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评论是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史学史上，史学评论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这样一个领域，很有必要进行认真的、系统的研究和总结。这里，我简略地说说有关中国古代史学评论的几个问题。

一、史学评论的渊源

这里说的史学评论，是指人们对史家、史书或某一种史学现象、史学思想的评论，它不同于人们对史事或一般历史人物所做的评论，即史事评论。其实，如若从广义上来理解的话，上述两种评论都可以被称作历史评论。不过为了便于讨论问题和说明问题，还是把它们略做一点区别为好。

从中国古代史学来看，史学评论是在史学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的基础上才出现的。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这是从《春秋》的内容和它的社会作用来评论的。但这只是孟子在同别人讨论问题时顺便讲到的，还不能被看作一种自觉的史学评论。

自觉的史学评论，大致以司马迁为开端。司马迁在讲到先秦史学时，评论《春秋》是“王道备，人事浃”[2]，同时也说到它的断限、文辞、体例。这种史学评论，就带有一定的自觉性了。后来，班彪、班固父子为了证明他们变通史为断代而著汉史的正确，对《史记》做了全面的评论，这可以从《后汉书·班彪传》所载的“《史记》论”和《汉书·司马迁传》的论赞里看到。他们的评论不仅有一定的自觉性，而且还带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以上这些，都是就一部史书所做的评论。两汉以后，这一类评论还有很大的发展。

南朝梁人刘勰著的《文心雕龙》一书，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流传很广，为许多人所熟知。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其实，这部书的价值并不限于文学批评方面，它在中国史学评论史上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文心雕龙·史传》篇是一篇精湛的史学评论文章，它不只是就一部史书而是从整个史学全貌来做评论的，涉及史学源流、史书优劣、史家旨趣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他如《颂赞》《谐隐》《诸子》《论说》《封禅》《练字》等篇，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涉及史学评论各个方面的问题，同样是应当受到重视的。

史学评论的专书产生于唐代盛世，这就是刘知幾所撰的《史通》。《史通》在内容上和表述形式上，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和启发，它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史通》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评论史书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例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评论了唐初以前的史学，这种评论虽然主要是从史书的体例（尤其是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入手的，但全书也涉及了史学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刘知幾对以往史学做总结性回顾的自觉精神，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和他的同代人。他在《史通·自叙》篇里说：“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可见，刘知幾在撰写《史通》时，心情是多么不平静！司马谈曾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司马迁也讲过：“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3]这些话，反映出史学家对历史记载、历史撰述的自觉认识。从司马氏父子到刘知幾，史学家的这种自觉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它表现为对历史记载、历史撰述这件事情的重视，更表现为对史学工作本身进行回顾、改进和提高的重视。这两种自觉认识是有联系的，是相互促进的，它们反映了史学家对史学工作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自宋迄清，史学评论有了更大的发展，主要标志有三条。第一，史学评论著作的数量越来越多了，以致《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序说，此类著作“栋至汗牛”。第二，史学评论作为史学工作中的一个独立的门类，至迟在南宋时已被确认。譬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史部里已独立标出“史评类”。高似孙的《史略》一书著录群史，“品其指意”，其卷1“诸儒史议”一目，举扬雄以下20人对《史记》《汉书》的评论；卷4有“史评”一目，与“史典”“史表”“史赞”“史例”等并立。《四库全书总目》于史部单列“史评类”，就是继承了宋人的传统。第三，出现了优秀的、带总结性的史学评论著作，这就是章学诚所撰的《文史通义》。《文史通义》在比较广泛的领域里，就一些史学理论问题于古今得失的评论中阐发了作者的见解。这些见解，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都超越了前人。章学诚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把他比作刘知幾，而章学诚是不同意这种比喻的。他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截然两途，不相入也”[4]。从重“史法”到重“史意”，这也是中国古代史学评论发展的一条明显的轨迹。

二、史学评论的作用

关于史学评论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家历来都是看得很重的。刘知幾在讲到《史通》的撰写目的时写道：

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5]

这几句话，可以看作刘知幾对史学评论的作用的一个概括性看法。首先，史学评论的直接作用，是为了推动史学的发展。刘知幾对唐以前史学“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的现象。从刘知幾当时的环境来看，他说的“其义不纯”，至少应包含史书编撰体例和史书编撰工作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其次，在刘知幾看来，史学评论还会触及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所谓“上穷王道，下掞人伦”就是这个意思。《史通》是不是真的涉及“王道”“人伦”呢？从它不赞成《史记》为项羽立“本纪”[6]、为陈涉作“世家”来看[7]，从它宣称“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8]来看，从它主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9]来看，又从它说的“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来看，《史通》的确涉及广泛的历史问题和现实的社会生活。把史学评论的作用提到这样的高度上来认识，在中国史学史上，以前还不曾有过。

中国古代的学术史著作是极重视评论的。这种评论，对历史上的学术流派、学术思潮有一种“分别宗旨”的作用。黄宗羲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是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10]可见，评论之于“分别宗旨”的这种作用是多么重要。

章学诚说，他的《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11]。又说，《文史通义》中的《言公》《诗教》诸篇，“其言实有开凿鸿蒙之功”[12]。把史学评论看作具有“辟其蓁芜”“开凿鸿蒙”的作用，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不是的。如若我们认真地把《文史通义》读上几遍，把它提出的一些问题放到中国史学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它确实提出了不少前人没有提出的问题。例如，它提出的记注与撰述的区别以及“智以藏往，神以知来”“体方用智”“体圆用神”的思想，通史有四体、六便、三弊的思想，“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的思想[13]，等等，都带有理论探讨的性质，且多发前人之所未发。章学诚的那种自信，不是没有根据的。

总之，在刘知幾等人看来，史学评论对于考察一种史学现象、纠正不良的史学研究风气，对于爬梳纷繁的学术流派的“宗旨”、指明后学“入门”的途径，对于着重在“史意”上提出新的问题，开拓史学研究的领域，对于关乎社会生活的“王道”“人伦”的影响等，都有积极的作用。这种积极作用的具体表现，刘知幾概括为这么几句话，就是：“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14]史学家如果不对史学工作做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思考，是不可能写出有分量的史学评论著作的，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所谓“贯穿”“网罗”“商略”“发明”的作用。如果这个认识大致不错的话，那么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三、史学评论的标准

既有评论，必有标准。中国古代史学家关于史学评论的标准，虽然明确的说法不多，但他们的不少论断，还是与此有关的。

班固评论司马迁的《史记》，大致包含这几个方面：在对文献材料的运用上，说它“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但也肯定作者的“涉猎者广博”；在历史观点上，说它“是非颇谬于圣人”；在表述形式上，说它“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在撰述态度上，说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几个方面，其实就是班固评论《史记》的几个标准。刘勰虽然不是史学家，但他的《文心雕龙·史传》篇的“赞曰”说的“善恶偕总”“腾褒裁贬”“辞宗丘明，直归南、董”，也是把史书的内容、褒贬、文辞和书法（指作史态度）作为史学评论的几个标准看待的。

在中国史学史上比较明确地讲到史学评论的标准的，是刘知幾。刘知幾论史才、史学、史识及其相互关系，虽然旨在说明“史才须有三长”[15]，因而史才难得，但实则已讲到评论史家的标准了。刘知幾还把史学家的工作划分成三个等第：第一个等第是“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如董狐、南史；第二个等第是“编次勒成，郁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第三个等第则只能做到“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的史官史佚、楚的史官倚相。[16]这个看法，直接提出了评论史家的标准，可以看作他的“史才须有三长”论的极好注脚。此外，他在《史通》的《采撰》《言语》《叙事》《直书》《曲笔》等篇中的论述，也都关系到评论史书和史家的标准。

刘知幾的“史才须有三长”的论点，在宋人那里又被进一步具体化了。吴缜所撰《〈新唐书〉纠谬》是一本讲考异的书，但这书的序文却明确地提出了评论史书的标准。吴缜写道：“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事实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他认为评论一部史书的优劣、高下，要看它是否具备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基本条件。具备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可以认为是一部好的史书；否则，就不是一部好的史书，甚至根本不能称之为“史”。是否可以认为，吴缜讲的“事实”，相当于刘知幾说的“史学”，而“褒贬”相当于“史识”，“文采”则相当于“史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缜对于这三个基本条件，并不是做并列的或同等的看待的，而认为三者之中以“事实”最重要。他说：“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吴缜把搞清事实，即“事得其实”，作为撰史的基础和评史的主要标准来看待，显示出他在史学评论上的卓识。

然而，无论是史才、史学、史识，还是事实、褒贬、文采，它们之间的关系毕竟是不可分割的，这就要求人们在评论史家或史书的时候，要有全局的观点。这个思想，在刘知幾、吴缜来说是都有的，而在章学诚那里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一书有很丰富的关于史学评论的见解，如他的“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17]的论点，“临文必敬”“论古必恕”[18]的论点，“言以声其心之所得”“立言之要，在于有物”[19]的论点，“文与道为一贯，言与事为同条”[20]的论点，“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21]的论点，以及上文说的“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22]的论点，等等，就是对史学评论各方面的标准做综合考察的典范。我们说《文史通义》是古代史学评论的总结性的著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据。

前人这些直接或间接涉及史学评论的标准的见解，在今天来看，并不都是完全适用的。例如，他们讲的“褒贬”，跟我们说的历史评价就不是一回事；他们讲的“事得其实”，跟我们说的实事求是亦不可做同等的看待；他们讲的“史德”，跟我们今天说的史德，在阶级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等等。但是，他们的这些见解，作为史学遗产中的思想资料，是值得重视的。它们可以启发我们在史学评论方面做比较开阔的思考：有的，可以赋予它以新的含义，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有的，也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为今天所用，并使其得到新的发展。这对于活跃史学思想，繁荣史学评论，推动史学工作有很大的好处。

[1]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2]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3]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9页。

[4]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5]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1～292页。

[6]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二《本纪》，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7页。

[7]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二《世家》，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2页。

[8] 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页。

[9] 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6页。

[10]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页。

[11]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2页。

[12]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再答周谷论课蒙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8页。

[13] 以上分别见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易教上》《书教下》《释通》《史德》等篇。

[14]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2页。

[1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3年。

[16]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十《辨职》，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2页。

[17]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18]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页。

[19]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理》，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87页。

[20]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言公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9页。

[21]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言公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2页。

[22]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