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十月，上海鲁迅纪念馆新馆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竣工，同月十四日，即鲁迅灵柩迁葬仪式当天，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来馆参观鲁迅生平陈列，对展出的鲁迅诗稿颇为欣赏，他对纪念馆工作人员说：“你们应该将鲁迅的诗稿收集起来，编成诗稿出版。”陈毅也是诗人，郭沫若曾有诗云“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陈毅对鲁迅的诗稿是极为重视的。在陈毅的建议下，上海鲁迅纪念馆遂着手搜集鲁迅的诗稿。
《鲁迅诗稿》一书初步编辑完成后，上海鲁迅纪念馆致函国务院，请副总理陈毅题写书名。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陈毅在接到函请题字公文的当天，即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专用信笺上题写了“鲁迅诗稿”四字，繁、简体各书一种，署“陈毅题”，并钤“陈毅之印”白文印。
《鲁迅诗稿》初版本最终采用了陈毅题写的简体书名，由文物出版社于一九五九年十月出版，共收入鲁迅诗作三十六题四十首。该书封面为信笺图案，书名“鲁迅诗稿”四字竖排，下钤“文物出版社”朱文印，扉页则印有“鲁迅诗稿 陈毅题”手迹，无印章。书籍为普通三十二开本平装，胶版纸印刷，收录的鲁迅诗稿均为鲁迅手迹，并衬有赭石色底色，有仿古之意，初版印数一万册。
这一版本收录的鲁迅诗稿并不完整，且前无序言，后无跋语，也未附有出版说明，现在看来不免有些缺憾。但此书毕竟是后来所有《鲁迅诗稿》的最初底本，因此功不可没。
一九六〇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决定编辑新版《鲁迅诗稿》，并请郭沫若作序。郭沫若当时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要职于一身，同时又是著名诗人、书法家，若能为《鲁迅诗稿》作序，实属最佳人选。郭沫若欣然同意，于一九六〇年五月八日亲笔写就。序文书写在两张对折的高三十点二厘米、宽四十六厘米的宣纸上，感情真挚，文采斐然：
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虽寥寥十四字，对方生与垂死之力量，爱憎分明，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表现具足。此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
然诗如其人，书如其人，荟而萃之，其人宛在。《荀子·劝学篇》有云：“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鲁迅先生，人之所好也，请更好其诗，好其书，而日益近之。苟常手抚简篇，有如面聆謦欬，将见潜移默化，使心身获益靡涯。
这篇序虽然只有不到三百字，但写得很精彩，读来如饮醇醪，令人击节称赏。其中评价鲁迅的诗歌和书法成就之语，可谓切中肯綮，至今仍被世人奉为定评。再从书法的角度而言，郭沫若的笔墨于工整中透洒脱，沉静中富灵动，也称得上郭沫若书法中的精品。
上海鲁迅纪念馆在收到郭沫若的序后，立即根据手迹制版，冠于《鲁迅诗稿》正文之前，并印出样本征求意见，准备于一九六一年鲁迅诞辰八十周年时正式出版。
郭沫若的这篇序，大多数人都很赞赏，“但当时有人对序言中的‘后无来者’一语，认为推崇至高”〔江枫：《郭沫若致上海鲁迅纪念馆（按）》〕。为此，上海鲁迅纪念馆于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特地致信郭沫若，问是否需要更改，同时也请其对《鲁迅诗稿》的内容、形式给予指导。
一九六一年四月六日，郭沫若复信上海鲁迅纪念馆，信中说：“《鲁迅诗稿》序‘后无来者’句改为‘后启来者’。另纸写了四字附上，请剪贴。诗稿序一、二、三页五行，四页独六行，不一致，请调整。”郭沫若将“后启来者”四字写在了一个小纸片上，随信一同寄回。
这封信未能收入《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年谱长编》中也没有著录，该信是上海鲁迅纪念馆在二〇一六年编印《上海鲁迅纪念馆藏中国现代作家手稿选》时首次辑入的，可以算是郭沫若的一封佚信。
通过对郭沫若《鲁迅诗稿·序》手迹初稿和发表稿的比较，又能发现，在正式付印出版前，郭沫若再次对这篇序做了一处较大的改动，即序之结尾处。原序的结尾为“苟常手抚简篇，有如面聆謦欬，将见潜移默化，使心身获益靡涯”，收笔略显平淡。郭沫若大概对此也不甚满意，在对序言进行第二次修改时，调整为“苟常手抚简篇，有如面聆謦欬，春温秋肃，默化潜移，身心获益靡涯，文笔增华有望”。
结尾做这样的修改，不仅在句式上更为整齐，而且使序文表达得更为完整，语气也更显有力。首先，“心身”改为“身心”，用语较前稿更加贴切自然；其次，增添的“春温秋肃”四字，化自鲁迅《亥年残秋偶作》的首联“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堪称神来之笔；再者，在“身心获益靡涯”后增添“文笔增华有望”，富音韻之美，有画龙点睛之效，使得通篇文字得到升华。
经过两次修改后，这篇序言发表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一九六一年九月号上。同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新版《鲁迅诗稿》，采用珂罗版影印，宣纸线装，封面题签及扉页也改为陈毅所题书名的繁体字版。郭沫若的序言经第二次增补后调整为五页，每页排印五行，版式颇为和谐。至于第二次修改后的新结尾，是郭沫若后来补写的，在出版时挖补原稿而成。由于间隔时间不长，基本看不出郭沫若前后笔迹的变化，加之上海不乏制版高手，因此影印《鲁迅诗稿·序》手迹做到了天衣无缝，浑然一体，读者很难发现其中的改动。
郭沫若对序言的第二次修改，理应亦有写给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书信，但迄今仍未发现。
需要订正的是，《郭沫若年谱长编》一书在一九六〇年五月八日谱文中收录的《鲁迅诗稿·序》并非郭沫若当日题写的初稿，而是依据《人民日报》转录的经过增补后的序文。这一段谱文中还有几处释文的错误，如：“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的“亦”录为“也”；“朴质而不拘挛”的“拘挛”录为“拘擎”；“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的“贵”录为“奖”；“请更好其诗”的“请”录为“情”；“面聆謦欬”的“欬”录为“颏”。
综上，在涉及引用《鲁迅诗稿·序》一文时，应以遵照初稿为宜，对于郭沫若两次修改序言的经过和文字的调整情况，可以附加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