益生“砥砺自学”之心。我想，凡认真读了外庐先生这些文字和他的皇皇巨著的史学工作者，都会从中得到深刻的启发，增强自己的“自省”意识，促进自己学术的前进。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外庐先生所强调的“自省”精神，即自我批判精神，正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的治学方法和精神品质。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对奴隶制时代的研究，范文澜对中国通史的研究，都提出过认真的自我批判。这种郑重的自我批判，无损于他们的成就的辉煌，反而越发显示出了他们对历史科学的真诚和宽阔胸怀，赢得史学界同人的尊敬。

外庐先生说的“自省”，不只是“执行自我批判”，还要“聆听学术批评”。他说：“我觉得学术批评之所以值得欢迎，主要是自己可以借助于这些批评（哪怕在自己看来是不能同意的批评）来启发思考，帮助自己提高学术水平。”在外庐先生看来，学术批评是“启发思考”和“提高学术水平”的一个动力。因此，作为一个学人，是不应该“拒绝批评”的。在这里，学术批评被赋予一种崇高的责任。由此引申开来，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学术水平的提高，学术批评起了重要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根据外庐先生对学术批评的这种理性认识，反省当前的史学界，是否可以认为：史学批评大有提倡的必要。应当承认，在这方面，我们对已有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不够的。外庐先生从他的亲身感受说：“我的著作出版之后，经常受到并世学者和读者的批评。我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对于奖勉我者，益生谨慎恐惧之感，面一句一字之教言，则使我反复思考，检点得失。’我至今仍以此自勉。”[8]学术批评，有“奖勉”，也有“教言”，它对于名家如外庐先生能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固然表明外庐先生的学术境界之高，但也表明了学术批评本身所具有的魅力。我们的史学工作要有更大的发展，我们的历史研究水平要有更大的提高，就应当大力开展史学批评，就应当像外庐先生那样对待史学批评。

四、历史科学民族化的丰富内涵

我想就外庐先生提出的“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民族化”的问题，再讲一点认识。什么是“民族化”？外庐先生认为：“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9]外庐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自谦地说：“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其实，外庐先生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岂止是尝试。他不仅是一位自觉的先知者，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成功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要已经提出了极为明确的认识，他指出：“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10]。外庐先生所概括的这种情况，可以被看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成熟阶段的标志。如果说“仿效”或“模仿”在特殊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仿效”或“模仿”终究不能代替创造也是必然的。因此，对于以“仿效”或“模仿”走向创造，不能没有自觉的意识和艰苦的努力。这是外庐先生治学的原则和方法给予我们的又一个重要的启示。外庐先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世所公认的，正如许涤新先生所评价的：“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写出了完整的系统的著作，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独立的见解。”[11]这个评价，语言是质朴的，含义是准确的，位置是崇高的；缺少其中任何一句话，都是不足以概括外庐先生在“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研究这个成就的具体方面，固然是需要继续下功夫的，但更值得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时隔40年后外庐先生重新提出了这个“民族化”的问题？他批评的“五四”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盲目仿效外国的形式主义学风”，并表示“对这种学风深不以为然”的态度，在今天是否还有值得人们思考的地方？

以我的浅见，外庐先生在40年中两次讲到有关“民族化”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在今天仍须引起史学界同行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文化又一次出现大面积、多层次交会的形势，介绍和仿效仍是不可避免的，但真正的出路和发展却在于创造。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都要注意“民族化”的问题，更何况形形色色的外国史学流派、史学思潮呢。“民族化”的主要标志是什么？从根本上说，是“总结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要做到这一点，没有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行，没有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也不行。这个道理，适用于历史学的各个领域，其中也包括史学理论这个领域。近十几年来，我国史学界在史学理论的研究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我们也应当十分冷静地看到，这方面的研究跟外庐先生说的“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相比较，还有很大的距离。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讨论外庐先生的史学理论遗产的科学价值时，就应更加自觉地认识到注意史学理论民族化的重要。外庐先生的辉煌巨著和理论认识，给我们提供了启示和榜样。我们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总结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推进史学理论民族化的发展。

“民族化”的要求是要注意到民族的特点和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它在本质上并不是排他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写成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明确的、科学的论述。他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讲到“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12]时，也指出对于外国文化应当避免排外主义的错误和盲目搬用的错误。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只有正确地吸收了外国优秀的或有益的文化成分，我们中国文化的“民族化”就不仅具有民族的特点，而且也具有时代的高度？历史研究不能例外，史学理论研究自亦不能例外。我们应当继承外庐先生的遗志，把“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民族化”的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侯外庐先生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位大师，在中国史学走向现代意义的科学化的历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他的皇皇巨著，他的理论建树，以及以他为首所形成的一个有宗旨、有成就、有影响、有传人的史学学派，是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出贡献。

外庐先生在史学理论方面的遗产，洋溢在他的许多论著当中，并不只限于他为《选集》所写的《自序》讲到的那些。他的史学理论遗产的科学价值，也不只限于本文所讲到的这几个方面。本文所讲到的几个方面，只是我思考得较多一些问题，认为它们对于当前史学工作的理论建设和学风建设，具有认识上和实践上的重要价值。

纪念侯外庐先生诞辰90周年，我们要学习他追求真理的一生，勤奋治学的一生；学习他在社会史、思想史研究上的丰富成果。同时，我们也要认真总结和继承他在史学理论方面的遗产，以促进史学理论建设的发展，促进史学工作的发展。

[1]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9页。

[2] 参见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19页。

[3]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页。

[4]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5]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15页。

[6]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7]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8]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20页。

[9]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页。

[10]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前言，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50年，第1页。

[11]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