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孔乙己》在提到“孔乙己”名称的来历时说：“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上大人孔乙己”在字面上的确是似通非通令人似懂非懂的话，那么，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鲁迅全集》在“描红纸”的注释中这样说：“一种印有红色楷字，供儿童摹写毛笔字用的字帖。旧时最通行的一种，印有‘上大人孔（明代以前作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这样一些笔画简单，三字一句和似通非通的文字。它的起源颇早，据明代叶盛的《水东日记》卷十所载：‘上大人丘乙己……数语，凡乡学小童临仿字帖，皆昉于此，谓之描朱。’大概在明代已经通行。又《敦煌掇琐》（刘复据敦煌写本编录）中集已有‘上大人丘乙己……’一则，可见唐代以前已有这几句话。”（《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461—462页）
应该说，《鲁迅全集》的这条注释很详细，但依然让人感到“似懂非懂”，并没有解决“上大人孔乙己”的含义问题。早在九十年前，就已经有人探讨这句话的出处和含义了。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陈子展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再谈孔乙己》一文，其中引述若璋着《屏俗诗源》一书中“上大人”一条，证明“上大人丘乙己”这段话在唐宋时期即已流行，南宋普济主编的《五灯会元》中引了这段话的全文。陈子展文中还提到，明代文学家、书法家祝允明在其笔记《猥谈》中对这段话进行了解读。按照祝允明的说法，这段话实际是孔子本人写给父亲的一封信，认为“上大人”为一句，“孔（丘）”为一句，乃孔子自称也。“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为一句，言一身所化士有如士者如此数也。“小生八九子佳”为一句，盖八九乃七十二，言三千人中七十二人更佳也。“作仁可知礼”又为一句，“作”犹“为”，“仁”与“礼”相为用，七十子善为仁，其于礼可知也。
这样，问题似乎就解决了。
祝允明的断句和解读固然具有一定的道理，但经不住推敲。首先，把这段话说成是孔子写给他的父亲的信，则大错而特错。因为，孔子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叔梁纥已经五十五岁了。孔子设立私塾，教化三千余名弟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推想，孔子在完成了教化三千余名弟子的使命之后，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他的父亲绝不可能活过一百岁。其次，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也是后人的统计，孔子生前不可能知道弟子未来的成就，更不可能断定有哪七十二人能够成才。第三，将“小生八九子”当作“七十二贤人”过于牵强，而且和前面的“七十士”重复。因此，“上父书”一说难以成立，将“八九子”理解为“七十二贤人”也说不通。由此推断，“上大人”应为后人对孔子的敬称。“上”可以理解为尊长或在上位的人，如《论语·学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上”也通“尚”，表示崇尚、尊崇。
由此看来，描红纸上的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塾师对学生的勉励，断句为：上大人孔（丘），乙（当为“一”，俗写为“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意思是至高无上的孔子以一己之力，教化了三千名弟子，其中有七十位（当为概数）品行突出。你们这八九个学生，都很有出息，只有不断地践行“仁”，才能知道“礼”。
古代的一些私塾先生大多不学无术，无法明白这段话的含义，于是便机械地断为三字一句让学生来念诵，这就成了似懂非懂似通非通的糊涂话。鲁迅将其作为小说《孔乙己》主人公的名字，以此来衬托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最终潦倒至死的那位读书人，也就再合适不过了。
一九三三年五月间，鲁迅在由野草书屋出版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卷末刊出了一则“《文艺连丛》——的开头和现在”的广告，广告中介绍了已经出版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和《解放了的董·吉诃德》之后，还向读者预告了“正在校印中的”两本书，即《山民牧唱》和《NoaNoa》。关于《山民牧唱》，广告语最后说“不日出书”。但是，鲁迅生前，这本书并没有出版。其原因是鲁迅身体状况不佳，加之诸事缠身，无法集中精力完成。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鲁迅在致韩白罗的信中说：“《山民牧唱》尚不知何日出版，因为我译译放放，还未译成。”直到鲁迅去世之后，这个译本才收入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八卷。其中有一篇《钟的显灵》已列入目录，但没有译出，因此是一个不完全的本子。一九五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鲁迅全集》的纸型出版了单行本。
关于《Noa Noa》，广告语是这样写的：“法国戈庚作，罗怃译。作者是法国画界的猛将，他厌恶了所谓文明社会，逃到野蛮岛泰息谛去，生活了好几年。这书就是那时的记录，里面写着所谓‘文明人’的没落，和纯真的野蛮人被这没落的‘文明人’所毒害的情形，并及岛上的人情风俗、神话等。译者是一个无名的人，但译笔却并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有木刻插图十二幅。现已付印。”（《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484页）
罗怃是鲁迅的笔名，这是鲁迅自己预告了自己已经翻译完成了这本书，而且已经付印，不日即可与读者见面。但是，在鲁迅的翻译作品中，却找不到这本书，而且，在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中，也没有这本书出版后赠送友朋的记录。
实际上，这本戈庚（现通译为高更）的书，鲁迅并没有翻译出来，当然也就没有出版，等于“失信于读者”。
鲁迅为什么没有兑现这个承诺呢？原因是没有找到预想的母本。
《Noa Noa》是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高更的一部见闻录，原文为法文。鲁迅不懂法文，因此想借助德文译本翻译成中文。为此，鲁迅委托增田涉在日本寻找这个译本，增田涉没有找到，只为鲁迅买到了一本法文原版。鲁迅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日记：“得增田君所寄原文《NoaNoa》一本。”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鲁迅在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说：“我找的书是法国人Paul Gauguin 所著《Noa Noa》，系记他的Tahiti 岛之行，《岩波文库》中也有日译本，颇有趣。我想读的却是德译本，增田君曾代我从丸善到旧书店都寻遍了，终于没找到。于是他寄来法文本一册，我却看不懂。我想东京现在未必有，并且也不那么急需，所以不必拜托贵友。”
可见，由于没有找到德译本，鲁迅又不想根据日译本翻译，因此这个计划只好落空。由此，《鲁迅全集》似应在“现已付印”下加一注：“鲁迅原计划据德译本翻译，因未找到母本，此书未能翻译出版。”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说：“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
或许，鲁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没有找到原信，只是凭印象复述了柔石信的内容。实际上，这封信被鲁迅保存了下来，现藏上海鲁迅纪念馆，并被列为二级文物。这封信写在一张长19〇毫米、宽118毫米的普通白纸上，横式书写，内容如下：请将此信挂号转寄至闸北横浜路景云里23号王清溪兄收。
清溪仁兄：
在狱已半月了，身上满生起虱来了。
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脸堂青肿，使我每见心酸！望你们极力为我俩设法。大先生能转托得一蔡先生的信否？如须赎款，可与家兄商量。总之，望设法使我俩早日脱离苦海。下星期三再来看我们一次。借钱给我们。丹麦小说请徐先生卖给商务。
祝你们好！
雄 五日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鲁迅于上海——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文物提要选》，上海辞书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136页）
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等五位青年作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的，这封信，写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五日。
景云里23号原由鲁迅和许广平居住，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鲁迅和许广平迁入18号，23号便由柔石迁入，同住的还有柔石的同乡王育和。王育和原名王乘中，笔名王清溪，浙江宁海人。一九二六年毕业于上海麦伦书院英文系，一九二七年返乡与柔石共同创办宁海中学，任英语教员兼完全小学校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五月宁海亭旁农民起义失败，因受牵连而亡命上海，一九二九年起任上海沙逊大厦永昌洋行职员。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柔石被捕后，二十四日便写信给王育和寻求帮助。第一封信除了说明狱中的情况和没有透露鲁迅的地址外，是要洋铁饭碗。王育和收到信后，立即通过周建人将信件转给鲁迅并奔走营救，但没有效果。
在第一封信中，柔石除了忧虑“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之外，精神上还较为乐观，虽然被戴上了镣铐，但并没有受刑，自信尚不至死，因此还跟着殷夫学习德文，并请转告鲁迅不必惦念。但二月五日的信则完全处于一种恐惧和绝望之中。身上长满了虱子，饥寒交迫，痛苦不堪，冯铿面部浮肿，是受刑所致，还是饥饿所致，柔石没有明说。求生的本能使柔石想到由鲁迅出面，请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出面致信当局，将他们保释出狱。或是以交赎金的办法使“他们脱离苦海”，因此想到了向自己的哥哥求援。柔石信中所说的“下星期三”是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一日，那一天也许是监狱规定的探监的日子，柔石希望王育和借给他们一些钱，用作监狱内的开销。同时还想到将自己翻译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卖给商务印书馆，希望得到一笔稿费。
不幸的是，无论是请蔡元培出面，还是缴纳赎金，还是到监狱探望，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二月七日夜间，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五位青年作家，就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那一年，柔石二十九岁，殷夫二十二岁，胡也频二十八岁，李伟森二十八岁，冯铿二十四岁。正如鲁迅所说：“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柔石在狱中的第二封信可以作为国民党当局残害青年作家的一个铁证，也可以成为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的一个注脚。