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看过一出歌剧《伤逝》，演得还不错，但只有悲情与激动，没有耐人寻味的思索，因为完全把《伤逝》当成一个悲剧故事来演了。观众不可能像读小说那样去体味作品中多层叙事所产生的困扰与思考。文学阅读不可替代的魅力即在此。
鲁迅的小说极少写爱情，《伤逝》是他唯一的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这篇小说的情节简单，抒情意味很浓。涓生和子君相爱，勇敢地冲破世俗的偏见，我行我素就同居了。但他们的结合为社会所不容，生活也碰到很大的困难。后来涓生的感情发生变化，终于向子君明白说出已经不爱她了。子君无所依持，在绝望中默默死去。涓生在悔恨中挣扎，希望能觅得新路，但前途渺茫。
像这类以青年男女恋爱为题材的小说，在“五四”时期和1930年代非常流行。但鲁迅写得很特别，甚至有点“煞风景”——和许多流行的写法大相径庭：他不是讴歌自由恋爱，而是为“五四”式的爱情唱起了挽歌。这篇看来题材比较流行也比较好读的小说，引起的歧义很多，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细读：在意那些被忽略的缝隙
那么应当怎样来读《伤逝》呢？常见的读法，就是偏重作品思想内涵的发掘。许多研究者就认为，《伤逝》写的是“五四”一代青年的精神追求及其困境，一方面，揭露了当时黑暗的专制社会如何迫害子君、涓生们，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子君、涓生们的脱离实际以及心灵的软弱、空虚。更多的研究者都认同这样的观点：《伤逝》对“五四”思想解放潮流有反思，是在思考“解放”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五四”时期提倡过“易卜生主义”，①也就是个性解放。很多学校都演过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其中女主角娜拉力争个体独立，她离家出走的摔门声惊动了整个欧洲，后来也惊醒了“五四”之后积极探索出路的中国青年。“娜拉”几乎成为当时的英雄。但鲁迅考虑的更多，也更实际一些。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娜拉走后怎样》，说娜拉出走了，好戏落幕了，大家鼓掌了，问题是娜拉没有钱，一个女人怎么活下去？要么回家，要么堕落。鲁迅认为个性解放终究不能离开现实，所以《伤逝》中才有这句警策之语：“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评论家进一步的解读便是：鲁迅在借《伤逝》来思考“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子君、涓生故事的意义是在诠释中国式 “娜拉”的命运。
这些年来，对于《伤逝》的解读又有许多新的角度与方法，细读是比较常用的一种。细读一般是在对文本的认真阅读分析过程中，细致体察作品的象征世界，寻找作品情感或思维展开的理路，往往质疑既定的评论，还特别在意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缝隙与矛盾。②这种方法有利于打开思路，深化对作品的了解。
比如，小说开头一句是：“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我们不禁疑问：写下悔恨与悲哀为什么要以“如果我能够”作为前提呢？难道会有什么原因“不能够”吗？仔细考究，涓生是否真的完全写下了他的悔恨与悲哀，还要打个问号。
当涓生听说子君已经死去时，的确非常痛苦与悔恨，但他悔恨的不是自己在情感上抛弃了子君，结果导致子君的死，而是不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恨自己“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从作品描写的事实看，同居之后不过两三个星期，涓生“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感觉就悄悄改变，彼此似乎更了解，却也有“所谓真的隔膜了”。小说中大部分篇幅其实就是写涓生对子君感觉的变化，同时也是涓生对子君感情的淡化。如同他自己所慨叹的：“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呵！”
小说情节的发展表明，涓生其实已经不爱子君了，即使他不向子君明确表白，爱情的悲剧也要发生的，“只争一个迟早之间”。但涓生并没有从自己感情变化的这个“根”上责怪自己，也许在潜意识中，他是厌倦子君的，所以他的悔恨是有限的，不能完全说出缘由的。小说开头“如果我能够”那句话，其实就打了埋伏，暗示了这一点。
可见，悲剧的产生原因很复杂。这对年轻情侣同居之后，因为失业，经济困难，这确实是促使他们感情破裂的外在因素，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但也可以反驳说，真正的爱情不会因为生活拮据而夭折。那么，导致涓生厌倦子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同居之后“川流不息”的琐碎生活逐渐淹没了爱的激情？是子君从浪漫走向平庸？是这对年轻人尚未真正建立家庭的准备？是男人常见的毛病？好像都有一点关系。所以小说是很真实的。但涓生的厌倦，骨子里还是自私。他的悔恨“不能够”彻底，是因为他终究未能直面这种深藏的私心。作品对此显然有道德层面的谴责。
“潜隐叙述者”对涓生的批评
这种谴责的实现主要靠作品所精心经营的叙事结构。
《伤逝》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手记”的形式，其中的“我”就是涓生。涓生的悔恨中带有许多他自己的体验和感觉，甚至还有潜意识，而这些都用很“个人化”的手记形式呈现出来。这回忆的过程也可看作是涓生的“表演”吧。作品中涓生的立场和整个小说都是“伤逝”，是涓生对他们恋爱、同居，乃至最后分手过程的追忆，其中重点是回忆感情如何从高峰走向低谷，包括涓生对子君“变化”的细微的感觉。但这全都是涓生自己一人的回忆与感觉，小说中的子君始终是被动的、“失语”的。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涓生的悔恨显然只是出于涓生的立场，是打了折扣的，不自信也不彻底的，他毕竟未能也不敢触及私心。于是对涓生的道德谴责也就油然而生。这就是为什么读者会更多地同情子君。
表面上“我”（涓生）是叙述者，其实小说作者是隐藏着的另一叙述者，两者的立场显然是有差别、有距离的。这种距离就可能在阅读中产生观照，引发对涓生行为的观察、思考、批评与谴责。潜隐的叙述者有意让表面叙述者（涓生）的悔恨记录（手记）不那么“完整”，留下某些矛盾与缝隙，让细心的读者再深入发现其中的奥妙，想象涓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的内心世界到底怎样？他的所为哪些值得同情，哪些应当批判？这样，我们就走进了人物复杂而鲜活的内心世界。
在道德谴责之余，读者是可能会给涓生一些同情的。如果跳出来想，涓生对同居生活的逐渐厌倦也有可以理解之处。在涓生的感觉中，子君在同居之后变得“俗气”和“粗糙”了，“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第一着是求生，向着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也许涓生的表白是有点“推卸责任”，所谓“战士”之类，显得有些空泛。但应当看到，和子君比起来，涓生更加不能适应从恋爱的情感高峰降落到平凡甚至琐碎的日常婚姻（同居）生活这一现实，也就是说，子君可以满足地“过日子”，但涓生不能。这就是他们的差别。
“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我们并不否认这是真理，但这话从涓生口中说出，总使人感觉到某种“性别的差异”——男人的情感更容易多变。
小说的潜隐叙述者对这一切都不做直接的评判，而是制造某种距离，让细心的读者有些超越，去发现与体味人生的种种情味，这正是《伤逝》艺术的高妙之处。
鲁迅的创作往往把自己也“烧”到里边。《伤逝》中也有鲁迅自己。不只是为“五四”式的爱情唱挽歌，还写出“涓生”式的两难：当涓生明确意识到与子君之间只剩下无爱的婚姻以后，如果不说出真相，即是“安于虚伪”；说出，则意味着“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对方，而且确实导致了子君的死亡。无论怎样选择，涓生都不免空虚与绝望。而这“两难”何不是鲁迅所深有体会的人生困境？鲁迅逝世前还写了一篇《我要骗人》，表露了他渴望“披露真实的心”，却还要“骗人”的矛盾与痛苦。不过，这样来读《伤逝》，又太“哲学”了。
（本文选自《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